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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夫纳 ：1946年，您加入波兰的共产主义党派，波兰工人党（PPR），比当时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教书，后来于2009年去世的哲学家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早一年。
鲍 曼 ：在入党这件事情上，柯拉柯夫斯基和我并没有合计过。那时我们互不认识，也没见过面。回头去看，在我们回忆当时——先是在波兰，然后是流亡，最后在 1989 年柏林墙倒塌后——的感觉时，我们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我们都曾相信，1944—1945年波兰工人党人的计划，是唯一能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国家可以摆脱战前的落后和战争动乱的东西；它是唯一能够解决道德堕落、文盲、贫困和社会不义这些民族问题的计划。波兰工人党想给赤贫的农民土地，改善工厂里工人的生活条件，把工业国有化。他们想提供全民教育——实际上他们也信守了这个承诺。他们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并且，虽然当时经济上有裙带关系的问题，但文化是繁荣的：波兰电影、波兰戏剧和波兰文学都是一流的。今天的波兰就不再是这样了。在我的小书《生活的艺术》（ The Art of Life ）里……
哈夫纳 ：一本很棒的书，在您的书中，是我最喜欢的一本……
鲍 曼 ：在这本书中，我阐明了这样一个想法，即人生的旅途基于两个相互影响的因素。一个是命运。“命运”是那些我们无力掌控的东西的简称。另一个是命运提供的实际的选择。在哈林区出生的纽约姑娘和在中央公园附近出生的姑娘的命运不一样。她们可以做的选择也不一样。
哈夫纳 ：但她们都有选择，都可以选。那么，是什么决定了一个人试图实现哪些可能性呢？
鲍 曼 ：性格。我们不能逃避命运让我们面对的实际的选择，但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这就是性格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有理由悲观，也有理由乐观：悲观，是因为对我们敞开的可能性有着不可逾越的限制，即我们所谓的命运；乐观，则是因为和命运的情况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性格上下功夫。我不为我的命运承担任何责任；那是上帝的决定，如果你愿意这么想的话。但我要为我的性格负责，因为性格是可以塑造、净化和改善的。
哈夫纳 ：就您而言，情况是怎样的呢？
鲍 曼 ：我自己的路，和其他任何人一样，也是命运与性格的组合。我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就我的性格而言，我不会假装它是完美的，但我会为我做的每一个决定负责。那是不可逆转的。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事情，单靠命运本身不足以解释它。
哈夫纳 ：回顾您的人生，对于过去的事情，现在的您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
鲍 曼 ：我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不，我不回答这种问题。
哈夫纳 ：好吧。
鲍 曼 ：我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在我还很年轻，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写过一部小说，一部罗马皇帝哈德良的传记。在研究期间，我遇到了一个毕生难忘的句子。那个句子说的是，反思像“我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那样的问题毫无意义。它是这样说的：“要是特洛伊木马能下崽，那养马就很便宜了。”
哈夫纳 ：“要是”这个小词的强大和无能。
鲍 曼 ：当然，重点是特洛伊木马不能下崽，因为它是木头做的。这就是“我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这个问题的答案。要是你的做法不同，那后面的历史进程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不认为我自己的决定特别重要。它们是在时代的逻辑里做出的决定。我生命中发生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与我无关，也不是我引起的。在纳粹来的时候，我不得不逃出波兹南，不得不离开波兰，这些事情既不取决于我的欲望，也不是我的意志可以决定的。我自己决定的事情，是在战后加入共产党。考虑到当时的环境，也考虑到我自己的经验，那是我当时能想到、能做到的最好的事。不止我一个人相信这点，许多人，在当时也做了和我一样的决定——包括，比如说，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
哈夫纳 ：受您的影响加入波兰工人党的雅妮娜说过这样一件事。她说，在她发现自己向一位同志传递的关于她的一位女同事的信息导致该同事遭到排挤的时候，她无比震惊。她说，当时您给她的解释是，党“虽然充满了不值得信任的个体、无情的事业狂和不成熟的成员”，但依然是“支持社会正义的最强大的力量”，“要革命，就难免在无意间伤害到无辜的人”。可后来您的想法发生了些许变化。
鲍 曼 ：我和莱谢克差不多同时开始对波兰工人党祛魅，开始缓慢但不可避免地注意到理论与实践的脱离，并认识到言行不一的虚伪给道德带来的病态影响。我们只在一点上有所不同，那就是幻想还能把它拉回正轨，还能从内部纠正错误。我沉迷于这种想象的时间比莱谢克要长一两年，我至今还为这个事实而感到羞耻。不过，后来，在流亡中，我们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分歧。我从未加入过对立的政治阵营，更没有对之展现热情。我仍是一名社会主义者。
哈夫纳 ：您曾在红军波兰师服役，战后还在波兰内部安全部队（KBW）任过职。当时除军事训练外，是不是还要接受政治教育？
鲍 曼 ：只要反抗德国占领者的战争还在持续，这样的教育就很少。当时的唯一目标是结束德国对波兰的占领，之后波兰会怎样，还是一个次要问题。军事行动一结束，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波兰内部安全部队士兵代表了波兰人口的一个横截面。因此，观点和倾向的不同，反映了波兰社会内部的分裂。除常见的士兵美德，政治指示的主要主题是“波兰人最需要的是哪个波兰？”这样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马列主义与资产阶级哲学”可能是学界的主题，但在士兵那里，问题是“工厂归谁？”和“耕地归谁？”。
哈夫纳 ：2007 年，德裔波兰历史学家波格丹·穆西亚尔（Bogdan Musial）攻击您是KBW成员，但他没找到任何证据证明您参与过谋杀、折磨或间谍活动——KBW被指控有这样的活动。
鲍 曼
：穆西亚尔在《法兰克福汇报》（
Frank
furter Allegemeine Zeitung
）上发表的文章里提到的那些真事不是新闻了。每个人都知道我在1946—1967年间是共产党员，以及我在所谓的“军方内部”
服务过几年。他的文章真正披露的只是我也为军方的情报部门工作过。当时我才十九岁，并且也只干了三年。我从未公开过这点，因为我签过一份保密文件。
哈夫纳 ：当时您的任务是什么？
鲍 曼 ：没什么特别的：无聊的办公室工作。我在宣传部。我得为新兵的理论和实践教育准备材料，写意识形态宣传手册。幸运的是，对我来说，这很快就结束了。
哈夫纳 ：穆西亚尔引用的一份调查是这样说“线人塞米昂”——你的代号——的：“他的信息很有价值。由于他是闪族出身，行动不能用他。”您的任务是收集政权对手的信息吗？
鲍 曼 ：他们很可能期待我这么做，但我不记得提供过此类信息。我就在办公室里——确切来说，不是那种你会经手这种信息的地方——坐着写东西。穆西亚尔没说的是，虽然我可能为军方的情报部门工作了三年，但我也被安全局监控了十五年。我被人监视，有人写关于我的报告，我的电话被监听，我住的地方被装上了窃听器，等等。因为我是波兰政权的批评者，所以我被赶出了军队，后来又被赶出了大学，并因此被赶出波兰。
哈夫纳 ：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雅妮娜描述了您和您的家人是怎样被跟踪和虐待的。为和她结婚，您需要您在军队的上级兹基斯瓦夫·比布罗夫斯基的许可。
鲍 曼 ：我从比布罗夫斯基那里学会了怎样区分健康的社会机体和癌变的赘生物。他让我大开眼界，看到了我全心全意坚持的社会主义理念和波兰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早在我被迫离开波兰之前，我就发现这个东西很难理解了——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比布罗夫斯基向我展示了，在当时的波兰忠于社会主义的理念要求你竭尽全力为反对它被稀释和腐化而斗争。这一课我永远难忘。
哈夫纳 ：雅妮娜写道，1952年，比布罗夫斯基被撤职，因为他是犹太人。
鲍 曼 ：我怀疑，无论如何，迟早他都会走，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是最优质的知识分子，一个思想开放、能够批判思考的人，他把有类似品质的年轻军官集聚到自己身边，保护他们免遭“清洗”。在国家安全局迅速专业化的语境中，他被认为是不称职的。他以自己的信念，坚持共产主义，他反对它被滥用。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既想为政权服务，又想保留自己的人性，并因此想保护其他人的人性。但“Amicus Plato，sed magis amica veritas”，就像被归到亚里士多德名下的那句话说的那样——我爱柏拉图，但我更爱真理。比布罗夫斯基回归自己的专业，做了工程师。之后不久，他保护过的那一小群人仿效了他的先例，我就是其中之一。
哈夫纳 ：您也不是自愿离开的。1953年1月，您被判定为在政治上不可靠并被迫退伍。两个月后，约瑟夫·斯大林去世。当时斯大林甚至在西方也被誉为“伟人”，一个——就像雅妮娜回忆的那样——用“铁拳粉碎法西斯主义者”的人。 [2] 斯大林的死给您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鲍 曼 ：巨大的冲击。毕竟，我和许多比我聪明得多的人一样，十三年来一直活在这个人投下的巨大的影子下——一直在大体上相信他的智慧，依赖他的判断。哪怕如今我们已经了解斯大林政权的心理学，我还是觉得很难完全理解这种智识上的窒息。人们写了很多关于围绕斯大林的狂热崇拜的书。人们细致入微地描述过这个现象，人们也普遍承认，它不可理解得让人无望。要熟悉这种个人崇拜的经验，你能做的，比读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要糟得多。尽管确切来说，她也没有能力给出一个解释，但她是最接近的，她几乎把握到了那个现象。她把谜道破，使没有亲历过的人也能瞥见其复杂性。除此之外，眼下这个噩梦也在困扰我：在不远的未来，这样的崇拜可能又会在西方流行起来。
哈夫纳 ：您在多大程度上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
鲍 曼 ：我相信，使我转向共产主义的，不是什么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关于价值理论或工人阶级的解放等的观念。我不是通过哲学或政治经济学的门进入马克思主义的。相反，关键是一种对现状的理解，这种理解结合了一种浪漫主义的、反叛的看法，一种对于历史及我们年轻人必须扮演的角色的看法。莱谢克说得很漂亮，我们都被“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平等与自由王国”，以及那种“与巴黎公社成员、俄国革命时期的工人、西班牙内战中的士兵情同兄弟”的感觉吸引了。 [3]
哈夫纳 ：雅妮娜的回忆录告诉我们，在您退伍后，您觉得，创立百年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也需要一种新的诠释。今天，您的看法是什么？
鲍 曼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期，在一个和今天截然不同的情境中写作。但他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洞见，至今都还在指导着我的工作。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是对社会学，对其真正存在理由的辩护。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4] 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就立基于此。你可以用一辈子的时间来理解这个辩护。环境已经被创造出来了，但不是我们选的。问题在于它们是怎样出现的，它们逼我们做什么，我们怎样和它们打交道，我们怎样才能改变它们。我们怎样，在当代生活条件的压力下，在了解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有意识地创造历史？这是我们存在的秘密。
哈夫纳 ：具体而言，对您做的那种社会学研究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鲍 曼 ：具体来说，我受到了意大利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和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影响。我接受了他的那种进路，我称之为社会学诠释学（sociological hermeneutics）——注意，不要和作为社会学内部流派的诠释社会学（hermeneutic sociology）混淆。重点是人们接受的观念、他们遵循的指导原则。社会学诠释学意味着要反思社会的条件、环境和构成。我们是一个注定要思考的自然物种——智人（Homo sapiens）；我们会体验一个东西，而不只是用身体来经受它。经验是碎片化信息和虚假信息，我们试图从中得出认识，创造观念，再从观念出发制订计划。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专业诠释学从先前的观念得出今天的观念，在过去的基础上诠释它们，揭示它们是怎样任意地增殖、生产、交配的。但在我看来，事情不是这样发展的。我们必须从观念转向社会机体，试着去发现二者之间的关联。那个把我们分成不同的政治派系、党派，使我们加入和忠于不同势力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诠释相同的经验。葛兰西想到的是一种关于霸权观念——人们通常所说的常识——的哲学。霸权哲学不是哲学批判意义上的哲学。它不是由关于康德、莱布尼茨和此类人物的专题论文构成的。定见（doxa）是这样的想法：人们不会去思考它们，而是根据它们来行动。它们沉积于某处，形成我们感知世界的框架。多亏了葛兰西，我把生命中最美好的那部分时间用来破解主流的、霸权的观念，这些观念都是对人的生活境况的反应。我试图理解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突然变得流行起来，或者为什么人们对强大领导人的渴望会突然回归。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挑战。
哈夫纳 ：在苏联加入贝林格将军的部队并被派往前线时，您才十八岁。后来您又回到了波兰。战争的经验、故乡被蹂躏和破坏的经验对您产生了什么影响？听说在苏联的时候，你在空闲时学过物理学。
鲍 曼 ：我随在苏联建立的波兰部队回到故乡时，我的兴趣已经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我的所见所闻加快了这个过程。甚至在德国占领波兰之前，波兰就已经很穷了。许多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社会的不公骇人听闻。在德国占领波兰六年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人民一直被侮辱，土地被在上面推移的战线变成焦土。因此，我转向社会和政治研究并不奇怪。退伍后，我全身心地投入研究。
哈夫纳 ：德军镇压起义，杀死二十万居民，并把城市变成废墟。当时您所属的轻炮兵团，就驻扎在华沙外的维斯瓦河畔。1945年3月，您在科尔贝格之战期间负伤并被送进军医院，之后您又参加了柏林之战。您赢得了英勇勋章。确切来说，您获得勋章的原因是什么？
鲍 曼 ：我不知道。他们把勋章授予我的时候，我在军医院，我是之后才得知这件事情的，并且当时我联系不上任何提名我的人。我能告诉你的仅仅是，我绝不比其他数百名波兰士兵更勇敢。我认为，我参加城市战斗对攻占科尔贝格并未起到多大作用。
哈夫纳 ：那柏林之战呢？
鲍 曼 ：我5月3日从军医院步行抵达柏林。那是战斗的最后几天了，5月8日，德国人就投降了。
哈夫纳 ：在您的军旅生涯中，您有没有学到什么对您的思想研究有影响的东西？
鲍 曼 ：重建我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体验，有违背利奥波德·冯·兰克的要求——历史学应该“如实直书”——的风险。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我一直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如实直书。过去充满了影射和暗示；对思辨来说，就算未来没有任何定向点（points of orientation），过去也远比未来丰产。因此，我说的是我眼下的看法，至于我有没有把后来积淀的这个多层次的东西的最深层给揭露出来，我不知道，也没法保证。
哈夫纳 ：具体来说，当您在华沙担任社会学教授时，您年轻时的军事经验，特别是参与解放波兰的经验，对您最早的观念有没有影响？
鲍 曼 ：因为《洛杉矶书评》采访我时也问过相同的问题，在这里，我要重复我2014年的回答：“肯定有影响，不是吗？怎么会没有呢？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生活经验都会不可避免地在人的生命轨迹上留下印记，影响我们认识世界、回应世界和选择在世界上走哪一条路的方式。经验越强烈，影响越深刻。生活经验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矩阵，而人的生命旅程，就是这个矩阵可能的组合方式之一。不过，重点是，它们沉默地，也可以说秘密地、偷偷摸摸地，通过促成而非激发起作用；通过它们作为环境规定的选择范围而非通过有意识的、蓄意的选择起作用。波兰伟大科学家、“讲故事的人”斯坦尼斯瓦夫·莱姆曾半戏谑地尝试过创作一份意外的清单。这一系列的意外导致了那个名叫“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的人的出生。然后，莱姆根据清单来计算出生的或然率。他发现，从科学来说，他的存在近乎不可能（尽管其他人出生的或然率不比他高，同样无限地趋近于零）。所以，这里需要警惕：带着后见之明来重建选择的原因和动机有这样的危险，即把流动的说成是结构框定的，说发生的一切是逻辑——甚至是前定——使然。而事实上，发生的一切不过是一系列的既成事实而已，并且在当时，人们很少或者说根本不会去反思这些既成事实……
在这里，我回忆这些俗气而相当琐碎的真相是为了提醒你，你不能完全相信我在回答你的问题时说的话……
把战争和战后头几年的经验与后来成为我毕生学术兴趣的东西（恶的来源，社会不平等及其影响，不义的根源与工具，另类的生活方式的美德与恶习，人控制自己的历史的机会与限度）关联起来“理所当然”。但“理所当然”就对吗？了不起的波兰作家维耶斯瓦夫·梅什利夫斯基（Wies
aw Mysliwski＇）在他最后一本小说《最后一手》
[5]
中，不仅用精美的散文讲述了一个迷人的故事，还用很长的篇幅来思考鲁莽、傲慢的人在自以为有序、全面、可靠地重建和重述自己的人生经历时会遭遇的各种陷阱与埋伏、考验与磨难。他在书中写道：
我随意地活。不觉得自己是事物的秩序的一部分。我活在碎片中，活在当下，我随机地经历每一个事件，随波逐流。我经常会有这样的印象，有人把我生命之书上的大部分内容给撕去了，因为这些内容一片空白，或者说，因为这些内容不属于我的生活，而是属于别人的生活。
但他提出这个问题——“有人会说：‘那么记忆呢？记忆不是我们的自我的守护者吗？记忆不是给了我们自己是自己而不是别人的感觉吗？记忆不是让我们变得完整，给我们打上了印记吗？’”——只是为了回答：“好吧，我不会建议你相信记忆，因为记忆全凭想象，因此它也就不可能是关于我们的真理的可靠来源。”我谦恭地接受这点。
马丁·杰伊曾说，我对流动的现代性的诠释，也受到了我自己的生活经验的流动性的影响。在我的人生故事中，我一直是鸟，而不是鸟类学家（而我们知道，鸟在鸟类学记录中并不是特别重要）。我真的不觉得，我有资格超脱这个相当平庸的说法：我对自己所处、所经历过的环境的脆弱性的体验，一定会对我看到的东西和我看待事物的方式产生影响，不是吗？ [6]
哈夫纳 ：在德国入侵波兰两周后，您一家人乘最后一列火车逃到了苏联。差不多三十年后，您不得不再次逃离您的故乡波兰。您一开始在以色列寻求庇护，然后又搬到了英国，在那里一直待了下来。您能清点一下您的人生旅途经历过哪些阶段，住过哪些地方吗？
鲍 曼 ：要把它们都列出来那就太多了。在华沙，我们——我爸妈、我姐和我——住在普鲁斯街17号一个租来的公寓。然后我们逃到了莫洛杰奇诺，也就是今天白俄罗斯的马拉奇耶克纳市，但当时它被红军占领，并按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被并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那里，我们住在一个农庄的一个房间里。1941年，在德国人占领那个城市之前，我们又逃到了高尔基（今天又叫回了下诺夫哥罗德）北部的区域中心沙胡尼亚。我们从一个寡妇那里租了一间很小的没有窗子的房间。战后，1948—1954年，雅妮娜、我们的大女儿安娜、我，以及我父母住在华沙桑多梅日斯卡街上的一个三居室公寓。在那之后，雅妮娜和我搬到统一大道的一个两居室公寓，然后又搬到诺沃特基街，也就是今天的安德尔斯将军街。我们在那里一直住到了1968年，我们不得不移民时。在特拉维夫待了一阵后，我来到了英国，搬到了利兹的劳斯伍德花园1号，我也将在这里死去。起初，我和雅妮娜、两个女儿、岳母一起住，然后只有我和雅妮娜了。今天，我和我的第二任妻子阿莱克桑德拉·亚辛斯卡-卡妮亚一起住。
哈夫纳 ：1957年，在完成博士论文后，您拿到一笔来自美国的资助，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一年。雅妮娜写道，您住在地下室一个黑暗且阴冷潮湿的房间里，以吃奶酪和馅饼维生，挣扎着学习英语，思念着家人。她说您很悲伤，感觉孤独得要命，您把钱省下来，好让雅妮娜来看您。
鲍 曼 ：对，一开始我挺绝望的。
哈夫纳 ：雅妮娜说后来情况有所好转。她来看您的时候惊奇地发现，在海德公园著名的演说角集会反对政府的人竟然不会因此被逮捕。
鲍 曼 ：我们非常享受一起在伦敦生活的那个月。
哈夫纳 ：雅妮娜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饱受战争蹂躏的波兰，工作很好找。建筑工地、工厂、钢铁厂、办公室、机关部门，到处都需要人手。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任何限制。1948年，您开始在华沙学习。当时——在战争结束三年后——大学的情况怎么样？
鲍 曼
：我上的是社会与政治学院，它的教员是临时凑出来的，大多相当平庸。当时没有教科书，别的书也很少。上课的时间是晚上，因为大多数学生要工作。我认为我在那里没学到多少东西。唯一的好事是我在那里遇到了雅妮娜。我真正的教育是在拿到本科学位后，在研究生阶段，在我读硕士的地方——华沙大学开始的。在那里，我的老师们是斯坦尼斯瓦夫·奥索夫斯基（Stanis
w Ossowski）、朱利安·霍赫费尔德（Julian Hochfeld）、塔德乌什·科塔尔宾斯基（Tadeusz Kotarbiński）和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级别的研究者。
哈夫纳 ：您博士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鲍 曼 ：所谓的“文化学”的巴登学派的两位德国哲学家——威廉·文德尔班和海因里希·李凯尔特——的思想研究。他们都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启发。他们的思想是一种强调价值的新康德主义哲学。
哈夫纳 ：雅妮娜写道，作为普通军官，您“热爱戏剧”。当时，共产主义华沙的舞台上都演过什么戏？
鲍 曼 ：当时，戏剧在波兰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德国几乎把华沙夷为平地之后，剧院是最早修复的建筑之一。艺术得到了当时掌权的知识分子在财政上的慷慨支持——这是波兰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你可以看到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欧仁·尤内斯库、路易吉·皮兰德娄的戏，演员和导演都很棒。至于电影，则以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卢奇诺·维斯康蒂、朱塞佩·德·桑蒂斯、罗伯托·罗西里尼、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费德里科·费里尼的作品为主，但也有东德、捷克和匈牙利的年轻导演的作品。还有路易斯·布努埃尔，以及像让·雷诺阿那样的经典法国导演的作品。
哈夫纳 ：您小时候希望自己长大以后干什么？
鲍 曼 ：我自幼就对物理学和宇宙学感兴趣。我想一辈子研究它们。如果没有如此强烈地接触到人的非人潜能的话，我很可能会成为一名物理学家。但是，目睹被轰炸得满是难民的街道的经历，绝望地躲避逼近的纳粹军队的经历，以及流亡的痛苦——同时也是拯救生命的奇迹体验，这些把我变成一个流浪者，唤醒了我对人的多层次、多样的生活方式的兴趣。不过，我不曾放弃过对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兴趣。
哈夫纳 ：您小时候读书吗？
鲍 曼 ：一开始，读男孩子读的那种书：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杰克·伦敦、赞恩·格雷、卡尔·梅（Karl May）、儒勒·凡尔纳、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大仲马和波兰的作家如科尔内尔·马库申斯基（Kornel Makuszyński）写的一切。然后是波兰所有的，几乎是所有的经典，也包括散文和诗歌：亚当·密茨凯维奇、博莱斯瓦夫·普鲁斯、亨利克·显克微支、斯特凡·热罗姆斯基、艾丽查·奥若什科娃、尤利乌什·斯沃瓦茨基等。但在我们逃离波兹南的两三年前，我告别了儿童文学。维克多·雨果、查尔斯·狄更斯和列夫·托尔斯泰——只说几个最重要的名字——的书成了我的新食粮。
哈夫纳 ：您小时候父母会读书给您听吗？
鲍 曼 ：我父亲会在睡前读书给我听。晚上八点钟下班回来的时候，无论多累，他都会先读一章给我听，然后才上床睡觉。因此，他对印刷出来的文字的尊重和激情也感染了我。我只给你说几个我确定记得他给我读过的书的作者：儒勒·凡尔纳、安徒生、塞尔玛·拉格洛夫和斯文·赫定。我对到北方而不是到南方去旅行的偏好就要归功于斯文·赫定这位重要的瑞典探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