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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共运史上，葛兰西是一位传奇人物。在短短46年的生命之中，他有长达11年的时间（1926—1937）是在狱中度过的。但即便如此，他仍在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他在服刑期间完成的《狱中札记》，后来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直至现在，它依然是各种左翼思潮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的“知识分子问题”“霸权问题”“市民社会与国家问题”“被压迫社会群体的政治问题”等，仍然是当今左翼思潮的重要话题。
从根本上说，《狱中札记》是葛兰西对其一生革命实践的反思。葛兰西最初介入政治时，首先遇到的是所谓的“南方主义”问题。意大利政府长期以来对工业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其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北方工业飞速发展和南方农民利益受损。不仅如此，北方的军队还被调动用以镇压南方农民的反抗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农民问题就成为革命政治中的重要问题。此时，葛兰西也受到了“南方主义”立场的直接影响。但1911年葛兰西到了都灵后，当地工人运动使他认识到，工人阶级才是北方工业资本的真正敌人，并因此而逐渐摆脱“南方主义”立场，开始思考工人如何才能通过联盟农民等其他革命力量而成为真正的领导阶级。与此同时，都灵工人运动的实践也逐渐显示出意大利社会党根本没有能力领导革命。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对葛兰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看到了革命意志的重要作用，明确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与决定论立场根本不容；二是他看到了苏维埃政权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极端重要意义。因而，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意大利的“工人委员会”运动中，认为“工人委员会”是建立苏维埃的前期阶段；不仅在实践上推动了“工人委员会”运动，而且还成为“工人委员会”运动最重要的理论家。
20世纪20年代，当一波又一波的革命高潮被镇压之后，葛兰西意识到群众的自发革命运动及其建立的革命政权组织必须与统一的革命政党相结合。1921年，意大利共产党成立。意共刚成立时完全处在波尔迪加（Bordiga）的影响下，他虽然意识到政党在革命中具有关键作用，但却只关注原则的纯粹性而不关注民众运动，只强调纪律和集中而不讲苏维埃民主，而且还完全忽视了法西斯主义问题；与之相反，意共的另一位领导人塔斯卡（Tasca）则敏锐地看到了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但他又不能真正理解列宁主义政党与第二国际政党的实质区别，而只是强调要在共产主义文化建设方面多做努力。在此背景下，葛兰西对法西斯主义问题进行了全面反思，他通过考察意大利历史来探讨法西斯主义的起源；通过理解法西斯主义的实质来洞察意大利共产主义革命所面临的真实处境，探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在意大利所遇到的重要难题与解决问题的具体路径。在对法西斯主义进行反思时，葛兰西还特别地讨论了知识分子问题。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在整个革命实践过程中，葛兰西遇到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使被统治的社会群体（工人和农民等）实际地建立起霸权，上升为历史主体，这个问题后来也就成为贯穿《狱中札记》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的思考与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思考是遥相呼应的，两者都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去努力寻求革命主体得以形成的现实道路。不过，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以《资本论》为依据，一般地论述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处境；《狱中札记》则是通过考察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兴起，具体地探讨无产阶级革命所遇到的现实难题。葛兰西正是由于是在意大利革命的具体处境中探讨革命道路问题，才能联系着整个欧洲的历史更加真切地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道路实际上是对现代文化的真正完成。而要成就实践哲学的事业，最关键的问题是被统治的社会群体如何能够建立起霸权，成为历史中的自由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最困难的任务又在于在革命队伍中形成真正具有统一的和“有组织的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明确地提出了“知识分子问题”，尤其是提出了“有组织的知识分子”概念。他一方面联系现代世界历史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现实内涵做了深入阐述，另一方面又从知识分子问题入手进一步提出了霸权问题。
葛兰西第一次表示要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是1927年3月29日。在给妻姐塔吉娅娜（Tatiana）的信中，他这样写道：“研究意大利的知识分子，研究他们的起源，研究他们按照文化流派所进行的组合，研究他们不同的思维方式等，这是一个具有高度启发性的题目。”
1931年9月7日，葛兰西又说近几年他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意大利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这个兴趣一是源于深入探讨国家概念的愿望，二是源于认识意大利人民历史发展的愿望。他指出，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将导致对国家概念的某些规定，通常国家被理解为政治社会（为使人民群众同某种生产类型及特定时期经济相一致的专政或强制机关），而不是视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某个社会集团，通过教会、工会、学校等所谓非政府组织对整个民族社会行使的领导权）的平衡，而知识分子恰恰在市民社会活动”
。
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在意大利的实际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虽然广大工人热情高涨，积极投身革命运动，但在他们身上却存在着严重的理论与实践的分裂；另一方面，就实践哲学来说，虽然革命正急切需要实践哲学加入，但实践哲学传统在意大利却没有被继承下来。葛兰西指出，实践哲学一方面被那些所谓的纯粹的知识分子吸收、利用，另一方面又在所谓的革命理论家那里被错误地转变为唯物主义哲学。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社会中的人们在对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上被明显地分为两个群体，一方是普通民众，另一方是从事高级文化工作的所谓的纯粹的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在对世界的理解上，依然停留于中世纪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实践哲学解释为唯物主义，这实际上是通过把实践哲学下降到普通民众的常识水平来赢得民众的认同，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只是在重复普通民众在现存秩序下接受的流行观念，根本没有达到对他们已经超出了现存秩序的革命行动的自觉意识。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还不是属于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他们要想达到对已经具有独立性质的革命实践的自觉意识，就必须既超越民众的常识，又超越纯粹的知识分子的哲学，因为现存秩序就是通过这两极来在观念上表达和确证自己的。但实际情况是：不是实践哲学超越纯粹的知识分子的观念论，而是各种观念论哲学在通过吸收和利用实践哲学而为自己带来更大的生命力。因此，只能说在现行社会中存在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没有真正产生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针对这一困境，葛兰西明确地提出了革命中的“知识分子问题”。
葛兰西反复强调，知识分子是一个功能性概念，它关注的不是人们的理智活动区别于物质活动的特质，而是人们的理智活动所发挥的实际社会功能。“每一个社会群体，由于在经济生产的世界中的根本功能而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领域，同时还会有机地创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这些知识分子赋予这个社会群体同质性，并赋予它关于自己在各个领域中的功能的意识，其中不仅包括经济领域而且还包括社会和政治领域。”
一方面，“有组织的知识分子”是从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中有机地产生出来的；另一方面，他们使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获得了明确的自我意识，达到了普遍性和同质性。换言之，如果没有产生出这些“有组织的知识分子”，那么，这个社会群体即使已经在经济生产领域显示出自己的独特功能，它在社会功能上也没有超出纯粹的经济领域，而且其内部成员之间是分离和对立的关系，从而还没有形成统一性。
与“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对照的是传统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似乎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在精神活动领域守护着历史连续性。但葛兰西却指出，传统知识分子为自己塑造的这个形象其实只是一个神话，它实际上也必然与某个基本的社会阶级相关联，例如，中世纪教士就必然与土地贵族阶级相关联，因为他们自己也享受着土地贵族的实际利益，而现代观念论家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依然属于资产阶级立场。在此基础上，葛兰西进一步指出，对新生的社会阶级（无产阶级）来说，其任务不仅在于要从自己的队伍中有机地产生出一批“有组织的知识分子”，而且在于还要把传统知识分子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
从统治阶级的角度看，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为他们在上层建筑的两个领域同时发挥作用，帮助统治阶级确立起其普遍的统治地位。在这里，葛兰西提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上层建筑”概念。在他看来，现代社会主要由“结构”（structure）和“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这两个领域构成，前者的主要内容是经济生产，后者则包括“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层面。就是说，关于上层建筑，葛兰西强调，它不仅指国家，而且还包含另外一个重要领域，那就是市民社会。在市民社会领域，统治阶级对整个社会发挥作用，使整个社会的绝大部分民众对它的统治持赞同态度。在国家领域，统治阶级运用强制对那些不愿意接受其统治的社会群体实行镇压和专政。也就是说，统治阶级同时通过“赞同”和“强制”这两种方式来实现其统治，在这两个方面知识分子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通过“市民社会”概念，葛兰西就把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明确地标识出来了。如果一定要做简单对比的话，那么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市民社会”大约相当于葛兰西所讲的“结构”领域。在“结构”领域和“国家”领域之间，葛兰西强调还有一个重要的“市民社会”领域。这个领域是一个阶级建立霸权的领域，是从纯粹的经济生产中超越出来、进一步获得普遍性的领域；这个领域也恰恰是知识分子发挥其重要社会功能的领域。马克思先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注意到了这个领域，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不可能在完全没有意识形态支持的情况下存在。后来在集中致力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他又从两个角度关注着这个领域：一方面再次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不仅处于“物的关系”（即被物化了的人与人的关系）的统治中，而且还把它认作抽象的统治、思想的统治；另一方面还全身心地致力于对这个意识形态领域中最重要的力量，即政治经济学意识本身进行批判。卢卡奇在物化理论中对此说得更加清楚，他特别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以物化意识为关键环节。葛兰西不同于他们的地方就在于，通过霸权理论，点明了该领域对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或者说对于被统治的社会群体成长为革命主体）所具有的关键意义，尤其是强调了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
葛兰西明确指出，要真正解决革命知识分子的形成问题，最根本的路径就是展开知识分子与群众之间的辩证法，从而在实践哲学高度达到知识分子与群众之间的统一，实现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统一。其中，最艰巨的任务是要使普通的革命群众上升到实践哲学高度：“实践哲学立场是天主教立场的反题。实践哲学并不打算让普通民众停留在朴素的常识哲学水平上，而是力求把他们引导至关于生活的更高概念。它强调必须保持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联系，但保持这一联系并不是为了限制科学活动，从而在群众的低水平的认识上保持两者的统一；刚好相反，是为了建构‘一个理智的-道德的集团’（an intellectual-moral bloc），前者可以使全部群众在理智上的进步成为可能，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很小的知识分子圈子内。”
在这段话中，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概念，即理智的-道德的集团，其具体内涵是指被统治的社会群体成员已经不再仅仅是经济生产过程中被利用的材料，而是已经突破纯粹的经济生产领域，开始在伦理和政治上形成自我意识，并因此获得了内在统一性。知识分子与群众之间的辩证法，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使被统治的社会群体逐渐形成一个理智的-道德的集团，在市民社会领域获得霸权。在这里，葛兰西强调了革命知识分子在两个环节上的努力：首先是形成明确的“差别意识”，然后是进一步形成具体的“自我意识”，也就是革命阶级关于世界的构想。所谓“差别意识”，是指明确地认识到革命群众的实践已经超出现存社会秩序，它代表着历史上的一个新的独立力量。只有通过这种意识，革命群众的实践才能获得内在的理论环节，真正成为一个独立力量；比这更重要的是进一步认识到自己作为历史上的一个新的独立力量与过去的历史之间的具体关系，这就意味着在历史的最高点形成自己关于世界的构想，形成自己关于历史的明确的自我意识。葛兰西还强调，革命群众成为独立力量并形成自我意识的过程一方面绝对离不开精英和知识分子的努力，另一方面又绝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自己的事情，它只有在知识分子与群众之间的辩证关系中才能展开，它意味着革命群众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引导下，在认识上达到与其独立的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水平，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那么，知识分子与群众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怎样才能顺利地展开呢？葛兰西明确地提出了政党的关键作用思想。从知识分子形成的角度看，政党的作用主要集中在两点上：它是革命队伍产生出自己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地方，也是把“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融合在一起的地方。现代政党的独特重要性正在于此，它使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超越了经济生产领域，在伦理上、政治上和哲学上达到对自己所属的群体的自我意识，从而使它具备根据自己的原则来统治和管理整个社会的能力。与此同时，政党“还负责把一个特定的群体——处于统治地位的群体——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融合在一起”
。这一点又进一步保证了它所属的那个社会群体不仅仅是社会中的一个局部性的特殊群体，而是能够在国家的高度代表整个社会的领导阶级。
至此，葛兰西对政党的论述都既适用于资产阶级政党也适用于无产阶级政党。但他也指出了两者的根本差别：在资产阶级那里，知识分子与群众是分离的；而在革命的无产阶级这里，不仅政党能够使知识分子形成，而且这个过程还是知识分子与群众相统一的过程。因此，它同时又是把群众统一起来形成明确的革命意志的过程，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过程。
关于政党与革命队伍的关系，葛兰西则强调政党在守护革命群众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辩证关系上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政党是产生革命知识分子的重要机制，另一方面它又以维护知识分子与群众之间的有机统一关系，使群众通过知识分子而上升为一个理智的-道德的集团为己任。就后者而言，葛兰西强调关于世界的最新观念不能外在地被灌输给革命群众，在革命群众那里，它只能被作为一种信仰来体验，这种观念只有作为对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的历史实践的自我意识，才有可能被革命队伍中的每个成员真正接受。
政治霸权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决定着一个阶级能否真正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社会的主导阶级。在《狱中札记》中，一方面，葛兰西明确地把十月革命与霸权问题结合起来，认为十月革命的成功既表明无产阶级霸权已经在事实上被确立起来，又说明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已经在理论上明确地认识到霸权问题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夺取霸权就意味着革命的工人群众已经上升为一个达到了国家高度的领导阶级，这也就是把马克思哲学内在地包含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的过程。因此，已经达到哲学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继承。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角度看，建立无产阶级霸权既意味着无产阶级在理论上的提升，也意味着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正因为列宁在建立无产阶级霸权方面的决定性贡献，葛兰西强调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列宁具有与马克思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如果没有列宁建立无产阶级霸权，就没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因此，列宁与马克思一样，是实践哲学传统的创始人。为了强调这一点，葛兰西还特别地把列宁和基督教传统中的保罗做类比，将两者都称为伟大的组织者，认为没有他们就没有被组织起来的革命主体或信仰主体，也就没有那内在地包含了新世界观的革命实践或信仰实践。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没有列宁就没有无产阶级霸权，而没有无产阶级霸权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实践。
为什么不确立起无产阶级霸权，就不会有无产阶级革命？从《狱中札记》中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葛兰西认为这是由于霸权问题既决定着无产阶级的普遍性又决定着无产阶级的历史创造性，正是这两者决定着工人群众能否上升为自觉的革命主体。
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霸权同时在两个层面决定着无产阶级的普遍性：它既决定着无产阶级的内部统一性，又决定着无产阶级是否已经达到国家的高度，从而具有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的普遍性。关于前者，葛兰西指出了革命队伍的内部统一性问题，也就是怎样把革命群众组织起来的问题，关键又在于无产阶级通过“有组织的知识分子”获得自我意识，这个获得关于实践的自我意识的过程也是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过程：“人们可以在具体的实践基础上建构理论，该理论由于同实践中的决定性因素一致，能够进一步促进正在进行着的历史过程，使实践更加同质化、更加具有内在一致性、在所有方面都更加有效，换言之，就是使它的潜力被发展到最大。”
显然，革命群众达到关于自己的实践的自我意识，不仅仅意味着他们在理论上达到统一，更意味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使实践得以进一步展开。
与此同时，霸权的建立还意味着无产阶级真正达到了代表整个社会的普遍性。“结构和上层建筑形成一个‘历史集团’（historical bloc），这就是说，各种复杂的、矛盾的、不一致的上层建筑的总和反映了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有一个统一的、包含一切的意识形态体系才能达到对结构中的矛盾的反映，才代表着革命实践的客观条件的存在。”
通过结构和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葛兰西指出蕴含在无产阶级实践中的那个理论环节（即自我意识）是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展开的，它是在上层建筑的高度对结构中的矛盾的反映。为了进一步说明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葛兰西还提出了“升华”（catharsis）概念，即无产阶级形成自我意识的过程就是它超越自己在结构领域内的特殊性而上升到上层建筑水平的普遍性的过程。经过这个“升华”过程，无产阶级由结构领域内的一个有限的社会群体上升为一个普遍性的阶级。
与无产阶级的普遍性必然相关的是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即无产阶级的历史创造性问题，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从两个层面对之进行了论述：一是通过探讨人是什么的问题而明确指出人是他自己与历史的创造者；二是指出建立无产阶级霸权就意味着使工人摆脱决定论的处境，成为历史主体。葛兰西强调，人并不是所谓的有限的“个体”（individual），而是包含着“个体性”（individuality）的一系列活跃的关系的总和。我们处于自己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中，也就是在不断地改变着我们的这些关系中改变着自己。葛兰西也看到，一个个体能够实现的改变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最重要的是能够达到对这些关系的历史性的认识，因为所有这些关系都是历史过程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人也是历史过程的结果。我们的认识只有达到这个层面，才能真正带来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
葛兰西强调，目前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使革命群众从决定论的处境中挣脱出来，上升为自觉的历史主体，因而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批判机械决定论。“当‘被统治的’社会群体对群众的经济活动来说成为指导性的和负责性的力量时，机械决定论就成为一种非常切近的危险，因为社会存在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思想方式也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
那么，社会存在方式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呢？这就是，工人不再仅仅是经济生产领域中的被动的材料，而成为代表整个社会并且能够对整个社会负责的主体。若结合“升华”概念来看，就是“升华”过程不仅使无产阶级上升为一个普遍阶级，而且还使它上升为历史主体；通过“升华”过程，我们与结构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结构不再是决定着人的外在力量，而是成就人的自觉活动的重要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建立无产阶级霸权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上升为历史主体。
葛兰西指出，在当前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最根本的问题不是没有哲学，而是没有无产阶级哲学，即实践哲学。实践哲学缺失在无产阶级身上明确地体现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工人在实际的革命实践中已经超出了现存统治秩序，但在哲学上还属于这个秩序。无产阶级要夺取霸权，真正成为社会的领导阶级，就必须重新复活实践哲学：“但是从被统治的社会群体开始真正成为自主的和掌握着霸权的，因而正在带来一个新的国家形式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经验到具体地产生了建立一个新的理智的-道德的秩序的需要，即建立一个新型社会的需要，因此也就产生了去发展一些更加普遍的概念和一些更加精致的、决定性的意识形态工具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极有必要重新复活拉布里奥拉思想，使他那种处理哲学问题的方式成为主导性的。”
就是说，无产阶级要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就必须有实践哲学的加入。
那么，实践哲学的独特贡献究竟在哪里？葛兰西在“创造性的哲学”一节中明确指出，它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它能够切实地改变现实。作为关于世界的构想，实践哲学能够在革命群众中广泛传播并进而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实践哲学对自己的历史性有着充分的自觉，“它是一种摆脱了（或正在试图摆脱）所有片面的和狂热的意识形态因素的哲学；它是充满着矛盾的意识——在这种意识中，哲学家自己（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整个的社会群体）不仅把握住了矛盾，而且还把自己作为矛盾中的一个因素，把这个因素抬高为知识原则，因而也是行为原则”
。这就是说，实践哲学一方面使我们充分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性，另一方面又使我们通过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在这些历史性的社会矛盾中的位置而致力于矛盾的解决，致力于实现从充满着矛盾的必然阶段向消除了矛盾的自由阶段的跨越。在这个意义上，实践哲学既是对我们的历史性的认识，同时也是对哲学本身的历史性的自觉。
实践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批判的自我意识，必定也是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对于葛兰西来说，唯物论和观念论都属于传统哲学，唯物论与过去时代的群众的宗教直接相关，观念论（尤其是德国思辨观念论）则属于哲学家的哲学。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用了相当多的笔墨专门批判布哈林。他明确指出，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唯物论根本不是对观念论的超越，而是直接倒退到普通民众的常识。因为这些唯物论者不仅没有看到在群众与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的复杂关系，而且还直接把普通民众的常识当作对观念论的批判。葛兰西认为，常识立场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它其实是一种宗教立场。因为常识的基本要素是由宗教提供的，所以常识与宗教的关系远比常识与知识分子的哲学体系的关系密切。
同时，他又指出，这种在根本上具有宗教性质的立场又直接地被表达为一种唯物论立场：在常识中，现实主义的和唯物论的要素处于主导地位，这是粗糙的感觉的直接产物。这与其宗教的要素完全不相矛盾。只是在这里，这些要素是迷信的和非批判的。就是说，常识的直接表达形式是唯物论的，但这种唯物论实际上仍然是宗教立场。
为了说明这一点，葛兰西特别讨论了所谓的“外部世界的现实性问题”。他指出，在现代文化史上，观念论提出了关于存在的“主体主义概念”（subjectivist conception），认为现实世界是人的精神的创造，所谓的客观性就是“普遍的主观性”，而正是在对普遍的主观性的理解上，观念论陷入了误区，实践哲学实现了对观念论的超越。“客观的总是意味着‘与人相关地客观的’，这又可以被进一步理解为‘历史地主观的’：换句话说，客观的就意味着‘普遍地主观的’。就知识对历史地统一在一个统一的文化系统中的整个人类来说是真实的而言，我们是在‘客观地’认识着。”
葛兰西在这段话中强调，没有与人无关的纯粹客观性，所有的客观性都是与人相关的。但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走向相对主义，我们可以在主体的普遍性中为知识的客观性找到根据，也就是在统一的文化系统中为知识的客观性找到根据。但他紧接着又指出，这个统一的文化系统并不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它恰恰是人类要经过不断的政治斗争才能实现的，在真正统一的文化系统形成之前，历史上存在着连续不断的意识形态斗争。观念论没有意识到我们依然处于政治斗争的历史阶段，没有意识到历史中存在着的上层建筑的重要性，而是直接把普遍的精神当作前提。实践哲学通过其上层建筑理论使“精神”概念被进一步具体化和历史化，从而在上层建筑中为知识的历史的客观性找到了根据。
葛兰西在哲学上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思辨观念论进行批判。他指出，思辨观念论已经开始摆脱超越原则，而提出了内在性原则，它强调现实是人的精神的创造，这就将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个内在于人的创造活动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真正代表现代世界精神的不是普通民众，而是这批在高级文化领域内耕耘着的观念论家。但与此同时，内在性原则在思辨哲学这里采取了思辨形式，正因如此，思辨哲学还只是一种哲学上的浪漫。在葛兰西看来，思辨形式的根本性质就在于它把一种新类型的超越引入以内在性为原则的哲学中，因此它意味着对内在性原则的中断和背离。具体说来，就是人的精神在思辨观念论那里实际上具有和上帝类似的性质，因为它也是超越历史中的个人或群体的，历史中的现实的人相对于它来说只是被动的材料。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真正扬弃这个思辨形式，使内在性原则彻底实现呢？葛兰西明确指出，“实践哲学是唯一彻底的‘内在主义’构想”
。关于实践哲学怎样把思辨的内在性转变为历史主义的内在性，葛兰西强调了两点：其一，马克思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李嘉图关于规律的思想的帮助下完成了这个转变；其二，这个转变具体地体现在用历史性的上层建筑概念扬弃掉思辨哲学的抽象的精神概念。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尤其关注了马克思如何在李嘉图关于规律的思想的帮助下把内在性从思辨形式转译为历史形式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就经济规律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而言，它使马克思看到了规律在起源上的历史性；一旦认识到了规律在起源上的历史性，马克思就可以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学进入批判的经济学，进一步指出这一规律将被扬弃的历史必然性。这样，实践哲学就既理解了规律所蕴含的必然性，又把这种必然性内化于历史中，使之成为具有历史性的必然性。与此同时，葛兰西还把实践哲学本身也放在了历史中：实践哲学作为对这些规律的历史性的认识，自身就处于它所分析的那些矛盾关系中。葛兰西解释说，这个转变就是用历史性的上层建筑概念扬弃掉思辨哲学的抽象的精神概念。
实践哲学是一种彻底的历史主义立场，其根本特征就是一切都被内化于历史中，彻底地摆脱了宗教的超越立场。其中涉及的最重要的两个环节是对外部现实的内在化和对哲学本身的历史化。一方面，葛兰西强调外部世界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人的历史同时就是自然史；另一方面，他又特别指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还受到历史中的上层建筑的制约。但所有这些都使外部世界的客观性本身具有了历史性，而不是彻底地取消了外部世界的客观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实践哲学对唯物论的超越并不意味着彻底地否定外部世界的存在，而是使外部世界被包容在了人的历史中。
比这一环节更重要的是对哲学本身的历史化，这也是实践哲学区别于黑格尔哲学的最根本之处。哲学与历史的关系在黑格尔那里有着相互矛盾的两个层面：一方面，在黑格尔哲学内部，历史是一个主导性原则，其整个哲学讲述的就是历史在矛盾中不断形成的过程；另一方面，就哲学与历史的关系而言，黑格尔哲学又强调其本身是处于历史之外的，它是在历史终结之后对历史的自觉认识。正因如此，葛兰西认为黑格尔哲学依然不够彻底，它只是一种哲学的浪漫。实践哲学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不仅以历史为对象，而且还把自己放进了历史中。作为历史中的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它不仅意识到无产阶级与这个现存世界的矛盾，而且还意识到无产阶级恰恰又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力量。这样，它就自觉地认识到，作为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它自己也将随着矛盾的解决而消亡。于是，实践哲学本身就被彻底地内化于无产阶级的政治中，内化于历史中。
那么，这种彻底的历史主义立场的根本意义究竟何在？我们认为，它的根本意义就在于能够使人们担当起创造历史的使命，在历史中成为历史主体。正如葛兰西强调的那样，一方面，这种彻底的历史主义立场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依然处于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历史阶段，还远远没有进入所谓的自由领域；另一方面，它又强调对矛盾的彻底解决要靠我们自己，只有通过我们的自觉努力，才会有从必然领域到自由领域的跨越。从这个角度看，就会发现葛兰西的彻底的历史主义立场实际上依然是关于“历史的终结”预设的。对此，葛兰西有过明确的论述：“目前，哲学家——实践哲学家——只能做出这个一般的断定（笔者注：指关于从必然领域向自由领域过渡的断定），不可能走得更远；他不能逃避开目前的这个充满矛盾的领域，除了一般性的谈论之外，他也不能在不制造乌托邦的情况下去断言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
葛兰西非常明白，虽然我们在目前的处境中，对历史的终结只能做出这样一个一般的预设，但正是由于这个预设，我们才能成为历史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