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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暨县是个有相当历史的地方：秦已置县，越王允常在此住过，境内有诸山暨浦，因此得名。五代初改名暨阳，不久恢复原名。明清皆属绍兴府。
枫桥镇在县城的东北，离开绍兴的城区不过二十四五公里（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下同此）。向西北约四十公里，就是萧山。再渡钱塘江，就到了杭州。陈洪绶除了两次或三次北上到北京之外，一生都在这三角地带里度过：诸暨在南，绍兴在东，杭州、萧山在北。他的童年及早期多半在诸暨、萧山，有时去绍兴及杭州，二十六岁到二十七岁时初次北上，在途中及北京约十五个月；中年到甲申国变，则多半在诸暨与杭州，可能在三十五岁时又北上一年；四十三岁到四十六岁时离家最久，在旅途及北京花了三年又三四个月；晚年自明亡到去世，先是在绍兴五年（包括在其附近山中云门、薄坞，落发避难九个月），然后在杭州四年；在去世的那一年里，又回到了绍兴。以地域文化而论，自古以钱塘江为界，把浙江划为东、西。春秋战国之时，浙西属吴地，浙东则为越国。唐代置浙江东、西两道，宋代置浙江东、西两路。浙西有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浙东有宁波、绍兴、台州、金华等八府。
陈洪绶是浙东人，其根在浙东的诸暨、绍兴、萧山，可是他一生有很多时间在杭州，尤其是去世前的几年。所以他兼吴、越的地域文化传统，正像他在1651年《隐居十六观图册》上题的诗句：“老莲无一可移情，越水吴山染不轻。”先看“越水”——浙东的文化传统，第一是大禹治水的传说，而其中心点在绍兴（旧会稽），至今还有禹庙、禹陵，纪念这位神话人物。而历史人物则有公元前5世纪的越王勾践，其兵败降吴后能卧薪尝胆，休养生息，在二十一年后灭吴称霸的故事，长存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这又连带到历代首推一指的美人西施，她生在诸暨南部苎萝山下的苎萝村；在勾践兵败会稽的时候，他的大臣范蠡把西施献给吴王夫差。吴亡，西施复归范蠡，从游五湖；而范蠡又是既有超人之能又有过人之智的豪杰：他助勾践灭吴后，称上将军，可是看透了勾践只可共患难，难与同安乐，浮海到齐国，治产数千万，后散财去陶，又累资巨万，这就是变成了传说的陶朱公。
当然，对陈氏更有影响的是号称书圣的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他在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与朋友宴集山阴（绍兴）兰亭，写了不朽的《兰亭序》；他爱鹅且以书法换鹅的故事，是陈氏画题之一。当然从那时起到明末，绍兴的历史人物难以尽述。再看那西北角的萧山，唐置县后，明清两代皆属绍兴府；洪绶第一位夫人来氏的家，在县西部的长河镇，北濒钱塘江，与杭州隔水相望。
他四岁时已就塾妇翁家，十七岁侍妇翁几杖，那时想已结婚，所以这里等于是他童年、少年时第二个家，而去杭州的时候可能经过此地。提起杭州——中国六大古都之一：唐末到五代十国时期（10世纪初），这是钱镠所建吴越国的首府，开始筑城修堤，奠定杭州的规模；他又大兴佛教，寺院多达三百六十处，塔幢遍及城内外；吴越国历五主，共八十六年，使杭州成为两浙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陈氏诗中的雷峰塔，就是当时兴建的。到了1138年，南宋正式在杭州定都后，这座临安府急遽地扩展成为当时“世界级”的大都市：城郭开拓到南跨吴山，北抵武林门，东接钱塘江，西临西子湖的伟势。
南宋亡后，虽然杭州不再是京都，其气派与繁华仍能使元朝时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赞之为“天城”，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宏伟华丽的城市”。
讲杭州更不能忘了西湖，而西湖与中国的文学美术，有不解之缘。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长庆二年（822）作杭州刺史，任内曾修筑湖堤，蓄水灌田，他喜爱的白沙堤，从断桥起，过锦带桥，到平湖秋月为止，后人念之，称为白堤。北宋诗文书画天才苏轼在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任内开浚西湖，取泥草修筑贯通湖南北的苏堤，列入了南宋时已有的“西湖十景”之一——即“苏堤春晓”。陈氏在杭州时，不知在舟中、桥畔画了多少画，写了多少诗。为了功名，陈氏一生北上两三次，出发点就是杭州，因为这是直通北京的大运河的终点。总之，陈氏的生活区域是风光佳丽、文史深厚、陶冶文学家、美术家的理想环境，加以现代文豪鲁迅所称的浙东精神：“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
，使得晚年作遗民的陈洪绶在诗、书、画中，贯注了遒劲不屈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