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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的“汉画”研究有着百年的历史，伴随着东洋史学的发展而迅速前进，先后经历了六个发展时期：接受期、初创期、接续期、高峰期、过渡期和更新期。从早期的接受与蜕变，试图把传统的金石学纳入一个崭新的世界考古学体系中去接受挑战，而这一努力的成果却奠定了在汉学界的地位，也迎接了日本汉画研究的高峰期的到来。日本早期“汉画”学术研究是以关野贞、大村西崖和八木奘三郎为代表的学者，他们分别从建筑学、美术学和考古学三种不同的学科对汉画像石进行一定分析与收集工作，其成果也奠定了他们在“汉画”学术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力。
【关键词】日本 汉画 学术史
日本的“汉画”研究，应该说是伴随着考察中国建筑而始开帷幕。
早期的踏查活动是在大正年间开始的，关野贞为了调查日本建筑之源，于 1907 年冬季第二次访问了中国，选择山东武氏祠和孝堂山石室作为考察对象进行了一场建筑学方式的踏查与测量。
然而他的研究方法还流露出浓厚的晚清金石治学的痕迹，思路还是停留在传统的考据学模式。此后滨田耕作与原田淑人引进英国近代考古学研究方法到日本考古学领域，对汉代石刻的研究自然也随之发生了蜕变，逐渐走向了近代科学研究之路。经过百年的发展日本的“汉画”研究学术史，也经历了六个阶段：接受期、初创期、接续期、高峰期、过渡期和更新期。其中的第一阶段接受期，主要代表人物是关野贞、大村西崖等人，沿用中国传统金石学研究方法进行收集考证工作，试图进一步补充完善中国金石文献的图像资料，而这一些也正是清代以来学者或缺的工作，故此巫鸿称他们依然为“综合著录式研究”。
日本对中国文物的痴迷与热爱，最迟在大正年代之前，展现出极大的热情。这种热情又与中日两国间的政治形势发生着密切的联系。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文物被大规模化盗卖至海外，当然这其中必定牵涉到一些不法之徒与古美术商的内外勾结以及侵略掠夺行为有关。面对如此众多的文物流失海外，如富田升所说：“在混沌不清、持续大量的流出中，以前在中国本土外几乎未知的，甚至中国人自己也不知道的中国美术的典型代表器物，几乎全部展现于世人面前。”
其结果既改变了海外收藏中国的格局，也更新了海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如大正至昭和初期，涌入到日本的中国古美术品，绝不同于那些宋元时代的日本禅僧携带的古渡品，也不同于江户时代流入的所谓中国南画，带给日本的并不仅仅是兴奋，同时还有困惑与迷茫：“日本人需要对中国古代艺术品已经具备的知识和概念带来一场为之一新的巨大变革……一举填补和消除以往日本收藏中的空白和偏向。”
面对大量中国正统美术品流入日本的局面，内藤湖南在考察中国之后也由衷地叹道：“必须借由收集真正在中国本土受到珍重的第一级美术品来启蒙日本。”
日本精英人士对中国文物的看法，也能交代了当时世人的一般态度和立场。面对长期以来一直作为榜样的文化母国，日本人努力学习，并使之与本国的国情相适应。但自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改革运动，在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的目光已经转移到了欧美国家上，引进西方的技术、产业和文化势在必得，而作为对手的中国却逐渐成为一个落后和保守的大国，萎靡不振，文化停滞。能有如此的中国观自然会酝酿出像福泽谕吉式的人物，“脱亚论”观点甚嚣尘上，认为必须引进西方的先进文明来启蒙日本人。然而还有一些曾经访问过中国的汉学家，主张两国应携手共同抵抗欧美侵略者，并由日本来领导。日本在大正年代对中国文化还是保持着高度的评价，只不过在政治军事上对中国却是持否定态度。
中国的古董、书画、金石依然流行于日本古美术市场，深受日本精英人士的追捧。中国的风物也自然成为日本人谈论的话题与热点。于是乎，这种矛盾的意识飘荡在明治至大正及昭和初期的人们头脑中，既有人妄想通过非难和揶揄有关中国的各个方面，来努力吸纳和消化西方文明，同时还有一部分人却仍然保持着对中国的关注，试图更多地了解中国、喜欢中国。从积极意义上看，他们对中日两国的友好往来与彼此的了解，也产生了正面的影响。这其中以著名的中国通自称的后藤朝太郎为主。
后藤朝太郎是大正昭和初期流行的通俗作家，号称“中国研究者第一人”，撰写过大量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如《话说中国风俗》《中国文化的剖析》《中国文化的研究》《话说中国趣味》，《话说中国趣味》
曾经在大正十三年出版，后又于昭和二年增订出版。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曾经辉煌过，但现在正在逐渐老去的大国。中国的风物、山水、人物以及美术工艺、金石等都有着无尽的意趣”。
“当前，中国的意趣在日本青年人中非常受欢迎。今后，随着这些青年人成为各个领域的有为之士，中国意趣在日本的关注度也必然会越来越高。”
中国文物在辛亥革命之后，大量流出国境，日本在大正至昭和初期所搜集的文物数量远超室町时代和江户时代的总和，不仅数量惊人，而且质量上也是达到超一流的水平。面对如此规模众多的书画金石碑刻涌入，日本的收藏界、美术史家备感惊喜和兴奋，跃跃欲试，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在完善更新自身的知识储备之后，重新认知这“正统”的中国古美术，这是一场难得与欧美收藏家们赛跑的抢购狂潮，否则那些“正统”的中国古美术的精华便会与他们失之交臂，丧失与欧美相抗衡的先机，所以在大正年之后很快就涌现出一批现在看来都是世界级的日本大收藏家，他们可以如鲸吞似地搜集着来自中国的雕刻、绘画艺术，以填补了日本以往所没有收藏到的空白。
这个时期，日本出版了多部有关中国古董的书籍，约有大村西崖的《中国的书画古董》、
籾山逸也的《中国古董丛说》四卷、
上田恭辅的《中国古董与美术工艺图说》、
东京美术刊行会编的《和汉美术鉴定全书中国古董之部》
等。
在内外商人、文人、官员的交集竞争下，晚清的古美术市场热闹非凡，古董的行情水涨船高，无论是青铜器，还是书画作品，抑或是拓片的销售，其交易价格都翻了一番，据白谦慎研究，周虢叔大林钟青铜器在 1815 年时约为150 两，1821 年 1200 两白银，至 1872年时沈秉成以 5000 两购得，在 60 年间价格飞涨了近三十倍之多。
1870 年之后随着太平天国战事之后，经济得到了喘息开始复苏，古董市场行情天天看涨，“捡漏”的机会越来越少。价格飞涨的背后除了战后经济的复苏，还有外国人大量加入这支购藏的队伍中。从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欧美日收藏家购藏中国文物渐成风气和规模，“光绪中叶，海西各国争收中国旧楮破缣，一时宋元又声价陡起。”
东京大仓集古馆的大仓喜八郎自明治维新时期就有意搜集东洋古美术品，至大正六年投入时价 1000 万日元，所藏美术品多达 3692 件，古籍 15600 册，其中包含有中国的道教雕像、陶俑、石佛、古铜器、堆朱器等。东京书道博物馆的中村不折、京都的有邻馆藤井善助、泉屋博古馆住友春翠、大阪市立美术馆的阿部房次郎、山口谦四郎以及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的黑川幸七等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参与收购活动而迅速崛起的一代藏家。
晚清乾嘉之后，搜求金石之风大盛，士人竞相搜访古砖、金石，亦近疯狂，由此导致金石在古董市场中成为收藏大宗，也非常活跃，成交量与关注度一直吸引了收藏家的眼球。由于收藏以原石为目标的石刻艺术品很受追捧，拓片自然变成了各路人马追逐的时尚品，一时间洛阳纸贵。研讨金石瞬间演变成一场“全民运动”。这种风气的形成应该说与晚清金石学的兴起有着最直接的联系，至此金石学也“历元明至清，而斯学大盛”。朱剑心云：“金石学者何？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订、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也。”
汉碑、汉画作为金石学的重要内容，冯云鹏、冯云鹓之《金石索》、阮元之《山左金石志》、翁方纲之《两汉金石记》、王昶之《金石萃编》、叶昌炽之《语石》、王懿荣之《汉石存目》、瞿中溶之《汉武梁祠画像考》等著作更是对汉石的记载、通论、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种风气也很快波及日本，同样也痴迷于金石的搜集，如大村西崖所说：“从碑碣的原石、汉碑的穿孔到六朝唐宋各朝各代不同样式的螭首龟趺、圭首方趺，以及唐碑上的花纹图案、汉碑的四神、六玉、麟凤的雕饰，这些值得鉴赏的东西还有很多，即使具备以上形制的拓本，也是近年来艺术史上最为珍贵的。”
至于金石类书籍也是风靡日本，如叶昌炽《语石》在明治四十二年（1909）初次出版，后来又多次再版。后由藤原楚水翻译成日文于昭和四年（1929）再次刊行。
法国人沙畹、日本人关野贞也在山东考察汉代遗迹时分别购买了武氏祠画像石拓本以作为研究资料之用，甚至到了民国时期鲁迅还是在北京多方搜购汉画像石拓片。
罗振玉在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举家迁往日本避难，居住在京都的东山地区，1919 年归国。罗振玉来日本之际携带了大量的文物，有古籍、青铜器拓本、书画等百余箱之多，后来为了生计，他在日本八年期间陆续卖掉了不少。在日本关西地区的中国书画收藏品中，罗振玉旧藏的作品占据了一大部分。
虽然学者们对罗振玉的鉴定与贩卖文物这种行为有所抵牾，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在推广中国金石书画碑帖方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携到日本的藏品中，有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碑碣墓志、金石拓本等考古文物，其中100 幅书画作品在先前就已寄给京都帝国大学，后来又拿出来举办了几场展览。
洪再新对罗振玉在日本期间的艺术交易情况和图书编辑出版情况做了深入的研究，并以王国维的话语称赞其能独立完成国家与群力之所不能为者，以艺术交易来支撑学术出版，并在东瀛完成了“传古”的神圣使命，于 1916 年成就了他一生学术出版的黄金时代。
尽管罗振玉在艺术交易方面多侧重于南宗绘画，但他是金石学大家，又收藏了不少的金石碑刻拓片，最后这些也都销售给了日本藏家。罗振玉在京都的精英阶层中有良好的声誉和关系人脉，在离开日本回国时还有内藤湖南、富冈铁斋、犬养毅、长尾雨山相送。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至今还展览一块羊首汉画像石，官方说明牌上注明是罗振玉寄赠。
罗振玉在日本居留期间一直致力于金石学方面的研究，涉及汉画方面的论著，有《海外贞珉录》和《增订汉石存目》。《海外贞珉录》与《海外吉金录》是罗振玉看到中国文物在辛亥革命之后大量流落海外的局面，认为必须记录一下流散情况，以便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档案。“顾以古器之入欧美者，不能详悉其名，因是中辍。比返国逾年，见古器之入市舶者日益众，合以往日所记，其数且逾二百。”
因其所记并不详细，他也希望该工作今后能得以继续完善补充。
据他统计，流散海外的古铜器旧藏者分别是簠斋陈介祺 28 件、雪堂罗振玉 11 件、匋斋端方 96 件、利津李氏 1件、诸城刘氏 1 件、山左丁氏 1 件、归安陆心源 1 件、南海李氏 1 件、潘文勤公 1 件、归安丁氏 2 件、诸城王氏 1 件、盛伯羲 1 件、其他无名或新出者 76 件。在石刻方面，汉石 38 件砖 4 件、晋砖1 件、北凉石 2 件、北魏石 14 件砖 3 件、西魏石 6 件、东魏石 8 件砖 1 件、北齐石 6 件、北周石 11 件砖 2 件、隋石 10件砖 3 件、高昌砖 10 件、唐石 63 件砖1 件、后晋石 1 件、西夏石 1 件。这些金石绝大部分都流入到日本，可惜记录不详，有的仅是记录姓氏无详名，也没有图像附录，对于今天来说要想追踪其下落势必存在一定难度。不过这 38 块汉画像石，据笔者多年的考察还是有了大致的情况。
总之，罗振玉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还是有心的，应该说是最早记录与寻找海外中国文物的第一人，非常重视古器物资料的流传，认为此时的中国纪录流传要比研究更为重要，犹如他在 1916 年《艺术丛编序》中所说：“今出土古物诚众矣，使无学者为之录述，则今日之出为虚出，且澌灭随之。又尝念古人不能见而我所见，而古人所见，至今日散佚转徙之余，我之所不得见者亦众多矣，即出于我之同时，而好事家之秘藏与夫舶载以航海外者，又不知几许，凡是者，虽未即澌灭，亦与澌灭等耳，念之滋惧。”
展现出他对中国文物的“传古”情怀。
乙卯（1915）六月，罗振玉深感近年来汉画像石的登记工作出现了“弥复纠纷，著录益匪易易”，错误不断，漏登、多记、流失海外现象颇多，故此他认为有必要重新修订一下王懿荣的《汉石存目》。在《汉石存目》中，罗振玉详细记录了画像石的题字和画像数量，以及原先出土地和现藏地，统计了 322块汉画像石，其中有法国人物尔西携去的《君车等字画像一石》、瓦尼克携去的《嘉祥县吕村画像一石》，德国人斐赛尔携去的《画像三石》《石柱画像一石》，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藏九石，日本内堀维文藏汉石六块，日本东京博物馆二石（后三者大部分今已归为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
在近代，自 1901 年始到 1945 年止，以伊东忠太、关野贞与塚本清为代表的日本建筑学家对中国展开了半个世纪的建筑考察与研究。他们的成果，不但初步建立起了近代“日本的”中国建筑史学，而且还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建筑学科的发生与发展方向。
关野贞（1867—1935），建筑学专业，所涉猎的领域有日本的雕刻史、绘画史、工艺史、都城史、遗迹、朝鲜的建筑史、美术史、古坟学和中国的建筑史、雕刻史、陵墓史等，研究范围较广。巫鸿认为沙畹、关野贞等人，还是基本上沿袭了中国金石学传统，以搜集、著录和考据为主旨，也没有跳出中国金石学方法的窠臼。
关野贞在“汉画”方面的研究，涉及的文章有《中国的陵墓》《东汉的祠堂及其画像石》《六朝的画像石》等文，以及那份重要的报告书《中国山东省关于汉代坟墓的表饰》。在研究纪要中，他论述了孝堂山石室、武氏祠、晋阳山慈云寺画像石、两城山画像石、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藏画像石、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藏画像石、东京帝室博物馆藏画像石、济南府金石保存所藏画像石、其他画像石、汉画像石概论、石人、石碑等十三项内容。
关野贞在山东踏查期间大大小小观看了一共有四十余方汉画像石，其他均往往百觅而不得，如他所叹：“据《山左金石志》所载，各处祠庙所保存者尚多，及往觅之，则百不获一，往往失望而归。或者此种画像石辗转流徙，变为个人之所有物，亦未可知也。”
这说明在晚清民初的时候，原先散存在各个祠庙里的汉画像石差不多已流散开去，沦为个人或古董商的藏品，也为走私和贩卖埋下了伏笔，“山东人民盗卖公物以自肥，莫有为之计者，更阅数年，斯文尽矣”。
如《君车画像石》，清光绪八年（1882）出土，辗转归为山东潍县陈介祺收藏，后经祝姓商人卖给了法国物尔西，现今藏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
此种现象在当时相当普遍，也并非汉画像石一家，其他中国古文物也同样如此，甚至更惨，如山西的天龙山石窟。
1909 年 2 月开始在《国华》先后连载 3 期的《东汉的祠堂及其画像石》与 1916 年 3 月出版的《中国山东省关于汉代坟墓的表饰》（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纪要，第 8 册第 1 号）在研究内容和思想上两者基本相同，后者相对更加翔实全面些。关野贞对汉画的研究基本上是按照建筑学角度来对待汉墓及其表饰，从中“可知当时文化发达程度，可证当时风俗习惯，可究当时技术样式、手法之真相”
，这是他对待汉画的基本态度，画面内容叙述地客观朴实，无太多的主观判断和个人意识。他做这方面的工作无非就是进一步考证《山左金石志》和《石索》所记载的汉画像石是否正确，认为文献往往存在一些谬误，图像只是大体仿佛而已，
不详实可靠。所以，他通过实地探查与购买拓片的方式力图网罗到当时最多最全的山东汉画像石，运用近代考古学的方法，以科学的技术测量测绘。再借助最为先进的照相制版技术印刷，效果自然比木版摹刻真实可靠。他在《中国山东省关于汉代坟墓的表饰》书中一共收集了 162 块汉画像石（包括拓本），无疑成了当时研究汉画的重要成果。他在记述各地画像石时，首先是概说其文献史料，考证建造年代，然后再对每一块画像石尺寸作精确测量，记录其图像内容与形状大小，制作出专业的测绘图与配置图。
关野贞几次来中国考察，对文物的破坏与流失十分痛心，“不仅年年破损程度增加，而且经常被人破坏后售于洋人，今陈列于欧美博物馆者绝不在少数”。“有价值之建筑亦不在少数，然皆无力修缮，而政府与国民亦不寻求保护之道，听之任之。作为文化史上贵重资料之建筑岂但日益荒废，而且其大多数将于不久之未来归于湮灭。实可哀惜。”
对此，他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六点保存策略。
在这六条建议中透露出两层含义：第一、作为日本文化的起源，应爱护中国文化；第二、近代中国的文物保护措施力度不大，流失文物严重。中国文化自古就作为东亚文化的中心，将东亚置于自身势力范围之内，故研究中国不仅对东亚人来说有其必要，而且对欧美人来说同样亦极为重要。由文献虽亦可研究中国文化之变迁，但通过各时代遗存文物研究则可进一步具体明确中国文化之真相。中国自周汉以来厚葬之风盛行，有埋葬贵重物件于陵墓之风气，此类地下宝藏极为丰富。欲翔实阐述中国古代文物应首先推举陵墓。近来伴随着纲纪废弛，盗挖古墓之风盛行。至于石窟，中国人更是不知保护，近年来还兴起恶劣之风，凿取石窟佛像，更有甚者将其头部凿去售于欧美人。余见之情何以堪，遗憾不已！
关于关野贞在山东的考察情况以及对汉代画像石的研究可见笔者的文章《关野贞与山东画像石的研究》
与《关野贞踏查山东汉代画像石的史实考证》。
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对中国美术抱有极高热忱、并在中国美术史研究方面颇具重要影响力的是大村西崖，他在《中国美术史雕塑篇》中对山东画像石做有充足的分析，但在图片引用方面却沿袭了沙畹和关野贞的图像资料。
伊东忠太（1867—1954），日本著名建筑史学家，被称为“建筑巨人”。从建筑学角度考察中国，他应该算是第一人，打破了近代中国建筑实证研究的空白，也是日本东洋建筑研究的开端。
他一生有六次调查中国，其中第六次即1920 年 8 月来山东考察，他认为“山东之调查，实非常之大事业。山东为古鲁齐地，古迹之多，居中国第一”。伊东忠太在山东的考察活动均详细记载在他那《山东见学旅行记》中。
伊东忠太对汉代建筑的考察与研究不同于关野贞，对此主要集中在他 1925 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史》（后被收入《东洋建筑的研究》）陵墓一节中，论述了霍去病墓遗址、陕西地区帝陵建筑及山东武氏祠和孝堂山石室，他对山东汉代墓葬建筑的分析应该是吸收了关野贞的学术观点。曹铁娃、曹铁铮、王一建认为伊东忠太与关野贞的学术思想有所不同，
伊东忠太多侧重于“由点到面”即通过具体建筑延伸到文化面层，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建筑现象。而关野贞则是“由点到线”即通过单体建筑与其他建筑体的相互关联，来确定古建筑的年代和演变关系。
在汉代艺术方面，伊东忠太首先定其性。汉代四百年间的艺术，当为周、秦之继承者。西域艺术，虽对汉族艺术予以影响，但尚未至改窜色彩之程度。
其次，汉代陵墓日益完美，仪饰之式，亦皆具备。墓前石阙上的画像，皆为太古以来圣贤传记神话祭祀等，与享殿内之画像石，异曲同工。享殿内的画像石还刻画了其他建筑物，伊东忠太认为此为研究当时建筑式样手法之贵重材料。
第三，伊东忠太对画像石中的建筑图像素材的分析颇为见地，并以此为考察汉代建筑细部之绝妙好物。他把画像石建筑图细分七个部分：柱础、柱、斗拱、周檐、屋顶和人柱、栏杆。关于这一点，有人认为他是受近代西方美术史研究的影响，自始至终都集中在细部的装饰构造上。
第四，汉代的装饰花纹，要比周代大有显著进步，风格上畅达而有雄健。在金石及其工艺品中，可以屡见实例。在瓦当等建筑附件上，花纹则近于写实，较周代灼灼丰丽。
塚本清也是早期踏查中国的学者之一，1908年之前考察了河南、陕西、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其拍摄的建筑照片 40枚收入了他与伊东忠太、关野贞一起编辑的《世界建筑集成中国建筑》（1928—1931，日本建筑学会发行）中。贺美芳认为他的考察偏重于装饰，与其他人有所不同，在宏观上这些学者的考察成果形成了互补，完整勾勒出 20 世纪初中国文物的状况，足以构成了极具综合性的图像数据库。
大村西崖（1867—1927），幼名盐泽峰吉，过继给大村家收养，改名西崖，号归堂。毕业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雕刻科，留校教书。他多才多艺，集雕塑家、美术史家、美术批评家、考古学家、画家于一身。终生致力于美术史研究，在中国他的学术思想颇有影响，现在被誉为是以开创性、系统性的现代观和考古材料来研究中国美术的先行者。
大村西崖在汉画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国美术史雕塑篇》
和《东洋美术史》中。
《中国美术史雕塑篇》是大村西崖的名作，日文先后发行了四版。在两汉这一章节里收录了大村西崖所掌握的有关汉画资料，包括文献记载的和搜集到拓本及原石写真，史料价值非常大，为后人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信息资源。此书初版是大正四年六月即 1915 年 6 月，比关野贞《中国山东省关于汉代坟墓的表饰》提前 8 个月出版。大村西崖与关野贞对汉画的刊载与分析的角度各有特色，大村基本上采用的是史料文献加大量的图片引用，不仅有拓本，而且有写真，尽可能收集到当时最新最全的资料，不仅采用关野贞拍摄的图片，还借用了沙畹的图片，以及罗振玉等其他人的拓本，偏重于文献的考证与数据的全面性。大村西崖一生有五次考察中国，第一次是在 1921 年秋冬季节，
所以说他在撰写这本书的时候应该没有去过中国，所得到的有关中国古美术品的情报基本上来源于塚本清、伊东忠太、关野贞和早崎天真以及罗振玉等人提供的信息，他花十余年时间“涉猎群籍，一一印证，又博搜遗品，考复其真伪巧拙，遂成一大编”。
其是在汉画像石，更是依靠罗振玉的秘藏未著录的拓本、内堀维文和藏田信吉的藏石。关野贞同样也借用了罗振玉等人不少的拓本，似乎两人在友好中进行竞争，稍有差异的是他多从亲身考察着手，以第一手资料为主，测绘，考察建筑的剖面、结构图，完全体现出建筑师的眼光去打量汉代的建筑空间与结构的科学性。
作为课程讲义，大村西崖的《东洋美术史》（中国部分由陈彬龢译为《中国美术史》）文字言简意赅，夹叙夹议，采用文献加最新信息资料相结合，基本上还是沿用了《中国美术史雕塑篇》的观点，首先他明确提出了壁画的性质与作用，“惟但是壁画，非若后世专供装饰鉴赏之用，乃寓有劝诫之意也。盖在佛教未传来之前，已有此带宗教信仰之作品矣”。
其次他认为“汉代艺术上之遗物，当以享堂碑阙之石刻画为主”，
他重点列举了孝堂山郭巨祠堂、武氏诸祠，并对武氏祠刻画石（大村西崖语）的题材、制作技巧加以论述，对关野贞百般辛苦挖掘出墓前石狮子大加称赞，“此前人所未曾登录”，今“贡献于世”。首次提出黄易所谓的前石室应为武荣祠，左石室为武斑祠、后石室为武开明祠的看法。采用清代光绪年间的叶浩吾之说认定两城山画像石为任城贞王安（永宁元年薨）祠堂之物。最后总结出画像石在史学上的价值，可“看出当时建筑、车舆、器物等类之形式，及人物之服饰；故工艺物之保存，实为历史上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也”。
在画像石保存方面，他列出了济南的明伦堂、金石保存所，曲阜的孔庙，汶上县的石桥、城垣及关帝庙，济宁的两城山，以及散存在山东各地寺庙里，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帝室博物馆，
还有私人藏家，加起来有二百余石。嘉祥武氏祠及不明残石约有四十五、六块画像石。
画像砖，大村西崖认为此物系前人所未有著录，现在颇为频繁出土，与刻画石、明器一样成为雅赏的文物，均系供筑墓圹及墓道之用，有壁砖、柱砖种类，体形硕大，内部透空，砖面模印出各种的图画纹样，有人兽、马车、鹤车、树木、花纹，与刻画石极为酷似，当审定为汉物无疑。
八木奘三郎（1866—1942），坪山九马三称他为日本考古学的权威。他早年离开东京帝国大学而去了台湾，于1913 年到朝鲜的李王职博物馆赴任，1918年又从朝鲜调至旅顺博物馆工作，后在满铁宣传科供职，主要活动轨迹在中国的东北三省地区，1936 年回国。主要著作有《满洲旧迹志》上、下、续三册（1924—1929）和《满洲考古学》（1928）。
他与鸟居龙藏、滨田耕作一起被日本考古学界视为“东亚考古学”的开拓者。
《满洲考古学》收录了他原为画报撰写的《汉代的画像石》一文。
首先，他认为画像石是探知当时汉代社会状态及其思想变化，以及技术上精细程度有价值的重要材料，为此他列举了 27 个发现地为山东的汉画像石，以及《金索》记载的“汉李翕黾池五瑞图”、甘肃阶州成县的石刻、《金石志》记载的河南登封“嵩山石室”等。
其次，制作画像石的目的何在？按照学者的看法石室是指可以在死者墓前行祭祀并陈设供物的建筑物，故此认为石室内的画像无非就是一个装饰而已。然而，单是这样的解释还不足以说明问题，还必要做其他方面的考察补充。八木奘三郎认为刻画的画像具有儒教主义观点，而且还与死者有一定关系。
第三，画像石何时起源？他认为是接受宫阙中刻画图像的做法影响而致。古时在闾里为了旌表忠臣义士孝子节妇，就在门阙上刻画图像以示仰慕。在史书上也屡见如此的绘画和雕刻之类。此种风气也自然波及陵墓上的祠堂，那么画像石最早出现的时间，从“会稽东部都尉路君”墓阙画像石的题铭“永平八年四月十四日庚申造”可知是在东汉明帝时期。由此可推，画像石在东汉初期就已出现。经过了两百多年的发展，以前担心壁画的剥落不牢固，现在用起石头来堆砌这样经济上既便宜，而且还坚固牢靠，石工的技术也大有进步。
第四，在画像石中刻画了有伏羲女娲为题材的神话传说、日月星辰为代表的天文、星神中的四神形象和死者的传记故事，所以它是集神话、天文、地理等各种知识于一体的绘画博物馆。
在《满洲考古学》中还收入《辽阳发现的壁画古坟》《论中国古代的民族性》《汉唐的土偶》《四神与十二生肖的古画》等文章。《辽阳发现的壁画古坟》一文对辽阳古墓的壁画提出汉画说，这与当时流行的高句丽说是相左的，持这一观点的分别有内藤湖南、滨田耕作等人。
从以上可知，日本早期的“汉画”研究基本上是多学科交集，既有建筑学，也有美术学，更有考古学的参与，以及作为金石学和古器物学载体的汉画像石，更是早已为进入日本学术视域铺垫了基础。作为早期“汉画”研究的核心人物——关野贞与大村西崖的工作目的有二：一是搜集考证，穷尽各种办法来收集当时最为完整而全面的“汉画”图像资料，不管是利用自己购买的原石（或拓片），还是借用别人的拓片，抑或是复制其他书籍上的“汉画”图像，总之力求集齐即为完胜，这就是目的，也是最基本的工作目标；二是借助各自学科的知识去重新研究“汉画”的图像意义与价值，力图超越中国金石文献的学术地位，这种怂恿的背后就是当时的亚洲主义思想：“主张为了抵制欧洲列强对亚洲的侵略。亚洲各国应以日本为盟主团结起来”的日本至上倾向。八木奘三郎作为明治、大正至昭和初期日本考古学的前辈，他对汉画像石的研究观点足以反映出日本学者对此文物的重视程度与价值认可。总之，三个人的研究工作还是为以后日本的“汉画”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也彰显出早期的研究充满了多学科性质。
杨孝鸿（1967—），江苏徐州人，汉族，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美术考古与汉画像石研究。
（栏目编辑 朱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