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团组织观念在印学界被认同

自古以来，刻制印章都是工匠的手艺活。无论是战国秦汉的印工，还是唐宋制作内宫鉴赏印或官府将作监治下的工匠，都是如此。即使是在明清，特别是有清一代，篆刻的兴盛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并有渐渐艺术化的趋向，但相对于书画法家的文人身份，篆刻家更像工艺美术家。它的“匠”的一面很难逃得过高高在上自诩清雅的文人士大夫的睥睨。由是，印社之设，大抵类于工艺美术“行会”，既在学术上无底气，所聚集的人员也没有天生的骄傲心态。历代印论中论刻印先讲求“六书”，必先宏论一番文字学在篆刻中的突出地位，其实正是这种“匠”所与生俱来的自卑心理在作怪。但是，西泠印社四君子的倡导，却绝无“行会”的色彩。他们通过编印谱、祀先贤、雅聚名流士绅、切磋金石书画，极大地提升了作为“一技耳”的“匠”的篆刻在艺术与学术史中的地位与层次。

至少在西泠印社中，篆刻家地位从“匠”上升为“艺”，是通过三个方面来进行的。第一，通过对篆刻艺术内容的梳理来完成对篆刻艺术王国的认同。其中，大规模地出版、编辑高质量的印谱与印学典籍，以及对印泥、印具制作的深入研究，是此中最成功之举。第二，拉紧篆刻与学术、艺术之间的纽带。赎回《三老讳字忌日碑》并将之置于孤山社址，是贴近学术（金石）之举，而举办“金石家书画作品展览”，是靠拢书画艺术之举。第三，以每年春、秋两季雅集的方式，向社会宣称篆刻艺术也具有足够的魅力汇聚关注的眼光，也是风流蕴藉、有着潇洒风姿的。在西泠印社百年史的前半段，这三个要素都有着同样的作用；而在后半段，则通过印学研讨会与每隔五年、十年的庆典活动（它相似于前期的雅集但在规模上远胜之），还有各种专题创作与展览活动，使印社的活动品质与作为社团组织起来的能量，得到了超常的发挥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