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萧拱木问斯人
——访徐之范父子瘗茔与墓志

鹰山徐氏筑灵郭，

父殁子随孝道播。

六世悬壶声望在，

墓铭惜字竟如何！

20世纪90年代中，我在韩国釜山教汉语时，余暇甚多，常翻旧史以消日。那时读到南北朝，有《南史》《北史》，还有《魏书》《北齐书》等，发现徐之范是个医学世家。又，当时与中医药大学医古文专家钱超尘教授比邻而居，常求问于他。徐家给人治病真是神了，给皇家治病，就获了高官。

近岁颇喜读中古时期的石刻文献，偶见《徐之范》《徐之才》《徐敏行》等志，就勾起廿年前的记忆，可是在这些墓志拓片的阅读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几乎没有突出他们的医术，这与史传不同。志上大多说他们的文才如何如何好，不及医才，这是为什么呢？当然，北齐后主鸩杀那个美男子大将军兰陵王高肃，就是徐之范送的毒药，这在《北齐书》里有记载，但是徐氏的传中和志中是看不到的。

徐之范卒于隋开皇四年四月廿六日，年七十有八，以此推其生年在南朝梁武帝天监六年，亦当北魏宣武帝元恪正始四年，这样他的生卒年应为公元507—584年。

徐之范未若其兄徐之才著名，之才幼而隽发，人称神童。陈郡阳夏之袁昂（字千里，461—540）领丹阳尹时（梁武帝普通三年，亦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年）辟徐之才为主簿，“人物事宜，皆被顾访”。 袁昂甚重其才，虽有小过，亦尝宥之。时袁昂已六十余矣！袁昂就是书法史上那个写《古今书评》的，这是古代书法批评史上较有影响的著作。

徐之才传收在《北史》的《艺术传》中，说他“大善医术，兼有机辩”；又云：“药石多效，又窥涉经史，发言辩捷，朝贤竞相邀引，为之延誉。”《徐之才墓志》（现藏沈阳博物馆）说他活到六十八岁，传上说他“年八十卒”，当以志为是。《北齐书·徐之才传》说他“历事诸帝，以戏狎得宠”，看来也是个倖臣形象。其实他在北齐过得并不舒心，传云：

为仆射时，语人曰：“我在江东，见徐勉作仆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仆射，无一人佞我，何由可活！”之才妻魏广阳王妹，之才从文襄（北齐文襄皇帝高澄）求得为妻。和士开（524—571，北齐宠臣）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见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戏笑。”其宽纵如此。

读此，真觉得他活得窝囊！

徐之才墓不在英山，墓在河北磁县，墓志原石藏在沈阳博物馆。之才事迹会勘史传文字及墓志可得而知。之才墓志记其卒于“武平三年六月”，而之才又曾待诏文林馆，参见《北史·文苑传序》，以此可驳学界所谓文林馆设于武平四年说也。

徐家祖上名人辈出，今存于史传者亦不乏其人。其远祖徐防，《后汉书》卷四十四有传，就是那个与张禹（时任太傅）、尹勤（时任司空），希邓太后旨，共同定策由刘祜（汉安帝）即了皇帝位的徐防，时任太尉。防有弟崇，有子衡。

《徐之范墓志》云：“十二世祖饶，为汉郁林太守。”郁林属交州刺史部，今在广州南。徐饶史书无征，而查之范祖父徐文伯传亦无可接续者。然《三国志集解》卷五十七《虞翻传》有“太末徐陵”。传云：“（虞）翻一见之，便与友善，终成显名。”这个徐陵应是汉末三国时人，与徐饶或在同时，抑或同族，那就是徐之范祖父辈人了，这个徐陵据裴注引《会稽典录》曰：“字元太，历三县长，所在著称，迁零陵太守。”零陵就是舜陵，在今湖南南部，东汉时的零陵郡隶属荆州。徐陵有子徐平，字伯先，少龀知名，诸葛恪（203—253，诸葛孔明之侄，诸葛瑾之长子也）为丹阳太守，聘徐平为丞。时为嘉禾三年（234），亦魏明帝青龙二年，蜀后主建兴十二年也。

以之范生年上推，平均三十年一世，推至徐饶，则饶应生在公元147年左右，即汉桓帝建和元年前后。若以其四十余为郁林太守，则至于灵帝末，天下渐乱矣，及其晚年，则去官徙家江表避乱，亦合《徐之范墓志》所云：“属汉魏纠纷，避地江表，居东阳之太末。”

之范祖徐文伯，为南朝宋给事黄门侍郎。文伯之曾祖是徐熙，濮阳太守。文伯祖父徐秋夫，射阳令；父亲徐道度，兰陵太守；子徐雄，即之才和之范的父亲，官至员外散骑侍郎，《徐之才墓志》说徐雄早卒。从《南史》卷三十二《徐文伯传》看，之范上数五世，脉络分明。

今考徐氏家族入于载籍者，有两个特点。一是精于医道，一是好读书，有孝行。考其所读书，以黄老之学为主，亦兼涉玄学。

徐氏通医术，享有令名，如史家论曰：“徐氏妙理通灵，盖非常所至，虽古之和、鹊，何以加兹！”

之范祖文伯之弟徐謇字成伯，史称“与兄文伯等皆善医药”，并说：“謇常有药饵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鬓发不白，力未多衰。”徐謇是北魏玄武帝元恪正始元年（504）即梁武帝天监三年去世的。以此上推八十年，他应生在南朝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前后。这样以徐之范公元507年生，与徐謇相隔八十余年，謇为之范从祖，之范还有兄之才，则徐氏代际平均30年为计还可以说得过去。赵万里释《徐之才墓志》，谓之才武帝三年卒，年六十八。而传误卒年为八十。又谓：“惜志多藻释之辞，无一事及其医术。……使无史传几不知之才为扁、张之俦矣。”

史传上记徐氏家族，都说他们精通医术，甚至写得出神入化。可是徐之范这个墓志上却并没有突显这个特长，唯在写到他从南方逃回北地，依其兄徐之才在北齐为官时说他“尚药典御”，即在尚药局任长官。后两说典御如故，就再没说与医官有关的话，更未言及他的医术如何。而史传中云其“以医术见知”，也是点到为止。

之范墓志中，倒是大书其有文才，所谓“侍犀管以赋行云”“命藻西园”“声重邹、枚”“衣丽华虫、管吟芳树”。更言其“渊卿丽藻之文，谈天炙 之妙，探求幽赜，往往入神”。“渊”指宋玉宋子渊；“卿”指司马相如（长卿）。这个“谈天”指邹衍，“炙 ”指淳于髡，都是讲之范能说能文，惜其未能流传下来什么作品。

《徐之范志》中说到他晚年的经历云：

晋王帝子，出抚汾、绛，以公宿望，诏追翼辅。

这是说徐之范曾任职杨广的晋王府。杨广是开皇元年被立为晋王的，他那年13岁。隋文帝是否因徐之范的“宿望”而“诏追翼辅”儿子晋王杨广，不可知，但杨广任晋王时，他父亲隋文帝杨坚为他找了两个“老师”辅佐之，一是王韶（字子相），一是李彻（字广达）。杨广后来回忆说：

先帝立我于西朝堂，乃令高颎、虞庆则、元旻等，从内送王子相于我。于时戒我曰：“以汝幼冲，未更世事，今令子相作辅于汝，事无大小，皆可委之。”

徐之范是死在晋王府任上的，之范入幕晋王府，或亦是王子相等老臣为之延聘者，而之范入幕，自可因其有所谓“宿望”，再者亦可能因为其有“医术见知”的原因。徐之范的传和志中有一件事没说，那就是他奉北齐后主之命给兰陵王送毒药，鸩杀了这位北齐战将。兰陵王是古代美男子，又是北齐王室少有的正常人，也是为北齐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将军。后主高伟嫉其功高把他赐死了，奉命执行者就是徐之范，这事在《北齐书》的兰陵王传里记载着。这固然不是徐之范的错，他不过奉命行事而已，但也总是好说不好听的事。

本志还可以引起今人注意的是志后因卜卦而得的谶语：

卜此葬地，得泰卦：后一千八百年为孙长寿所发，所发者灭门。

今人多以为最早有这些谶语的是北齐天保六年（555）的《元子邃墓志》，赵万里跋语中谓：“其文荒诞不经，盖术者厌胜之辞。古人志墓之文多有之。”又谓：“事涉左道，未可以常理论也！” 今人赵振华等《谈隋唐时期丧葬文化中的墓志谶言》谓《王节墓志》是年代最早有谶言的，似非是，所以他在该文的附记中做了校正。《王节墓志》为开皇十五年，尚不及徐之范墓志早，更遑论北齐时之《元子邃志》了。赵万里先生在跋《元子邃志》时亦举出在北齐天保年以前若干谶语事，可见此类现象为中古时常见者也！而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363页谈及徐之范志文最后的谶语时说：“此言为南北朝隋唐墓志所仅见。”此自是失察之言也。

关于在墓志中用谶语，似乎不只是在中古时期，从文献上看，似乎先秦古墓中就存有这类东西。赵万里先生引征的文献中有这样两条：

《太平广记》三百九十一引《史系》“后魏天赐中河东人张恩盗发汤冢，得志云：我死后二千年困于恩。恩得古钟磬，皆投于河”。……又引《水经》“宋浦阳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堕水，甓有隐起字云：筮吉龟凶八百年落江中。谢灵运取甓诣京，咸传视焉”（文见《水经·渐江水注》）。

这要算一算，就都是商周时候的事了，云“志”云“甓（砖）”，那时候就有墓志了？大概不至于。我总认为这是中古那时候的人讲的“故事”，是给那时候的丧葬风俗找一点历史依据。但是汉晋时期应该就有类似现象，如赵振华先生《谈隋唐时期丧葬文化中的墓志谶言》一文所说：

谶言是古代巫师、方士等以谶术所做的预言。汉墓题铭已发其端，山东金乡县鱼山汉墓刻石有“诸敢发我丘者，令绝毋户后”等句，类似咒语（顾承银等：《山东金乡鱼山发现两座汉墓》，《考古》1995年5期）。民国时期，顾燮光研究石刻上之谶言，作《石刻之前知》云：

术数谶纬之学，在虚无缥缈之间，附会者于金石文字亦神妙其说。若为信有其事，是可惑矣。《两浙金石记》云，晋保母砖云：“后八百余载，知献之保母宫于兹土。”墓砖之出，实八百三十八年，献之前知，异哉！

至于谶语所言多少年之后谁谁发掘墓穴云云，那不过是当时卜筮安墓的书上写的，尽管有的也说得差不离，但大多就是这么一说，也是不足信的。倒是这类谶语的书写方式可以说一说，一类是善意的告诫或祈求，让日后发掘者好好安葬墓主，这样会给发掘者带来福运，如“今葬后五百年，必有张僧达所开，开者即好迁葬，必见大吉”（北齐天保六年《元子邃墓志》）、又如“开吾墓者，改葬之，大富贵”（隋开皇十一年《尔朱端墓志》）等；一类是严厉的诅咒，若是发我墓者，必遭大祸，如“卜此葬地，得泰卦：后一千八百年为孙长寿所发，所发者灭门”（隋开皇四年《徐之范墓志》）；一类是双重的，告诉你善待墓主就会得好报，反之得恶报，如“筮占：葬后一千（志作‘迁’）八百年，为吴奴子所发掘，诫奴子必宜还葬之，子孙得福，家炽盛，大富贵。如违，招致祸殃绝灭”（隋开皇九年《张茂墓志》）、又如“千七百年为乐受所发，发者灭门，还复大吉”（隋开皇九年《赵洪墓志》）等；还有一类是只说该墓会被发掘，其他什么也没说，如“吾殡后三千年有崔胸显所破” 。大概就是这几种形式，我们从这些谶语中所得最直接的一个感触是，这都是墓主安葬者的一种担心，他们担心墓主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被掘出，不得永久安息。未来是不可知的，更是不可控的，这种出于对未来不可确知之危险的担心，是卜筮并刻写谶语的动因。这里的诅咒和祈求，都是出于对墓主遗骸的保护，至于管事不管事他们也左右不了，固然是事涉左道，未合常理，但他们起码相信，此举可以求得些心理安慰。

徐之范之子徐敏行亦存墓志，1976年2月在山东嘉祥满硐杨楼村英山出土，今石存山东博物馆。墓志上有这样几点可说：

一、他是因为父亲逝世而悲痛过度，卒于丧次。而且其妻子亦于半年后去世，两人同葬。这倒很像乃祖徐雄，徐雄“事母孝谨，母终，毁瘠几至自灭。俄而兄亡，扶杖临丧， 膺一恸，遂以哀卒”。

二、他的墓地距其父坟，在“东北十步”。

三、他亦同其父一样在晋王府工作。

齐、周、隋之际，徐敏行的仕履经历是由齐被俘入周，所谓“既而邯郸衔璧，往从房陵；士衡谈冠，来逢壮武”。这里用了几个典故，所谓“邯郸衔璧，往从房陵”，“衔璧”指投降、被俘，应该是指齐、周易代之时。“往从房陵”，或指其有一段被流放的经历？因为房陵是自古以来流放地，这里用了秦灭赵国的故事，赵王迁献地图投降，这就是所谓的“邯郸衔璧”，邯郸是赵国首都。赵王投降后被迁徙到房陵，志文说“往从房陵”，或许是说徐敏行随着北齐亡国君臣一同被远徙长安了，这是以历史上赵王被流放来比喻敏行等北齐的亡国君臣耶？然而，赖非先生《齐鲁碑刻墓志研究》将“房陵”解为房陵王杨勇了。敏行殁于开皇四年，当时杨勇还是太子，“房陵王”是杨勇死后的追封，那已是隋文帝死后的事了，怎么能在这里就称杨勇“房陵”呢？显然赖非先生搞错了！

接下来的“士衡弹冠，来逢壮武”，也是用的典故。士衡是陆机的字，他原是吴国人，晋统一全国后，他作为降臣与其弟陆云来归洛阳，受到当朝重臣张华的推重，张华曾被封为“壮武郡公”，壮武故县在今山东即墨区。本志用此典故，当是说敏行又被赦免了，受到北周的任用。志辞自然夸张，将敏行比作吴国大文学家陆机陆士衡，有些谀墓了，但结合整个志文看，徐敏行虽不至于有陆士衡之文才，但也应该是文采不错的，而他也曾入北齐后主的文林馆，所以撰写志文的就把他与先代文豪作比以慰其亡灵吧！

2017年3月19日，我们到山东谒徐之范墓，由嘉祥县满硐镇楚书记带往杨楼村，又有高书记（年八十余）及村中一干部引往村西北方向看徐氏墓群遗址。杨楼村原书记高守望，是1976年发掘徐氏墓群时的见证人，他跟我们说，先发现了徐敏行墓，又因掘井而发现了徐之范墓，其址正在英山西麓。

经过一片麦地，西北方向便见一蜿蜒土冈，冈下数步有一石砌的老井，高书记说这是徐之范墓的挖掘入口。当时是先发了徐敏行墓，又因掘井而发现了徐之范墓，之范墓有石门，门外有二石人守卫，他说那两个石人有一米高，挺漂亮，出土后让人拿去上级单位了。敏行墓中是有壁画的，当时整体移出，色彩如新，也移交上级单位了。

老人家一直问我这两个人的关系，我告诉他之范是敏行之父，并告诉他敏行为父发丧期间悲痛过度，也跟了父亲去。在敏行墓志中写着他的墓去其父墓东北十余步，现在目测二墓所在，约略如志所云。我问高书记，这是“鹰山”西麓还是“英山”西麓？他说是“鹰山”，因为有鹰身子，也有鹰翅膀，徐氏墓群即在西边这个“翅膀”下边，而鹰山东边还有一个“翅膀”。且在鹰山南“鹰头”地方有一村，至今还俗称“鹰咀刘村”（“咀”即“嘴”）。然之范、敏行二志均书“英山”，或“英山”为古称，“鹰山”为今称耶！

高书记及随行当地干部都对我说，鹰山主体的北侧，应有一大墓，似是未造完即废弃了，传说是昌邑王刘贺为自己修的，昌邑即在附近的金乡。后来刘贺去长安做了几天皇帝，旋即被废，改封海昏侯。此前媒体频频报道在江西挖掘海昏侯墓，我去岁暑中尝往观墓发现场，却未尝想，刘贺（海昏侯）在其未当皇帝前的昌邑王国中，还曾为自己预修了阴宅。若果真发掘并证实这确是昌邑王刘贺的预修坟茔，也会更觉这里历史上还有一位名人曾经在此走过。

徐之范父子的墓拜谒过，便要到济南寻找他们的墓志，据说一在石刻艺术馆，一在省博物馆，已由朋友刘尚林访得，我们便省了许多寻觅之劳顿。2017年3月21日上午，与刘高锋君由济南“中国书法网”李忠春、彭亮、朱卿菱陪同去山东省石刻艺术馆访《徐之范墓志》，该志志石完整，摆放在管库的显眼处，还有志盖放在另一间房子里的铁架上，需借助梯子才能看清志盖上的文字。

从徐墓归来，再看徐志，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者能看到原石，慰其仍存人间；忧者，志石已远离本穴，委侨别馆，总觉得有一种背井离乡之憾！但此志保存得真是很好，亦较拓片刀笔凌迈得远；看原石亦更觉较读拓本亲切许多。

徐氏后人《徐谟墓志》摆在之范墓志旁侧，尚有圭形墓表，立在《徐之范墓志》左首，即东侧。徐谟是徐之才的孙子，徐之范的从孙，有这个后人的志石陪伴着之范，也为之范欣慰，终是其身不孤啊！然其子敏行的志石却分藏于山东省博物馆，当年之范殁，敏行为举丧，悲痛过度而随父去，葬在之范墓之侧，今竟与他父亲的志石分属两处！

下午去省博物馆原本想看看《徐敏行墓志》的原石，但他们说到现在还没查出这块志石究在何处，有可能不知所在，有可能在库房。我同他们说，资料显示应该在你们这里！答曰，那可能就在库房，但今天是不能看了。以后能否看到，走何等程序看到，他们也说不清。但好在可以在展厅里看徐敏行墓中的壁画，还有墓门石吏，于是我们便兴致勃勃地去看了。壁画真是精彩，人物生动，还有一定的叙事性，保存得也是如“新发于硎”。只是墓门肯定不是一对，未知何解！门吏栩栩如生，这应是徐之范墓中的，而展签上的释文写作徐敏行墓出土，似不确。《文物》杂志上的发掘简报及赖非先生的著作中均说是出于之范墓，而我们在嘉祥满硐镇杨楼村实地勘查时，八十余岁的高书记也说第二回发掘之范墓时见到两个石人挺俊的，现在看这个作为展品的门吏也确实挺漂亮的。高书记当时是发掘现场的当事人，他的话应该不错，若果如此，则省博展示牌上的释文应是讹误了。要之，既然展出徐氏墓中的壁画及门吏，一方面总要说清楚其所从来，另一方面似应把墓主志石一同展出来以求其完整。这样，敏行的墓志就不应该还锁在库中不予面世，同时也应该把藏于石刻艺术馆中的《徐之范墓志》调过来一同展览，一则门吏有所归依，不至张冠李戴；二则让人家父子也得个“团圆”，亦是上德之事。

【补记】

2020年5月31日，蒙山东省文物部门准许，我和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原副主席赵长刚先生、刘尚林君在省博物馆的库房看到了徐敏行墓志，在那里仔细地看了许久，志盖上的铁环仍在，志石上的字迹也还清晰，和长刚主席与尚林君在那里说了一些徐敏行志文中的典故，便觉这方墓志还是放在展馆里与墓门、壁画一起展出更好。这次不只看到了《徐敏行墓志》，还看到了《刁遵墓志》《房悦墓志》等珍贵志石，自叹眼福不浅也！ LxXbOdgsMMV6x0Ul5JP6VDs8HgnaYGa+TNvc25dl0eA6vBAM8ChZq2hB0UnvGQ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