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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书学泰斗沙孟海先生，不但书法卓迈绝伦，开一代崭新格局；在书学理论方面也是“广开风气”，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即以书学冠绝一时。上世纪二十年代年轻的沙孟海，在书法创作方面所具有的知名度，竟还不如他在少年英锐时期因在书学理论方面的开拓而独享大名——1927 年他在《东方杂志》发表的《近三百年书学》长篇论文，竟被史学巨擘顾颉刚认为是新学术以来在书法史方面唯一可称道的成果，足可证明沙孟海先生学术形象的树立与被业界公认，远远早于他的书法艺术形象的树立与被公认。由是，今天我们看沙孟海先生，与当年沙孟海先生的成长过程，是正好相反的路径。今天我们是先认定沙孟海先生是一位不世出的书法大师，是巨擘；学术似乎只是支撑他成为大师的主要要素而已。但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末，沙孟海先生首先是被作为一个学者来定位的——当时他在书法界，是众多高手之一，但并不具有特殊的高位；而在书学理论研究方面，他却以《近三百年书学》而成为书法从古典札记向现代学术论文研究转型的标志性人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这样的标志性人物只有他一个。从康有为到张宗祥再到于右任、祝嘉都无法取代他。而从宗白华到邓以蜇等，却又都后起于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转折期的前后对比中，才能看出沙孟海先生当年的作用、地位与影响。
遍观沙孟海先生的书学，有一个特征十分清晰，即他每有发表，必指向一个学术上的“创新点”。他基本没有无病呻吟式的老生常谈，更没有仅仅是抄录沿袭的现成常识介绍。作为一个学者，沙孟海先生有着极高的学术品质——以思维引领学术研究。但凡有论文提出，必有新观点统辖。这几乎已成为一种在当时十分稀缺、罕见的标志：沙孟海先生独有的标志。它代表了沙氏学术的价值观与方法论特征。
这是沙孟海先生在二十多岁时在中国当代书学史上的定鼎之作。1927年之际的中国文化，正处于大转型时期。旧的学术习惯尚未有消退，新的学术规范与理念正方兴未艾。两者之间的犬牙交错，在历史学、文学方面体现得非常充沛与透彻。而在书法领域中，则基本上是“旧学”一统天下——以随笔札记、即兴评论为基本方法的“古典书论”式著述，还是非常主流、大家都习以为常的做法。但沙孟海先生以其当时的少年意气与精进锐气，毅然为天下先，依托“新史学”所带来的新气象，为有清三百年的书法发展历史轨迹作了首次清晰的系统梳理。它的清理不是随笔札记式或零篇散帙式的，而是以一个时间序列分门别类进行归纳整理出来的。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史家意识与学术归纳能力，是许多旧史家尤其是旧式书法史家所无法望其项背的。比如，在有清三百年史中，年轻的沙孟海提出了“帖学——以晋唐行草小楷为主”、“碑学——以魏碑为主”、“篆书”、“隶书”、“颜字”等等不同的类型，在其中又再细分如“帖学”的“二王统系”与“二王以外”等等，是在一个三百年时序中又细分各个不同艺术（书体书风）类型的复线型叙述脉络。这样的脉络，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来看，大家习以为常；但在 1927 年之时，尤其在书法史学界，却是石破天惊的大手笔。正因为如此，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才会在罗列民国初年历史学研究成果时，认定沙孟海的《近三百年书学》是能够列举的“专史”成果——在整个中国艺术史包括书法史尚无法进入宏观历史学视野之时，顾颉刚先生这样的评价，弥足珍贵。
沙孟海《履素鸿声八言联》
《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兰亭帖〉争论的关键问题》是沙孟海先生在“中日兰亭书法研究大会”上发表的论文，是他以非常认真的心情与态度撰写的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与其后他发表的《漫谈碑帖刻手问题》，构成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创新原点。
正是在大家都热衷于“碑”本身的最终效果、对“碑拓”进行各种学究式考订与古玩式赏鉴时，沙孟海先生以一个考古与文物学者的敏锐，转而去关注“碑帖”、“拓本”生成的原因与过程。他认为：碑版中“写”与“刻”是两道不同的工序，不能混为一谈。写法优美，刻工粗劣，最后的结果当然还是粗劣；写得一般平庸无奇，刻手精彩，照样可以使最后效果精彩。过去我们以为碑版拓本都是写的人的功劳，忽略刻手的作用，是一个极大的疏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兰亭论辩》纠缠不清，正是在于争辩双方皆以为两晋南北朝的碑版皆是“写”的结果，于是以此与同为“写”的《兰亭序》简单作比而定取真伪，却忘记了碑版还有一个刻手的“最终决定权”问题，于是一错再错。沙孟海先生最后有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刻手好，在魏时代会出现赵孟頫；刻手不好，《兰亭序》也几乎变成《爨宝子》。”锵铿有力，道前人所未道。
此论一出，曾经引起轩然大波。许多持旧传统旧思维的书家学者表示不以为然——因为古人与老师从没有这样教过，但沙孟海先生是从事实与道理出发、而不是从经验传统出发，故而他的每一步探索，其实都是在突破前人成见与定见。故而新见一出，必会有人不理解不接受。若干年过去，现在几乎没有人再提出有力的质疑了。不但如此，我们还继承了沙孟海先生的思想方法，把《兰亭》的讨论又推进了一步。比如从过去争论碑版的“写手”、“刻手”问题，推衍到墨迹摹本也有同样的“摹手”问题。2011 年冬的故宫“兰亭国际研讨会”上，我写过一篇《“摹”之魅——关于《兰亭序》与王羲之书风研究中一个不为人重视的命题》，即是讨论自沙孟海先生的“写手”、“刻手”问题之后的“摹手”的问题。用的正是沙老那种善于质疑常识、善于提出问题的优秀思想方法与学术方法。
沙孟海 《孙过庭〈书谱〉》摘句册
沙孟海 行草《苏轼诗扇面》
在当代书法理论研究中，沙孟海先生的又一项原创性成果，是他对古代执笔法的研究。我们过去谈执笔法，是多从学习书法的正确性角度出发，以实用的正与误来判断的。比如沈尹默先生即有关于执笔五字法的专门文字，至于一些书法入门书籍，则更是以“执笔”来要求学书者遵从清规戒律。执笔不准确，必定写不好字，成不了书法家。但沙孟海先生却从一个历史学家的立场出发，把古代执笔法当作一个流动的历史脉络来对待。他从古画北齐《校书图》中的画像执笔手势出发进行图形考证，又认真提示出执笔方法本无一定之规，但它受生活环境和习惯的影响与制约。他又谈到唐前席地而坐低案低几到宋代高椅高案之间的变迁，及对执笔方式的影响，再确认宋前普遍使用的“单钩法”到宋以后的“五指执笔法”的变化轨迹。所考内容依时代变更、每个时期变化的书法依据与社会生活环境依据，以及图像文献文物依据，体现出一个考古历史学家高超的考证技巧与卓绝的历史眼光。尤其是在当时书法界普遍视野狭窄、好自说自话、自我作古的保守学术风气下，沙孟海先生善于引入其他学科并进行边缘交叉，以史证艺，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论证内容上，都具有一种明显的原创价值与引领、启发作用——它告诉我们：就书论书，常常因为“身在此山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而同时具有广博的文史知识并能超常运用之，却能为书法理论研究打开新的思考通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沙孟海先生的文博背景、学术眼光，会使他比一般书法理论名家更快更准地接近历史的“真实”。而且他能有效地摆脱书法理论名家多自我解说以为满足的弊端，更充分地以历史证据说话与有效支撑自己的创新观点。
沙孟海 行书《碧血丹心匾额》
无论是《近三百年书学》的以新史学体例与新叙述方法试水书学研究，还是《碑与帖》、《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兰亭帖〉争论的关键问题》的关注碑刻的写手与刻手的关系问题，或是《古代执笔法初探》所涉的生活起居环境与书法执笔法变迁差异的制约与被制约关系的论证，无不体现出沙孟海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文献学家、考古文物专家那种开阔的视野与精密的逻辑推演能力，其中充满了科学论证的精神。再返观同时代的大部分书法理论名家的著述，或辗转抄录编排，或简单叙述史实，更多的是以介绍为主叙述为主，明显缺乏科学论证的能力与意识。相比之下，沙孟海先生的学术高度鹤立鸡群、跃然而出。以此来指认他的许多研究成果是领先于同时代书法理论基本水平之上，从而成为当时书学创新的标志性人物，应该是不为无据的吧？
2013年 1月 3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