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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杜鹏飞教授《艺苑重光：姚茫父编年事辑》之大著于2016年在故宫出版社出版，姚华（茫父）——这位活跃于民国初年北京画坛、与陈师曾并称“姚陈”的艺术家，在艺术史上准确的定位，相信已经被许多读者所重新认知；笔者亦曾从中获益，借机重新梳理了民国初年的北京画坛，并立于基本史实，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陈师曾、姚华、金城等长期以来被不公正地划定为保守身份的艺术家，事实上是以“传统”开创“现代”的艺术先驱，而民国初年北京画坛的“艺术之盛”，长期以来在艺术史叙事中被遮蔽了。
如今，这本凝聚着沉沉父爱的书信集《茫父家书》，再次聚焦于这位民国初年重要的艺术家，向我们展现了作为父亲的姚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是如何言传身教，对长子姚鋈进行训导和规范的。姚鋈（1895-1969），字天沃，号忍不忍斋。姚华曾于1904年9月至1907年6月，官费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法政学校。姚鋈于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1913年肄业，追随其父的足迹，亦赴日本求学，分别就读于日本高等蚕桑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直至1918年回国，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蚕桑学家。
受姚华的影响，姚鋈能画，擅颖拓、书法。这本家书集，收录了自1913年12月17日至1922年2月，姚华写给姚鋈的57通家书，信中除了反映时局的信息、家庭琐事、人物品评等家书中常见内容之外，更多的是姚华教儿子如何练书法、如何习画、如何读古文、如何写文章、如何撰对联、如何拟讣文、如何在信中称谓等等，一系列严父的谆谆教诲，故而被姚鋈自题为“家训”——回望20世纪以来出版的系列家书，这样细致的内容，可谓独特，堪称民国文人家庭教育的典范。
人由父母生，每个人的人生第一课，即由父母所教。父母的言行举止，常常对一个孩子的成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故而家教思想和家风传承，是历来为中国人所重视的家庭教育内容。《诗经·小雅·蓼莪》曰：“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诗经·魏风·陟岵》道：“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是啊！没有父母，子女们又去依靠谁呢？1919年，鲁迅先生曾经写有一篇文章，叫《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给出的答案是——“爱”，而当时的姚茫父先生又是怎样做父亲的呢？从家书所见，笔者以为，除了“爱”之外，姚华给予儿子的，更多还是如《诗经·蓼莪》中所说的“抚”“畜”“长”“育”。
家书之于游子，不啻为人生旅途的一盏指路明灯，照耀前进的方向。唐杜甫《春望》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唐张籍《秋思》诗：“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书记》云：“书记之体，本在尽言，故宜条畅以宣意，优柔以怿情，乃心声之献酬也。”本书所录57通家书，其中的大部分，书写年代已经超过百年，在近代百年中国命运多舛之形势下能够完好保存至今，实属难得之遗珠。
披封睹迹，欣如会面，一句“发问来，吾为对也”（1914年8月27日），仿佛让我们看到了姚茫父先生在教子时所饱含的“万重意”与“心声”——他将自己长期积累的准则、观念、知识和经验手把手地教给儿子，这是父爱，却又是远远跳脱于自然、本能、生命之爱的智慧之爱，体现的是最真实的人性光辉。
《孟子·离娄上》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清魏象枢《寒松堂集·奏疏》亦云：“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时任国会议员、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姚华，曾向子、媳申明大义：“吾所持主义如何，即国家主义是也！”“秉正义而行，吾安能为百家奴乎？！”（1916年10月28日）并现身说法，陈以“无负为人”当先、不重“勋名之大小”的“家训”：“以祖父平生事迹思之，总算是无负为人，固不必在勋名之大小，盖勋名关际遇，惟无勋名而行事不愧，则为人尤难能，而尤可传耳。祖父创业是平地起来，吾读书为学亦是平地起来，儿辈仍当求平地立脚，方不愧姚氏子孙。”（1917年2月13日）对于考试，无论是儿子考的好还是不好，姚华均以勉励为主，不加责备，表现出宠辱皆忘的淡定，也同样体现了他重品行而不重“勋名之大小”的观念。例如，他在信中说：“此次落第，以到东日浅，亦不汝责。但须实力奋勉，毋徒自歉。至要至要！”（1914年4月27日）得知姚鋈考入高等蚕科学校，他回信说：“得先后两书，知尔考入高蚕，书辞若甚惊喜，此实小儿之见！亦不责尔，但要勤奋用功。若遇困难，亦不必立刻求通，反生障害。用功之法，勿忘勿助，是至善之诀。勿忘，即不可抛荒之意；勿助，即不必着急之意。水到则渠成，瓜熟则蒂落。未至其时，第求到求熟可也。未熟未到，便欲落成，鲜有不伤者。切记切记！学校科目尚不为多，于求到求熟尚不至十分吃力。”（1915年4月25日）
这些家书中，最感人的莫过于姚华事无巨细、不厌其烦地向儿子解释做人的道理、治学的门径，特别是书画研习之法。下面试举姚华教儿数例，于今日之读者，仍不无裨益。
首先，是个人礼仪方面。在信中，姚华除了屡屡告诫儿子要“节用”“尔事忙时，每星期务必来一邮片，至少有一二语（但不可草率），亦得以免重堂悬念”之外，如何在人际交往中使用称谓，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对此，姚华解释道：
所问数条，亲戚世交长辈，开首称呼，可于姻世之下加一丈字，下再用座下二字。古则阁下最尊贵，时俗滥用，故避去而称座下，实不典也。至称阁下之意，由古人自谦以为对于尊长不敢迳白，所有书启白之于尊长左右之人，以翼转达耳。由此以推，如用纲纪、执事、侍下、左右、右史、侍史，均可。近用尊鉴、台鉴等字，系属迳白，似尊其人而实较贬，不可不知也。请安处，如专请崇安、肃请道安、叩请钧安，均可，而末语为极尊敬耳。祝贺身体康健，语无一定，由人自撰。其较为可用者，如起居万福、兴居佳胜；事业则业精于勤、日起有功。尊辈以其较崇语为之，全家则潭府延釐等语，其大较也。此类择言，非读书自益不能得速效。此时勿庸亟亟，卒业后讲求可也。封面以时宜仍称先生，或于上冠以老字，则无法推尊矣。家中长辈生日贺寿，简式用五行：第一行，某某叩；第二行，祝，较第一行高一字；第三行，某某大人大寿恭请，较第二行又高一字，钧安伏惟，与祝字平；第五行，慈鉴，与钧字平；慈鉴下小字旁写某某叩禀，或谨禀。第一行称呼如第一孙或第一子或第一侄子，尾称名则不加称呼。平辈则依前式斟酌，略加数语，以平常书信作之可也。（1914年7月26日）
在称谓方面，如何书画题款？姚华的答案是，“不识者，通以仁兄称之，平淡者亦然。密者则称学长、道友、吾兄皆可”（1914年7月26日）。姚华要求姚鋈写信向别人致谢，“字须求工”，文必求洁，每句以四字剪裁之，便自然雅饬，不可如家书随便乱写也，这么做的目的，尽管受信人固不在此等处深求，“然可藉此练习也。”（1914年2月1日）姚鋈在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提及别人，以名为字，并有不当用语，因此，姚华提醒道：“此等错误容易开罪，不可不审也。”姚鋈在信中禀告的内容中，屡用“勿”字，姚华告诫之：“此字含使令意，所谓禁止词，不可施于长上，宜审！”（1915年12月31日）
其次，是文章之法，这其中又包含如何读书与如何撰文。姚华托人给姚鋈带去汲古本《文选》等书，并在去信中数次教授其子读书之法。如：
昔人云“文选烂，秀才半”，熟读熟记，不惟文章可师，並材亦甚富，不可忽也。学文当分时代，西汉文境甚高，清疏淡远，老辣深杳。不宜学步，然不可不读数篇，以植其骨。东汉文茂密整齐，平正清楚，当于此用功。魏初汉末所谓建安七子者，人人可师。任于选中取何人之作读之皆可。七子者，孔文举融、陈孔璋琳、王仲宣粲、徐伟长幹、阮元瑜瑀、应德琏瑒、刘公幹桢，以外曹氏父子武王操、文帝丕、陈思王植，号为三曹。陈思之作尤为可法，汝其识之。如读有所得，发问来，吾为对也。（1914年8月27日）
因《文选》版本不佳，姚华在信中告诉姚鋈姑且读之，“先读汉魏文，为汝选出数题，照题读去，以烂熟为佳”，又另纸开列《文选》篇目如下：
魏文帝《典论·论文》一首。孔文举《论盛孝章书》一首。陈孔璋《答东阿王笺》一首。曹子建《与杨德祖书》一首。杨德祖《答临淄侯笺》一首。陆士衡《文赋》一首。班孟坚《两都赋》一首，此当读万遍，以下皆大文也。司马长卿《难蜀父老》一首。司马子长《报任少卿书》一首。屈平《离骚经》一首。（1914年10月4日）
姚鋈在照单读书的过程中，遇到不解之处，就会写信问父亲，姚华十分详细地在信中讲解疑难文章，有些问题，非数语所能明了，便“他书再答，此不尽”（1914年12月30日）。大概是读了一段时间，姚鋈仍不得要领，于是姚华再次告知其读《文选》的“入门方法”：“汝云欲读《文选》从何读起，今姑授尔。先读孔文举《论盛孝章书》、魏文帝《与吴季重书》、曹子建《与杨德祖书》、杨德祖《答临淄侯笺》，以此四篇作骨，再以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恣肆之。熟读万遍，无事背诵，不使或闲，则其臭味，久之自合。然后再以渐增，烂熟四五十篇，一生用不尽矣”（1915年12月31日）。他强调，“文章储材并无简法，多读多看多作多问，自然有得。若云从何书看起，浩如渊海，如何提头，即任择一书，然可记者必不能多，多则必不能记，惟随时随地留心可也”（1914年7月26日）。
1914年，大姐结婚，姚鋈欲写信以贺，如何与家人修辞？姚华告之（1914年10月4日）。大姐婚后仅两年，不幸染病身亡，姚华又教姚鋈如何撰写挽联（1916年10月13日）。姚鋈夫妻均有撰联，并寄给父亲，姚华回信，耐心指出其中的不当之处（1916年10月28日）。大姐去世后不久，家门连遭不幸，姚华的父亲也病故。姚华在信中详细告知姚鋈讣文款式、丧礼、私谥之法等，他强调说，写文章，不仅仅在于酬应说话，而且还包括谥文、诔文这种不太好写的文章（1917年2月13日）。
姚华重视学问，他曾在信中说：“学人惟以学问得失为忧耳，人事顺逆何足扰我方寸！”（1914年4月27日）按照信中显示，身为国会议员和大学校长的姚华，收入并不算低，他生活节俭却又常常捉襟见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喜好收藏的他“购古甚浪费”。不过，他好古非玩物，而是为学问谋，在他看来，“学问之价，不可以数计；其材虽费，究可以数计者，何浪费之有乎！”他给自己总结的一句话就是“啬于治生，而丰于求古”，此一特点“儿辈识之，此可以为吾状也”（1917年6月23日）。
最后，我们看看姚华在家书中谈论最多的书法。姚华作为民国书坛重要的书画家，在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上均有其公认的成就——他在文字中如何具体教子习书，便不仅是家训史、家庭教育史上重要的史料，也无疑为中国书法教育史增加了重要的内容。
姚鋈抵日甫始，给家里写信报平安，然而收到父亲回信，却被告诫“汝所作书要从方正着意”（1913年12月17日），令他日后不得不正视自己的书法。大概是经过一番练习，两个多月后，虽得到父亲在回信中的肯定“近观尔书，稍有进步”，却又被告知“然不过少端楷而已，于用笔毫无所得也！”于是，姚华告其用笔之法：
有二诀：曰力注笔颠（要提得起，要蹋得下），曰横平竖直。用软笔当如用硬笔，至软如羊毫，至硬如钢笔，皆同此一诀。惟毛笔正锋，钢笔斜锋。毛笔执（文当曰丮，读如戟，《说文》云持也）。钢笔爪（俗作抓，《说文》云丮也，覆手曰爪，微有不同耳）。第一诀为空际之法，第二诀为纸上之［法］，千万在此留意。俟尔考定学校后再为尔寄拓片去也。（1914年2月1日）
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姚华不断告诫其子作书之法，如：“作字不可用忽轻忽重之笔，急宜从此改去。”（1914年3月6日）“作书务要笔笔中锋，力注毫颠，如以锥画石。锋不可侧，亦不可露。着力须在空际，着纸时以气机运力，则轻重疾徐之间，自然姿态出矣。汝所作书，全不解此，故极丑拙。结构务要横平竖直，局紧而画舒。若徒作重笔，竟体局促，全无是处，将此理体会行之，毕生用不尽也。”（1914年4月27日）“用笔当有变换，不可用尖笔，此当以写字之法求之，能作画佳则作字亦有进也。点叶亦宜中锋，与花干同，惟宽叶时可兼侧，盖写侧叶非此不能状，惟兼侧仍不可作尖笔耳。”（1914年7月26日）对于自己强调的“力聚笔颠”，姚华则有十分详细的解释：
力聚笔颠四字之妙，当用硬毫习之方知其意。凡用笔，须将管执定，使力由管送到笔颠，再由笔颠送到纸上。当笔颠送到纸上之时，须要将笔颠欲提先顿、将顿便提，此八字又是讲求力聚笔颠之下手处也。欲行此八字，又要留意笔锋不可偏侧，要中要正，然后笔锋能全铺纸上。不可用到笔腰，自腰下为根，自腰以上为颠。譬如腰以上有四分，且不可用满，只以用到一分二分为合宜。然如此便恐胆怯，则力送不下去，故须极顿，作重顿之势，而又不可真重顿，故当时时将管提起，是谓中锋、正锋；侧锋、偏锋正中正之反也。又以指握管，当用大二中三指，平头相聚，四指由内抵出向外，五指在四指之下以助四指。盖二三两指用力向内，大指用力向外拒之。然一指拒二指，力总少逊，迎送之间小有不敌，则管便滑而脱逸，故以四指略助拒力。如此，则大中三指执定有力，然后于三指中各因其便而加以转动，则管常常圆活，于转处自然轻捷，而笔锋反正变换可以自如。故平时须要常常练指。（1914年11月16日）
总之，姚华在家书中如此对于书法用笔、章法、结体等诸方面的详解，可谓面面俱到，是其书学思想的体现。姚华为什么要在家庭教育中这么重视文章和书画呢？事实上，只要我们翻看一下《艺苑重光：姚茫父先生编年事辑》和这本家书即可知，作为传统文人的姚华，这是他讲求综合素养、提升内在的一种自我诉求，“书画文章在吾国为人身妆饰，有此三者，虽地犹齐人，无形中自高人一等。尔不可忽，至嘱至嘱！”（1914年2月1日）“中国学问，何一不浩如渊海，况书法不仅学问，而且有艺术之关系也乎！”（1914年7月26日）尽管姚鋈后来没有成为书法家，然而他的综合素养却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50年代，陈叔通先生曾命姚鋈在《茫父秦泰山廿九字颖拓长卷》上作颖拓“汉五凤二年石刻”和“秦与天无极”各一纸，该卷今藏贵州省博物馆；每当友朋间有庆贺相邀时，即兴挥毫，颖拓一纸作礼品相赠，“足以表现出一位农业科学家的艺术修养和家学渊源”（艾黄叶《蚕桑教育家姚鋈》）。
《傅雷家书》自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以来，感动了万千读者，该书是傅雷夫妇在1954年到1966年期间写给傅聪和儿媳弥拉的家信选集，如果说“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楼适夷《傅雷家书》代序），那么无疑，这一评价也适用于《茫父家书》。当然，《茫父家书》中内容之丰富性，绝不限于如上笔者所述，如其中对于民国初年北京时局以及相关人士的记叙，同样是难得的珍贵史料，笔者只是拈取了其中之一二而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