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近来对石刻书法中的文献价值之钩沉甚感兴趣，石刻书法中的文献问题，在文史研究中已有较高的关注度，但在书法研究中，似觉其与书法艺术大抵无干，故仍是在考校辨识上偶有关注，并不做太多的与书法艺术和书法史论的会勘，这或许是在碑志书法研究中的一点缺憾。古所谓“书法”，大多就是一种实用的书写，其功能也多在记录与传通。我们在这种实用的书写中看到了古人书法造型之美观，进而窥知古人在某一时段的书写习惯与审美趣尚，我们也发现古之碑志因其志主的身份、家族、地域等背景，也有书法精粗优劣之区别，所以碑志的“文献”之考察，亦关乎书法史与书法美的论述与辨识，由造型之表而探文献之里，庶几能较深入地理解和感悟书法之深层意义。

所以，我的访碑在关注书法意义的同时，亦欲在当下能看到的碑志原石中钩沉其史料价值与文化价值。所访碑志之年代约略在中古，不以地域为限，随遇而访，记录当时感受。考辨尚存舛误，都是一时之感、一己之见，辑录出这些散论，一以保存寻访之迹，一以求教方家门下。此虽欲效先贤访碑之雅趣，恒不敢望先贤学问之项背也。

我们去访看那些古代的碑志，去抚摸那些已有千百岁年龄的石刻，总有一种把自己置身于过去、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感觉。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尝云：

如果我们不坦诚地让自己置身于过去，就永远不可能到达过去。从本质上说，过去是虚拟的；我们不跟随和接受由过去延伸出来的当前形象的运动，让过去从晦暗状态里逐步显现在光明中，就不能知道过去的那些东西。

我们在那些知名和不知名的碑志中要看到什么？看到了什么？我们原来心中的历史——不管是老师教的还是书上看的——是不是我们的想当然？或者是后人赋予的？前人做过的事被后人选择、演绎、归纳、命名的东西是真实的吗？抑或是我们当下虚拟的古代？

无论是书刻的内容还是书刻本身，古人的那一份书写与镌刻，它可能有意又或许无意地告诉我们一些东西，我们注意到了吗？我们是否想谛视，是否想倾听？

我们面对的是一块石头，那上面有文字的书写与镌刻，它已经不是纯然一“物”的石头，它是古人“打造”的一块石头，一块具有“有用性”的石头，它类如一件古人制作的“器具”，它具有纯然一物的质料与形式综合的特性，又有人造器具之“有用性”的特征，这都是“物”的特性，我们访碑，是要看它的有用性，看它书写的那个人和那些事；也还要看那刀刻痕中的间架与用笔，那是“有用性”之外，让人心动的另一个天地，即是一个审美的世界。“有用性”和“审美性”都在那块石头上，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古人如何记录与传通，又如何在不经意处告诉我们，在那个时代、那个地方、那么些人的审美情趣和创造美的能力。

多么完整的东西，让我们完整地看该多好？但是我们往往设置了一些壁垒把它肢解了，一通碑志，有从文字角度看的，有从文献角度看的，有从书法角度看的……特别是站在书法的立场，只从点画线条上看，你也就只能看个“什么”而看不到“为什么”，你就最终弄不明白那个“什么”何以是那个样子。

记得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曾提出“师右军之所师”的问题，此语是非常有见地的。也就是“师右军”者（学习王羲之的人）只师右军不如去“师右军之所师”，因为只师右军，还不能追本溯源，还不是师法“本体的书法” 。这一点柏格森亦有一段话可以做“注解”：

在任何实际的、已经实现了的东西里去寻找过去的轨迹，这是徒劳的：我们倒是应当在光明底下的黑暗处去寻找它们。

《广艺舟双楫》中有《传卫》篇，正是在“二王”“南帖”具有中心话语权势的背景下，于不为人注意的“边缘”（“光明底下的黑暗处”）让人们由北碑（亦包括南碑）向上溯至曹魏时的卫氏，再溯至汉，至文字书写的“自发”状态而非“自觉”状态之时，去寻找书法最本源的“轨迹”。我们说汉魏时期是“书法的”本初状态，并非说是“书写的”本初状态，是因为这时的文字之书写已经不只有记录与传通的功能，已有了欣赏之功能（康有为所谓“汉人极讲书法，……前汉风尚已笃好之” ），是“实用—艺术”的二重性格融为一体，这是书法之为书法的本初状态。王羲之不是本初状态，南海甚至认为，王右军的师承本身即是此种汉家之特质，他在《本汉》中引右军之言曰：“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锺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又于从兄处见张昶《华岳碑》，遂改本师，于众碑学习焉。”尽管这个王羲之的自述在史实上受到后世研究者的质疑，但康南海到此是为了表达他的一个启人的观点。南海因而评之曰：“右军所采之博，所师之古如此。今人未尝师右军之所师，岂能步趋右军也？”这是以卫氏为代表的“汉魏”对右军为代表的“南帖”的追问与消解。

“右军之所师”的是什么？是先贤对汉字以及汉字书写的理解，那绝不是点画线条，而是完整的汉字与汉文章的学问，不是“专业”，更不是“碎片”。

现在做学问，不时兴完整与深入，“碎片化”和“表面化”甚嚣尘上，美其名曰“专业性”“实践性”。专业性没问题，过火了就是化整为零的碎片化；实践性也没问题，走偏了就是随波逐流的表层化。这种碎片化和表层化唯一的“好处”就是出“成果”快；不好处是“成果”烂得快。我还是愿意慢慢来，尽量地做到完整些、深入些，固然可能要坐冷板凳，但该坐也得坐，人家都说要“耐得住寂寞”，我倒是没太觉得“寂寞”，因为我还有一个不大合群的“治学习惯”，那就是把治学当游戏。小时候总有的可玩，长大了也要有个玩的东西，做学问就当玩吧，游戏其间，有趣，不累，玩儿上瘾了还真说不定能玩出点道道儿。既然是玩，就用不着装蒜，就周身通泰，怎么会“寂寞”呢？说“游戏”，当然不是说把做学问当“儿戏”，游戏也是可以很认真的，也是可以很有创意的。游戏就像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守规矩而不必教条，有志趣而不奢求名利。当然做学问最主要的还是要有问题意识，不是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那就了无意趣了，那就成了一个做学问的机器，此吾所不取也。最近三四年想着到处访碑，也是因为过去在一些石刻文献中有些不得解的问题，也有些石刻文献与史传文献常相抵牾的记载，让人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就想去看看那碑志原石，一开始总认为石头不会骗人，但后来看得多了，发觉有时候石头上的书刻也有不少的问题。问题一多，就总想把它搞清楚，就有了所谓的“研究”，把一些问题弄清楚了就有一种讲出来的冲动，所以就写了好多笔记，在讲堂上和学生说，也有时候带着研究生出去一起访碑，边走边看边说，感觉这种田野调查式的“教研”方式还真能使自己在“教学相长”中不断进步。除了和学生有这种近距离学术上的互动，我也向博物馆、文物保护部门的研究员求学问道，相互切磋，求问有益，所获匪浅。这些年，走了不少地方，在博物馆、文保所认识了很多朋友，多是些良师益友，他们为我析难解惑，帮我搜集资料，为我的“访碑录”提供了大量的帮助。此外，在各地的朋友、同学、校友、学生为我提供交通、公关、食宿等工作和生活上的支持。如果说我这也算做学问的话，这还真不是翻翻书、写写字的事，那种万里奔波、翻山越岭、屡挫屡禁，那种经寒历暑……还有明知碑志所在而不得见的沮丧，抚摸着千年古碑的激动，对文物保护不力的忧心忡忡，对那些视守护古碑为文化使命的普通工作者的敬佩……这一切的一切才构成了我这部《碑志春秋》的完整书写，这才是我所喜欢的做学问。

2020年6月14日序于散净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