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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1947年春节后，父亲到了益阳，偶然看到了首都警察学校在湖南招生的广告，初中同等学力以上即可报考，入校后按入伍生待遇，学费杂费食宿服装全部免费，每月还有一定津贴。父亲动了心，当即前往长沙报考，没想到竟然一试而中。于是父亲再次告别了双亲，来到南京进入警校学习。
南京首都警察学校是培养警察的中等专业学校，由首都警察厅警员训练所改制而来，位于南京西城清凉山附近。早在抗战胜利前，国民政府内政部高层基于当时警察素质低、待遇差的现实，就已考虑将原来从警人员分为警官、警察两种身份的制度改为官兵一体的警员制。1944年，当时的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校长为蒋介石兼）李士珍提出了警察身份待遇具体设想：“一面应改正名称以新耳目，即将警长改称警佐，警士改称警员，一面应尊其地位，厚其薪给，明定巡佐为低级委任职，警员为准委任职，待遇与公务员同，亦须使能维持当地四人之生活（李士珍：《中国警政问题之检讨与改进》，赖淑卿编《警政史料》第四册《改进时期》，台北国史馆1991）。”1945年3月，李士珍向内政部呈请在中央警官学校设立警员教导总队，得到批准，招训工作即行展开。这批学员经过一年培训，于1946年上半年分配到南京各警局，警员制由此开始实施。1946年3月16日，复员后的首都警察厅首任厅长韩文焕、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向蒋介石呈文：“京沪警政为中外观瞻所系，决提高员警素质，除加强训练工作外，今后招录警员，以初中毕业以上为标准。所有京沪警士，一律改为警员，待遇亦改委任最低级起。”为此首都警察厅开办警员训练所，不久即改称为“首都警察学校”（“内政部……于1946年通令各省市警察训练所一律改为警察学校……全国各警察训练所纷纷改制为警察学校，如首都警察学校、上海市警察学校、北平市警察学校、内政部警察总队警察学校、安徽省警察学校、热河省警察学校、宁夏警察学校等”，见《旧中国警察教育概况》，《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第八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779页）。学校随即派员分赴各省市招收高、初中毕业青年，第一期从河南、山东、江苏等省招录1254人，第二期在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河南、山东与南京当地招录1076人（詹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警员制》，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父亲即为首都警察学校第二期学员。
父亲在首都警察学校大约学习了两年时间，学习和训练是很紧张的。必修科目主要有三民主义、警察学概论、行政警察概要、警察法令纲要、勤务要则、外勤警察、消防法、侦探学、法学通论、刑法概要、行政法概要、地方自治法规、户籍调查法、军事学、擒拿、武术、马术、指纹、验枪、照相、警犬、警鸽、笔迹、逮捕技术等；此外开设了一些基础科目，如国文、应用心理学、伦理学、逻辑学等课程。
首都警察学校第二期在湖南招了不少学生，与父亲关系较近的有好几个，其中与父亲最要好的是株洲董家塅的董竹初。他俩一同上课，一同上街，一同看戏，一同下馆子；有时还一起搞些小恶作剧，比如冬天懒得洗袜子，他俩就将自己的臭袜，偷偷地换下其他同学洗了晾在走廊上的干净袜子，反正都是统一发的颜色一样，被换者只能认倒霉。在警校的紧张学习之余，父亲与董竹初还一起报名参加了中华新闻专科学校夜校班（“当时专门新闻学校办学形式比较灵活，教师多为兼职，学生多为已就业者，因此授课时间也较为灵活，常为迁就教学双方时间定在夜间上课……如南京中华新闻专科学校、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重庆南泉中政大学新闻专修科，上海法学院新闻专修科等”，见许晓明：《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发展史研究》，河北大学，2015年博士论文，第15页）的学习，希望能在警校文凭之外，再拿一张普通学校的专科文凭。只是父亲与董竹初都没能坚持到底，未能完成全部课程的学习考试，最后只拿了一纸中华新闻专科学校的肄业证明。
当时内战正酣，国统区腐败横行，经济凋敝，普通大中学生供应不足，吃饭都成了问题。1947年5月，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纷纷发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示威。5月20日前往南京举行联合示威游行的宁、沪、苏、杭16个专科以上学校6000多名学生，遭到国民党军警水龙、皮鞭、棍棒驱赶，学生重伤19人，轻伤104人，这就是“五二零”事件。这次事件中，首都警察学校有部分学生被派到街上执勤，父亲也在其中，他目睹了一些学生被军警带走，他心内同情这些学生但也无能为力。
大约是1948年12月中旬，父亲与首都警察学校全体学生一起，还有其他的军警院校学生，在南京孝陵卫接受了蒋介石的检阅。当天天气阴沉寒冷，蒋介石身披黑色大氅，在大批侍卫的簇拥下，从学生队伍前走过。父亲排在队伍中间，隔得不算太远，把老蒋看了个一清二楚。蒋介石当时即将第三次下野，心情灰暗，已无什么兴致发表讲话，匆匆走了一遭就离场了。父亲他们接受检阅，为了军容整齐精神抖擞衣服穿得很少，几乎冻出病来。
1948年底，父亲从首都警察学校毕业了。按招生时的约定，第二期学生“毕业后均分发至首都警察厅所属各城郊区警察局或警训所给予委任低级待遇任用”（詹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警员制》，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父亲分到了首都警察厅下属的警犬训练室工作，开始定为警员，不久升为巡佐，整天与德国狼犬打交道。过了三个月，父亲被另派到南京八卦洲警察所工作，并晋升为巡官。这时解放军已开始准备渡江，南京的一些重要部门已开始撤往广州，父亲也在盘算离开南京。当时有一个叫刘自佐的宁乡人，是南京首都警察厅的一位处长，因为老乡关系，父亲和董竹初在警校读书时常到他家去玩，他对父亲也很关照。这时刘自佐大概也在想办法离开南京，一天他对父亲和董竹初说他就要离开南京到武汉任职了，问两人愿不愿意跟他一起走。两人当然愿意，于是就与刘自佐一起乘坐陆军的登陆艇溯长江而上，于1949年3月底到了武汉。
到武汉后，父亲在汉口警察所工作。武汉是由白崇禧的华中剿总负责防务，但此时的白崇禧无心固守，已做好了南逃的准备。这时形势已非常紧张，解放军已进入湖北，逼近汉阳，市内各机关都是人心惶惶。5月10日，汉口已可听到前方的隆隆炮声，城内戒严时间由原来晚12时至次晨6时改为10时至次晨6时，晚8时就断绝交通，灯火辉煌的汉口漆黑一片（陈瑞蓂：《武汉解放亲历记》，刊《武汉文史资料》2009年Z1期）。父亲此时已对当局完全失望，只想赶快离开此地回到家乡。他与董竹初商量，董竹初说其家中父母已经不在，无所牵挂，决定不走静以待变，父亲只好独自去向刘自佐辞行。刘自佐告诉父亲，他都不打算走，要父亲也不必惊慌，大家留下一起迎接解放军，“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他对父亲说。
5月15日，国军张轸兵团在武昌与嘉鱼之间的金口镇宣布起义，白崇禧担心他的部队被截断后路，仓皇下令撤退。防守武汉市区和青山一带的白崇禧军，分批向火车站集结，由粤汉路退往湖南。当天，父亲下了决心，无论如何要走。他找到刘自佐，将佩枪交其转交上级，然后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与董竹初告别，前往火车站准备乘车南下。当天白崇禧部南撤，各部抢着南逃，父亲无法上车。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在徐家棚车站找到一列准备南下的闷罐车。此时这车已塞满了南逃的人们，连车顶上也找不到一点空隙。父亲想了一个办法，他找来几根绳子，在车厢底部几个固定杆点上结了一张网床，然后爬了进去。列车开动了，一路走走停停，直到5月17日才到了长沙。父亲下车后找了一家小旅馆，安顿下来，上街买了一张报纸，头版的大字标题赫然在目：武汉昨已陷共军之手，市区未发生激烈战斗。
5月下旬，父亲回到了下青坪。这时，湖南高层已在酝酿和平起义，基层的统治依然照旧。安化烟溪、探溪、渠江一带受共产党影响的年轻人开始秘密串联，准备弄出些动静来迎接解放军。其中有几个父亲的熟人，他们找到了父亲，希望父亲能参与他们的行动，父亲想想觉得可以，就答应了。大约是6月的一天夜里，他们十几个人在一起开会，准备去袭击烟溪的警察所，弄几条枪好去迎接解放军。正商议中，突然有人跑来报信，说警察所的人已得知他们的计划，正要来抓捕他们。他们一听就慌了，大家于是一哄而散，此事就此作罢。
不久，湖南全省就和平解放了。旧的秩序已经失效，新的秩序尚未正常运行，父亲此时如失去方向的小船，一时茫然不知所向。在这种情况下，在祖父母的要求下，他开始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这时他已将满二十五岁，算是一位大龄青年了。8月中的一天，天气正热，父亲到两江、江东，想去买点木材运到益阳做点生意。在江东，他碰到了复初中学的同学刘庆馀（当时是江东小学的校长），两人叙旧之间，知道父亲尚未成家，刘庆馀说他有一个表妹尚未婚配，问父亲愿不愿意去看一看。父亲此来原有寻找意中人之意，就欣然应可，与刘庆馀一起到了筲箕湾。这次父亲相亲的对象是我的母亲。母亲周茗香，是我外祖父的三女儿，这时她已二十四岁，在那个年代算是大龄女了。两人见面，彼此都还觉得满意。母亲后来曾说，当时她看到父亲穿了一条打着补丁的短裤，觉得此人不太讲究太过随便，但看到父亲仪表谈吐还算不俗，就答应了这门亲事。父亲回家禀告祖父母，祖父母正为此事着急，于是就催父亲前往下定，约定年底就把婚事办了。
此时共产党基层政权尚未建立，社会秩序还很混乱，小股土匪到处抢劫。大约11月份，我外公家遭了一次匪劫。母亲、小姨和外婆躲在屋后山上，家中细软悉被抢走，幸亏外公机警，将几百块光洋丢在马桶里面，这才得以保全。这时离年底约定的结婚日期还有一个多月，土匪说不定还会再来，外公等不得了，决定让母亲立刻成婚。那天晚上，天黑漆漆的，外公雇了一顶小轿，请了族中几个精壮汉子，连夜将母亲送往四十里外的下青坪。沿溪山路狭窄崎岖，担心引来土匪又不敢打火把，他们一路深一脚浅一脚，好几次差点掉到河里。天亮时分，一行人终于到了下青坪。祖父祖母见到母亲他们，一时不知所以，听了原委，才知是新媳妇已经上门，马上就要拜堂成亲。媳妇已经进门，不能等待必须立即举行婚礼。这时父亲已到益阳卖木材去了，怎么办？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我姑姑代替父亲与母亲拜堂举行婚礼。于是就在当天的婚礼上，母亲戴着盖头，姑姑抱着一只大公鸡，两人拜天拜地拜父母夫妻对拜，完成了结婚大礼。父母结婚之后，开始几个月，日子倒还平和安稳，不到一年这种情况开始改变。
随着共产党基层政权的稳定，土匪基本肃清之后，从1950年10月开始，湖南全省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我们家没有多少山林土地，主要靠祖父教书、帮人打点生意和少许山林出产为生，父亲在外做小文员、小警察也没有多少收入，所以土改运动中我家没受什么冲击，被定为下中农成分。下青坪却打了五六家地主，在渠江一带算是地主较多的村子。其中最大的地主是刘映芳，他曾当过民国县长和省议员，时已66岁，乡居已多年，其儿子刘南强当时29岁，土改中其家产山林田土全部被没收，父子二人均被处决；另有一户地主在斗争中被活活打死，其余几位也被整得死去活来。有一位还未出嫁的地主女儿，在斗其父亲时，也被狂热的贫雇农积极分子拉上台去，并被剥掉了上衣陪斗。前几年遐龄哥对我说起这件事情时，仍是愤慨难抑，他说这种行为简直是畜生不如。
我家在土改中没受什么冲击，但在几乎同时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却经历了一场风雨。运动刚一开始，因为在南京和武汉当过警察，父亲就被当作反革命抓了起来，关进了烟溪区政府所设的监房中，坐了三个月笼牢。当时区政府就可决定杀人，根本不必有正式法院审判。据父亲后来说，当时区里几乎天天杀人，与他关在一起的一个国民党连长，也不过二十多岁，就在父亲眼前被拉出去枪毙了。父亲被提审了数次，并没受太多的苦，但他心里也是忐忑，不知会有怎样结果。好在当时区里有几个工作人员与父亲认识，他们当初还在一起开会商量准备去摸警察所的枪，他们对父亲的情况比较了解；再加上祖母娘家都是穷得叮当响的贫雇农，父亲的两个表兄还在渠江农民协会里负点小责，他们也为父亲说了不少好话。祖母为父亲之事几乎天天在家哭，母亲与姑姑、姑父一起，去烟溪探过好几次监，也不能多说话，只是默默地将带去的好吃的交给父亲，当着父亲她忍着眼泪，一转身就已泪流不止。当时母亲已有身孕，生怕父亲有个三长两短，又怕父亲在牢中受苦，惊忧交加，结果胎没保住，流产了。
1951年春节前夕，父亲被释放回到家中，全家总算过了一个团圆之年。此后一段时间，除了偶尔进山收点木材到益阳出卖，父亲也在寻找新的谋生途径。他曾在渠江小学代过一阵课，还在下青坪组织一些妇女办过织布作坊，但没有多少利润，也不能稳定持续，不是长远之计。母亲在家忙些家务，有时也到地里干些活计。其时我外公已被打了地主，当时母亲出嫁匆忙，仅带了一担行箱，没有什么嫁妆，祖母对母亲也就有些轻忽之意。雷公山伟卿伯母曾跟我说过：“我与你妈关系最好。那时她在家里日子不太舒畅，你爸不常在家，婆媳关系不太融洽。你妈怀你时，按乡俗小孩出生后的所有穿戴，都要由娘家置办。你外公家已被打了地主，家中一贫如洗，你外婆无力为你置办这些。那时你姑姑正好也怀了孕，你阿婆天天为外孙做新衣新帽，但却没有你的份。你爸又不管这些事情，你妈心里苦啊！她只好把自己陪嫁的几床新被面剪了，为你做了两套新衣裤。”
父亲当然是知道这些的，但他也不好对祖母说这些事情；加上在老家谋生之不易，他又是在外边跑惯了的，自己也还年轻，因而不太安心从此就在偏僻的乡下过此一生。我出生之后，暴风骤雨式的土改和镇反运动已经结束，社会开始逐步走上正轨，国家也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父亲出外发展的愿望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