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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考察文献记载，分析图像细节和墨书题记，山西离石石盘汉画像墓出土的 16 号画像石下层动物图像可能象征麋鹿，并对图像的表现形式、组合关系及其所反映的历史问题和社会背景进行初步研究。
【关键词】汉画像 麋鹿 麒麟 汉代社会
鹿的形象在汉画像中较为常见，其中一些可以通过鹿身花纹、鹿角形态等特征确定其具体种属，但大多数只能依其整体形态统称为鹿。麋鹿是鹿科动物之一，因其头似马、蹄似牛、尾似驴、角似鹿而俗称“四不像”，在古代政治、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那么内容丰富的汉代画像中是否存在麋鹿的形象，山西离石石盘汉画像石墓或许可以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思路，望学界仁人指正批评。
石盘汉画像石墓坐北朝南，由墓道、甬道、前室和后室、左耳室和右耳室组成，墓内共发现画像石 19 块，图像内容丰富，描绘了车马出行、西王母、东王公、祥瑞、铺首衔环等内容，有些画像石上保留有墨书题记。
根据 18号石正面墨书“西河太守”等字，可知墓主可能为西河太守或其属吏。
发掘简报对墓内画像石进行了编号，本文重点讨论 16 号画像石，为前室东壁南侧竖框石，高 130、宽 50、厚20 厘米。上、下和右边框饰卷云纹。主体图案分上下两层，上层似有一马形兽，头戴一角，角上大下小，腹部生翼，面前一株仙草。下层动物外形似马，头戴尖角，向头后斜上伸出，尾细长（图 1）。
下层图像左侧保留有墨书题记：“马头牛蹄之名浮□”（图 2）。
从图像和墨书题记出发，结合相关历史和考古资料，笔者以为下层图像表现的可能是麋鹿。首先从图像细节来看，图中的动物形象拥有马头、牛蹄，尾巴细长，不似马尾，而与驴尾相近，头生短角，
这些外形细节或可与麋鹿相对应。
图1 石盘汉画像石墓出土 16 号画像石
图2 16号画像石墨书题记
更为关键的证据在于图像旁的墨书题记，“马头牛蹄之名浮□”，根据汉画像石中一般的图文关系来看，题记应是对右侧图像的说明，虽最后一字残泐难识，但结合相关文献记载仍可对其进行解读。其中“马头牛蹄”是对右侧图像重要细节特征的附加说明，弥补图像表达的欠缺，进一步明确图像可能是表现麋鹿。“浮□”应是“马头牛蹄”形象动物即右侧图像中动物的名称。可惜第二字残泐，结合图像和相关文献记载，笔者推测第二字可能是“麋”字，图中动物的名称可能是“浮麋”。通过图像特征与“马头牛蹄”四字已基本可以确定图像可能是麋鹿形象，那何来“浮”字，“浮”的含义为何？
“浮麋”是麋鹿的别称，“浮”字是对“麋”的限定与修饰，是对“麋”生活习性的解释。文献中常见“浮麋”一语，如杨雄《羽猎赋》云：“拕苍豨，跋犀牦，蹶浮麋。”颜师古注曰：“浮麋，水上浮者也。”
指浮游水中的麋鹿。《玉篇·水部》：“游，浮也。”
汉傅毅《洛都赋》云：“跨乘黄，射游麋。”
“游麋”即“浮麋”。李善在《文选·羽猎赋》中注曰：“浮麋，过麋也。”
李善将“浮”解释为“过”，“过”应是渡过之意，《广雅·释诂》云：“过，渡也。”
《尚书·禹贡》云：“北过降水。”
所谓“过麋”依然是描述浮游水中之麋。乾隆《咏射鹿玉韘》云：“快马飞生耳后风，浮麋数肋中无空。”
“快马”与“浮麋”相对，可见“浮”是对麋鹿的修饰之语，那么缘何以“浮”为饰，这与古人对麋鹿生活习性的观察不无关系，以下列举一些古人关于麋鹿习性的记载。《诗经·小雅·巧言》：“居河之麋。”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云：“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史记·楚世家》：“若使泽中之麋。”
《墨子·公输》云：“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
以上这些记载均说明麋鹿喜居沼泽水域。下列这些文献进一步说明了麋鹿与水的密切关联，清人汪嶪所著《州乘一览》中记载了黄海与长江交汇处廖家嘴的麋鹿：“廖家嘴，一名料角嘴……地产仙草，遇晴明，渔人每见海岛中，麋鹿浮水至，衔其草，缠置角上而去。”
清人金榜所著《海曲拾遗·物产类》云：“麇鹿喜沼泽，鹿因与居，亦善济水。里老云：‘每见北堤外有越海来者，非耸肩泅于波面，即昂首抱足仰卧，乘流而渡，两角载海藻为裹粮，逢洲沚可憩，即稍下食之，又或衔草至町场栖止。’”
上述古人对麋鹿的观察记载与现代科学研究均指出麋鹿是典型的湿地动物，生活在温暖湿润的平原沼泽，它们十分喜爱沼泽水域，善于济水，甚至喜欢接触海水，
不同时代的人均发现了浮水是麋鹿的重要习性之一，那么将麋鹿称之“浮麋”是可以理解的。
综上所述，根据图像特征、墨书题记与文献记载，离石石盘汉代画像石墓16 号石下层图像表现的可能是麋鹿形象，“浮麋”是古人对麋鹿的重要称谓之一，接下来就图像所反映的历史问题加以考察。
上文对图像性质进行了初步判断，但还有很多疑问需要做进一步说明。虽然前文将图像内容推断为麋鹿，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形象显然与麋鹿大相径庭，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图像中的麋鹿缺少多叉修长的鹿角，仅绘出短角。这并非说明图像不是麋鹿，而可能是对“麋角解”特殊现象的表现。
角是鹿科动物的关键身体器官，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古人很早就注意到麋鹿与一般鹿科动物的区别，尤以鹿角的脱落时间最为显著，一般的鹿如梅花鹿等，均在夏天脱角，而麋鹿脱角则在冬季，古人将其总结为“日冬至而麋角解，日夏至鹿角解”。
麋鹿冬季解角的特殊现象不仅引人注意，古人还将其与时令节气联系起来，作为冬季的重要物候特征，如《夏小正》将“陨麋角”作为十一月的重要物候。
又如《礼记·月令》记载仲冬之月的重要物候就有“麋角解”，
此后历代记载中多将“麋角解”作为冬季甚至冬至日的物候特征，如《逸周书》云：“冬至之日，蚯蚓结；又五日，麋角解。”
再如《淮南子·天文训》云：“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脱毛，麋角解。”
又如《汉书·天文志》云：“冬至短极，县土炭，炭动，麋鹿解角。”
《说文解字》：“麋冬至解角。”
这一现象甚至还引起了乾隆皇帝的关注，乾隆三十二年冬至之后，乾隆皇帝记起《礼记·月令》中提到麋在冬天解角，因未曾知道有在冬季脱角的动物感到十分诧异，又想起南苑中有动物可能会在冬季脱角，遂差人前去查看，果然是在解角，这种动物就是南苑中饲养的“四不像”麋鹿，后乾隆将此事写作《麋角解说》并刻于麋角之上。
古人不仅将“麋角解”作为重要的节气物候，还将其上升为国家政治军事的行动依据和重要节点，《逸周书》卷六云：“麋角不解，兵甲不藏。”
蔡邕《独断》曰：“麋鹿角解，故寢兵鼓。”
麋角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脱落时间，还凸显在生长之迅速，也曾引起古人的注意。沈括在《梦溪笔谈·药议》写道：
窃详古人之意，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长，其次筋难长，最后骨难长，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坚。唯麋角自生至坚无两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余斤，其坚如石，计一昼夜须生数两，凡骨之顿成，生长神速无甚于此，虽草木至易生者亦无能及之。
因此，沈括称麋角“此骨血之至强者，所以能补骨血、坚阳道、强精髓也”。
虽同为鹿科动物，但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麋鹿与一般鹿类的区别，不同之处尤以鹿角最为显著。结合石盘汉画像石墓麋鹿图像来看，短角可能是对冬季麋鹿解角，春季麋角快速重生现象的表现。
前文虽对麋鹿图像的短角现象进行了推论，但整体形象显然与我们的认知截然不同，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图像的制作者对麋鹿较为陌生，并未见过真正的麋鹿，仅是通过书本或是口耳相传对麋鹿形象有大体的认知，继而将“马头、牛蹄、驴尾、鹿角”的重要特征进行了简单的拼凑，并且在图像旁留下了整个墓葬中唯一与图像内容相关的墨书题记，进一步表明绘制的内容。这种解释的合理性不仅在于此类现象是古代墓葬美术中所常见的，而且可以在麋鹿的兴衰历程中找到历史根据。
麋鹿是原产于我国的一种动物。我国最早的麋鹿化石发现于中更新世地层中，此后一直到商周时期，我国北方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野生麋鹿种群都十分兴盛。据学者统计，有五十余处遗址明确出土有麋鹿骨骼遗存。分布范围辽阔，北至吉林，南至浙江，西至陕西，东至上海，集中分布于黄淮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从年代上看，其中新石器时代遗址 38 个，商周时期遗址 14 个。
可以看到麋鹿在周代之前，种群数量丰富，分布地域广阔。
商周之前中国大陆气候湿润温暖，川泽密布，适宜麋鹿繁衍生息，种群数量繁多，“麋鹿满之”。
古人“与麋鹿共处”，
对麋鹿十分熟悉，麋鹿在古代社会中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量有关麋鹿在政治、军事、田猎、生产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文献记载比比皆是，以下罗列数种加以详述。如甲骨文中有许多关于狩猎麋鹿的占卜，其中有一次获麋三千余只和一次追麋 40 天的记载。
《逸周书·世俘》记载，周武王在伐纣后的一次大规模围猎中，获兽达 10235 头，其中鹿类 8839 头，而麋鹿占鹿类总数的 59％以上。
到了春秋时期，《左传·庄公十七年》载鲁国“冬，多麋”，杜预注：“麋多则害稼，故以灾书。”
可见此时山东境内，麋鹿数量惊人已然成灾。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争霸，鲁宣公十二年（前 597）发生在河南一带的邲之战，史载“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后来箭已射完，“矢一而已。麋兴于前，射麋……使摄叔奉麋献焉”，无独有偶就在同时，晋国魏锜“遂往，请战而还。楚潘党逐之，及荧泽，见六麋，射一麋以顾献”。
两侧故事说明春秋之际，即使在战乱纷扰之时麋鹿依然随处可见，可见数量繁多。
由于气候、地理等自然因素和滥捕滥杀、经济开发等人为因素的作用，麋鹿在商周以来旋即迅速衰亡，分布范围缩小至我国东南沿海尤其是长江下游一带，
这一现象在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中均可找到大量依据。在目前所知发现有麋鹿骨骼遗存的五十余处遗址中，处于商周以后的遗址仅汉阳陵一处，
从考古学的角度证实包括汉代在内的商周以来时期麋鹿数量迅速衰减。历史文献中也可以找到麋鹿衰亡的资料，可以直观地看到秦汉以来有关麋鹿的文献记载数量锐减，远不及先秦时期翔实。
《汉书·郊祀志》云：“莽遂崇鬼神淫祀，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后不能备，乃以鸡当鹜雁，犬当麋鹿。”
此时作为祭祀牺牲的麋鹿已难觅踪迹，连统治者都只得以犬代替。先秦时期多地常见的“多麋”记录，在汉代仅零星出现于东南部分地区。
综上所述，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商周以来麋鹿数量锐减，分布范围局限于我国东南地区，气候寒冷干燥缺乏川泽的北方地区已很难见到麋鹿，无怪乎石盘汉墓画像工匠只能绘制出“四不像”麋鹿了。
麋鹿图像缘何出现在墓葬当中，与其反映的思想观念不无关联。麋鹿四不像形象和麋角冬季脱落春季迅速复生等现象为古人所惊异，拥有一丝神秘的色彩，古人将其作为重要的祭祀牺牲。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安徽尉迟寺遗址祭祀坑中就发现有数件麋鹿骨骼。
记载周人丧葬理念的《仪礼·既夕礼》中载：“鱼、腊，鲜兽，皆如初。”郑玄注：“鲜，新杀者。士腊用兔。加鲜兽而无肤者。”贾公彦疏：“必知‘士腊用兔’者，虽无正文，案《少牢礼》，大夫腊用麋，郑云：‘大夫用麋，士用兔与？’以无正文，故云‘与’以疑之。”
死者丧礼中所用肉食有等级之差，而大夫用麋鹿。《后汉书·班彪传》云：“于是荐三牺，效五牲，礼神祇，怀百灵，觐明堂，临辟雍，扬缉熙，宣皇风，登灵台，考休征。”注释引《左传》郑子太叔曰：“为五牲三牺。”杜预注云：“五牲，麋、鹿、麏、狼、兔也。”
可见春秋之际，麋鹿属五牲之一。到了汉代，汉景帝阳陵外藏坑中随葬有麋鹿，
尽管此时麋鹿数量锐减，但麋鹿依然是重要的祭祀牺牲，才会出现前述王莽时期“犬当麋鹿”的现象。
由于麋鹿自身拥有令人惊异的特性，古人也为其披上了神秘的外衣。《说苑·杂言》云：“麋鹿成群，虎豹避之。”
麋鹿为群居性动物，具有较强的御敌能力，甚至《史记·滑稽列传》云：“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
麋鹿角作为驱赶敌人的利器，时人进一步将其与国家军事行动联系起来，《逸周书》云：“麋角不解，兵甲不藏。”
蔡邕《独断》曰：“麋鹿角解，故寢兵鼓。”
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国时期尤其是楚墓中随葬的镇墓兽插有真麋角或仿制麋鹿角，一般认为它们起着镇墓辟邪的功用。
此外《神仙传》云：“彭祖者……年七百六十岁而不衰老……善于补养导引之术，并服水桂、云母粉、麋鹿角，常有少容。”
古人视麋鹿角为延年益寿长生不老之药。古人认为“冬至阳气始动”，
麋角解是为“从阴退之象”
将麋鹿看作阴兽。由于前述麋鹿自身的特点以及时人眼中麋鹿的象征含义，与生死观念产生关联，使得麋鹿图像出现在墓葬语境中成为可能。
山西离石石盘汉墓麋鹿图像位于画像石的下层，上层也绘有一兽，外形与下层麋鹿相近，最为显著的区别在于头顶的角。上层兽腹部生翼，面前一株仙草，表示其可能为瑞兽，头戴一角，角上大下小，不似马头顶的鬃毛，此瑞兽并非天马，而此角与麒麟肉角十分相仿。将上层瑞兽与江苏邳县东汉元嘉元年（151）画像石墓中发现的带有“骐驎”（麒麟）榜题的图像（图 3）相对照，
可以进一步确认上层瑞兽可能是麒麟，那么画像石中麋鹿与麒麟形成了组合。目前可以明确的麋鹿图像屈指可数，与之相似的图案在同地区的山西离石马茂庄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可以见到，
画像石中部有二瑞兽相对，左者马头，头上一角向后，与石盘麋鹿图像相近，右者与江苏邳县麒麟图像相同，两兽形成组合关系。从目前的资料来看，麋鹿或与麒麟相伴出现，两者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
麒麟原型很可能与鹿科动物，尤其是与麋鹿相关。《说文解字》提到“麟”为“大牡鹿”，
《文选·东京赋》云：“解罘放麟”，薛综注曰：“大鹿曰麟。”
可见古人一般认为麒麟是体形较大的鹿科动物。此外笔者还发现一则很有趣的材料来说明此问题，《太平广记》引《朝野佥载》载：“唐魏仆射子名叔麟。识者曰：‘叔麟反语身戮也。’后果被罗织而杀之。”
“鹿”与“戮”同音，可见麟与鹿关系之密切。麒麟既是祥瑞，也是走兽之长，与之对举的凤凰则是飞鸟之长，《孟子》云：“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
《淮南子·时则训》云：“孟春之月：招摇指寅，昏参中，旦尾中。其位东方……毋覆巢杀胎夭，毋麛，毋卵。”高诱注：“麛子曰夭，鹿子曰麛。”宁案《孔疏》云：“麛乃鹿之子，凡兽子亦得通名也。”
可见鹿是兽类始祖，麒麟则是鹿神化后的重要祥瑞，那么也可以认为麒麟是兽类和兽类神的祖先，而《宋书·符瑞志》正是将麒麟列在众祥瑞之首，凤凰则紧随其后。
图3 江苏邳县麒麟图像
古人甚至认为麒麟身体的主要部分由麋鹿构成，《说文解字》进一步解释麒麟说：“麋身、牛尾、一角。”
《尔雅·释兽》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此外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尔雅》云：“麋，大鹿也，牛尾一角。”
可见麒麟与麋鹿关系密切。
麒麟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祥瑞之一，《论衡·是应》云：“夫言凤凰、骐麟之属，大瑞较然，不得增饰。”
古代有著名的“西狩获麟”的典故，对后世形成了深远影响，之后最重要的一次获麟是在汉武帝时发生的。《史记·封禅书》记载，元狩元年（前 122）“郊雍，获一角兽，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肃祗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于是以荐五畤，畤加一牛以燎。锡诸侯白金，以风符应合于天也”。这里提到麒麟“若麃然”，南朝宋裴骃《集解》引韦昭曰：“楚人谓麋为麃。”唐司马贞《索隐》亦提到：“楚人谓麋为麃。”
司马相如在《封禅文》中也曾记录武帝获麟一事：“然后囿驺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兽。”《史记集解》注引《汉书音义》曰：“麋鹿得其奇怪者，谓获白麟也。”
这些记载依然提示我们麒麟与麋鹿存在关联。
武帝获麟一事又见于《汉书·武帝纪》，云：“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
《汉书·礼乐志》载有为元狩元年行幸雍获白麟所作《朝陇首》一文，即《白麟之歌》，文中将麒麟作为北伐匈奴、汉承天命的符应。《封禅文》云：“濯濯之麟……三代之前，盖未尝有。”
司马相如将获麟的历史价值提到了新的高度。武帝自身十分重视获麟一事，遂改元元狩。
汉宣帝也将“白麟获”视为武帝最重要的功业之一。
武帝获麟作为两汉时期乃至中国古代的一次大事件，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汉画像中出现的麋鹿与麒麟图像与此历史背景恐不无关联。
庞政（1993—），男，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研究员（专职科研）、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美术考古。
（栏目编辑 朱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