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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我的生日。说真的，三十八岁的我无疑要比二十八岁时快乐得多，今日更胜昨日，而且今天下午我终于想出了新小说的新形式。假如在这部未写的小说中，一个事件可以从另一个事件脱胎而出，演绎出不是10页，而是200页或更长篇幅，不正好实现了我想要的松散和轻巧，同时又紧扣主题，兼具形式和节奏吗？不就可以包容一切吗？我不太确定的是：这种形式究竟能包容多少人类情感？我是否对这种形式有足够的把握，以至于可以将其应用到小说中？我想这次的方式一定迥然不同，没什么框架，看不见一块砖，一切都朦朦胧胧，但内心的活动、真实的情感以及人物的整个精神世界，却像薄雾中的烈火一般灿烂、闪耀。然后我会恰当地安置一切内容，它们欢快地跳跃，迈着轻盈兴奋的步子走进我温柔的心田。对这些到底有没有把握，仍是我心里解不开的结，暂且设想是可以的？设想《墙上的斑点》《邱园纪事》以及这部《未写的小说》，可以凭着某种一致性手挽手地跳起舞来。至于究竟是怎么回事，仍有待探索。对我来说，新小说的主题仍是一片空白，但我预见自己两周前误打误撞地发现的这种小说形式一定有远大前程。可我担心太过自我会损害艺术形式，我记得自我主义已经破坏了乔伊斯和理查森
作品形式的完美度。我可以做到如此胸襟宽广、张弛有度，给小说提供一堵保护墙，不重蹈他们的覆辙，不使小说受到自我的约束而变得狭隘吗？但愿我已经攒下足够的行业经验，现在终于可以应付自如，为读者提供各种形式的愉悦。不管怎样，我仍需要不断摸索并付诸实践，而今天下午算是看见了一线曙光。真的，我毫不费力地构思了《未写的小说》，这说明肯定有条新路可走。
从上月12日到本月1日，每天早晨我都在读《远航》。1913年7月以后，我就没看过它。假如别人问我印象如何，那我只得回答“不知道”。它像一场杂耍，汇集了各种风格：一处写得颇简洁严肃，另一处却轻浮浅薄；一处玄奥难懂，另一处却体现了我渴望的强烈和自由。天晓得该怎么评价这本书。如此败笔足以让我羞红了脸。接着，书中笔锋一转，我觉得一道直勾勾的目光逼过来，脸上的羞愧更添一层。总体而言，我还挺喜欢当年的自己，她真是个非常有头脑的女孩子。她多么英勇地接受了挑战。在我看来，她非常具有写作天赋！没多少需要修改的，我仍将沿用作者，即我本人肤浅的戏谑，时髦的讽刺，甚至是粗俗或鄙陋的语言，即使这些东西会一直让我耿耿于怀，哪怕在坟墓里也不得安宁。但我也明白，与《夜与日》相比，为何读者会偏爱这本书。倒不是高看，而是它的确展现了一个英勇无畏且激奋人心的场面。
尽管仍然拿不稳笔，但我认为目前还是得继续记日记。我有时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恰当的记事风格——茶余饭后，在那段自我感觉最良好又最有活力的时刻写一写。我现在还不能灵活驾驭我的文字，但不要紧。设想一下，老弗吉尼亚女士戴上老花镜，要开始读这篇1920年3月的日记，那她一定希望我继续写下去吧。你好啊，我亲爱的过去！但请注意，我不认为五十岁就是年迈体衰了。在那个年纪，仍然可以写出几本好书，而这本日记就是创作一部佳作的基石。还是谈谈现在的弗吉尼亚吧。上周日我去了坎普登希尔广场，去听舒伯特的五重奏，参观乔治·布思的大房子，顺便为我的故事准备素材，并同有识之士攀谈一番。我是带着这些诉求去的，而这些诉求也都以极划算的方式得到了满足，可以说是六分付出，七分收获。
我怀疑人们是否可以像我这样审视他们自己的房间，那种清晰度是非常可怕的，以至于参观者每次只能待上一个小时。那房子表面看起来严肃正规，给人以高冷之感，但实际就是3月河塘的冰面，一戳就破，反倒透出一股哗众取宠的商业气息。它说到底也就是马鬃毛和桃花心木撑起来的，里面的白色木板不过是弗米尔的仿冒品，欧米伽桌和斑驳陆离的窗帘更是让人觉得浮夸做作。这可以说是我见过的最无趣的房子。不过，退一步说，它也存在有趣之处。可我瞧不上大家族做派。寡妇装扮的布思夫人的雕像安坐在一个带便池的宝座上，孝顺的女儿们围坐在她身旁，带着胖嘟嘟的小天使一样的外孙子外孙女。那些小男孩和小女孩衣着洁净，但面庞呆滞。当然，坐在她身边的还有我们这些穿裘皮、戴白手套的访客。
如果进展顺利，我打算从下周开始写《雅各的房间》（首次给它命名）。现在我想描述一下萦绕在我心头的春天。今年春日常在，人们甚至都注意不到新叶抽芽，毕竟树枝好像从没有秃过，还有那些栗树树干，不曾变得黑黝黝，总带着几丝柔和与青翠。这是我人生记忆中不曾有过的景象。我们已度过了短暂的冬日，那是个没怎么见过太阳的季节，现在终日的阳光又回来了。所以，我几乎没注意到栗树已经开始结果，那些小阳伞一样的果子蔓延到了我们窗前的那棵树上。教堂墓地里绿草如茵，陈旧的墓碑像是泡在了绿池子里。
我的书写似乎越来越差劲。或许我将它与写作混为一谈了。我是否说过，里士满
对我评论詹姆斯的那篇文章劲头十足。好吧，就在两天前，身材瘦小、老大不小的沃克利在《泰晤士报》上严厉批评了我的文章，说我也染上了亨利·詹姆斯
[1]
那种矫揉造作的恶习（人物形象僵化），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含蓄地指出，我本人也属多愁善感的女流之辈。珀西·卢伯克
也受到了责难。不论他的批评正确与否，我都深感愧疚，我要从意识深处将我的那篇文章抹去，不再看到它。我猜想，追求辞藻的华丽和文思泉涌，都是老毛病了——无疑，这一批评恰如其分，尽管这毛病是出自我自己，而不是从詹氏那里传染的，这一点或许能对我有些安慰。我必须当心这个毛病。《泰晤士报》的文章把它暴露出来，特别是把詹姆斯也卷了进去，我起码得重视。所以，构思文章颇像从事精妙的设计，需要多加装饰。但是，德斯蒙德
对我大加赞美。要是能对评论的褒贬做些明文规定就好了。我估计自己命中注定要受人非议。我惹人注目，尤其让那些上了年纪的男士看了不受用。《未写的小说》肯定会招来非议，只是现在还说不准哪些话会惹恼他们。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因为“写得好”，才捅翻了马蜂窝——而且总是针对我已经写完的内容。我想，他们会评价我“装腔作势”，说我是一个写得还行的女人，作品能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的女人，诸如此类。外界的这些鼓噪使我稍稍停了手，我不想动笔写《雅各的房间》了。不过，我尊重他人的指责，即使这种指责来自六十五岁（看上去更老）的沃克利，它也能激励我。我很开心地想，这个喜欢嚼舌根的小老头，或许连德斯蒙德也瞧不上他。只是千万记住，别人的批评总有些道理，《泰晤士报》的文章把我说得微不足道，的确很讨厌，但语气还算客气、友好。只是我觉得自己很难避免，因为在写詹氏这篇文章之前，我曾立誓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而且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写。哎呀，我都写了满满一页纸，却还是没想出来要如何从容应对《未写的小说》问世后的局面。
有必要涂上一笔，以便日后查寻。创作新书之初，写作的欲望在心里如气泡般美妙地翻腾，不久之后便安静下来，写作也进行得稳稳当当。接着，各种疑虑悄然而生，然后作者就只能任由命运摆布了。下定决心，决不放弃，告诉自己小说的轮廓即将成形，这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让人持之以恒。我还是有些不安，如何才能实现构想呢？人一旦扑到工作上，就变得像赶路的人，眼睛只盯着将要抵达的村庄，一心想着就快到了。我只想在这本书里写出我喜欢的内容，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但写作总归是困难重重。
那一刻，我的心在痛苦地挣扎——究竟要不要如实交代我认为康拉德
的新书并不怎么样。其实我已经说岀口。挑那本书的毛病有些棘手，毕竟大家几乎毫无例外地敬重他。我忍不住猜想，或许他从未碰到过识货的主。康拉德是个外国人，英语讲得结结巴巴，娶了个胖女人，于是龟缩在曾经游刃有余的写作中，日甚一日，把情节推向极致，直至最后创作出所谓的生硬情节剧。我可不想在《救援》的书封上看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名字。有人赞同我的观点吗？不管怎样，什么都不能动摇我对一本书的看法，绝对不能。或许只有当作者是个年轻人，或者是我的一位朋友，不，无论是谁，我都会如实评判。而且，最近我不也谢绝了默里的剧本吗？不也如实评估了凯瑟琳的小说，综合评价了奥尔德斯·赫胥黎？听到罗杰把明摆着的事情黑白颠倒，我的心难道不会为他隐隐作痛吗？
饭后读《堂吉诃德》，让我试着把阅读的感受记下来。重点而言，写作在当时就是讲故事，是为了给围坐在火堆旁的人取乐，毕竟他们缺少我们现代人的消遣手段。他们围坐在一起，妇女们纺线，男人们若有所思。那种欢乐、神奇且怪诞的故事，就是讲给这些人，也就是已经成年的大儿童听的。我想这正是《堂吉诃德》的创作目的所在：不惜任何代价逗人们开心。在我看来，小说的美感与思想是在不知不觉中融进去的。塞万提斯几乎没有意识到小说的严肃性，并且他看《堂吉诃德》的视角与我们迥然不同。这的确也是我的难题，即这种哀伤与讥讽多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感受到的，而不是作者设置的，或者说，这些不朽人物的内涵是否会随不同时代特有的不同观点而做出相应改变？我承认，这个故事总体讲得颇为乏味，有趣的地方不多，只有第一部的结尾部分才有点让人眼前一亮。它表达出来的思想少得可怜，多数内容被咽了回去，塞万提斯似乎不愿就此详谈——船奴冲锋的场面
可以解释我提及的这一点。塞万提斯本人是否也像我这样深刻感受到了壮美与哀伤？我第二次说到“哀伤”了。
在现代人看来，思想是不是小说的精髓？但像整个第一部描述的那样，展开想象的风帆，乘着讲述故事的信风，全速前进，不也很壮观吗？我猜想，费尔南多、卡尔迪诺、露辛达
三者之间的故事是模仿当时风尚而创作的宫廷式插曲，但在我看来很乏味。同时我也在读《傻戈哈》
[2]
，一本机智、引人注目又有趣的书，但总觉得有点干巴，写得太过干脆利索。至于塞翁，他的书包罗万象，或者可以说千变万化，但书中的人物令人印象深刻，极富感染力，鲜活得像是从现实生活走进去的。同大多数法国作家一样，埃及作家也只提供少许要素，而且味道更浓，效果更强，但相形之下，包容量小些，视野也不够开阔。天哪，我到底在写什么，怎么尽是这些怪念头。这些日子里，我每天早晨都在写《雅各的房间》。我觉得自己日常的工作就像是在跨越篱笆，心提到了嗓子眼，直到全部写出来才能解脱。换言之，推倒这个篱笆。（这仅仅是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我得着手写关于休谟的文章了，需要好好督促自己。）
可能看起来没什么，可我心里却很在意。聚会进行到一半，我莫名其妙地走神，想起了雅各，但我原本是很享受这次聚会的。艾略特也在，他刚结束很长一段时间（连续两个月）的小说创作。这让我自愧不如，打不起精神。要知道，从事小说创作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自信。艾略特什么也没说，可我反思过后觉得，若是由乔伊斯先生来完成我手头的东西，定会更出色。我接着开始怀疑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就像往常那样，我开始质疑自己。我觉得，在动笔之前没能理清思路，所以写起来缩手缩脚，拘泥于细节，而且犹疑不定——这一切都意味着我昏了头。但这主要是因为我这两个月以来的工作，毕竟我发现自己的重心转向了伊夫林
，而且忙着写一篇关于妇女的论文
。我想借这篇论文反驳贝内特先生，他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针对女性的观点。两周前，我在散步时不停歇地构思了关于雅各的故事情节。人的思想可真神奇！它反复无常，没什么忠诚可言，又很容易受影响。或许在内心深处，我觉得自己和伦纳德在各方面都相去甚远。
生活为什么充满了悲剧性？就好比深渊边的一条羊肠小道。我往下看，一阵眩晕，不知怎样才能走到尽头。可是怎么会有这种怪念头呢？而且一旦说出口，这种感觉就消失了。火炉在燃烧，我们准备去听《乞丐歌剧》
[3]
。只是深渊就在脚下，我不能总闭着眼。这是某种无能、无助的感觉。我坐在里士满的土地上，仿佛田野中的一盏灯笼，在黑暗中被点亮。我写作时，忧郁会减弱些。那为何不写得勤快些呢？是的，是虚荣心阻碍了我。我想显得有些成就，哪怕仅仅是自己眼中的成就。这还不是真正的原因。因为没有孩子，离群独居，写得不好，饮食开销大，年纪又在一天天增加。我总爱寻根究底，对自己的问题想得太多。我不喜欢时间从身边白白溜走。那好吧，去工作吧！是的，但我又如此快地厌倦了写作——只能看一小会儿书，然后写一个小时。在这儿，没人会进来和我一起愉快地打发时光，要是他们真如此做，我又会很不耐烦。到伦敦去太劳神了。内莎的孩子都大了，不便叫他们一起喝茶聊天，也不能带他们去动物园了。零花钱太少，什么也做不了。但我确信这些都是琐事。有时我想，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过于悲哀了——每天都可以在报纸上看到某些人的痛苦，触目惊心。今天下午肯定会在报纸上看见麦克斯威尼
和爱尔兰起义的新闻，要不就是罢工。到处都是不开心的事，隔墙便是；或者更糟，到处都是蠢事。我还没有从烦恼中解脱出来。我感觉，重新开始写《雅各的房间》兴许会使我打起精神来。伊夫林那篇文章要交稿了，可我对现在写出来的东西不甚满意。唉，要是能写好它，要是没有如履薄冰地走在深渊旁的感觉，我该多快乐啊。
[1]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美裔英国作家、文学批评家，小说《鸽翼》（ The Wings of the Dove ）是其代表作。
[2] 这里应为《傻戈哈之书》（ Le livre de Goha le Simple ，1919），阿尔伯特·约西波维奇和阿尔伯特·阿德斯创作的法语小说，讲述了埃及小人物的故事。
[3] 《乞丐歌剧》（ The Beggar’s Opera ，1728），约翰·盖伊创作的讽刺性三幕民谣歌剧，歌词根据当时流行的大报民谣、歌剧咏叹调、教堂赞美诗和民间曲调编写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