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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施的一生可以明显地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从青年时期到1923年，他一直在参加和领导德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从1923年到1928年，他在坚持革命还是放弃革命的问题上，被深深地卷入了德国共产党内部和共产国际内部的路线斗争；从1928年到逝世，他先是彻底地退出了政治舞台，然后从1933年起就开始了移居的生涯。
1923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几乎同时发表，这两本书立即在当时的共产国际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响，被明确地判定为“一种理论上的修正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出版后，柯尔施很快就被卷入了德国共产党内部和共产国际内部的路线斗争，并因此而最终被迫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彻底与工人运动相脱离。在1928—1933年，柯尔施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其中最主要的有《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概念——与考茨基的论争》（1929）、《〈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评》（1930）、《论黑格尔与革命》（1931）等。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柯尔施的立场并没有发生重要改变，他依然强调辩证法与革命之间的必然关联，反对第二国际的科学主义历史观。自1933年开始，柯尔施开始了移居的生涯。从1933年到1936年，他移居丹麦，在这里与马克思主义剧作家布莱希特（Brecht）一起工作，并结下了终生友谊。自1936年起，柯尔施移居美国，其间，柯尔施的思想经历了一些转变，起初他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于1938年出版了又一力作《卡尔·马克思》；后来他由于长期与工人运动实践相脱离，就逐渐产生了悲观、绝望的立场；从1953年起，他又因为苏联内部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而重新燃起了希望，并开始特别关注殖民地国家的革命。1961年柯尔施于美国病逝。
了解了柯尔施一生所经历的三个主要阶段，也就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该书与《历史与阶级意识》一样，从根本上说是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著作。在讲述辩证法的过程中，他又特别地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讲怎样才能真正地继承辩证法；更进一步地说，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实际上是革命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关于革命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柯尔施强调的是在处理所有的意识形态问题时都会涉及的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就从革命中的哲学问题这个独特角度切入，来阐述我们怎样才能走出马克思主义危机，坚守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主要从三个层面来展开《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基本内容：其一，通过讨论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继承关系来阐明柯尔施对辩证法的一般理解；其二，跟随柯尔施的思路，运用辩证法来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历史，说明马克思主义危机问题的实质和根源；其三，进一步探讨柯尔施提出的解决危机的根本道路，即重新复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开篇，柯尔施就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哲学史家根本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价值，把它完全排除在哲学史的考虑范围之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同样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哲学；两者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用科学彻底取代了哲学并因此达到了更高的真理水平。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这一问题亟须解决，它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生死。在他看来，我们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才能走出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危机，把握住革命的机遇，继续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他在开篇就通过讨论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而力图呈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内容。
在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解方面，柯尔施特别选取了黑格尔本人的评价。在黑格尔看来，德国古典哲学最主要的特征就在于它与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革命好像正是通过他们（笔者注：指德国人）的思想形式而得到了安放和表达。”
黑格尔明确指出，德国人只是在思想上参与了革命，但这一论断同时还包含着另一层重要思想，即如果没有德国人在思想上对革命的内在参与，这个时代的原则也同样无法实现。从康德开始，德国人把自由原则当作最高原则。他们尽管并没有将对自由原则的追求落实到实践中，但却在思想上致力于探求自由何以可能。正是借助于在思想上的这些努力，自由原则才能逐渐获得具体内容，才能真正在现实中被确立起来。这就是说，革命不可能是纯粹的实践，它必须包含思想的环节；只有通过这个思想的环节，革命才能真正与现实生活发生具体的关系，使革命原则在生活中得到实现。
柯尔施认为，通过这三个层层递进的步骤，黑格尔就讲明白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成就，即辩证法。具体而言，德国古典哲学在辩证法上的成就又内在地包含着两个环节：哲学与革命的辩证关系，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对这一辩证关系的自觉意识。在《法哲学原理》（1821）的序言中，黑格尔明确指出，每一种哲学都不过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那个时代”。这一方面表明哲学通过在思想上把握其所处的时代而参与到时代的进程中，在革命时代，就更明确地体现为哲学通过在思想上展开对革命中的问题的思考而参与到革命进程中；另一方面也表明这样的辩证关系要成为可能，就必须同时达到对意识与现实、理论活动与革命的辩证关系的自觉认识。柯尔施指出，资产阶级哲学史家之所以无法理解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发展，就是因为他们已经丢掉了辩证法；无法理解德国古典哲学本身的发展，就更不用说进一步把握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了。
柯尔施明确赞同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即工人运动在科学社会主义中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如果站在辩证法的高度上看，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德国观念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互关联，而且还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内在必然性”
。它们之间的内在必然性的现实基础就在于，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唯一的历史过程；这四个不同的环节（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哲学、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原本处于同一个历史过程中。与此同时，在这个唯一的历史过程中也存在着重要的断裂：“有一个历史发展的统一的历史过程，在其中，‘自发的’（autonomous）无产阶级运动从第三等级的革命运动中生发出来，而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就‘自发地’（autonomously）与资产阶级的观念论相对峙。”
在这里，柯尔施使用了“自发的”和“自发地”概念，以表明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跨越是同一历史过程中的断裂。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一方面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另一方面又与德国古典哲学相区别、相对立。那么，两者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柯尔施在追问这一问题的时候，敏锐地觉察到了其中包含的一个独特的难题：“好像就在马克思主义之超越资产阶级立场的局限性这个行动——该行动对我们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上的新的哲学内容必不可少——中，作为一个哲学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本身也被扬弃和消灭了。”
从根本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区别是无产阶级立场与资产阶级立场之间的区别，因为它们分别作为一个必要的环节而从属于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但更具体地说，它还体现为对哲学这种独特的意识形式的扬弃和超越。于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又被进一步转化为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终结之间关系的理解。关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的扬弃和消灭，柯尔施给出了两条思路：先是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思想从前期到后期的发展，来具体地呈现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是如何实践这条扬弃和消灭哲学的道路的；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从辩证法的角度对马克思恩格斯与黑格尔之间在思想道路上的差异进行正面阐述，并以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主要依据，特别地发挥了其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因此，要理解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独特解读，就必须跟随他进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并通过考察这个历史来理解我们所面临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以及怎样通过辩证法去克服这场危机。
如果说，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是运用辩证的方法对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进行分析的话，那么，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则是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行分析。柯尔施一再强调这一分析的必要性，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面临的严重危机，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尤其是它的扬弃哲学的道路。
柯尔施运用辩证法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角度将马克思主义直至20世纪初期的历史分为三个重要阶段。（1）从1843年到1848年，马克思主义的初期理论形态，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在内的统一的总体性理论；是体现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深刻的哲学理论；是以批判和变革现存世界为宗旨的社会革命理论。（2）从1848年到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更加注重理论研究，在思想上更趋于成熟。尽管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构成要素——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要素，以及科学理论和社会实践进一步分离开来；但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后期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是总体的社会革命理论。不过，到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他们尽管仍然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事实上却把社会革命理论割裂成了碎片：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将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要素从马克思主义中分离出来。这样，作为总体的社会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非批判的实证性理论。（3）从1900年到写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时，无产阶级革命重新成为时代主题，在革命现实的冲击下，马克思主义危机暴露无遗。在回应危机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被进一步分裂为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在列宁那里具有了现实意义，但列宁是力图从革命实践需要出发来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恢复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为根本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不过，由于列宁低估了理论本身的创造作用，损害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还由于其辩证法和反映论具有机械的非辩证特征，更由于他把哲学意识形态化，所以列宁并不能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上去。只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才能完成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批判性，重建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的任务——柯尔施如是说。
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角度看，在第一阶段这一关系主要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此时的立场已经不再是纯粹哲学立场，而是具有鲜明的哲学性质；甚至可以说，这一阶段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通过哲学意识批判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因此，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体现为既在继承着哲学，又在超越着哲学。在第二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从对哲学意识的批判转变为对政治经济学意识的批判。随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逐渐深入，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要真正把握住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就必须找到一个最优先的角度，该角度就是政治经济学意识批判。但在马克思主义追随者那里，马克思主义因为失去了与哲学的联系，从而失去了与革命的真实联系，并导致正统马克思主义本身沦为一种与革命完全脱离了关系的意识形态。在第三阶段，马克思主义遇到了从未有过的严重危机。此时无产阶级革命高潮重新在全世界兴起，但马克思主义却已经彻底丧失介入革命的能力。在1923年写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时，柯尔施对以列宁为代表的第三国际还抱有乐观态度，认为它代表着克服危机的希望；但在经历了第三国际意识形态上的布尔什维克化以后，到1930年的“反批评”中他对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持完全批判的态度。他认定，第三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和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完全一致，两者都变成了与革命实践完全脱离的意识形态；不仅如此，在第三国际那里，这种“意识形态”还已经被具体地转变为“意识形态的专政”。柯尔施认为，与上述两种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对立，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直接回应革命中的问题，尤其是革命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而重新建立起理论与革命实践之间的辩证关联，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新复活辩证法的努力代表着克服危机的希望。
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危机问题”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已经由关于革命的理论下降为纯粹的“意识形态”。这一方面使革命本身丧失了思想的环节，成为无思想的革命；另一方面在革命队伍中产生了“意识形态的专政”现象。那么，这一危机产生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柯尔施指出，这一危机在第二阶段就已经出现了：1850年以后，无论是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都已经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掌控，都采取了实证的、非革命的立场。这集中体现在它们关于科学的观念以及意识与现实二分的信仰中。在这种情况下，当革命在生活中再次成为可能时，它们就无法找到中介，挣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另外，为什么一些革命家尽管有主观意愿，却仍旧无法跳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掌控，重新达到革命的高度？柯尔施以列宁为例，明确指出列宁缺少的是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已经达到的辩证法的高度。列宁“将唯物主义与观念论之间的论争重新拖回到德国观念论阶段，德国观念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早就扬弃了这一阶段”
。因此，列宁更加不能理解马克思后来又怎样把观念的辩证运动转变为了历史的运动。柯尔施强调，只有在对历史的自觉中，我们才能挣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才能自觉地通过有思想的革命而实现对世界的改变。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所以依然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信徒。因此，革命的成与败就完全地维系在辩证法的重新复活这一关键环节上。
柯尔施之所以选取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这个独特视角，是因为由此出发，既可以清楚地看到辩证法的双重内涵，又可以明确地呈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同于德国观念论辩证法的独特之处；是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把辩证法落实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之中，才能以此为中介，真正越出资本主义体系，进入革命实践。
从前文的阐发已经看到，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总是不停地在两个意义上谈论辩证法：有时把重心放在意识与现实的关系上，有时又把重心放在理论与实践（或哲学与革命）的关系上。那么，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柯尔施为什么要在这两重关系中谈论辩证法？简单地说，后者以前者为前提，后者既是对前者的自觉，又是对这种自觉意识的具体落实。
第一，关于意识与现实的关系，德国古典哲学已经充分意识到两者永远处于相互中介的关系中。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更进一步：他不仅看到了意识与现实是一种互为中介的关系，并由此把包括经济的意识形式在内的各种意识形式都认作精神现实；而且还进一步指出，所有这些不同的意识形式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相关联。可见，马克思强调的是意识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关系。因而，当他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时，他是通过对某种具体意识形式的批判而达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批判。
第二，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柯尔施认为只有通过两者的辩证法才能实际地推动生活内容的不断展开，参与历史的形成，但我们只有把握到了意识与现实的辩证关系，才能对自己的理论活动在历史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达到自觉。因此，柯尔施一再强调，德国古典哲学家不仅已经觉察到意识与现实的辩证关系，而且还达到了对自己的理论活动与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的自觉。同样，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看到了各种意识形式与社会总体之间的辩证关联，而且还意识到了其理论与整个革命实践之间的具体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当柯尔施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时，他实际上已经把关于意识与现实的辩证关系的自觉意识包含于其中了；而当他不得不去批判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理论家在理论与实践上所犯的根本错误时，他也不得不先回溯到意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正因为辩证法的这两层内涵相互包含、不可分离，他才强调我们一定要通过恢复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继承关系来解决我们当前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遇到的危机。
那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德国观念论辩证法的超越又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柯尔施对此给出的直接回答是“消灭哲学”。可以看出，把这两种辩证法区别开来的关键是哲学与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黑格尔认为只有在哲学中才能达到对总体的把握，但他又说哲学是在历史之后的；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强调哲学不是处于历史之后的纯粹哲学。哲学不在历史之后，是因为哲学以革命意志为前提，而革命意志是在实际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哲学不是纯粹哲学，首先表现在内容上，哲学不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之外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进行直观，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具体的意识形式（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意识）进行批判而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具体的变革性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把握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在这个意义上，柯尔施认为哲学已经不是哲学，而是蕴含在理论中的辩证法；或者说得更直接些，因为其中蕴含着辩证法，这些理论是具有哲学性质的理论，而不是纯粹哲学。因而可以说，马克思的确是把哲学嵌入世界中了。通过辩证法，马克思不仅在理论上把政治经济学意识等嵌入资本主义社会总体中，而且还把这种辩证的认识本身作为一个理论环节嵌入革命实践中，而革命实践本身是生发于世界中的。这样，马克思就通过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消灭了纯粹哲学。
与卢卡奇一样，柯尔施也看到了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根本难题，即怎样才能挣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真正进入革命过程、参与历史的形成。卢卡奇看到的是物化意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牢牢掌控，柯尔施关注的则是朴素唯物主义立场对人们的控制。他们都确信辩证法可以帮助人们化解它，并因此而强调要重新复活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不同的是，卢卡奇不仅看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掌控，而且还对这一现象本身做了进一步分析，就是说，卢卡奇进一步把物化意识与辩证法之间的距离理解为工人的自发意识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之间的距离，因此他又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弥合两者的距离、促进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在卢卡奇这里，辩证法与革命的关系被具体地落实为辩证法与政党之间的关系。而柯尔施却对这个方面毫无涉及。他虽然已经指出朴素唯物主义立场作为常识和一种坏的形而上学而控制了人们，但却只是简单地用工人运动处于低潮来解释这一现象，而没有进一步追溯这种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的根源。这一话题在《卡尔·马克思》中才被真正提起。在那里，柯尔施通过阐发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呈现出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批判。然而，柯尔施只是将朴素唯物主义立场与辩证法立场理解为党内两种根本不同的立场之间的对立，便没有进一步探讨无产阶级政党在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帮助人们达到历史主体的自我意识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布尔什维克化趋势的紧逼之下，柯尔施此时走的是越来越“左”的路线，他在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实际上是把朴素唯物主义立场与辩证法立场当作完全对立的两极，而不再有机会去进一步思考如何处理两者的辩证关系，使辩证法立场能够成为对工人的朴素唯物主义立场的包容和超越。
在辩证法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它通过具体地阐明辩证法的双重内涵，使我们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中找到了革命主体性形成的真正场所。可以看出，我们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式的批判而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发生具体的关系的，只有当我们批判地进入与资本主义社会总体之间的关系，我们才开始了具体地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所以，具有辩证法高度的理论批判是使我们越出资本主义体系、上升为历史主体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