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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见村上春树的时候，我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不喜欢“中华料理”。他有点难为情地笑笑，未予回答——大概认为面对远道而来且初次见面的中国人直说不喜欢“中华料理”未免失礼。但我听说他是不喜欢几乎所有日本人都喜欢的“中华料理”的。当我译完《海边的卡夫卡》开始翻译他的随笔的时候，终于在这本小书里找到了言之凿凿的“铁证”——“‘中华料理’一概不吃……我对中国和中国人决不怀有不好的感情，相反，总的说来是有极大兴趣的，熟人里有几个中国人，我的小说中也有许多中国人出场。尽管这样，我的胃还是拒不接受‘中华料理’。”
不仅如此，我还从中考证出原来《挪威的森林》中的绿子真有可能就是村上现在的太太——若干读者来信问起过，当时没敢说是谁——在那篇和安西水丸的对谈中，村上介绍了和太太相识的缘起。他说上世纪六十年代闹“学潮”时班上讨论“美帝国主义的亚洲侵略”，而她因为是天主教女校考上来的，对政治茫茫然一无所知，于是一个劲儿追问什么是帝国主义，高中时代就经常向女孩献殷勤的村上赶紧教她，一来二去要好起来。“不过当时并没有跟结婚挂钩，我有个正相处的女孩”。喏喏，这岂不是和《挪威的森林》的情节几乎如出一辙，简直不打自招！难怪村上在《挪威的森林》后记中说这部作品具有极重的私人性质，“属于私人性质的小说”。
在这点上，可以说既没有比村上更远离媒体的作家，又没有比村上更裸露“私人”的作家。这本书里的随笔是一九八二年开始写的，在一本名叫《日刊打工新闻》的刊物上连载了一年半。那时村上刚出道不久（一九七九年发表处女作《且听风吟》），年龄三十刚刚出头，因此书中的青春往事都还相去不远，自然写得分外生动分外真切，从中不难找出少年春树和青年春树的音容笑貌，而且大多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例如上高中时他曾为讨好一个被电车门夹住纸袋的“十分可爱的女高中生”，飞身扑上前帮她拉纸袋而将纸袋拉成两半，致使袋里的东西哗啦啦散落在路轨上——讨好没讨成，赶紧逃之夭夭。婚后一次“‘吱溜溜’喝自己做的大酱汤、吃自己做的炖萝卜干”时忽然想起今天是情人节。情人节该是女孩向男孩赠送巧克力的日子，而自己却一粒巧克力也没捞到，于是深感自己的人生窝囊透顶，“我的人生从某一时刻开始突然偏离正轨，沦为在情人节晚上做萝卜干和油豆腐炖菜之人了！”
村上的随笔主要写他个人，写他的人生际遇、所感所思和喜怒哀乐。当然，随笔（essay）不同于日记，不可能百分之百实有其事，但又不至于像小说那样无中生有。日本读者倒是相信那就是原原本本的村上春树。既然村上的同胞们相信，那我们照单全收也无妨。
最后说一句，此书何以叫《村上朝日堂》，据一位日本编辑猜测，可能因为给这本书画插图的（原书有插图）安西水丸
原名叫“渡边升”（村上小说中的主人公常用此名），而“升”即“朝日”之意，村上春树与之搭档，故而称“村上朝日堂”。但这终究属于猜测，实情不得而知——不知也无妨。
林少华
二〇〇三年初秋
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