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我对中国艺术的兴趣，来源于多年以前学生时代对艺术史的研究，它与我的医学教育同时进行。此后，我继续沉浸在医学实践与人文理论的研究中，收藏家的视角反映了我在科学、哲学和人类历史上的恒久兴趣。对我而言，收藏的一个卓越功能就是对文明和不同文化的重建，这个目标只能通过学术研究来实现。收藏过程如同在科学中实践那样，当一大批分量足够的材料被收集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试着去重构典型而真实的过去。在对历史的整体重建中，最关键的是对研究材料和名作的妥善保存，收藏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当我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中国艺术收藏领域的时候，早些时候那些收集瓷器和青铜器的大好机会已经没有了。但是，大家对中国绘画的兴趣相对不大。出乎意料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大量私人收藏的珍品在历史的沉浮中变得触手可及。我们承担了在世界范围内维护一些濒临离散的杰出中国艺术作品收藏之完整性的重任，我们也支持和鼓励保护修复、学术研究、考古方面的努力，以及高校的研讨会，这些与上述艺术史和考古的目标是一致的。

业余爱好者们对作品的真伪问题非常敏感，而对中国绘画的实际接触，会让人对中国艺术的微妙之处更加敏感（因为其中常常出现对美感的终极表达），与此同时又会让人怀疑，自己是否有完全理解和欣赏其美感的能力。如果说哪个艺术领域对业余爱好者有最严格的要求，我相信那就是中国书画鉴赏。因此，我们在一段时间里把收藏局限于毫无疑问的真迹，如壁画。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数年的搜求之后，我们获得了收藏中的珍品——楚帛书，这是现存最早的同类文献，约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

然而，我们在1967年听说了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在获得中国青铜器上所付出的努力。因为这些青铜器价格高昂，收藏家之间都说这是一桩“疯狂的购买”。我们亲自去普林斯顿大学考察。一看到那些方闻教授想要为普林斯顿大学求得的青铜器，我们就坚信能够协助收购它们是一种荣幸。比那些无价珍宝更为重要的，是这所大学里那些引人注目的现象，新一代学者利用西方艺术史研究成果在中国艺术鉴赏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毫无疑问，方闻所在的院系充满了富有感染力的研究热情和自豪感。我们决定参与到这个激动人心的“冒险”中来，在之后的两年中，我们在方闻教授的指导下购买了大量绘画藏品。分享使快乐成倍增长。因此，当各个文化背景下的朋友们都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哥伦比亚大学分享他们的艺术品的时候，我们绝大部分的中国书画收藏现在都已经“找到家了”，随时可以迎接访问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和来客。

除了个别例外，本次展览中的书画主要来自于三个地方：弗兰克·卡罗（Frank Caro，第一至五号，第八、十、十三号，第三十六至四十一号），张大千（第十二、十七、二十号，第二十二至二十五号，第二十九至三十四号），以及晚些时候的霍巴特（Richard Bryant Hobart）收藏（第六、七号，第十四至十六号）。其他画作来自中国台湾（第九、十一、十九号）、中国香港（第二十八号）及日本（第二十六号）和英国（第十八号）。如果没有弗兰克·卡罗和张大千教授的努力和耐心，这些藏品不可能被汇集起来。

人们常常问收藏家，他最喜欢的藏品是什么。我们在这些绘画中最偏爱册页，尤其是第二十五号作品，那是由17世纪晚期最杰出的个人主义画家石涛所画的八开花卉册页。这些富有启发性的创作最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方，是石涛的花卉与蒙德里安画的菊花之间竟有一段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间隔。为此特别感谢展览目录的编撰者王妙莲和傅申，因为通过他们的眼睛，我们将整批藏品，尤其是石涛书画的意义看得更清楚了。可以这么说，他们以全新的方式为我们展现了中国绘画艺术。在此，对两位作者，以及方闻教授给予中国书画研究和鉴赏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表示由衷的祝贺。

亚瑟·M·赛克勒博士
1973年5月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