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建设印学中心地域“场”

一部近百年艺术史，总是由几个地域的“点”汇聚而成，比如绘画上的岭南画派、海上画派，又比如书法上的北京与上海在民国时期的南北对峙——其他无论是同样强盛的粤、苏、津、陕、浙，在民国这 38 年间都无法与京、沪相比，这个相比不是指粤、苏等地没有一流的人才，而是指人才汇聚后所产生的能量与辐射力：同样一个艺术家，在苏、浙就只能是偏安一隅，靠个人声望吃饭，而在京、沪就可能借助社会拓展力扶摇直上。这个艺术家本身并没有变，但他所处的“场”变了。

近百年篆刻史的主“场”，显然是在西泠印社所在的杭州。尽管上海曾经是清末吴昌硕（刚）与赵叔孺（柔）双峰对峙的所在地，尽管在北京也已有陈师曾在前而齐白石在后，还曾有过从“冰社”到“圆台印社”的活动，连西泠印社的创始人王禔、曾为社长的马衡，皆曾参与其中活动，尽管广东还有“天南金石社”等，连抗战后期避地重庆时，曾绍杰与乔大壮还在重庆成立过“巴社”，但篆刻之“场”仍然不得不落脚在孤山。其实不只是民国这 38 年，直至今日，各地分布有各种印社一百余家，篆刻的协会组织亦复不少，却还是人人关注西泠印社这个“场”，只有无知者才会雄心勃勃地想用自己与西泠印社试作抗衡，且即使宣称准备抗衡也绝无成功的希望——这 100 年的历史，这全国各地汇聚的精英，还有这“与生俱来”的一泓西湖与孤峭优雅的孤山，如何是想要就能要得来的？

光绪三十一年（1905）杭州八乡绅具呈杭州知府钱塘知县，意欲取孤山为西泠印社社址之时，也许决计不会想到这是在为近现代篆刻史布点设场，是树起了一个地域空间的核心圣地。 正是这个“核心圣地”的存在，近现代篆刻史有了一个关键的依托，篆刻家们也有了一个心理依赖的“对象”。在过去，皖派、浙派印风当然也是依托具体的地域而展开，但那只是一个流派聚集、生发的“点”，还很难说是整个近现代“历史”的核心圣地，而在西湖孤山的西泠印社社址，却是一个百年时间之内的专业“中心地域场”，不但足可凝聚国内各地的篆刻人士，而且在海外如日本、韩国，也具有同样的魅力与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