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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位于宝山的这两座墓葬不幸在发掘前已被盗掘，我们无法结合随葬品对其进行综合、完整的分析，但是墓葬建筑和墓中遗留下来的宝贵壁画仍然为了解 10 世纪初的辽代和中国艺术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材料。1号墓中发现的墨书题记包含了墓葬的年代和墓主姓名，不但为断定这两座墓的时代以及整个宝山墓园的皇室身份提供了证明，而且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建筑和绘画艺术建立了一个年代学和风格的标尺。
通过对两座墓建筑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它们的规模和装饰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应该和墓主的身份直接有关。两墓的基本结构与中原北部晚唐时期墓葬类同，但是其中的石室则反映出墓葬建筑者的特殊文化和政治背景。据《辽史》，辽代统治阶层认为自己本为炎黄后裔，与“服土中者本同出也”。炎帝子孙的一支为鲜卑氏，建立了北魏帝国，其后一部落成为契丹。宝山墓葬融合了中原汉族和北方鲜卑族的墓葬特点，有可能与辽代立国时对其“双向”历史渊源的着意建构有直接关系。
本文结合建筑和壁画两个元素，讨论了两座墓葬的内部象征性空间和图像程序。我们发现每座墓葬包含了内、外两个空间。这一观念的区分通过不同的艺术手段而得到实现：现实生活中的契丹形象被用来建构石室外的空间，而中国古典的文学题材和绘画形象则充满了石室内的空间。石室外的空间延续了现时态中的人类饮食起居的活动，而石室内的画像则把这个由石板封闭的空间转化为一个虚幻的、超越现实生活的历史和神话的领域。
比较两墓的壁画，我们发现虽然它们从属于同一象征性图像程序，但是对具体绘画题材的选择则明显根据了墓主的不同性别：1号墓石室中的壁画包括了表现汉武帝见西王母的《降真图》，有关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题材，弓箭和宝剑，男仆及云间仙鹤；2号墓里则是以杨贵妃和苏蕙为主角的《颂经图》和《寄锦图》，女侍和无所不在的鲜花、蜂蝶和禽鸟。其结果是两个墓石室的内部分别被塑造成为男性和女性空间。前者具有浓厚的升仙意味，后者则包含了道德教诲和可能的佛教思想。2号墓石室中壁画所反映的特定趣味以及对时尚、奢侈和浪漫幻想的糅合，进而指示出它作为私人化的隐秘空间的性质。
如果说壁画的图像程序和题材选择主要是反映了“主顾”的趣味和愿望，本文也希望能够思考创作这些壁画的艺术家或工匠的身份、风格渊源和思想感情。通过对图像绘画风格的细致比较，我们可以断定每座墓葬的壁画并非由一个或一组画家创作，而是契丹画家和来自中原的画家的集体手笔。前者绘制了石室外和夹门的契丹人像，后者的作品主要是石室中以汉族历史和传说为题材的大幅故事画。整个画像程序因此反映了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及思想情感的中原和契丹两组画家的合作和互动。
在古代美术史研究上，由于研究材料的限制，使得美术史家往往无法讨论无名画匠的思想和心态。宝山2号墓《寄锦图》题诗中的“征辽”一语为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切入点。通过对苏蕙故事源流及10 世纪初政治形势的讨论，本文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制作这幅画的、身在辽地的中原画家借用了苏蕙的历史故事来影射自己与家人的分离。因此这幅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作为墓葬图像程序的一部分，也不仅仅在于体现了墓葬所有者的意图和愿望，而同时也隐含着画者的私人情感和生活悲剧。这幅画及其题诗因此为美术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探讨这种“多重意义”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