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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国外马克思主义基本格局”，不仅划分了国外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即国外马克思学阐释路径、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而且讨论了四条阐释路径之间的异同点。
第二章“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阐释”，主要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马克思主义观”。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面对的共同问题，是20世纪初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的失败。因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被理解为对革命失败经验的直接反思。他们通过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继承关系而强调哲学或阶级意识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在关注欧洲革命失败原因问题的同时，他们还有着更加深切的关注，那就是在一战中得到极端体现的西方文明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经出现，就显示出它是一条既不同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又区别于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布洛赫）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尤其反对第二国际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康德主义化”，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实证科学。因而，他们否认或贬低辩证唯物主义与自然辩证法，只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否认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而仅仅把它视为一种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方法；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割裂开来，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恩格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有许多“误解”，甚至“歪曲”。因此，他们强调马克思早期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而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确立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继承关系，通过重新确立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来“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仅仅在于方法，即总体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历史辩证法（卢卡奇）；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革命理论（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或“实践一元论”（葛兰西）；马克思主义既是“具体的辩证法”，又是“具体的乌托邦”（布洛赫）。
第三章“批判理论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主要讨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也涉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实际上涉及三个问题：其一，是否整个法兰克福学派都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是否所有批判理论都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其三，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是否必然属于马克思主义？第一个问题涉及：“法兰克福学派”是否铁板一块？“批判理论”是否整齐划一？对此，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至于第二个问题，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硬要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就似乎有些武断。第三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对“是否所有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都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属于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所做出的回答并不是肯定的。就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批判理论第一期发展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批判理论第二期发展以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为代表，被重建后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面目全非”；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以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Albrecht Wellmer）、阿克塞尔·霍耐特（Aexl Honneth）等人对马克思的重新诠释为代表，被重新诠释后的马克思已经成为“另一个马克思”。因而，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已经不再属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是已经进入与当代西方哲学主流话语对话的语境中；即使是早期批判理论，也不再属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从总体上看，法兰克福学派三代批判理论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经历了从欣赏、信奉到怀疑、批判，再到超越、重建的过程。
第四章“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主要讨论法兰克福学派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的历史与逻辑。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大本营，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标志性贡献；但并非所有社会研究所成员都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并非所有社会研究所理论成果都属于批判理论。就是说，法兰克福学派并非铁板一块，批判理论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存在着众多差异、矛盾，甚至对立。尽管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内部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他们的理论总体上都属于“老批判理论”，体现着批判理论第一期的发展。尽管第二代批判理论家内部有三条不同的研究路径，但与“老批判理论”相比，他们的理论基本上都属于“新批判理论”，体现着批判理论第二期的发展。尽管第三代批判理论家有着不同的学术取向，但他们的理论总体上都属于批判理论第三期的发展，标志着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阶段（“后批判理论”），体现着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趋向（“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概言之，“批判理论三期发展”意味着，从古典理性主义到感性浪漫主义再到理性现实主义，从激进乐观主义到激进悲观主义再到保守乐观主义，从文化主体哲学到语言交往哲学再到政治道德哲学（“政治伦理学”），从“老批判理论”到“新批判理论”再到“后批判理论”。“后批判理论”标志着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阶段，它不再属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而是已经进入与当代实践哲学主流话语对话的语境中。
第五章“政治哲学视域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主要讨论从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到新葛兰西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发展历程。我们知道，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曰文化霸权）是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是他关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思想的有机生长点；建立在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或曰文化霸权理论），是葛兰西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独特贡献；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阿尔都塞（Althusser）、普兰查斯(Poulantzas)、新葛兰西主义者［拉克劳（Laclau）、墨菲（Mouffe）］都是从这一理论出发建构他们的政治哲学思想的。阿尔都塞将拉康的心理分析融合到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中，创立了独特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尽管他们对意识形态概念以及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有不同的理解，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却是对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这可以被视为阿尔都塞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种创造性贡献。在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原生逻辑（葛兰西）、次生逻辑（阿尔都塞）的基础上，普兰查斯、拉克劳、墨菲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总体说来，从葛兰西到新葛兰西主义者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为建构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第六章“文化马克思主义新进展”，主要讨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脉络、理论聚焦与发展前景。20世纪中期以来，以探讨文化与非文化的因素（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关系为主线，文化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文化主义阶段、结构主义阶段、后马克思主义阶段。21世纪以来，虽然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重镇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不复存在，但是由其开创的文化研究并没有销声匿迹；相反，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理论聚焦，形成了多学科交叉、涵盖全球、多议题齐头并进且相互涵摄的研究态势，主要集中在社会性别研究、文化的反思性研究、媒介文化研究、文化多元主义研究，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研究这五个方面。例如，J.巴特勒（J.Butler）强调性别理论应从抽象的性别操演转向性别的政治实践领域；伊格尔顿（Eagleton）、戴维·米勒（David Miller）、S.拉什（S.Lash）等人则通过从本体论层面追问文化是什么来重建文化理论。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种族问题、移民问题，以及恐怖主义问题，文化多元主义遭到社会质疑，陷入严重的理论危机之中。对此，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试图重建文化多元主义理论，以挽救多元文化主义并推动其进一步发展；而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通过揭露文化多元主义的意识形态性，以批判文化多元主义与资本主义统治的共谋。在全球化浪潮下，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思考在全球化思维范式下文化理论研究的新特点，例如，全球化背景下的媒介文化理论研究，全球化引起的文化多元主义，民族身份认同以及种族问题，等等；另一方面也一直在思索全球化的本质是什么，全球化带来的文化结果是什么，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文化策略［例如，詹姆逊（Jameson）］。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多元研究面向，体现了21世纪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向，即马克思主义的回归，以及多学科、多议题相互交叉、涵摄并存。不过，文化的政治学批判与文本分析在文化研究中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英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新形式，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
第七章“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新阐释”，主要讨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护与批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聚焦与当代阐释。以“九月小组”为平台的核心意义上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末崛起于英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共同体，其最初以共同关注“剥削问题”、带有“分析的风格”而著称，自称“非胡说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九月小组”成员在内的广义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整体上转向规范政治哲学研究，进一步聚集于平等主义正义论、解放的社会科学、阶级分析和阶级理论、转型正义及民主理论、全球正义理论等主题。从研究领域来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和研究跨越了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和规范政治哲学等领域。G.A.科恩（G.A.Cohen）、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约翰·罗默（John Roemer）等人，早期都关注历史唯物主义并对之做出了新阐释。G.A.科恩将分析哲学“清晰严密”的标准运用于澄清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将功能解释方法运用于解决历史唯物主义命题的争论，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命题的逻辑一致性进行辩护——这就引发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争论”。尽管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是有“新意的”，但由于他们都拒斥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思想，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又“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义。在转向规范政治哲学之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围绕分配正义问题、剥削问题、阶级和民主问题等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马克思主义的维度有所弱化，日益趋近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话语。与此同时，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阐释也形成了专题化和多元化的局面。尽管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统一的思潮不复存在，再加上意识形态等原因，学者们也日益缺乏自我认同，但是核心意义上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和精神被保留了下来，扩展意义上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平等主义正义论的研究仍然活跃。迄今为止，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风格与探讨的问题在英美马克思主义中仍有重要影响。国外学界关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界定、基本特征以及是否终结等问题上存在的争议，使他们没有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新发展做出系统梳理，特别是关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观念的总结性研究尚未出现。
第八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批判理论”，主要讨论“空间生产”与“空间批判”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性。空间问题及其概念化由来已久，近20年来，跨学科视角下的空间研究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左翼思潮中日益凸显，从而出现了一种新的理论气象，许多学者将理论关切诉诸“空间”，形成了多维的空间话语。毫无疑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批判理论是当代西方空间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列斐伏尔（Lefebvre）、哈维（Harvey）、詹姆逊，到苏贾（Soja）、卡斯特（Castells）、鲍曼（Bauman），尽管他们的空间视野各有不同，但他们都从不同路径展现了当代空间生产的诸种样貌，都试着将“空间”作为一个积极因素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呈现出时代特征的空间之维，共同建构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批判话语。其中，列斐伏尔是最早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空间问题进行理论阐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将空间分析与全球化、都市化以及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开创了空间研究的新视野，尤其是他关于空间社会性的分析为以后的空间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哈维试图将空间作为一个积极因素融入历史唯物主义整体性视野中，积极地推进从“历史唯物主义”向“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过渡，并以资本批判为视角，深入地阐释了资本积累的空间维度，提出了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詹姆逊敏锐地注意到后现代的“空间化”特征，并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中阐释后现代主义，他的后现代空间理论展现了马克思空间分析中易被忽视的多重维度。概言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生产与空间批判理论在拓展对马克思主义空间维度以及相关前沿问题的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并在当代“空间转向”中独树一帜，但由于缺乏宽广的历史视野，总体上没有提出有力的变革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现实方案。
第九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新发展”，主要讨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新发展，尤其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危机及其成因、科技应用与生态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问题的看法，以及对生态革命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呼唤。一般认为，除了较早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威廉姆·莱斯（William Leiss）、阿格尔、高兹（André Gorz）］之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的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J.B.福斯特（J.B.Foster）、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J.科威尔（J.Kovel），德国的瑞尼尔·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以及英国的彼得·狄更斯（Peter Dickens）等人，他们尽管分属于不同的学术共同体，彼此之间发生过激烈的论战，具体的理论观点也不同，但却有着共同的理论特征：（1）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成为理论出发点和基础问题，对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采取了真正历史的、批判的态度；（2）从生态角度批判资本主义是其核心问题；（3）自觉地实现社会与自然的协同发展是其理论目标和理想追求，而这又内在地包含于他们的共产主义理论研究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聚焦体现在：生态问题或生态危机真的存在吗？现代工业技术体系是生态问题的唯一原因吗？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是产生生态问题的最重要的社会原因？如何消除或缓解生态问题/生态危机？围绕着这些问题，他们提出的基本观点是：（1）立足于人类生活的时间尺度，生态危机是真实存在的，生态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对生态问题的确认和界定受到文化价值取向的影响。（2）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生态技术对人类社会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演化起着基础作用。在人类历史的当前阶段，格伦德曼认为技术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手段；但J.B.福斯特强调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无法解决生态危机。（3）J.B.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导致社会与自然冲突的根本原因；伯克特发展出生态的价值-形式方法，用它来揭示资本主义的双重环境危机，即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和人的发展危机；奥康纳指出资本导致生产条件恶化，进而激发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即生产条件恶化与资本生产不足之间的矛盾。（4）基于各自的理论研究，他们或呼唤生态革命（如J.B.福斯特和伯克特），或倡导生态社会主义（如J.科威尔等）。总之，作为一种生态政治学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以对人的剥削关系的批判为出发点，而且以对剥夺自然的批判为出发点，它试图建立生态学与政治学的内在关联；它认定生态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因而它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发展”甚至“超越”。
第十章“‘新共产主义’理论探索”，主要讨论异军突起的各种“新共产主义”思潮。“共产主义”并没有随着20世纪冷战的结束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而结束，相反，在世界各国，共产主义以一种“幽灵”的方式蛰伏着。2008年资本主义陷入金融危机之后，在资本主义的贪婪和腐败肆虐整个世界之后，共产主义的旋律再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回荡。对于如何建立共产主义，在西方大致有四种方式，即自治的共产主义、情感的共产主义、事件的共产主义、数字交往的共产主义。（1）自治的共产主义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自治主义运动，它以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为指导，将工厂里的工人自治实践拓展到大都市，甚至拓展到全世界，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迈克尔·哈特（Michea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2）情感的共产主义在承袭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和法国先锋派运动的基础上，提出用艺术的和情感的共鸣来实现共产主义的方式，主要代表是法国的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3）事件的共产主义强调共产主义到来的事件性，一方面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论断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不相信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简单延续，而是需要在事件性断裂的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主要代表是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和斯洛文尼亚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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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4）建立在21世纪新的数字技术和数字交往基础上的数字交往的共产主义，提出了技术加速发展的共产主义观念。在对新技术表示乐观，并试图依赖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发展来建立共产主义的研究中，美国左翼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乔蒂·迪恩（Jodi Dean）是具有开创性的学者，加速主义是重要的派别。上述四种不同的共产主义，都试图结合21世纪最新发展的世界形势，对共产主义给出新的解答。这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建构，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