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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楷书笔法的形成

隶书经过章草发展为今草的同时,沿着另一条线索发展为楷书。

这方面的墨迹资料非常丰富,我们只拈出几个例子,以见楷书字体和笔法形成的大致过程。

早在鸿嘉二年牍(图 17)中,便出现了少量类似楷书的点画(如“吏”字的撇捺),这虽然是下意识的、偶然的现象,却是一种新字体产生的端倪。

图17 西汉·鸿嘉二年牍

图18 东汉·熹平元年瓮题记

东汉熹平元年瓮题记(图 18),大多数字已退去隶书的挑脚,“生”“伯”“千”“石”等字已是一种稚拙的楷书,只是“冢”字末笔仍然保留汉简的写法。

魏景元四年简(图 19),点画基本脱离了隶书的形态,个别字(如“元”)已是标准的楷书,但各字风格不一。

魏咸熙二年简(图 20),匀称、圆熟,代表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期较高的书写水平。

南昌晋墓木简(图 21),点画灵巧、纯熟,只有少数笔画偶遗旧规。

上举数例,勾画出楷书发展前期的简单轮廓。

这一时期的楷书,笔法中保留着相当程度隶书和章草的影响,但同隶书和章草相比,显出不断简化的趋势。

图19 三国魏·景元四年简

图20 三国魏·咸熙二年简

图21 南昌晋墓简

任何时代对字体发展的要求,都是在易识别基础上的简单、快捷,楷书就是在这种要求下从结构和点画两方面对隶书同时加以简化的产物。

结构的简化,表现于笔画的减省;点画的简化,表现于屈曲的线条趋于平直。后者对笔法的简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隶书与草书中,只是偶尔出现提按,绞转与折笔是占主导地位的笔法。频繁的使转是隶书用笔特征之所在,它也有利于草书的连写,但是不能适应点画简洁的楷书的要求,于是绞转行笔的曲线轨迹又渐渐拉平。从上述各例中,便可以看出,点画趋于平直的同时,复杂、频繁的绞转不断趋于简化,因此点画边廓越来越简单,越来越规整。

从王羲之《何如帖·奉橘帖》(图 22)等作品中接近楷书的字体来看,从王徽之《新月帖》(图 23)、王献之《廿九日帖》、王僧虔《太子舍人帖》中夹杂的楷体字来看,这一时期,随点画行进而用笔不间断的变化有了很大的改变:操控的动作逐渐移至笔画的端部和弯折处,王羲之诸帖中虽然绞转成分比草书中大为减少,但不少字中仍然可以看出行进中笔毫锥面的转动;王徽之、王献之二帖绞转笔法便所剩无几,平直笔画明显增多;至于王僧虔,部分笔画的端部被强调、夸张。

图22 东晋·王羲之《何如帖·奉橘帖》

这一时期的碑刻,大概是由于追求醒目、庄严,这种端部及折点的夸张特别显著,如《爨宝子碑》《张猛龙碑》《杨大眼造像记》(图 24)等;少数碑刻,如《张玄墓志》《郑文公碑》等,用笔较为圆转,但是仍然明显见出端部及折点的夸张。

用笔的重心移至笔画端部及折点,是楷书形成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它能很好地适应楷书方折分明的结构。夸张端部及折点,既能使点画更为醒目,也能弥补因绞转减少、笔画平直所带来的审美的损失。

图23 东晋·王徽之《新月帖》

用笔重心移至端部及折点,使绞转逐渐失去了它固有的重要意义。绞转基本上是一种均匀、连续的行笔方式,如果说它也能突出点画某些部位的话,那么,它只适宜用来强调、夸张点画的中部,如《初月帖》《孔侍中帖》;要夸张端部及折点,人们很快发现,最简单,或许也是唯一的方法,便是提按:夸张处按下,然后上提,方便之极。提按很快得到了普遍的运用。

从本节所举各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隶书、草书中处于次要地位的提按逐渐取代绞转的过程。

这种取代是逐渐进行的。笔锋的各种运动形式早已蕴含在战国和秦汉时期的书体中,但有意识的提按,却是伴随楷书的形成才开始出现的。当初,提按仅仅施于点画端部及折点,作为突出这些部位的手段;后来,随着点画趋于平直,绞转逐渐消隐,提按便成为追求点画一切变化的主要方式。当然,提按取代绞转的地位以后,笔法中仍然保留有平动(包括曲线平动)、摆动等因素,在不同艺术家笔下,各种成分所占的比例也很不相同,不过提按取代绞转的趋势却从未产生过逆转。

经过几个世纪的孕育、发展,至唐代,楷书不论是作为一种实用字体,还是作为书法艺术中的一个类别,都迎来了自己的全盛时期。提按在这一时期确立了自己不可动摇的地位。

图24 北魏·《杨大眼造像记》(局部)

初唐楷书中,只有少数作品保留了绞转遗意,绝大多数作品都继承了南北朝与隋代楷书以提按为主、夸张端部与折点的笔法。百草千花,争奇斗妍,运笔形式却无本质的区别(图 25)。

中唐,颜真卿的出现使楷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多宝塔感应碑》《颜勤礼碑》(图 26)、《麻姑仙坛记》是他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他的楷书,笔法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极度强调端部与折点,提按因此处于前所未有的引人瞩目的地位;其二,丰富了点画端部及折点的用笔变化,使藏锋、留笔 在楷书中获得了重要意义;其三,吸取了初唐诸家楷书中保留的使转遗意。颜真卿由此而成为唐代楷书的集大成者,成为楷书笔法的总结者。

图25 唐·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局部)

稍后,与“颜体”楷书并称的还有“柳体”。柳公权的楷书或许能从另一角度给我们一些启示。

柳公权《玄秘塔碑》《神策军碑》与颜体楷书意境有别,但细察其用笔方式,二者在提按、留驻、端部及折点的夸张等方面如出一辙,只不过前者端部及折点多取方折,后者多取圆弧,较为含蓄而已。由此亦可见,这一时期的楷书之所以能取得总结性的成就,是楷书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个别天才人物笔下出现的偶然现象。

唐代楷书是楷书发展史,也是整个书法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像是一道分水岭:在它之前,笔法以绞转为主流;在它之后,笔法以提按为主流。书法史上许多变化,都同这种笔法运动形式的转换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是关于笔法发展史的一条简单而明晰的线索。

关于提按,我们愿意再强调一次,尽管实际书写时总是出现复杂的运动,尽管提按后来常与曲线平动、摆动等笔法糅合在一起,尽管在某些作品中偶尔出现下意识的绞转,但提按始终是楷书的影响渗入整个书法领域后,人们追求点画边廓变化的主要方式。个别书法家可能以平动或摆动笔法为主,但不曾改变整个时代的用笔习惯。曲线平动与摆动,从笔法演变的趋势来看,已不可能再进化为绞转,从一个时代的用笔习惯来说,它们不过是提按的附庸。

图26 唐·颜真卿《颜勤礼碑》(局部) dm5lAbC2cGiYoYPUyK+yg2/OysAnnLygJJDffJ90WliU6IGL6hkMX4yNpZcTq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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