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关于“西泠印社史”的研究定位

与民国时期其他印社、书画社或诗社相比，西泠印社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存在。它并不仅仅是众多研究对象中的一个简单的研究对象，对它的研究预示着一种独特的研究模式的展开，这具体表现在：第一，它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社团组织，并以此形式持续存在了百年，然而它本身从事的是一种非常传统古典的艺术探索的、不无寂寞的工作；第二，它虽不依附于官方的行政机构，完全是因个人志趣相投而形成的“同人”社团，却有巨大的能量去摆脱地域的限制，成为一个超城市、超区域甚至跨国际的艺术社团；第三，它作为“同人”社团，虽拥有极为浓郁的名家大师个人色彩的特征，却能绵延几代，横跨百年。如果说“跨地域”是跨越空间的阻隔，那么“跨百年”则是跨越时间的限制。说它是“超时空”，真是一点不为过誉。于是，上述三点便构成了我们对西泠印社史研究的第一轮定位内容：

现代的社团组织与古典的内容；

超越地域、国界的“同人”社团；

超越时间的百年“同人”社团。

现代的社团组织与古典的活动内容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要值得我们如此去探讨？在 100 年间，出现了很多诗社、书法社、画社。著名的如上海豫园书画善会、题襟馆书画研究会、北京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书法方面则有标准草书学社、中国书法学会等等，都符合这个以现代的社团组织去从事古典艺术活动内容的标准。既如此，西泠印社的这一特征，就很难说有什么特殊的价值，把它单独拈出，似乎也缺乏一个必需的学理依据。

自然，与书画相比，印学是一个更见古典的存在——在书画中常见，不等于在篆刻中也常见。恰恰相反，在西泠印社之前，我们对“印社”这一体制与组织形式还是比较陌生的。这是一个初步的认识。但更关键的还在于，与清末民初的书画社团组织相比，西泠印社的活动方式更具有一种规则化运行的特征。比如每年春秋两季雅集，是一个固定的安排，它既不像“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那样，每天、每周都有雅集，而采取纯属文人墨客休闲自娱的聚会方式，缺乏一种精心组织甚至有主题制约（这正是现代社团的主要活动特征）的立场，也缺少一种学术思想的支撑；同时，它又不像完全的现代艺术社团，如油画的“决澜社”那样完全以不同的艺术宗旨为先导、发起艺术运动所必需的呼吁呐喊，而是在较为松散的艺术理念（其特征是多样性）中寻求活动方式的规则化运行。由是，西泠印社的社团形态，或许正好介于“海上题襟馆”的文人墨客遗老逸民方式与“决澜社”的艺术先锋前驱呐喊的斗士方式之间，它的内容更偏向于前者，但它的活动形态却更接近于后者。而在当时，大凡中国画、书法等传统艺术社团，多取“海上题襟馆”形态；而西洋画或新诗的社团，则多取“决澜社”形态。西泠印社本应属于前一阵营，却能在活动的组织方式上如此有理性、有目标与方向，足见当时的创社四君子即丁仁、王禔、叶为铭、吴隐的主见与意志力，特别是丁、王，可以说在印社承担了实质上的精神导引的主要责任。

关于超越地域、国界的“同人”社团问题，关键是在“同人”社团的先期定位。志同道合的志士仁人自然相聚本不必有社会组织或行政等级体制的羁绊。近代史上大凡是“同人”团体，通常很难扩大规模——规模一大，人数一多，自然就要分出等级以便明确领属关系，更可以指挥如意不致一盘散沙。而一有领属，则就形成有形的组织控制运作，不复“同人”那种平等的宽松的关系了。故而“同人”社团一则人数必不多，二则必松散自由而不像今天我们对社团理解的那样必须为名誉地位、为主席理事争个你死我活。西泠印社明明是丁、王、叶、吴四人创办，却放着现成的社长不做而偏偏从上海请一个不相干的吴昌硕来当社长；又印社在 1904 年即已创办，却到1913 年才开成立大会。所有这些信息都在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地道的“同人”性质的社团，它是“不竞争”的。但正是这样一个一团和气的西泠印社，却除了在杭州的浙籍、杭籍人士之外，还有来自上海的许多名家，又还有不远万里远渡重洋来华的日本篆刻家，人人不以杭州孤山为遥，人人意欲参与而不想置身事外，没有等级、没有副社长也没有理事会，却有几十上百个篆刻家热心参与，这还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第一篇《西泠印社记》是日本河井仙郎所撰，当时并没有人“站出来”慷慨激昂地宣称中国人让日本人占了先而大呼有辱大国风范。孤山的山石土地是杭州的乡绅们共同捐助的，也没有人认为社长让上海人当去了是否这些土地房产要折算资产索回“损失”，或杭州人让上海人压迫了……这就是“同人”的风范。创社诸公的君子风范，真让我辈羡慕不已。吁唏！回想起北京的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中金城、周肇祥等始合终离的故事， 真不得不钦服丁、王、叶、吴坦荡无私的胸怀。可以说：如果当时四君子不如此，西泠印社决计不能成此规模，那也就没有今天“西泠印社”这块金字招牌了。

关于超越百年时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西泠印社本属“同人”性质。一代人有志趣相投自可交往融洽亲密无间，而一旦世代更替，后继者既无同甘苦、共患难的创业情谊维系，思想方法又因时变宜，若要保持第一代人的相互关系，本来是概率极低的。如前所述，同人社团不重有形的等级领属关系约束，合则聚不合则散，“三世而衰，五世而斩”的情况比比皆是。如前举的“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不过十数年兴旺后即消亡，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蜜蜂画会，大抵不过 20 年一代人而已，鲜有隔代还能顺利承传的。唯有西泠印社这个“同人”社团，从第一代吴昌硕与四君子开始，第二代张宗祥、韩登安、张鲁庵、阮性山、高式熊，到第三代沙孟海、王个簃、诸乐三以下，直到第四代老一辈健在印学家，仍是代代承接并无丝毫间断，以今天视之，则还有日趋兴旺、后来居上之势，而不仅仅是“守成”或“存一脉香火骨血”而已，谓为西泠印社在 100 年间的一个奇迹，恐不为过也。而且，其间又没有明显的子承父业的家族血缘关系，完全是志同道合而已，试遍观海内外，有哪一个社团是可以横贯百年而延续五代之久的？

之所以会有如此“持久性”，我想首先是因为专业力量的维系。印学是“小道”，在当代艺术中，篆刻是比书法更有局限的“小道”，但也正因为其小，它的拥戴追随者反而十分稳定而可靠；投机者不愿（也不值得）涉足其间，凡愿意投入者则必是坚定分子。而事实上，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篆刻固然是小，但若从专业本身与其覆盖面而言，则篆刻又是艺术与学术联姻的典范，艺术的篆刻形式表现，是与作为学术的古汉语、古文字学、古器物学、金石学、碑帖学等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可以以其金石学造诣来领导西泠印社，书法家启功、赵朴初也可以以其书法业绩执掌西泠印社，图书版本目录学家张宗祥也可以以其卓绝的典籍功夫来主持西泠印社，至于画家傅抱石、潘天寿、王个簃、程十发、鉴定专家谢稚柳……大凡人员构成成分一丰厚，则“持续”能力自然越强。但构成成分的丰富并不妨碍其核心作用的发挥，印社中篆刻家还是占主导地位并成为运转“持久”的基本动力：从创社四君子，到近代印学史上的吴昌硕，再到张鲁庵、韩登安诸公，哪个不是响当当的印学史上之俊彦？

一个“同人”性质的艺术社团，能持续百年，必定有它的原因。

除了超越国别、地域，与纵贯百年历史这两大特征之外，作为“天下第一社”的西泠印社，还可以说是在学术意义上“唯一”的一个印学社团。

早在印社成立之初，即提出“保存金石、研究印学”这一响亮的口号。应该说，口号的提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印社创始者们深思熟虑的结果。在“保存金石”方面，募捐赎回《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是其中最感人的一幕；而在“研究印学”方面，从西泠印社早期研究资料的大量出版，如上百种著名的古铜印谱、名家印谱由丁仁、吴隐、叶为铭、王禔等编印出版，以及大量印学典籍，如《遁庵印学丛书》（吴隐）、《广印人传》（叶为铭）等面世，表明西泠印社对印学不仅仅是持一个雅玩、清赏的立场，而是有明显的学术研究的目的的。比如在 20 世纪 30 年代，西泠印社曾有过一个举办“金石家书画作品展览”的举措，聚集古代金石家、篆刻家的书法、绘画作品做展览，显然是研究目的大于雅玩目的。这一传统，在 20 世纪 60 年代，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又以每次社庆必有的“国际印学研讨会”的形式被延续下来。于是，“研究印学”这一创社之初定下来的宗旨，在间隔 80 年之后又被发扬光大。从一种对学术的潜在尊崇落实为有形有质的“研讨会”方式，从而极大地刺激了当代篆刻理论界并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可以说：西泠印社被称为“天下第一社”，被指为“唯一”，并不是指除它之外就没有别的印社。从与西泠印社同一地域的龙渊印社，到与西泠印社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同时的北京“圆台印社”，或稍后的“宣和印社”，以及当时各地各种不同宗旨但都是以篆刻为中心的印社，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由西泠印社老社员唐醉石在湖北创办的“东湖印社”，以及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江苏书法印章研究会、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等等，其数目不下百种，但要论“研究印学”并以学术定位，每每举办国际或全国的印学、篆刻研讨会，还出版论文集并持之以恒、二三十年不懈的，的确舍西泠印社之外并无第二家。故而，从学术上说：西泠印社作为“唯一”的“天下第一社”应该是当之无愧、绝非过誉的。倘若再计算印社社员个人的学术成果，则西泠印社所拥有的学术含量，更足以独步当世、傲视天下、无人能望其项背了。

以学术积累雄厚堪称“天下第一社”，而不仅仅满足于刻印一技而已，这是我们在研究西泠印社史时应予以非常关注的所在。 ATvlZg2c+YI/8rbLKplx2Xhnh/K1bHMSlYvYVdWd3sc7IwHGjtp9PtZgC4Kdzb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