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学习书法，除临摹古代名迹而外，一般说来，没有其他方法。所谓继承传统，就是要我们吸收古代名迹的长处，在摹习基础上孕育变化，开创新风格。离开古代名迹，便难以下笔。
古代没有照相传真方法，只有依靠石刻，拓墨流传，那就是碑帖。
现在先谈碑。碑，最初在庙里是扎放牺牲的石头，在墓上是安卸棺材的石头，都没有文字。后来才有刻字的。最后凡是刻字的石头都叫做碑。直到现在，说起“碑刻”，就包括庙碑、墓碑、墓志、造像、经幢……在内。广义地说，还可包括天然岩壁的摩崖题刻。古代石刻文字，今天能看到的最早是河南安阳出土的商代石簋断耳，有十二个字。汉代有所谓“书丹”，是用硃笔先写在石面上，然后照刻。传世曹魏《王基碑》拓本只有半截，世称《王基断碑》，其实是半截书丹后已刻，半截未刻，并非石断（出土时硃书还明显，后来都褪了）。书丹制度沿用很久。后世刻碑，是先在纸上写字，勾摹上石，这样对书法家来说就方便得多。估计赵宋时代勾摹上石之法已经普遍通行。
碑面书丹，经过刀刻，能否保证传真，是一个问题。今天看到有些碑志造像字画方峻，锋棱毕露，不像毛笔所写。一九三〇年西北科学考查团从新疆吐鲁番获得相当于西魏时代的高昌国《画承及妻张氏墓表》，前五行志画承本人，书丹后已付刻，并且字沟中填了朱。后三行志其妻张氏，只书丹，未刻，朱迹显明未剥落。后三行朱书各字，落笔收笔纯任自然，与我们今天运笔相同。前五行经过刀刻，就笔笔方饬，不像毛笔所写。前后对照，证明有些北碑戈戟森然，实由刻手拙劣，信刀切凿，决不是毛笔书丹便如此。
三国 《王基断碑》
汉高昌墓砖
总之，写与刻是两道手续。字经过刻，不论是书丹或摹勒，多少总有些差异，有的甚至差异极大。我们学碑，必须估计到当时刻手优劣，才不会上当。
帖，本来是指帛书，后来扩大范围泛指一般笔札，包括书信及其他小件帛书和纸书。五代以后公私汇编历代名家书迹摹勒上石，以广流传，称为法帖，也简称为帖。刻帖未发明以前，唐人复制古代名迹有好几种方法：
一、摹写：将新纸覆在名迹上面，照样映摹。
二、双勾廓填（简称勾填）：将新纸覆在名迹上面，依笔勾取轮廓，先勾出“空心字”，然后用墨填实。
三、硬黄：据说置纸于熨斗上，用黄腊涂匀，透明似明角，便于摹写，也便于钩填。因涂黄腊后纸质变硬，所以叫硬黄。
四、响拓：据说在暗室中开一窗洞如碗大，太阳光照到窗洞，挂起古帖与新纸照样映摹。因为古帖绢纸多暗黑，非如此不透明，不易摹取。
五代南唐国开始检取宫中收藏的历代名家墨迹勾摹刻石，这就是《澄心堂帖》，不过没有流传下来。北宋太宗淳化年间摹刻《秘阁法帖》（简称《阁帖》）最有名，后来还有《潭帖》、《绛帖》、《秘阁续帖》等不少汇帖出世，大量传拓，学者称便。从此书法界勾填、硬黄、响拓的技术逐步减少。“汇帖兴而摹拓亡”，这是书法史上一件大事。
总之，古代的碑都是先用朱笔写在石面，然后依朱照刻。他们写的目的专为了刻。帖的底本则是通常手札、散绢零纸，原来并非为刻石而写，后世为保存和推广流传，才选它摹勒上石。前者统称为“碑”，后者统称为“帖”，性质完全两样。但作为后世学习书法的范本，两者是一致的。
石刻以外可作书法范本的主要有下列几类：
一、甲骨文，商代卜课用的龟甲兽骨上所刻文字。
二、金文，也叫青铜器铭文，旧称钟鼎文。商、周两代青铜器上范铸的文字（先刻在泥范上，然后翻铸），少数也有直接刻在铜器上的。
《淳化阁帖》
《绛帖》
商周 甲骨刻辞
战国 《秦公簋》
三、历代真迹，包括竹简、木简、绢素、纸张以及少数器物上的手写文字，大多数是墨笔，偶然也有朱笔。
真迹是最上等书法范本，比任何碑帖都好。
睡虎地秦简
明以前习字范本主要是帖。清代中期以后，金石学大发展，新发现的汉、晋、南北朝石刻极多，其中确有“神品”、“妙迹”，书法界厌弃“帖学”，崇尚“碑学”（帖学碑学的名称是后起的），成为一时风气。
北碑南帖的说法，创自阮元（嘉庆、道光时人）。阮元著《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两文，轰动一时。他认为正书行草可分南北两派：南派由钟繇、卫瓘传给王羲之、王献之……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传给索靖、崔悦……欧阳询、褚遂良。他又说北派书家长于碑榜，南派书家长于启牍。阮元在当时学术界地位很高，他在上提倡，给予全国学者的影响极大。直到清末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才开始批评他的话不全面。康有为说：“北碑中若《郑文公》之神韵，《灵庙碑阴》、《晖福寺》之高简，《石门铭》之疏逸，《刁遵》、《高湛》、《法生》、《刘懿》、《敬显儁》、《龙藏寺》之虚和婉丽，何尝与南碑有异。南碑所传绝少，然《始兴王碑》戈戟森然，出锋布势，为率更（欧阳询）所出，何尝与《张猛龙》、《杨大眼》笔法有异哉。故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达（元）之为是论，盖见南碑犹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也。”
北魏《郑文公碑》
北魏《石门铭》
隋 《刁遵墓志》
隋《龙藏寺碑》
北魏 《张猛龙碑》
北魏 《杨大眼造像记》
我基本上同意康有为的意见，阮元将钟繇、卫瓘以后的正书行草硬分南北两派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重碑抑帖之论，阮元首先提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格外强调。
阮元说：“宋帖展转摹勒，不可究诘，汉帝、秦臣之迹，并由虚造，钟、王、郗、谢，岂能如今所存北朝诸碑皆是书丹原石哉？”（《南北书派论》）
康有为说：“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更不待论。……流弊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物极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后，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已也。”（《广艺舟双楫·尊碑篇》）
两人的话，有他对的一面，也有他不对的一面。“汉帝、秦臣之迹，并由虚造”，《阁帖》所收材料，有的凭空伪造，有的传摹失真，主编人王著学识不够，上了大当，这是事实。钟、王、郗、谢诸帖，钟帖辗转传摹，多少有些问题。王门各家以及郗鉴、谢安等帖，其中也偶有羼入伪品，鉴定不是顶精确，也是事实。但北朝碑刻包括造像在内，其中书迹有好有坏，差别很多，不似汇帖内容一般都经过选择。何况原石书丹，经过刻工之手，未必件件能保持原样。北魏、北齐造像最多，一部分乱凿乱刻，大失真面，又一部分连写手也不佳（如《广武将军碑》、《郑长猷造像》），我们不能以为“凡古皆宝”。刻手优劣一层，阮元、康有为两人好像都没有想到。他们认为凡碑皆好，这是偏见。今天我们看到历代书法的直接资料与间接资料都比阮元、康有为看到的丰富得多，证明他们的话是有局限性的。
康有为书中有《尊碑》、《备魏》等篇，《备魏》篇陈述“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的看法。他书中并且标立“碑学”、“帖学”的名称，说“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把碑与帖对立起来，那也是偏见。明朝人对帖学功夫最深，书法名家如祝允明、文徵明、王宠、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继承宋、元传统，大有发展。这一事实，我们不能熟视无睹。清朝前期书法衰落（王铎还是明朝旧人），主要原因在于清代统治阶级借以笼络知识分子的科举制度格外严密，一般知识分子从小就学习“馆阁体”小楷，注意端正匀净，不许有破体俗体，过分拘谨的结果，失去了艺术意味。
书法上的所谓碑学，应包括秦篆汉隶在内。世推邓石如为碑学第一家，他的成就，主要是篆、隶，楷书犹在其次。清朝一代书法名家，前期数王铎，中期推伊秉绶、邓石如，晚期有赵之谦、吴昌硕、沈曾植、康有为。中晚期书家都是得力于碑学或参法碑学的，他们在我国的书法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对书法艺术的发展有或多或少的推动作用，篆隶与榜书，还超过元、明两代。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书法艺术，不能厚古薄今。
我们学习书法，应当兼收原帖的长处，得心应手，神明变化，没有止境。我们对待历史碑帖，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吸收其精华，扬弃其糟粕，决不可盲目崇拜，也不能一笔抹煞。
【导读】本文主要探讨了碑与帖的关系与区别，并进而探讨了清代的碑学、帖学之争。沙先生认为就碑而言，碑面的书丹，经过刀刻，不能保证传真，学碑必须考虑刻手的优劣问题。而摹刻法帖的人一般技术较好，宋、元、明时代书界极重视法帖。而关于清代北碑南帖、碑学帖学之争等问题，沙先生认为阮元、康有为等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观点也有偏颇之处。我们学习书法，当兼收碑、帖之长，神明变化，融为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