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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幼时得见悔迟《三友图》，读其题诗，凄厉动魄，因笃好之……”这是我高祖翁同龢（松禅老人）约在1890年题跋草稿开头的几句。这卷画（即陈洪绶1651年所作的《三处士图》卷）是松禅老人之父翁心存（卒谥文端）在1849年得之于故乡常熟沈氏，“喜诵其诗，常以自随”（松禅跋中语），卒后传给长子翁同书（卒谥文勤），后来由兄及弟，传到松禅老人手中。1890年，他在画后长跋里，有步陈章侯韵的五言诗，其中数句显出他对陈氏艺术的笃好及认识：“我于近人画，颇爱陈章侯：衣绦带风色，士女多长头。铁面眼有棱，俨似河朔酋；次者写花鸟，不以院体求；愈拙愈简古，逸气真旁流……”
这《三处士图》卷传到我，已历六世，几一百五十年。高祖一生又收集了一些悔迟名迹，也都使我能朝夕观赏，所以我研究陈洪绶并非是偶然的。实际上，观赏与研究是两回事，观赏是愉快而轻松的活动，研究是辛苦而系统的工作。几十年来，有缘在欧美及亚洲各处见到不少陈氏的作品，但开始作研究，却由于朋友的怂恿和鼓励。
第一位是亦师亦友的历史学家房兆楹教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一班中国历史研究生讨论会的时候，请我去讲一个中国美术史的题目，我就选了“陈洪绶”。那是1965年前后，我开始搜集资料，看参考书，仔细把家藏的几件册页摩挲摄影，准备讲演。这时我初次阅读了陈氏的诗文集《宝纶堂集》及黄涌泉先生的《陈洪绶年谱》。我的讲题是：“悔迟”，一位文学艺术的天才，生逢天翻地覆之变，愧悔无救国之力，徒以书画成名；但明亡之后，反而能集中精力，创作出炉火纯青的艺术传世。这篇讲稿很短，毫无发明，只是向未闻此公大名的异邦学者作了粗线条的介绍，然而却引起那时主持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的狄伯瑞教授（原名是Wm.Theodore deBary）的兴趣。狄伯瑞教授说如果我写成专书，他愿帮助出版。可惜我那时正在编写和摄制一系列讲中国历史的教育影片，无法分出时间，这个机会就错过了。
第二位是甲骨文学者及古籍出版企业家严一萍先生。他在很成功地影印了我家藏的宋刊《施顾注苏诗》之后，看中了松禅老人题了六次的《陈章侯画博古牌刻本》；在1976年影印的时候，嘱我写一篇序。可巧我刚完成了那套中国历史教育影片，于是借此下了一番功夫。在这篇长序中，先写“一、关于陈洪绶”，把他一生分为初、早、中、晚四期，略述其生活与作品的关系，作为了解陈洪绶于1651年制《博古牌》的背景知识；再写“二、关于博古牌”，把四十八幅的人物故实一一考证，及释出陈氏在每幅上的题词。这虽然只是一件作品，但研究时的工作量相当可观，的确是编写本书的试航，也可以说为本书打了一个小型的基础。惭愧的是，这一点研究做完之后，我就计划迁出纽约，奔跑于美国西岸南角寻栖身之处，最终决定到东北一小镇，在一块小溪流经丛林的半山之地开荒造屋；由自己设计、画图、督工，创出了“莱溪居”，具备了研究工作者的环境。可是为了美国朋友顾洛阜（John M.Crawford，Jr）写一本收藏目录兼自己摄影（宋元明清书画精品，一般摄影师不知道怎样小心地动手及减少光热），及一些其他的杂事，转眼就过了几年。1979年中美恢复邦交，使我可以重返故国，与阔别了三十一年的亲友见面，并可畅游常在梦寐中的名胜古迹。到了杭州，先不雇游船在西子湖中飘荡，直去浙江省博物馆，要求会见黄涌泉先生。那时国内还没有完全开放，我这个要求并不是很容易获准。由于我的坚持与耐心终于达到成功，与黄涌泉先生见面后长谈如故友。我不揣冒昧，将《陈章侯画博古牌刻本》的序文向他请教。承他不弃，在第二天再会的时候，观看馆藏的陈洪绶《龟蛇图》，使我眼界扩展到陈氏最早的画；同时对我粗浅的研究工作鼓励有加，使我增强了进一步探求的信心。不料此后得到机会与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先生合作，编制出版一厚册英文版《故宫博物院》。此书图文并重，全面描述故宫建筑及院藏陶瓷、青铜器、书画、雕塑、玉器、工艺品和珍宝，整整用了两年的时间。继以遭逢纽约华美协进社的危机，感到她对我早年的帮助，不得不全力以赴，从挽救到整顿到复兴，足足苦干四年半，才达到欢祝该社成立六十周年的盛典，允许我退休还乡（即纽约北五百公里的莱溪居）。好不容易再拾起僻地困学的生涯，转眼就几经寒暑，从得识第三位鼓励我研究陈洪绶的黄涌泉先生那时算起，这工作已经搁置了十年！
第四位是前辽宁省博物院院长杨仁恺先生。1989年秋，欣逢辽宁省博物院建馆四十周年的纪念，他邀我参加，并嘱我讲一篇论文。自然我选了“陈洪绶”这个题目。于是重整旗鼓，在旧底子上再加新佐料，讲陈氏作画“亦真亦奇”的特点。想不到讲完之后，受到杨先生的赞许；而且参加盛会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龚继先先生挺身而出，提议我把这题目写成专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愿意出版。龚先生从辽宁返沪后，他的提议得到了谢稚柳先生的支持。于是1990年春，我开始积极准备，做比较有系统的编写计划。这就是本书的起点。
工作的开始是搜集资料。一部美术史著作必须有真实性、概括性及中肯性。真实要基于确切可靠的资料，概括要基于众多周密的资料，中肯要基于适当利用质、量兼备的资料。资料大别分三种：一、实物——即书画，二、诗文——陈氏的诗文，三、记述——著录、传记、评论等等他人所写的文字。很幸运的是，陈氏的诗文，绝大多数已收入了《宝纶堂集》；记述方面，已由黄涌泉先生在他1960年出版的《陈洪绶年谱》中搜罗殆尽，而且按年引用，大大便利了后来的学者。再者，我由老友王世襄兄的介绍，得识黄苗子先生，他听说我要编写陈洪绶，就把他早年抄录的陈洪绶资料卡片全部借给我用，其中有些他见过的抄本，目前已不容易找出（那时他计划编写陈的年谱，后来放弃了），这真是我意想不到的一笔“横财”！
在前三种资料之外，我为了写这位大师的生平，要吸收一些风土的气息，在1991年五月曾游访他一生大半时间生活及工作的三角地带：杭州及萧山在北，绍兴在东，诸暨在南。先从杭州到萧山长河镇，瞻仰洪绶第一位岳父来斯行弟来宗道的故居（其子来咨诹娶洪绶之妹胥宛）。他是陈氏最阔的近亲：万历进士，累官太子太保，兼内阁大学士、预机务，所以他的“光裕堂”虽已破烂不堪，但规模宽闳，大门犹在，后来到田间抽水棚处看到倒斜的来宗道碑，已经断缺。然后从萧山到绍兴城南的南池乡，在其东偏南的横棚岭官山墺，拜谒了“明翰林陈章侯公暨德配来氏宜人韩氏宜人合墓”。墓的背景左为香炉峰，右为秦望山，都是画家旧游之地。回到绍兴，去访徐渭故居青藤书屋，甲申之变时，陈氏借居，房舍及小园还维持得颇为幽静，有藤有竹，虽非明末时物，依稀想见当日风光。隔日从绍兴南行到陈氏故乡诸暨县东北的枫桥镇陈家村。传为他曾祖陈鸣鹤的“光裕堂”，尚存大房数间，内部残损。他祖父陈性学的故居“宝纶堂”，今已圮废。至于他个人的故居，早已不存，遗址上只有后来盖的破房数间，一口传为他家用过的水井而已。最后到县城南陶朱山脚的西竺庵遗址，又是几间破房，看不出什么年月。洪绶幼时，曾随父亲陈于朝在这里读书。此地旧称苎萝村，今名浣纱村，纪念绝世美人西施微时在此浣纱，从庵前下望青山小湖，犹可意味其人、其时、其境。次日回到杭州，由黄涌泉先生领着追踪陈氏游憩之处：今日的西山马路，即昔日他感吟“外六桥头杨柳尽，里六桥头树亦稀”的杨公堤—里六桥。现在“花港观鱼”入口的定香桥，数见于他画上的款题；太子湾公园，就是他“太子湾识”一文中，自惭明亡后“每经前朝读书处，则不忠不孝之心发”的感触地点；而吴山则是他在己丑（1649年）正月来杭州住的地方。两年多以后，他在吴山火德庙的西爽阁自写诗序，说“坐吴山望西湖，坐西湖望吴山”。创作离不开时代，也离不开地域。虽然陈氏的晚明时代早成过去，其活动的地域也面目更易，但基本的地形地貌及乡土风情，得以身临心感，使我自然地对他的诗文书画，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最重要的资料——陈洪绶真迹，散见亚、美、欧三大洲，而集中于几个大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在海外则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其他所藏较少而有特殊作品或精品者，则有浙江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苏州博物馆等；而海外有檀香山美术学院、伦敦大英博物馆及苏黎世利特伯格博物馆（以上并不分等次，亦不包括私人收藏）。这些收藏我都亲自去观赏研究过，而且主要的地方去了不只一次。研究方法很简单：以有年款及可确定年月的作品为标范，个别的探讨其特征，集体的观察其演变，而且建立显示这书画家年岁及发展阶段的实物系统，用来鉴定其他作品的真伪及推测无年款作品的大约年月。当然，去伪存真后，资料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除亲眼看到的原迹以外，凡有第一流照片的作品也可以有相当把握地鉴定真伪及推测年月而收入编年表。其未见照片或照片不够清晰的，甚至仅见著录而莫卜存亡的则列入附表作个参考。至于见过原品，识其伪造，则除在鉴定一章用为讨论项目者外，一概不录。至于少数不易决定真伪者，归入存疑。在这简单的研究方法下，工作量却很大：第一步是到各公私收藏请求观赏原迹，第二步是请求真迹的照片，第三步是利用记忆、笔记、照片及书籍作仔细的探讨，第四步才是编写。幸而我自1941年开始与博物馆界、学界及收藏家们接触，半个多世纪来沧桑变幻，一直同老友、新交保持联系，所以这次已经得到不少方便。然而世界各地的机构都有规程，人事都有变化，收藏都有聚散，而新的发现需要新的关系去探求。对书画工作者有莫大帮助的，是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的《中国古代书画目录》及其姊妹出版物《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其中记载的陈洪绶作品及其收藏单位，使我可以按图索骥，开发新资源。可惜限于时间、精力、物力，我不能追踪线索到全国的各省市，但已获益良多，尽可能敲开了前此并不知有相当珍藏的新门户。在这一方面，我念及两位老友的帮助：一是杨伯达先生，蒙他的安排，由故宫博物院的徐乃湘小友陪我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商店及徐悲鸿纪念馆等处看到好些不常见到的陈氏作品；一是刘庚寅先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为我联系在南京的江苏省对外友协张鹤贤秘书长及苏州市对外友协的诸能喜副秘书长，使我便利到南京博物院及苏州博物馆两处去观赏他们的宝藏，而且又亲自陪我到首都博物馆，看到两件陈氏晚年的书画。还有一位老友王世襄先生的慨助，不可不提：前面述及黄苗子先生的研究陈洪绶资料卡片，就是王老亲自陪我到黄家找到取出来的，因为那时黄氏夫妇正在海外。而且苗子先生珍藏陈老莲自书诗册二十四页，书法似张瑞图，是一件关键性的真迹，也是由王老代我请摄影师全部拍摄的。为了搜寻使陈老莲遭受不白之冤的小说《生绡剪》，王老又陪我到北京图书馆，后来找到了该书的铅印本，就立刻寄下！说到北京图书馆，就想起陈洪绶的插图刻本，在那里得到冀淑英先生的帮助，看到几种；然后在上海图书馆，不但见到了《九歌图》及李告辰本《北西厢》，而且古籍组的任光亮组长及陈先行先生找出来陈老莲自书诗卷、文稿及词稿册，真是意外的眼福；在浙江图书馆，余子安先生飨以陈氏早年的手稿《筮仪象解》；可见博物馆之外，图书馆里仍有相当数量的资源等待开采。现在到了谈谈私人收藏的时候：在纽约的老友王己千（季迁）先生、加州柏克莱的景元斋主人高居翰（James Cahill）教授及上海的程十发先生，都是慷慨宽宏，愿与同好互相切磋的收藏家，使我得机研究及摄影；在香港，要念及中文大学文物馆高美庆馆长在百忙中抽暇带我去访至乐楼主人何耀光先生，见到两件陈氏真迹，并介绍我与承训堂主人莫华钊先生相会，又见到两件——而后来又托高馆长寄给我这些藏品的照片；也念及香港艺术馆朱锦鸾馆长，使我在馆中看到虚白斋（主人刘作筹先生）珍藏的两件老莲精品后，也得到照片。
观赏真迹的重要性，无疑占首位；但无论记忆力多么强，没有照片就不能做更深刻、更持久及比较性的研究；而且在编写及制版印刷时，对照片质量的要求，尤其严格。搜集照片用了我很多的时间及精力。因此在这方面，除上文提到的数事，有必要再扩大地叙述一下。几十年来，我从事于编写及摄制关于中国美术及历史的教育电影，曾在北美、欧洲、日本及中国台湾各富于中国美术藏品的博物馆及私人收藏中照了不少影片及透明彩色片。文物出版社在负责出版一部分《中国美术全集》的时候，曾借用不少我的照片，这次由该社杨瑾社长及张囤生先生的合作，以交换方式借来相当数量的陈洪绶书画照片；采取同样的方法，我也得到杭州西泠印社朱春秧先生的帮助，借到另外一批。近年来纽约的佳士得拍卖行经手的老莲作品，颇为可观，其中国书画组的黎翰墨（Elizabeth Hammer）女士，不厌其烦地搜出旧存的及新拍的照片多幅寄赠。真是有“影”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伦敦大学的韦陀（Roderick Whitfield）教授寄我两幅大英博物馆所藏陈画的照片；潜心中国古籍的艾思仁先生自日本京都大学搜来的四幅木刻插图复印张（别处都不见这插图了）；曾著《陈洪绶试论》一文的古原宏伸教授自奈良大学寄来一幅不常见的人物照片；澳洲维多利亚国立美术馆的潘关美恩博士寄来行书诗轴照片……这都是汗滴黄土时使眼睛一亮的白云。当然，我要提及故宫博物院主持摄影的胡锤小友，热诚地给我很多帮助；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周卫明先生，除了编辑以外，他也是拍摄文物照片的专家，帮助我到南京、苏州、上海图书馆及程十发先生处照了不少书画的藏品。回想这几年中搜集照片得到目前的成绩，怎能不念及这些朋友慷慨的支持和援助。
前述的陈洪绶真迹集中点，都给了我研究的便利，在此要特别陈述。在故宫博物院，得到杨新副院长的照应，办公室方国锦主任的安排，保管部各位朋友的辛勤，使我能多次到紫禁城里看到好像总看不完的珍藏。故宫是世界各国贵宾、学者及国内专家到首都后必来拜访的头号名胜，院方真是应接不暇，展观文物的地点又缺，而能给我这么许多机会，极为可感。记得有一次安排在漱芳斋，杨副院长刚陪一组日本贵客观赏后，就过来与我畅谈，共同欣赏老莲妙迹，这也是在百忙中，把紧张与舒散相间的一法吧。上海博物馆是江南收藏荟萃的中心，其中陈氏书画既精且富。马承源馆长极为爽快，使我能有整日的时间在馆里观赏及研究，达到最高的效率。这当然也要仗着书画研究部钟银兰副主任的热心帮助及保管部各位女士的辛苦提取文物。事后我请求照片时，马馆长及钟副主任商谈后，非常慷慨痛快地答应，不久就由馆中摄影师完成，寄给我相当数量的第一流彩片。因为件数很多，我在1991年、1992年两次看过后，今年春天又到上海，那时才知道上海博物馆已迁出旧建筑，正在修建新馆，所以办公处分置市内各临时地点。不料我同马馆长通电话后，他仍然允许我去打扰，安排馆方的单国霖先生接我到上海市档案馆，安安静静地又看了一整天的老莲名迹，而且包括新收的十条《人物通景屏》，这件有年款的晚年“大作”，可以说是海内外唯一的陈氏通景屏！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陈洪绶遗迹的收藏重点。我认识秦孝仪院长多年，书画组林柏亭组长是新交，几位副院长及摄影等部门的负责人都是熟人。这次得到秦院长的特许，一次可以看到不少件，麻烦了老朋友胡赛兰女士自库房取出，一一精读。大半藏品是旧友重逢，但这次看到了从前看不到也想不到的要点，得益良多。海外的陈氏书画收藏，以美国为最，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亚洲部分负责人方闻教授的领导下，所藏中国书画已为“世界级”，其中陈洪绶作品尤长于早期，在编年表中可以见到。致力于中国书画的何慕文（Maxwell Hearn）主任对于陈洪绶的艺术也极有兴趣，提供了很多资料，并时常互相切磋。而亚洲美术部的业务部主任史文慧（Judith Smith）女士，帮我获得极好的大型彩色照片，既便于研究，又为图版增光。至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在李雪曼（Sherman E.Lee）馆长及何惠鉴主任主持的时候，所收陈氏作品虽只有三件，但件件俱精，其中一部册页有二十幅，数量也不算少。檀香山美术学院也只有四件，以《陶渊明故事图》卷的重要性而闻名。从前在院中任职的曾幼荷（佑和）教授曾写过专文，是在海外研究陈洪绶的先驱。实际上，在文化机构方面，不论中外，我应表彰以示感谢的不能尽述，但必须提及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的云希正馆长、浙江省博物馆的杨陆建副馆长、南京博物院的徐湖平副院长及苏州博物馆的钱公麟副馆长。有的博物馆为摄影需要适当文件时，国家文物局外事处王立梅副处长立刻发出准许函，也谨此致谢。
亲睹真迹，收集照片，整理笔记，阅读参考书籍杂文后，探讨、分析及编写的工作上了舞台中心，于是学问中的“问”字大大增加了重要性。幸而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学术界的边缘漫游，交结了不少饱学之士，除了以前提到的各位以外，我在上海请教过顾廷龙先生、谢稚柳先生；在北京请教过启功先生、傅熹年先生；在典故方面，请教过天津图书馆的丛书专家刘尚恒先生；在佛像方面，请教过旧金山亚洲美术馆研究印度及喜马拉雅美术的谢瑞华（Terese Tse Bartholomew）主任；在花卉方面，请教过纽约植物园的巴内比（Rupert Barneby）博士。私人收藏家高居翰教授，在柏克莱加州大学办公室收集的书籍、照片、计算机记录的明人画单等一概供我参考，并介绍我去利用该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大量图册杂志，其与同好共享学术知识的雅量及热诚，不可不志。还有研究陈洪绶的一大困难，是释出他写的草书及古体字。这一方面，我请教过纽约的八大山人专家王方宇教授，及在耶鲁大学正在写以傅山为题的博士论文的白谦慎小友。白先生精于篆刻书法之学，可巧对晚明书家在聚精会神地钻研，不惜挪出时间为我查考——利用传真及电话，解决不少问题；而且碰到疑难之处，有时为我向张充和先生请教，可感！总之，从这篇自序的开始一直写到此，凡我提到的良师益友，我愿诚恳地表示衷心的感谢。当然我对一定会有的错误完全负责，但如能做出些微的贡献，不能不归功于这么多朋友慷慨的助力。最后，我还有一段故事：今年春天，我把初稿五章寄给黄涌泉先生，请他教正；不料那时黄先生进了医院，幸而后来治疗的经过良好。到了五月下旬，事先探知他仍在家中养病，但可以见我，所以我从上海到杭州，专诚去拜访。更不料他在病榻上居然仔细看过拙稿，而且写出值得商榷及应该修正的意见，使我避免了不少错误！我回到莱溪居后，不久就收到了他为本书写的序，表现他的学者胸襟，对有共同兴趣的工作者，尽量地鼓励及帮助，真是不胜感激。
再者，有了文稿和图片，并不能成书，必须经过编辑及设计师的大量工作和辛苦经营，才能与读者见面。因此，我衷心感谢出版社的各位朋友，尤其是龚继先、周卫明两先生。又按照古代“内举不失亲”之义，我愿在此向下述几位亲戚致谢：天津长兄翁开庆、北京五弟翁永庆及表弟吴空、杭州表妹陶沛，我多次麻烦他们，帮我在国内联系有关方面，完成各项事务。没有他们的慨助，我会在太平洋上疲于奔命，而本书的完成要延搁数年！
秋深叶落，遍山满谷，池面布锦，草上铺褥。岁月催人，日落灯明，1994年写于美国东北之莱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