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墓葬

这两座辽墓位于辽上京以南 30 公里的一座墓园内。长方形的墓园纵约 200 米，宽约 170 米。墓园东墙和南墙上原来各设门楼，建有瓮城。南门宽 9 米，较东门宽阔，旁设屋宇，应为正门。墓地正中在不久以前还有一高土堆，散布于地表的砖瓦和其他建筑遗存说明此处原设有礼仪性建筑。总体看来，这个墓园的规格相当高，绝非一般官宦家庭所能拥有，而宝山1号墓中的一通墨书题记则提供了这一规格的确切理由。题记曰：“天赞二年癸未岁，大少君次子勤德年十四，五月廿日亡。当年八月十一日于此殡。故记。” 【图1，见彩图40】

天赞二年是公元 923 年，也就是辽代建国后的第十六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后的第六年。《旧五代史》和《契丹国志》均记载阿保机有三个儿子，幼子安端在当时被称为“少君”。 据此，墓主勤德有可能是安端之子、阿保机之孙。但有些历史学家对此抱有不同意见，一种看法是“少君”实际上是阿保机的末弟而非幼子；另一种看法是“少君”或“大少君”是泛称而非专名，可指皇子一级的其他人物，宝山1号墓的墓主可能是契丹钦德可汗的嫡子。 但不管是哪种说法，都认为这个墓葬属于辽代或契丹皇族的重要成员。从考古和美术史的角度看，支持这一推测的证据还包括了该墓建筑之奢华以及在遗物中发现的曾经用来装殓勤德尸体的银丝网络残片。

2号墓死者的身份不详，但遗骨由科学化验得知属于一位成年女性。由于墓中出土了一块写有契丹小字题记的石头，而这种文字是在 10 世纪20 年代中叶左右创制的，因此墓葬的建造年代应该比 1号墓稍晚。但因为两座墓在建筑形制、画像安排和绘画风格等方面都存在许多联系，2号墓也不可能比 1号墓晚很多，估计建于 930 年之前，也属于辽代初期。发掘者根据 2号墓在墓园里更靠中心的位置，推测其墓主可能是“大少君的夫人之一”。 与 1号墓相同，2号墓的装饰极其奢华，甚至在壁画中使用了更多的金箔。绘于 1号墓东壁上的鞍马，以及绘于该墓石室北壁上的家具与武器，其金属构件均以金箔装潢 【见彩图25、34、35】 ；同样的材料不但用来装饰 2号墓石室壁画中的女性形象，而且还大量用于室顶团花图案中，千余年之后仍灼灼生光 【见彩图55、79】 。这种超级豪华的装饰风格即便在目前所知历代最高级别的墓葬当中，也是罕见的。两墓虽然在发掘前已被盗掘，但是发掘者在残存遗物中仍然发现了金丝和流金錾花饰物以及金环等物件，说明原来一定使用了相当数量的纯金和鎏金器物陪葬。这些证据都进一步证实了死者的身份不同一般。根据这些证据和推论，这个墓园可以被初步断定为属于辽代皇室成员，可能是安端一支的茔地。

虽然这两座墓葬的建筑结构相当一致，但是如果仔细比较，我们仍可以发现在规格和葬制上的四个明显差异： 【图2】

（1）方向不同：1号墓南向；2号墓东向。

（2）大小有别：1号墓全长为 22.5 米，墓室宽 5.42 米，深 5.84 米；而 2号墓整个小一号：全长 19.25 米，墓室宽 4.9 米，深 4.45 米。

（3）墓室形状不同：1号墓为抹角方形，靠近墓门的两角更形成流畅的弧线，整个墓室几乎是方、圆之间的形状；而 2号墓墓室则为规整矩形，四角均作 90 度直角。

（4）建筑细节繁简有异：1号墓具有更为精致的墓门，上筑歇山顶门楼，两侧有仿木结构的翼墙；而 2号墓的门楼则相对简化，且无构造细致的翼墙。

这些不同之中的若干方面，如尺寸和墓门构造的不同，都反映出有意识的等级区别，应该和墓主的性别和身份有关，而这种刻意的区别进一步反映出墓地的整体计划遵照了某种特定的礼制规定。但另一些区别，如墓室形状和方向的差异，则似乎另有所据，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这两座墓葬相当一致的建筑设计，所反映的应该是辽代初期高级贵族使用的一种葬制。墓前均有一条铺砖的墓道，墓道尽头处为门庭和仿木结构的墓门。门内为一短短甬道，与券顶墓室相接。两座墓最特殊之处是墓室内所建的“棺室”，其中设有紧靠后壁的砖砌棺床，棺床上原有木制葬具，发掘者根据其遗存提出可能是“木雕彩绘小帐”。 但小帐是否在 1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已经产生和流行，则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两墓整体以砖营造，但是中央棺室的材料则是整块的石板。1号墓石室建在墓室正中，与后壁分离。宽 1.73 米的室门正对着甬道和墓门，有门额、门柱、门槛、门墩和两扇带锁的石门扇。室内空间为 2.76 米深，2.6米宽，2.6 米高。 2号墓的石室稍小，而且与墓室后壁连接，其室内空间为 2.7 米深，2.45 米宽，1.96 米高。 为了保证不致倾倒，两墓在石室和墓顶及墓壁之间都以石柱和过梁固定。石室的外观和支撑梁架进而施以仿木结构的彩画 【图3，见彩图3】 ，石室门楣也画有木纹。其目的似乎是既要采用远比木材坚固的石材来建造棺室，又要保存木构建筑的形态和观感。2号墓石室的两扇门遍涂红色，上方以贴金楷书写“朱门”“永固”四字，十分明确地点出了这两个似乎相悖的希望。

追溯这两座墓葬的建筑原型，不难发现它们和中原北部晚唐墓葬风格有着密切关系。将宝山1号墓和位于北京海淀区八里庄的王公淑墓 【图 4】 做一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同一类型的斜坡墓道，砖雕影作仿木墓门和墓门两侧的门墙，弧角方形墓室，还有类似的雕砖仿木结构。 与宝山辽墓相同，王公淑墓中的棺床也位于北墙之前，因此与棺床常置于西墙前的关中唐墓有所区别。王公淑墓建于 646 年，早于宝山辽墓八十年左右。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这座墓所代表的晚唐河北一带的墓葬建筑风格为宝山辽墓提供了一个中原方面的先例。此外，宝山2号墓棺床后面的墙壁上画有一幅牡丹图，发掘报告形容为“全图以绿叶簇拥的牡丹为主体，白色花蕊，浅红色花蕾及花朵。左右上角以对称形式绘黄鹂、彩蝶、蜻蜓”。 【图5，见彩图78】 而王公淑墓的棺台后是一幅题材完全相同的绘画：一株硕大的牡丹立于中央，右上角是两只飞动的蝴蝶，残毁的左上角原来应有对称的黄鹂或蜻蜓图像。 【图6】 类似的牡丹花图又见于位于河北曲阳的王处直墓，位置也是在棺床之后，表现的也同样是蜂蝶禽鸟飞翔围绕着一簇茂盛的牡丹。 【图7】 王处直墓的年代是 924 年，比宝山2号墓可能只略早几年。王处直是 10 世纪初以河北定州为统治中心的一个重要北方军阀，其头衔包括义武军节度使、太原王、北平王。他的墓中棺台后的牡丹图与宝山2号墓棺台后的牡丹图在题材和绘画风格上均极为相似，证明在当时墓葬艺术中，特别是在高级墓葬的装饰中，漠北和中原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我在后文中将谈到，宝山1号墓石室中的壁画，包括两壁的大幅叙事画和这幅牡丹图，很可能是由中原来的画家制作的。

但是宝山辽墓和晚唐五代的中原墓葬又有着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即多出了一个后者所没有的石棺房。这种位于墓葬中心的石室看来是宝山墓地的一个共同特征—除了 1、2号墓以外，20 世纪 50 年代在同一墓园中发现和勘察过的另一个墓葬也具备同样的建筑结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石室既不见于早一些的契丹墓葬，也不是 10 世纪中期及以后高级辽墓的特征。 那么为什么在辽初这个特定时期，在这个可能是属于辽代皇室的墓园中出现了这种特殊的石室呢？而且为什么建墓者又把这个建筑因素与来自中原汉文化的墓葬结构结合在一起呢？这些问题引导我们追寻历史上的例子，看看是否能够找到这种石室的渊源。

在进行这个调查以前，我们需要明确宝山墓中石室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它在正面中央安装有可以开合的门扇，二是室内棺台前具有足够的空间陈放祭品甚至容人站立。这两个特点应该与它们的礼仪功能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其前身既不可能是汉代至北魏的容积有限、仅可容尸的石棺，也不可能是唐代用作“套棺”的庑殿式石椁。与之最接近的例子是发现于北魏墓葬中的一种室内建筑，我曾将之称为“房型椁”。 目前至少发现了九个这样的例子，时代都在 5 世纪晚期到 6 世纪初期之间。其中八座为石质，一座为木构。大部分的例子发现于北魏首都平城附近，墓主为鲜卑人或任职于北魏朝廷的官员。具有确定纪年的最早一例是尉迟定州墓中的石室。尉迟是北魏时期地位很高的鲜卑大姓，死者身前官职为“莫堤”，死于 457 年。 北魏迁都后的一例是在洛阳附近发现的宁懋石室。宁懋，字阿念，据墓志载其祖先来自西域，很可能也不是汉人。八座石室中构造最复杂的一例出于 477 年的宋绍祖墓。宋绍祖为北魏官员，该墓是一座带有长甬道的方形单室墓，左、右、后壁略微弧出。 【图8】 石室立于墓室中央，高 2.40 米，宽 3.48 米。其外形模仿木构建筑，设有四柱前廊，上承横枋和斗栱。室内有一高起的U形平台，围绕着一块空地。房正面设石门，门扉和房屋外墙上装饰二十二个浮雕铺首和大约一百个圆形乳钉。内壁原有彩绘壁画，但只有北壁上的部分形象尚能看清，描绘的是弹琴和奏阮的乐者。 【图9】

虽然这个石室和宝山墓中的石室并不完全等同，但是它们的许多方面，包括在墓中的位置、大小、仿木结构以及可能具有的盛尸和陈放祭祀品的双重礼仪功能，都有着相当大的一致性。宝山墓中用来支撑石室的彩画过梁也使人想起宋绍祖石室的仿木梁枋。其他一些北魏“房型椁”用整块石板搭建， 【图10】 这也是宝山墓采用的建筑方式。这些联系究竟是纯属偶然还是具有某种历史的原因？换言之，在辽初建国的时刻，是否契丹皇室中的某些人有过一种回归北魏礼仪的企图，把数百年前由拓跋鲜卑所建的这个朝代的墓葬文化中的某种因素吸取到自己的礼制建筑中去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到两方面的历史情况：一是鲜卑与契丹之间的历史关系；二是辽代契丹皇室对于自己起源和世系的建构。这两个方面既有联系，又有本质的区别，前者关注的是民族沿革的史实，后者考虑的是特定民族政权对自己历史的书写。关于第一点，大部分学者根据《辽史》中的记载，认为鲜卑和契丹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契丹应出于鲜卑的一支。关于第二点，有证据说明，“契丹出于鲜卑”这个说法实际上是辽代的官方理论。据载，辽代开国以后就着意编修自己的历史。太祖阿保机设“监修国史”的官职，圣宗时又编修了《实录》，至辽末天祚帝时，监修国史的耶律俨进而编订了太祖诸帝的《实录》。现存元代编纂的《辽史》在追溯辽代世系时参考了辽代史官及以往《（北）周书》中的说法，把契丹的缘起上溯到鲜卑，进而推至华夏中原遥远的神话时代。如《世表》中说：

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盍从《周书》？盖炎帝之裔曰葛乌菟者，世雄朔陲，后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见于此。

同书《帝统·契丹先世》包括了有关契丹与鲜卑历史关系更详细的记录：

汉：冒顿可汗以兵袭东胡，灭之。余众保鲜卑山，因号鲜卑。魏：青龙中，部长比能稍桀骜，为幽州刺史王雄所害，散徙潢水之南，黄龙之北。晋：鲜卑葛乌菟之后曰普回。普回有子莫那，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九世为慕容晃所灭，鲜卑众散为宇文氏，或为库莫奚，或为契丹。元魏：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族同类，东部鲜卑之别支也，至是始自号契丹。

根据这些历史信息，我们可以推想：宝山皇室成员墓地中出现与时代隔绝的北魏墓葬十分相像的因素，应该不是偶然的现象，而很可能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行动，目的在于建构和确立其族属来源和文化传承。根据同一道理，既然辽代皇室把自己的世系上溯到鲜卑和炎帝或黄帝，他们的墓葬也自然应该混和鲜卑文化和中原汉文化的不同因素。也就是说，宝山墓所显示的与中原及鲜卑墓葬建筑的双向关系，与辽代自身历史建构的两个方向可以说是完全吻合的。

与此有关的是，宝山墓石室以及辽代皇族对其历史的着意建构，也可能和当时的一种特定礼制建筑有关，并进而与辽代的祖先崇拜及丧葬礼仪有关。自 20 世纪上半叶起，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的一个著名的“石房子”就成了辽代研究者的讨论热点。 【图11】 关于他们的不同论点在这里不加详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中外研究者对这些论点所作的总结。 ^[1] 值得在此提出的是与本文有关系的三个方面。第一，这个“石房子”在形态和建筑方法上与宝山墓中的石室似有类似之处：石房由七块花岗岩拼成，前面留有一门，房内有石床。第二，这个建筑的功能与祖先崇拜礼仪有关。根据张松柏和冯雷的研究，它原来所处的地点是祖州城内西北角的一个高台上。 【图12】 祖州在辽上京西南，是阿保机建立的祭祀先祖的地方。夏南悉因此认为这个石房子实际上是辽代皇室的祖庙。 ^[2] 葛华廷不全然反对这个看法，但是认为石房子首先是停放阿保机的灵柩的“权丧之所”，随后才成了辽代皇室祭祀祖先的“神帐”。 第三，一些学者注意到古代鲜卑族也曾以“石房”祭祀祖先，因此提出契丹石屋可能是延续了这一传统。 这三个方面都对思考宝山墓葬中石室的来源和意义有所启发。

最近发表的位于辽宁朝阳市姑营子的耿氏家族茔地的考古材料，进一步提供了宝山墓石棺室在辽代中期延续的例子。 据发掘报告，发现于 2002 年的耿氏家族 4 号墓有一个墙面微弧的近方形主室。 【图13】 室内后部四分之三的面积以砖砌平台，台上原来立着一座由五块石板拼接而成的石室，正壁设有 0.72 米宽的门。由于发现的石材中缺乏顶部，并根据平台上遗存的木构件，发掘者估计原来的室顶应为木制。发掘报告没有给出石室的尺寸，但是根据石板的尺寸（北壁石板 1.62 米高、3.7 宽；东、西壁石板各 1.62 米高、2.36 米宽，均 0.09 米厚），石室外围应为 1.62米高、南北 5.72 米长、东西 3.7 米宽；内部应为 1.62 米高、南北 5.54 米深、东西 3.52 米宽。整体比宝山 1、2号墓中的石室要小一些，但仍可容人。根据出土的墓志，墓主耿崇美死于辽天禄二年（948），但是这座墓是在他的妻子卫国夫人耶律氏在保宁二年（970）死后，于当年“重移旧墓，别筑新坟，公与夫人合葬焉”的结果。从建筑结构上看，这个石室不具有与宝山 1、2号墓中支撑石室的过梁，而是由转角处刻有凹槽的方形石角座固定，在建筑技术上更为成熟。但它与宝山石棺室之间的互相关系是十分明显的：三者均为平顶，正面有门和门槛，门侧画侍者立像，室内后、左、右三壁均画有大幅壁画。据报告，耿氏家族 4 号墓石室中的后壁以赭黄打底，红色边框中画有太湖石和枝叶茂盛的花卉，上方和两侧是飞翔的禽鸟。 【图14】 这幅画因此和宝山2号墓石室（以及王处直墓）同一地点的壁画如出一辙。 【图5、6、7】 发掘简报中还记载了这个石室的“西侧石板中部绘有八个人物，人物四坐四立，周围绘山水树木。东侧石板中部绘七个人物，周边绘山水树木及楼阁” 。虽然内容尚不明确，但显示出与宝山 1、2号墓石室两壁人物画的相似。

耿氏家族 4 号墓建于宝山墓的数十年之后，其石、木混用的棺室似乎结合了木质小帐的因素。实际上小帐也发现于耿氏家族墓地。迄今为止，这个墓地中的四座墓葬已被发掘，除了耿崇美夫妻合葬墓（4 号墓）和墓主不详的 3 号墓以外，其他两座墓葬分属死于 1019 年的耿延毅（1号墓）和死于 1026 年的耿知新（2号墓）。 石棺室只见于 4 号墓，其他三墓中设置的都只是木结构的小帐。 考虑到 4 号墓的建造时期已经处于小帐的流行阶段， 它之所以采用石棺室可能是有意地延续一种较为早期的辽代墓葬习俗。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耿延毅死于 1019 年，死后曾经正式埋葬，在二十余年后又“别筑新坟”。所筑之新坟非常可能有意地保留了原来墓葬的一些因素—墓志铭中的“重移旧墓”一语明确地透露了这个信息。但是在“重移”时也不免结合 10 世纪 70 年代的技术和葬式，因此将棺室的部分材料改换为木质。如果这个推测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座石、木混用的棺室就不一定完全代表了 10 世纪 70 年代的一种标准样式，而只能作为一个特例看待。因此，有关壁画石棺室在辽代流行的时间问题，也仍然是一个有待更多考古材料证明的悬案。

[1] 葛华廷：《辽祖州石室考》，《北方文物》1996 年第 1 期，第 30-35 页；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 Liao Architecture , pp. 247-250.

[2] 见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 Liao Architecture ，p.250. VxnOfELDSUquD+KxZBfGfRRcxcvyCj4XtRLvTDopDssZwH2/8fBzvSuWqbqNP5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