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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汉代文献中，轺车车名和与其相关的官职名称同时出现的并不多，但从汉墓室中出土的画像砖、画像石、壁绘中的榜题能找到大量有关轺车使用者的身份信息。通过这些榜题可知，轺车使用者大多具有一定的官衔、禄秩和社会地位，并非一般人，而榜题内容也多以官衔、人名、职务来命名，这与汉代文献中的车名分类在取向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汉代车制等级规定极其复杂，单用图像具体表现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以车名榜题标注轺车图像，不仅能直观地再现轺车使用者的身份，还能从这些图像榜题中的车名与文献记载的车名相互对比，找到一些在古代文献中未加阐述的轺车使用者的身份细节。
【关键词】汉代 轺车 使用者 身份 象征
作为汉画车马乘骑图像中重要的题材之一，轺车车型不仅反映了主人的身份地位，更多是还原了汉代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场景，这对我们了解汉代的车马与社会等级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在前期的学术研究中，孙机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主要对轺车进行了概念的界定，并未强调轺车使用者的身份；
信立祥《汉代画像中的车马出行图考》一文中以墓室和祠堂中的车马出行图作为对象，但着重考证的是出行图中主车人物身份与祠主身份地位的关系；
牛天伟《试论汉画像石砖中的车》对轺车进行了分类，对使用各种轺车的乘车人身份按照车舆制度简略提及；
练春海在《汉代车马形像研究——以御礼为中心》中以礼仪视角将马车的乘坐者群体进行了分类，并未有专门关于轺车乘坐者身份问题的论述。
汉代车制等级规定极其复杂，轺车作为汉代最常见的车型，其使用者的身份，目前学术界仍语焉不详。
笔者认为关于轺车使用者的身份地位仍有一定的探讨空间。根据汉画材料中轺车图像以及榜题内容，辅以汉代文献记载佐证，尝试对汉代不同的轺车使用者的身份地位进行探讨。
汉代社会人群的划分，简而言之是朝与野，即官与民（以士农工商为主体）之分。本文分析的问题，也将沿这条线索展开。
从《中国汉画大图典》收集的带有车名榜题或官职榜题的轺车图像来看，有车名榜题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主要见于山东一带的汉代墓葬中，以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上的图像为主，其他如河南、四川地区也有零星出现。
壁绘中出现的车名榜题以山西夏县王村东汉墓、河南荥阳苌村、陕西靖边杨桥畔二村这几个地区的图像为典型。通过汉画材料的收集，能体现轺车使用者身份的榜题详情可见表 1。
上表来源于笔者对《中国汉画大图典》中有榜题的轺车图像资料的归纳，其主要产地分布为：山东地区共 13 例，居各地首位，其中轺车使用者身份为官的 12 例，为民的 1 例，均为汉画像石。其次为陕北、山西、河南地区，均为墓室壁画，轺车使用者身份均为官，仅 1例为民。
由此可见，榜题命名特点是以突出御礼、标志车主身份特征和社会地位为目的，这也充分说明了轺车使用者受众面大部分是各级官吏。汉画材料中的榜题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准确表达墓主或画师为墓室设计的各种车马乘车者的社会地位和等级作了一些必要的补充，因此榜题中的车名就迥异于文献所记载的车名。一方面反映了汉代人在经营构思设计墓葬语境中车名在原境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他们充分利用了文字作为一种符号可以直接表述和传达对外信息的特点，于此，我们能从汉代画像材料中繁复的轺车类型里识别出使用者的身份地位，特别是各级官吏使用轺车的现象。
表 1 汉画轺车使用者信息一览表
图1 “门下督”白盖轺车与“戍曹”皂盖轺车壁画，新莽，陕西靖边杨桥畔二村
图2 白盖轺车壁画，东汉，河北安平逯家庄
图3 皂盖四维双耳涂朱轓车壁画，东汉，河北安平逯家庄
在汉画材料中，轺车车盖的颜色和装饰物也有明显等级区分，甚至见车盖便可知主人身份。其实早期有盖的车尚少。商周时期的戎车（兵车）就无盖，但天子乘路车出行必建盖，下车陪乘者必将盖取下，
谓持盖而从。到汉代，官吏所乘的轺车普遍设盖。有无车盖基本可以看成官吏乘车（或服车）与非官吏用车的区别。
在车舆中间立伞盖，上遮车舆，有的等级高的骖驾、驷驾四维轺车，其伞盖边缘往往多出车舆，在车盖周围布置撑杆张帷，象征地位。不同等级的官员车盖的颜色、质料均有区别。
《后汉书·舆服志》对各阶层用车有详尽的规定，通过对车盖的颜色和材质，依官职大小有别，大致可以分为黄里翠羽盖（黄盖）、青色车盖、皂缯车盖和皂布车盖、白布车盖。
皇室之车多用黄里翠羽盖（黄盖）和青色车盖，等级较高。中二千石和二千石的官员都是皂缯伞盖。三百石以上用皂色布盖。二百石以下用白布做盖。
从汉代墓室壁画中车马出行图中看车盖颜色，目前只能看到皂、白、赤三种颜色。如陕西靖边杨桥畔二村的壁画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车盖的颜色分别为皂色车盖（略见伞盖尖）、“门下曹”白盖轺车、“戍曹”皂盖轺车（图1）。就车盖颜色对比来看，“戍曹”官阶要高些，至少为三百石以上，而“门下曹”为二百石以下。河北安平逯家庄汉墓壁画中的车马出行场面有白盖轺车（图 2）、皂盖双耳涂朱轺车（图 3）、赤盖轺车（图 4）等。其中最多的为白盖轺车，表明随行者大部分是二百石以下的官吏。主车随后是黑盖双耳涂朱四维轺车，就车规制大致来看相当于中二千石或二千石。结合后室顶部“惟熹平五年”的纪年题铭，可以推断此墓主人很可能是当时安平国的最早统治者，威震一方、权势煊赫的安平王。
图4 赤盖轺车壁画，东汉，河北安平逯家庄
图5 皂盖四维双耳涂朱轓车壁画，东汉，河北安平逯家庄
图6 皂盖四维双耳涂朱轓车壁画，东汉，河北安平逯家庄
汉画中轺车图像车盖色彩的不同，其实是皇权赋予某种颜色以特定的神圣意义，这种范式是在一定的时期内确定某种颜色尊贵或卑下的一个等级区分，其根据可能是文化性的，也可能带有历史偶然性。一旦由于历史进步或政治更迭，旧的范式就会被新的范式取代。但不管车盖色彩如何更迭，其对应的某一时期的乘车者的身份地位从车盖色彩就能作以判断，这也是判断轺车使用者是作为各级官吏用车的最快速方法之一。
车耳涂朱也是乘车者身份地位的判断标准之一。车耳作为遮挡车轮的蔽泥板，从车类构造上来说是实用功能，但为了满足礼仪的需要，以车轓涂朱的形式体现乘车者的身份等级。《后汉书·舆服上》：“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盖，朱两轓。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轓。”
实际上，汉代车耳涂绘车耳不仅有涂朱现象，还有其他颜色和纹样，如王宫贵族自上而下，不同等级分别还有画轓、黑轓等。
车耳涂朱，在墓室壁绘中的轺车形象中可清晰地看出。如河北安平逯家庄壁画墓中室西壁车马出行图中，一乘轺车左边车轮上方的挡泥板为赤朱色，右侧毁漶不清（图 5）。南壁出行图中，其主车的左右两播（挡泥板）均漆作朱红色（图 6）。河南荥阳苌村东汉壁画墓中多幅车马上方都有墨书隶书榜题，其中“北陵令时车”是“朱左轓”（图7）。“巴郡太守时车”是“朱两轓”（图 8）。以上两处壁画墓的轺车图像，为我们了解古文献中“朱左轓”“朱两轓”的轺车记录提供了更为直观形象的图像资料，同时就乘坐车耳涂朱的轺车使用者身份、官位、禄秩等级也得到了相应的印证。
在汉画材料中，轺车乘坐者的身份通过出行队伍的前后仪仗规律来断定，其最为突出的判断依据就是伍佰护卫和亭长迎谒。伍伯作为汉朝官府执役者，一般作为官员出行的前导引、护卫、行杖等事。《后汉书》称其为“走卒”。
汉画图像中，伍伯时常手执棨戟、长矛和手执管于口边吹奏着于队列前方开道。轺车乘坐者的身份地位高低，乘坐者因文武官员职位的不同，其配对的伍伯人数也不等。伍伯人数越多，说明车队主人公的身份等级越高。
图7 “北陵令时车”单耳涂朱四维轓车壁画，东汉，河南荥阳长村
图8 “巴郡太守时车”双耳涂朱四维轓车壁画，东汉，河南荥阳长村
图9 伍伯导引车骑出行画像石，东汉，四川成都羊子山
图10 辟车伍佰八人壁画，东汉，河北望都 1 号墓
图11 赤帻黄衣持弩弓伍佰壁画，东汉，河北安平逯家庄
图12 黑帻黑衣持棍丈辟车壁画，东汉，河北安平逯家庄
从汉画图像的车马出行队伍来看，只要稍有规制，都有伍伯在队列中出现。如四川成都羊子山画像石（图 9），车马队列的最前方有二伍伯导引，其后是一辆轺车，一主一仆。轺车之后六骑吏，骑吏后是六伍伯，随后是一辆施耳轺车，车盖四角还有交络，车上主仆皆戴进贤冠。从伍伯的数量来看，乘坐轺车者俸禄应为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施耳轺车乘车者至少应有六百石以上。河北望都一号汉墓壁画有榜题为“辟车伍佰八人”的图像（图10），说明了墓主人是汉代一名高级官吏。在汉代只有最高级的官吏才能拥有八位“辟车伍佰”作为侍卫。
河北安平逯家庄墓室中室南壁的车马出行图中，墓主人乘坐的是皂盖双耳涂朱四维轺车，前六位赤帻黄衣持弩弓伍佰（图 11），四位黑帻黑衣持棍丈辟车作为护卫引导（图 12），可想象墓主人至少是诸侯王级别的高贵身份。关于辟车的人数，《后汉书·舆服上》中记：“大车，伍伯璅弩十二人；辟车四人；从车四乘。”
而大车至少要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这一级别才能使用。安平王俸秩与之是匹配的。
图13 “卢行亭车”“寺门亭长”画像石，东汉，山东泰安
除伍伯人数可判断轺车乘坐者的身份之外，亭长迎谒在汉画车马出行图像中也时常出现。亭长一般位于车队的最前方，呈迎接状，亭长身后有时会有汉阙作为背景出现。汉画图像中刻画亭长形象，表达了墓主生前官居高位，具有一定的身份地位。而在车马出行图的车队前方出现，更是代表轺车使用者身份地位。如山东泰安有榜题为“卢行亭车”“寺门亭长”的画像石（图13），亭长手持盾正迎谒前来的车辆，虽图像残损车身主体，但从随后的轺车来看应是有所身份之人。
汉画图像材料中关于轺车使用者身份大多为涉及为官身份，这与汉画的产生与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因其反映的多是表现墓主人生前仕途经历或是表现主人身份地位、生活状况等内容，这些象征主人的身份地位等级的车舆类型、数量以及出行的排场大小的车马出行图当然是必不可少。
但汉代社会的人员结构，除了官，还有民，分为这两部分。官是汉代社会的统治者和管理者。民的范围即为士、农、工、商。综合汉代文献和汉画图像来看，士和商是使用过轺车的，而农和工不使用轺车。特别是从汉画图像上反映，从农者或耕作者多使用牛车、鹿车、手推车等。轺车使用者问题就集中在“士”和“商”这两类人身上。这一部分将从汉代文献出发，探究民使用轺车的情况。
在汉代，商贾乘轺车分为三个时期阶段：
汉高祖时期，商人不允许乘车。“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
《后汉书·舆服志》中说：“贾人不得乘车马。”
汉惠帝、高后至文景之时，百好疲敝，众法皆驰。商贾乘坐轺车无限制。这段时期商人开始积累贮藏资本和货物，乘市场短缺之时，翻倍出售，操纵市场的盈利，因此拥有了雄厚的物质财富。商贾们与政府的使者或官员来往不断，他们“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
不但“坚谓好车”，
驱策肥壮的良马，还穿丝履，着缟衣，生活极其奢侈。
汉武帝时期，商人需纳税乘坐轺车。汉武帝为抗击匈奴，连年用兵，财政困难。汉元狩四年（前 119）西汉政府颁布算缗和告缗令，目的是打击富商大贾和高利贷者的经济势力，增加政府收入。“算缗钱”这一税法的推行，主要就是针对商贾。《汉书·食货志》（卷二十四下）就记录了朝廷对商贾推行的特殊政策。
其主要内容是：
凡“诸贾人末作贷贳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算一”，商人从事工商业的借贷赊欠的售出购进和交易，囤积和储藏货物于城邑之中以等待货物涨价，谋取自己的利益，虽然没有商人的市籍，也要自行估计自己的财产上报，每两千钱收一算。
“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算一。”
各种手工业者交收的赋税，每四千钱收一算。
“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这是对有车、船的（官吏除外）征收的车船税。由“算缗令”对商人征税的影响，其实对于商人乘坐轺车的限制并不算严格，只是“商贾有轺车，使出二算，重其赋也”，
如商贾人想要乘坐轺车，只需要向官府交高于“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两倍的税收即可。
图14 “夫子车”单耳涂朱轓车壁画，新莽，陕西靖边杨桥畔二村
图15 榜题，孔子车，东汉，山东嘉祥武氏祠石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商贾可乘坐轺车，一是在特定的某一特殊时期内，二是需要付出一些特殊条件即可。
上述谈到在汉武帝时期，与商贾同交轺车税的还有非吏比者、三老和北边骑士。非吏比者、三老和北边骑士乘坐轺车，需要每辆出 1 算（即 120 钱）。这里涉及与商贾相对比的“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乘坐轺车者身份，为何他们相对于商贾乘坐轺车可少交一倍赋税呢？关于“非吏比者三老”的句读与误读的问题，
学者多有讨论，此处不赘述。
查“非吏比者”一词，除了于《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出现以外，后世古籍也都沿用转述此段，并未再有其他详细记载和描述。从汉代古籍文献中看，“非吏比者”应是一类人，这类人群不是官吏身份，不拿朝廷俸禄，但其拥有的威望和社会地位等同于官吏。主要集中于“士”这一类人。
汉代的“士民”多由一些有文化或有某种专门技能、有一定社会地位、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组成。故在“士民”身上所体现的，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他们所从事的，按今天的话说，多是文化方面或意识形态方面的活动；另一方面，他们所追求的，从生活内容到教育内容，则以贵族化、精英化为目标。所以，“士民”应是介于官与民中间的灰色地段。事实上，汉代各级官吏，除祖荫和军功外，大量成员就来自于“士民”。
《史记·季布列传》有谈到朱家作为隐居不仕的侠义之士，乘坐轻装简行的轺车到洛阳拜见了汝阴侯滕公，游说后解救了季布之事。
朱家并非官吏身份，但其具有一定的资本，他乘坐轺车去到洛阳，能见到汝阴侯滕公，也说明他并非一般的平民身份，以此能够乘坐轺车。
还有一种隶属于非吏比者的人群为汉代的“教授”们，他们也可乘坐轺车。汉代的教授不是官职名，但因很有社会地位，其身份基本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靠自己的学识走上仕途乃至进入上层，之后又厌倦官场，辞官为民后开业授徒。第二类为素士，坚持不入仕途而专志授业课徒。第一类应归入吏比者类（后文再议）。第二类则属于非吏比者类：
如《后汉书》卷二十七记录王良在王莽时期，坚决不入仕为官。“王良字仲子，东海兰陵人也……王莽时，寝病不仕，教授诸生千余人。”
《后汉书》卷三十六：“逵荐东莱司马均、陈国汝郁，帝即征之，并蒙优礼。均字少宾，安贫好学，隐居教授，不应辟命。”
《后汉书》卷四十三：“时同郡赵康叔盛者，隐于武当山，清静不仕，以经传教授。”可见此类教授并非官吏身份。
《汉书·百官公卿表》：“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
《后汉书·百官志》：“乡置有秩、三老、游徼……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
西汉初年，乡、县均置。汉二年（前205）诏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
三老可免除徭役，就地方政事向县令丞尉提出各种建议。汉文帝时，与“三老”同为郡县中掌教化的乡官还有“孝弟力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
这类人有两个共同点：一是有着教导感化百姓的优良品德，如有孝的德行、能致力于农事的耕作、德高望重、能帅重为善以及具有清廉守正之风。二是他们都负责协助郡县治理一乡的事务。三老虽然由政府选任，但有位无禄，与郡县属吏不同。这种身份类似于汉代社会人员结构中的“士”或“士民”。“三老”只徒有其位，并不食俸禄，应不归于官吏身份，因此可乘坐轺车但需要缴纳轺车税一算。
“北边骑士”，因西、北边郡产马地区训练骑兵，多骑士。“骑士”，秦置，汉沿置。应劭《汉官仪》：“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民年满二十三应役者必须为材官或骑士等一岁，习射御骑驰战阵。每年八月，由郡国长官主持都试，评定殿最。郡国多有骑士，而以西、北及东北边郡为主，随时听候中央征发，或宿卫宫禁，或戍卫边塞。东汉建武七年（31），光武帝下诏：“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后汉书·光武纪》）此后郡国多罢，但缘边十二郡及三河诸郡仍置有骑士。《史记·平准书》引集解如淳曰：“楼船令边郡选富者为车骑士。”
总的来说，“北边骑士”骑士就是地方兵种之一，与“轻车”“材官”“楼船士”“军假吏”同，他们并非官吏，但身处之职又与吏之例比身，可乘坐轺车但需缴纳轺车税一算。
汉代社会人员结构中还有两类人乘坐轺车不需要纳税。
一为君王所赐者或君王征召者；二为吏比者。
如黄霸乘坐的君王所赐车。《汉书·黄霸传》：“其以贤良高第扬州刺史霸为颍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赐车盖，特高一丈，别驾主簿车，缇油屏泥于轼前，以章有德。”
《汉书·于定国传》：“致仕为民后，皇帝赐安车驷马。”安车驷马即为四马所驾之轺车。这些均为致仕（退休）回家时君王明确赐车的例子。
吏比者是曾经为官时为国家服务，并具有一定威望和社会地位，因年长隐退或是辞官回家，不拿俸禄，但仍享待遇的一类人。这类人乘坐轺车不收轺车税一算。如教授中第一类人：
《后汉书·李膺》卷六十七：“以公事免官，还居纶氏，教授常千人。”
《后汉书》卷二十六：“牟融字子优，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学，以《大夏侯尚书》教授，门徒数百人……建武末，举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复归教授。”
《后汉书》卷三十上：“杨厚时大将军梁冀威权倾朝……称病救退。帝许之，赐车马钱帛归家。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
吏比者中还有国家临时征召者或公务急需者，可乘轺车。如汉元始五年，天子召集来自地方官学各个领域的“教授者”来到京师，其目的大概是为了统一并纠正当时教科书的内容，出席人数有数千人之多。《汉书·平帝纪》中记载当时凡受朝廷征召的“教授者”，乘坐的公家轺车，皆持一尺五寸长的木质传信，有御史大夫的封章作为凭证。轺传一马一封，两马驾之，故谓“一封轺传”。此处的“教授者”面向天下征兆，需通晓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等，是为遣送受诣进京，公派乘坐轺车的。关于被朝廷征召的“教授者”乘坐轺传进京师，其实在汉元始三年扩充学校制度的翌年，即元始四年就征集过“教授十一人以上”，
其中不仅包括小学学者，也有经学、天文、月令等各方面的专家被召集，且收到通知后是乘坐“公车”前往，其实就是朝廷给征召者们提供的轺车。因为轺车是传车的最下级，也是使用最广的一种车辆。
《史记·儒林列传·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
西汉时期，申公年事已高，因德高望重，汉武帝用驷马安车（四马所驾之轺车为安车）去迎接他，而与其赵绾、王臧二位弟子随行乘坐一马或二马的轺车。申公即为典型的吏比者身份。
《汉书·梅福传》有记梅福年轻时在长安求学，通晓《尚书》《毂梁春秋》，担任郡中文学，补缺成为南昌县县尉。后来辞官回了寿春，多次通过县道驿使，上书谈论非常事件，因“诣行在所条对急政”，
求借驿站的轺传，到天子所在地分条对答紧急政事，没有被采纳。梅福曾为官吏，但辞官回家后也可以免税乘坐轺车的。
陕西靖边杨桥畔二村壁绘有一带榜题的轺车（图 14），公开发表时被定名为“天子车”。单马，白色车盖，一人乘坐自驾，前后左右无扈从。天子之车及白盖车，前面已有介绍，此不赘述。此车无论从形制到场景，与“天子”相距甚远。名为“天子车”显然不合适。细观题榜“天”字的笔画，上方隐隐出头似为“夫”。故《中国汉画大图典》在收录此图时，更其名为“夫子车”。
夫子，是春秋战国以来对年长而有学问的人的尊称。如晏子、孔子、孟子等人，都被同时代人称之为“夫子”。
进入汉代，除沿用这些称呼外，还常在行文中以“夫子”专指孔子。
从陕西靖边杨桥畔二村壁绘中的“夫子车”来看，主人公身着白领黑衣，侧靠坐在车舆左侧，轻松休闲地控辔驾车，车舆上立白色伞盖，朱右轓，黑左轓，一匹枣红色马驾挽，朱红色鞁具。目前出土的汉墓壁画中，除此外，还未有其他朱右轓的图像。朱右轓既不符合汉代的官制，汉文献中也没有官员朱右轓的记载。因此，这幅“夫子车”非普通夫子所用，而是有特殊身份的夫子之乘舆。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孔子这位“夫子”。孔子在汉代也被称为“素王”。《淮南子·卷九·主术训》：“（孔子）专行教道，以成素王。”《论衡·卷二十七·定贤篇》：“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所谓素王，即有帝王之道，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者。车耳涂朱，显示尊贵与地位；右耳涂朱，并无实指，属虚龙假凤之类。这应是“素王”最有想象力和最贴切的形象图式。
除“夫子车”外，还有明确署名的“孔子车”。山东嘉祥武氏祠中的“孔子车”为设轓四维轺车（图 15）。从图像来看，车舆两侧设轓的高度已经与头顶平行，较一般的设轓轺车在避面的隐私性设置得更好，且为双马驾车，这一点在《史记·孔子世家》也有记载：“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
鲁昭公赠给南宫敬叔和孔子乘坐去周的车子就是两马所驾，比单马所驾之车等级更高。鲁君赠车，即君王赠车或君王赐车，是给予拥有车舆的一种资格。无论受赠人为何种身份，均得到拥有车舆的一种特殊权利。这是非公务身份使用轺车的一种特例。在用车制度甚严的汉代，也不乏其例。
综上所述，汉代轺车作为一件汉代的交通工具，是统治阶级生活中享用的重要工具，也是士商阶层出行和象征身份的重要表现。从车的造型、装饰、礼制等内容都体现出乘坐者的身份意识。古代车制的阶级性，让最常用的轺车使用从普通代步工具演变分化成为权衡等级尊卑的标志。在汉代，车舆有定式，以表尊卑等级，所以此类赏赐不是随便为之，而是直接决定了获得者的身份等级地位，这些都能从汉画材料中的榜题、车盖颜色、车耳涂朱、伍伯与亭长随车马出行等辨别轺车的使用者身份，从统治阶层的官吏职位、俸秩、身份作以区分。
但并非所有轺车使用者身份都能从汉画像材料中得以判断，结合汉代文献材料，对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非官吏身份，甚至曾具有官吏身份但不再拿俸禄仍为国家服务和效力的吏比者身份，到“四民”身份，这几类在汉代社会人员结构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群在乘坐轺车也有相应制度。轺车并非一般平民可以使用，官吏和吏比者使用可以不缴纳轺车税一算，非官吏的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如需使用仍是要缴纳轺车税一算，商贾则加倍赋税为二算。车在汉代人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车分等级，上下尊卑的名分一目了然。从以上对轺车使用者的身份分析不仅展现了汉代轺车使用的基本情况，也增加了我们对汉代社会的思想、政治和经济情况的了解。
李琼（1990—），女，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在读博士，咸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艺术文化史。
（栏目编辑 朱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