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一成不变的写法并不能使我满意，即使它看上去还不错。我在想：我的众多文体中是否有一种与内容相斥？又或者说，我的文体是否从没变过？我以为我的文体在不断变化，只是没人注意而已。我也说不出什么名堂。事实上，我内心有一套自动准则，它决定我该做些什么才能更好地打发时间。它发出指令：“这半小时读俄文”，“这段时间读华兹华斯”，或“现在最好补那双棕色长袜”。不知是怎么形成这一套的。我的祖父辈是清教徒，也许这是得自他们的遗训。我不太相信工作即娱乐的享乐主义，天知道为什么。而且事实是，写作，即使是记日记，也需要苦思冥想——当然没有读俄文时那么费力。但我读俄文时，其实一半时间是盯着炉火，而且心思都在第二天该写的内容上。比如，弗兰德斯夫人在果园的场景。要是在罗德梅尔，我肯定会去洼地散步，顺便将这些捋出个头绪来。但与拉尔夫、卡林顿和布雷特
在一起，我反而让这思考的机会溜走了。我太放纵自己了。我们一起用了餐，又一起去了吉尔德。此刻我无法心安理得地去想弗兰德斯夫人在果园的情节。
内莎赞同把这部作品命名为《星期一或星期二》
——她非常喜欢，这也让我觉得它没那么差了。但我现在有些好奇：下月此时，那些评论家会如何评价它呢？让我来试着做个预言。嗯，《泰晤士报》会小心翼翼地善言善语：伍尔夫女士必须注意使用娴熟的写作技巧；必须当心语言过于晦涩难懂；她具有伟大的天赋等；她最擅长简单的抒情，她的《邱园纪事》写得非常好，《未写的小说》则表现不够突出，《一个协会》朝气蓬勃，却过于狭隘了；不过，伍尔夫女士的作品总是怡人可读。接着，《威斯敏斯特公报》和《蓓尔美尔公报》，以及其他正经晚报会用短小却饱含讽刺的评价招待我。通常的说辞是：我越来越沉溺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把重心放在我要写的东西上；我的写作有伤风化；我是个讨人嫌的女人。真实情况是，我并不想夺人眼球或招摇过市，但由于这些评价，我变得相当有名。
此时此刻，我本该写《雅各的房间》，可我没有。还是让我记下原因吧——看来，这本日记倒成了我的贴心知己，尽管面无表情。其实，你看，作为作家的我太失败了。我落伍了，年纪大了，干不动了，没什么头脑。别人都是春风得意，我的书却在未成熟前出版了，受尽冷言冷语，成了受潮的烟火。铁证如山：拉尔夫把我的样书送到了《泰晤士报》评阅，却未注明出版日期。于是编辑部送来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最晚星期一见报”，也就是说，我的书将被置于次要版面。这潦草的便条，语气相当客气，行为却很不明智。我的意思是他们不明白我的志趣追求，并且也使我对自己怀疑起来。我无法继续写《雅各的房间》。利顿的书已经出版，报上对他的评论足有三大栏，大概都是些赞美之词。我不想把这些事情一一记下，其实已经足足生了半小时闷气，现在竟陷入从未有过的沮丧之中。我曾想过再也不写了——除了书评以外。我们要在41号住宅设宴祝贺利顿，这本是理所应当的，我心里却很不是滋味。我想我那本书他肯定看过了，可他竟闭口不提，我这是第一次连他都指望不上了。假如我的书被《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视为不可理解，像个谜，我也不会介意，因为利顿也不会喜欢这样的说辞。但若我表现平平，乃至无人注意呢？
好吧，接下来该面对赞扬与名声这个问题了。（我忘了说一声，多兰已拒绝在美国出版这本书。）知名度到底有多少意义呢？（我的条理已开始清晰起来，顺便提一下，我刚才稍作停顿，洛蒂
送来一杯牛奶。日食结束了，而我又在写一大堆废话。）罗杰昨天说得很对，任谁都想出人头地，渴望得到周围人的关注，并希望别人对他的工作进展感兴趣。令我沮丧的是，我想我已经不再吸引人们的兴趣——此时正是关键时刻，借助于报界，我原以为自己能达到随心所欲的写作境地。看来一个人并不需要什么社会名气（就像我以为自己将要获得的那种），才能成为我们时代公认的杰出女作家。当然，我仍需要私下征求一些评论家的意见，这才是真正的考验。只有经受住这个考验，我才有权说自己到底是否仍有吸引力。无论如何，一旦发现自己落伍，我会敏感地及时搁笔。我不会沦为写作机器，除非是写些小文章。我写作时，脑海中奇怪又愉悦地冒出某个念头，也就是我的个人见解要被写下来。尽管如此，用6页而不是1 500页的篇幅来写，是否能够如实地反映我的观点？抑或让我显得古怪不堪？不，我想不会。但正是可鄙的虚荣心促使我去吹毛求疵、争论不休。也许治疗我的唯一途径就是培养一千种兴趣——如果写作这种兴趣被糟蹋，我还可以立刻将精力转移至阅读俄文或希腊文著作，去读报、种植园艺、投身公众事业，或者做某种与写作无关的事情。
我必须记下发病的症状，以便下次早做准备。第一天，感觉痛苦；第二天，感觉快乐。《新政治家》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那位“和善的老鹰”
反而让我莫名觉得受到了重视（我的确希望如此）。辛普金·马歇尔来电说再订50份。我猜他们一定卖得很不错吧。现在看来，我必须承受所有来自窃窃私语者的误解和嘲弄，我无法为之雀跃。明天罗杰会来，但一切都那么讨人厌！那时我就要开始懊悔，为什么不选择其他短故事，为什么要把《鬼屋》放进去，而它很可能被指责为感情用事。
我必须快速记下更多的发病症状，以便下次可以根据记录给自己对症下药。是的，我已经熬过急性期，过渡到了稍微乐观的半消沉期，也就是麻木期，一下午都耗在琐事上——去商店取包裹，然后去“苏格兰场”
取我的钱包。我在喝茶时见到了伦纳德，他向我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利顿觉得《弦乐四重奏》
“非常了不起”。这话传自拉尔夫，他不会夸大其词，利顿对他也无须藏着掖着。所以，听到这话的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浑身的每个细胞都充满了快乐。我沉醉于这种喜悦中，以至于忘了买咖啡，走在亨格福德桥上，我的步伐那么轻快有力。夜幕逐渐降临，整个夜晚都是蓝的，像河流和蓝天那样蓝，让人觉得甚是可爱。罗杰也说我正在做出一些伟大的发现而绝不是模仿。目前来看，我们已经打破了销售纪录。但我的满足感却不像先前的沮丧那样强烈。我觉得自己内心平和而安定，命运都无法撼动它，即使评论家们可能会拍案而起，销量也可能下降。我过去真正担心的是，我过于人微言轻，无关紧要。
该说说利顿了。这几天我俩经常见面，次数之多或许超过了以往一年的总和。我们在一起谈论他的书和我的书。下面记录的谈话是在弗尔内斯进行的。那儿有镀金的羽毛、大镜子和蓝色的墙壁。我与利顿坐在角落里，喝茶，吃法式蛋卷。我想我们得足足坐了一个多小时。
“昨晚我半夜醒来，琢磨起你在文学界的地位，”我说道，“还有圣·西蒙和拉布吕耶尔。”
“噢，天哪。”他低声咕哝了一句。
“还有麦考利。”我加了句。
“好吧，还有他，”他答道，“我总要比他出色些。”
“并不落后于他，”我固执己见道，“你的文化修养更高。可你只写过一些短篇。”
“我正打算写乔治四世呢。”他说道。
“那好，可你的文学地位呢？”我逼问道。
“那你的呢？”他反问了一句。
“我是‘在世女性小说家中最有出息的一位’，”我答道，“《大不列颠周刊》这么评价的。”
“看来我也得表示赞同了。”他说。
他又说，尽管我的写作风格变化多样，可他总能一眼认出我的文章来。
“这是勤奋的结果。”我再三表示道。接着我们讨论了历史剧。吉本
颇有亨利·詹姆斯的风范，我这样脱口而出。
“不，天哪，一点都不像。”他答道。
“他很有见地并能坚守自己的观点。”我说，“你也是如此，不像我，老是骑墙观望。可吉本究竟是位什么样的作家呢？”
“他还不就是那么回事。”利顿说道，“福斯特认为吉本是个小恶魔。但是他并没有多少个人见解。也许他信仰的是‘美德’。”
“一个很美的词语。”我说道。
“可只要读一下原始游牧部落如何摧毁这座城市，你就会明白，太壮观了。说真的，他对早期基督徒着了迷，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值得一读。我打算明年10月份读。我要到佛罗伦萨去，那里的夜晚会很寂寞的。”
“我看你不像英国人，倒更像法国人。”我说道。
“正是如此。我和他们一样，有明确的计划，无法改变。”
“前几天，我将你和卡莱尔比较了一下。我读了他的《回想录》。和你相比，他就像个老掉牙的掘墓人，在那里絮叨个不停，只是他的措辞还不错。”
“对，措辞还可以。就在前几天，我把他的文章读给诺顿和詹姆斯听，他们都嚷了起来，他们不想听。”
“可是我有些担心读者的反应。”
“你是指我的作品，对吗？”
“是的。你或许过于精雕细琢了，”我回答道，“但乔治四世这个题目可大着呢，为他做传，应该能发现不少乐趣。”
“你的小说怎么样了？”
“我开始写了，正搜肠刮肚地构思呢。”
“那才妙呢，真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当然，我是二十人集一身。”
“不过，人们仍可一眼就看穿你。谈到乔治四世，最讨厌之处就在于无人提及我想要谈论的那些事件。历史总是需要一遍遍被重写。总是关乎道德……”
“还有斗争。”我插嘴道。
然后，我俩一起走到马路对面，我需要给家里买些咖啡。
昨天在戈登广场和梅纳德谈了一个半小时，有时我真想不去描写别人，只是把他们的话记录下来。困难在于他们说得如此之少。梅纳德说他自己喜欢听好话，而且总想炫耀一番。他说，许多男子结婚就是为了能向妻子夸耀自己。我说，既然没人会轻易相信，这种人竟还要夸夸其谈，也真是怪事。更怪的是，你竟然也和他们一样想要被逢迎。你和利顿是脱俗之人，不需要他人的夸耀——这一点本就是最大的胜利。你怎么坐着一言不发的。“我爱别人赞扬我，”他说，“我没有把握时，就想得到别人的肯定。”然后，我们谈到了出版和霍加斯出版社，还有小说作品。“他乘什么车是他的事，他们为什么要做出解释？”他问道，“希尔伯利夫人为什么不能偶尔做一下凯瑟琳的女儿？”我说，我知道那本书很枯燥。可难道你不明白，在删掉之前该把这一切都考虑进去吗？他说：“《乔治传》是你所有作品中最好的一部。你可以表面上写真实的人物，暗地里虚构一切。”当然，我被这话击中了（天啊，这是什么话——假如《乔治传》真是我的巅峰之作，那我充其量就是个末流作家）。
柯勒律治与兰姆
一样不适宜运动，只是原因不同。柯氏长得高大壮实，却行动迟缓；相形之下，兰姆则显得清瘦。也许是因为缺乏锻炼，柯氏看上去显得较老，五十岁时头发已经花白。他通常穿着黑色衣服，举止娴雅，彬彬有礼，去世前几年一直是牧师。然而他脸上有着岁月打不败的年轻神态，圆脸，五官端正，嘴巴略宽，显得他这个人懒散却温厚。这种孩子气的表情非常适合善于想象的人。正如他小时候那样，沉湎于书和花草之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额头宽大，如同一块平滑的大理石。他那双美丽的眼睛似乎集中反映了头脑的所有活动，并随思维的进行而转动，灵活又随意，仿佛对眼睛来说，用转动来表达思想是一大乐事。
那不过是打趣罢了。哈兹里特
说，在他看来柯勒律治的才能好似一个精灵，长着脑袋，张开双翅，永远翱翔在似梦非醒之中。他给我留下了另一种印象。在我的幻想中，他像个好心肠的巫师，喜欢尘世，知道自己重重的身体正在安乐椅中休息，同时又能在眨眼间将魔力施加于所处的梦境，并使之千变万化，而且就餐时间一到就能立即清醒过来。这是一个伟大而智慧的脑袋安在了一个食人间烟火的身躯之上。说话与做梦几乎是他全部的正经事，因为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即使不做其他什么事，也再自然不过。我并不是说柯氏是个好吃懒做的白日梦者……
上面的文字是我从利·亨特
的回忆录第二卷第223页上摘抄下来的，想着以后总会用得着。亨特有着自由不羁的灵魂，是我辈精神上的导师。对待他可以像对待德斯蒙德那样自然而随意。别看他嘻嘻哈哈的，却很有修养，比我亲生祖父的修养还高很多。这些不受羁绊、充满活力的灵魂生活在超前的世界里。在历史的废墟中发现他们时，人们会说：“啊，我们是同类人。”——这是相当高的评价。要知道有的人逝去才一百年，就已经像陌生人，人们对他们恭恭敬敬，却总觉得别扭。雪莱去世时，手中拿着亨特手抄的《拉弥亚》
。其他人无法把它捎给另一个世界中的亨特，所以索性就烧了。这个抄本会在葬礼后物归原主吗？那样的话，亨特和拜伦定会捧腹大笑。这是人性的弱点，亨特是不会否认的。而且我很喜欢他那寻根究底的情感。相形之下，史书上充斥的战役与法规就显得相当乏味。航海旅行书籍只顾描写景观，却不愿走进船舱描写海员的相貌、衣食、言谈举止，因而同样枯燥。
卡莱尔夫人已不在人世。一个人在成功时不为世人所爱，只有被厄运击垮时才收获世人的喜欢。卡莱尔夫人刚进入社会时，多才多艺，充满自信。但她最终失去了一切（正如人们所言），在昏迷中逝去。她的五个儿子都先她而去，而战争又碾碎了她对人性抱有的点滴希望。
我在等伦纳德从伦敦，从弗格森的办公室或其他什么地方返回家中。为了打发这段时间，不妨来写写东西。真的，我觉得我现在又能写了。我花了一整天时间断断续续创作了一点东西——或许是为斯夸尔，因为他需要一个短篇故事，也因为霍克斯福德夫人向汤姆塞特夫人夸赞我是全英国最聪明的女人之一，即使不是唯一。也许我缺乏的不是写字的力气，而是来自他人的赞美。昨天我突然患上了痢疾，就如《圣经》中提及的那样。瓦伦斯医生被请来，晚饭后过来的，因为接到了我们的电话。我希望能详细记下他当时说的话。这个性格温和、眼皮耷拉的小老头，是刘易斯当地一名医生的儿子。他一直住在附近，依靠多年前研习的广泛医学知识谋生，行医认真而谨慎。他会讲法语，听起来像是在说一个个单音节词。鉴于伦纳德和我都比他知识面更广，我们就只谈论了一些家常话题——老维罗尔以及他如何活活绝食而死。“我本可以把他送走的，”瓦伦斯医生若有所思地说道，“他之前就离开过一阵。他妹妹至今下落不明——我想是相当疯狂的——一个糟糕的家庭，非常糟糕。我和他曾一起坐在你家客厅里，为了取暖，我们不得不靠近烟囱坐。我试图引导他对象棋产生兴趣，未果。他似乎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但是他太老了——太弱了。我不可能把他送走。”老维罗尔整日在花园闲逛，直到最后把自己饿死。
瓦伦斯医生盘腿坐着，一边思考一边不时捋着自己的小胡子。他接着问我最近在忙什么。（在他眼里我是个慢性病人，却是位不错的女士。）我说我在写作。他又问：“写什么，小说吗？轻松的事情吗？”我回答是的。他接着又说：“我的病人中也有一位写小说的女作家——杜德尼夫人。我一直试图让她打起精神来——履行一份合同，一份关于写一部新小说的合同。她觉得刘易斯俱乐部太吵闹了。后来，玛丽昂·克劳福德加入了我们的俱乐部……不过，杜德尼先生真是个谜语大王。无论你给他出什么谜题，他都能猜出答案。他设的谜题和商店选单上印的谜题相似。他也为报刊写谜题专栏。”
“他帮助解答军事谜题吗？”我问道。
“这我就不知道了。但很多士兵写信给他——尊称他是谜语大王。”说到这里，他换了个姿势，重新交叉双腿。后来他终于起身告别，并且邀请伦纳德加入刘易斯象棋俱乐部。我本人自然非常乐意加入，因为这些五花八门的组织总是“不可救药”地吸引我，让我想一探究竟，毕竟我决不会与瓦伦斯医生或谜语大王一行人为伍。
无事可记。只是心中烦躁难忍，想乱写一气。我在这里就像普罗米修斯一样，被绑在大石块上，什么也不能干，只得任由各种焦虑、烦躁、怨恨与苦恼咬啮我的心，没有片刻安宁。这样的天气不能外出散步，也无法写作。不论看什么书，都会变成我想写的文章的一部分，在脑海中不断翻腾，整个萨塞克斯没人比我更悲惨，也没人像我一样，虽然清楚自己体内蕴藏着许多自得其乐的潜能，却无法快活起来。阳光流淌（不，不是流淌，而是淹没）在金黄色的田野上，还有矮矮长长的谷仓上。我非常乐意穿过菲勒森林，此时我又脏又热，一心想要归家，每块肌肉都很疲惫。不过，闻到薰衣草甜美的清香，我的头脑变得清晰而冷静，可以酝酿第二天的写作计划了。我该如何描述事物——接着我就想出了那手套般妥帖的词句。当我骑行在尘土飞扬的路上时，故事情节自然而然地变得完整了。接下来，太阳就要落山了，然后回到家，晚饭后可以读一会儿诗歌，似梦似醒地，身体像融化了一样，开出红的、白的花瓣。就这样吧！我已经把一半烦恼写出来了。可怜的伦纳德，我听到他开着割草机在那儿来来回回地忙活。因为像我这样的妻子得关在笼子里，外面用把锁锁着。她可会咬人呢！还有，昨天一整天他为我跑遍了伦敦城。如果我真是普罗米修斯，尽管脚下的岩石坚硬不堪，牛虻刺得浑身生疼，我仍该感受到爱意和关心——那是再高贵的情感都比不上的。不过，8月份就这样荒废了。
唯一令我安慰的是，想到有人在忍受着比我更大的痛苦。当然，这种想法很自私，属于心理异常吧。可以的话，我想现在就着手制订一个计划，以打发这些讨厌的日子。
可怜的密多尔·朗格朗，她发现自己输给了马洛里夫人，竟扔下球拍失声痛哭。我看她倒是够虚荣的。我猜想，在她眼中，做密多尔·朗格朗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事情，像拿破仑一样，不可征服。阿姆斯特朗是参赛队员之一，他在门前定了位，一步都不肯挪，让投球手自个儿找地方。因而比赛成了一出闹剧，无法进行下去。他的脾气与希腊戏剧中的埃阿斯
如出一辙——只是后者是公认的英雄。不过希腊人物身上的任何缺点我们都愿意宽恕。自去年以来，我还没碰过希腊文学作品。不过我肯定会去读的，尽管这仅仅是虚荣心在作祟。也许等我老了，就像坐在农舍门外的老妇那样，头发就像演戏用的假发，浓密又花白，只有到那时，我才会去读希腊文。我很少对他人有怜悯之情。尽管如此，我有时还是会禁不住为那些没读过莎士比亚的穷苦人感到难过。而且我真的觉得，维多利亚时代到处充斥着空谈民主、宽慰人心的鬼话。他们上演《奥赛罗》，所有的穷苦人——男人、妇女和小孩，都非常欢喜，以为那就是真的奥赛罗。多了不起，又多贫困！我正在把心头的烦恼写下来，所以就算写些废话也没关系。说真的，任何事物失去了正常的平衡状态都会令我心神不宁。我太熟悉这间屋子，太熟悉这里的景致——现在我无法再正视它们，因为我出不去。
我看完《鸽翼》，做出如下评价。作者在结尾部分留下了太多斧凿之迹，以至于我感觉不出他是艺术家，更像是个平常人在那儿刻画主题。所以，我认为他已经丧失了强烈感受冲突的能力，而变得仅仅是独出心裁。这，你也许会听他解释，正是他的写作方法。当你期盼着危机出现时，那位真正的艺术家却躲开了。他从不描写危机，因而就越发显眼。最后，所有这些花样和情节都如真丝手帕那样被整理得井井有条，但我对其中的人物却失去了兴趣。如此操纵之下，米莉已经失去光彩。他弄巧成拙，因而没人愿意重温这部作品。作者对人物的理解与个性的描写都是上乘的。没有一个句子是松散的或与主题无关的，只是他的怯懦，或做作，或者不管叫什么，都极大削弱了作品的魅力。他竭力使自己显得儒雅多才，从这一点来看，具有典型的美国特色，但实际上他对真正的儒雅一无所知。
这真的，真的，太可耻了——11月份已经过去十五天，我却没写任何日记。不过，即使没写日记，我也并非游手好闲，而是忙于小说创作。事实上，我们每天下午四点茶歇，之后我会去散步。而且，我不得不为第二天的写作阅读一些东西。有时我还会晚上外出，带着印刷材料到家就已经很晚，我又急不可耐地想要印制一本看看。我们去了罗德梅尔，大风吹了一整天，像北极的寒流那样凛冽，我们一直要照看炉火，防止它被吹灭。在这之前的一天，《雅各的房间》收尾——准确地说，是在11月4日星期五这一天完成的。1920年4月16日我开始动笔，减去用来写作《星期一或星期二》以及生病耽搁的日子，也就是六个月的间隔，这本书大概花了我一年的时间。我还没读它。我正努力为《泰晤士报》写一篇关于亨利·詹姆斯的鬼故事的书评。我刚才还在读这些故事，现在实在看不下去了。然后我必须写关于哈代的文章，我还想就纽恩斯
的生平写点东西，接着要修改《雅各的房间》。这些天里，只要还能抽出些时间和精力来处理帕斯顿的信件，我那篇读书札记就得动笔了。我敢说，先由此入手，还能构思出一部新小说来。这样一来，唯一的问题似乎是——我的手指是否能承受如此多的写作工作？
趁着等待打包包裹的间隙，我想在日记本上写两句，谈一下评论的性质。
“请问是伍尔夫女士吗？我想就您写的那篇关于亨利·詹姆斯的文章提一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只是关于他的一个短篇的题目是否恰当）。
“第二个问题，您看您用了‘下流’这个词。当然，我并不是要您把它改掉。只是用这个词来评论詹姆斯的任何作品都太重了。当然，最近我还没有读过这个短篇，可我的印象是……”
“的确，这是我当时的阅读感受，我得依照那时的印象来评论。”
“可您是否知道这个词通常代表什么？它可是——下流！可怜的老詹姆斯。不管怎么说，请仔细考虑一下，二十分钟之后给我回电。”因此，我反复思考了一下，十二分半钟之后，得出了所需的结论。可是该怎么办好呢？他已经说得很明白，他不仅受不了“下流”这个词，也不会喜欢对詹姆斯的任何批评。我觉得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常见。所以，考虑下来，是要向外界解释一下而暂停写作呢？还是迎合大众口味，或逆流而上，一如既往地写下去？写下去也许是正确的，但不知怎么的，这个想法使我觉得束手束脚。我写得很僵，缺乏创作灵感，总之不怎么样，就目前而言，只好随它去了。没办法，就等着别人的批评吧。人们会对这些不满，会指责我太自负。可怜的布鲁斯，他抚摸着那份报纸，仿佛那是他唯一的命根子。他害怕公众的批评，对我自然很不友善，不仅因为我不尊重可怜的老亨利，更因为我给那份报纸招来了责难。瞧，我又浪费了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