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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民初之际，传统的篆刻艺术还没有经过近代化的洗礼，这一点使它与绘画、戏剧、音乐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性格而与书法相近。但更大的问题是，与书法被社会广泛认同相比，篆刻是一个更狭窄的存在——它的社会认同度更低，被关注、被接纳的可能性更小。从“篆刻”与“印章”混淆，实用与艺术混用的当时现实出发看西泠印社作为一个“印”社的存在，我们几乎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它本来应该是不容易被理解，或至少发展艰难、不无孤独悲凉之感的。但事实上西泠印社的发展却是如日中天，如果除去抗日战争一段非常时期之外，西泠印社几乎都是处于兴盛的上升阶段而并没有衰败之象，一个社会认同度很低的印学社团，却保持着如此的发展势头，何也？
在创社四君子的种种建树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关键的奥秘：大张旗鼓地从事普及工作，以普及印学来推动印社的发展。
在创社诸君子中，编印各种古铜印谱与名家印谱以及个人的私印谱已成风气。丁仁是四君子中的领衔者，他编成的印谱有《西泠八家印选》《杭郡印辑》等数十种，王禔则有《福庵藏印》等约十种，吴隐最多，约辑成各种古铜印谱与名家印谱如《遁庵秦汉古铜印谱》《二金蝶堂印谱》《缶庐印存》等百余种。这些印谱的编成，又通过钤印或锌版印制，风行书肆，人人得而购藏，对于普及篆刻艺术可谓功莫大焉。可以说，迄今为止我们在清末特别是民国初年所能找到的印谱资料，除了一些流传数量极少的个人拓谱之外，主要的应该就是这批数以千计的、当时署名“西泠印社”或“潜泉印丛”并且印制甚精的印谱。至于后来如有正书局也开始印行印谱，那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之后的事，其势头已远远不能望印社项背了。
除了印谱之外，印学著作的出版，也是普及印学的一个大宗。叶为铭的《广印人传》，合此前的清人三种《印人传》又增补近代部分；吴隐的《遁庵印学丛书》广收历代印学典籍达 17 卷 25 册，为我们提供了经过清理的古代印学的基本资料框架。这些史料典籍的出版，对于知识的传播作用极大——把篆刻从“匠”的技艺层面拉出来，提示出它作为“学”的知识的、学问的性格，这是民国时期西泠印社的最独特贡献。在近代篆刻史中甚至直到当代，还没有一个印社能有这样的能力与眼光。
至于如每年进行的雅集活动，印人之间的交流频繁，当然也是普及篆刻的不错渠道，比起印谱、典籍出版而言更是一种动态的方式，而通过雅集聚汇各路从专家到初学者的做法，更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它带有更大的引导时尚或流行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