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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泠印社走过 100 年历程之后，真正意义上的“西泠印社史研究”，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泠印社史学史研究”才刚刚开始。这并不是说过去 100 年特别是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我们丝毫没有积累关于西泠印社社史研究的成果。也并不是说在过去，我们没有收获一丁点研究西泠印社史所需要的资料（文献与实物）以及拓展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关于前者，各种有分量的单篇论文已不下十余篇，特别是在西泠印社成立八十周年与九十周年之际涌现出来的印社史研究论文与著作，已经有相当高的水准。而在最近，关于印社景点遗址的修缮，印谱、印泥的品牌说明等研究，更是披露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关于后者，历次社庆论文集，以及集中在《西泠艺报》上的许多回忆文章，更是不断在提醒、呼唤、巩固我们的曾经模糊的记忆，告诉我们在这 100年里，其实曾经有过如此丰富多彩的社员人际交往和印社与社会的交往。这些珍贵的回忆录与亲历记，必将为西泠印社社史的撰写，起到不可或缺的重大史料支撑作用。
即使不考虑这些，我们也已经有了几部号为经典的西泠印社志稿。比如，1915年叶为铭等人编的《西泠印社志》，1956 年秦康祥等编的《西泠印社志稿》。这些《志》无论规模大小，都为西泠印社的现存资料作了相当有条理的梳理，都已大致勾画出了这 100 年历史演变中某一阶段的历史真实或发展脉络。应该说在目前，我们若要研究西泠印社百年史，这几部凝聚了前人心血的《志》，是绕不开去的必备的参考资料。
但是，综合考虑所有这些文献资料的充分价值之后，我们仍然认为：真正的西泠印社史研究尚未有一个清晰的轮廓。作为学术研究，它尚处于起步的阶段。不但各种研究论文还只是选取一些特定的视角展开，无法形成一个有系统的内容课题群，且各篇论文或各个研究题目之间所能达到的深度与高度不相同。而许多珍贵的回忆录、亲历记，只能作为研究的资料支撑，还不是学术研究本身。研究当然少不了参考各种回忆录资料，但回忆录之类本身并不具备“学理性”的框架结构，且回忆者受身份角色所限，会有自觉或不自觉的抑扬褒贬，有可能出现回忆完全失实或张冠李戴的情况，不加以严格的学术甄别，难以直接应用。至于几部《志》，除了因撰稿者视角差异而产生的对材料处理方式的不同，已经出现了同一事实却引出不同结论、甚至连事实也被人为筛选的个别事例，从而体现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即使我们仍选择接受它们，从严格的历史学研究体例来看，“志”的体例也不同于“史”。“志”是平面的，不强调来龙去脉、因果分析的，而“史”重在从平面的事实中抽取出因果结论。因此，目前这两部《志》不能作为“西泠印社史研究”的学术标志，而只能是作为它的前期准备，这是由历史学常识所规定的。
至于其他方面的问题也还有不少。比如，我们还没有一部关于西泠印社 100 年历程的详细的大事记或学术年表。也还没有关于四个创始人即丁仁、王禔、叶为铭、吴隐四君子，他们各自的个人年谱或年表——已有的一些简表当然可以权且救一时之急，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简表仍然因其过于简略而不足敷用。至于西泠印社中后期的一些核心人物，比如张鲁庵、秦康祥、韩登安，以及高式熊先生，他们的个人资料从年表到“自订年谱”，也还有许多付之阙如。此外，关于西泠印社早期诸贤一直到后50 年中起主要作用的社员的专题、专案的研究论文也还很少，比如《丁辅之论》《叶为铭论》以及《张鲁庵论》《韩登安论》等。或还有站在西泠印社社长角度上研究的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专题研究成果，也还是大大不够甚至“缺席”。比如，不谈吴昌硕书画篆刻的杰出成就，而只谈他作为社长的贡献；不谈马衡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功绩，而只谈他的社长职位与为西泠印社建设的业绩；不谈张宗祥作为浙江图书馆馆长在图书目录版本学上的功绩；也不谈沙孟海在书法上的泰斗地位，乃至于赵朴初、启功诸前辈，只研究他们的西泠印社身份；或还有前举的张鲁庵、韩登安、阮性山，到高式熊先生，当然还有已故的王个簃、诸乐三、钱君匋、方去疾、方介堪诸位副社长……目前还举不出这方面的现成成果。而没有这样的个案研究的扎实积累，要完成一部真正有价值的、能为印社做一归结的《西泠印社史》，只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于是，我们在西泠印社 100 周年诞辰之际，开始着手整理这百年之中的各种相关资料。整理共分成两部分。第一，是把几部《志》做一个总体的整理与阅读，并且对一些相关人物、相关事件的文献记载，尽量加以收罗。特别是对一些重大事件的资料收集，尽量做到不遗漏。此外，当代印社诸贤的一些回忆文字，只要大致言之成理，也先行汇辑，使之综合几个方面的资料，能大致形成一定的规模，能够兼顾各个方面，构成一个稳定的资料框架与一定量的资料群。第二，是以编年的形式对之做梳理，使各种散见的、零星的资料逐渐进入一个统一的时间序列，逐渐形成一种时序上的前后关系和事件上的因果关系。最终，则以“史料长编”的形式完成对百年史材料的基本梳理，从而为今后撰写《西泠印社史》提供一个扎实的基础。这，就是我们这部 80万言的《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的由来。过去北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网罗史料有“宁失之繁，勿失之略”之说，为此他修《通鉴》先编《长编》。我们也仿其成例，修《西泠印社史》则先修《史料长编》，应该说这是有“祖宗成例”在先的，而本书则为《长编》之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