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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这首先需要考察第一代批判理论家——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体制掌门人，霍克海默在20世纪20年代初是苏维埃政权的坚定支持者——他和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的一个共同的好朋友、一个狂热的共产党人格美娜·克鲁尔（Gemeina Kruer），“不是由于个人原因”成为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反对者，遭到了霍克海默的批评：反对苏维埃模式的人，在道德上是值得怀疑的。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霍克海默阅读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并开设了“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近代哲学史中的唯物论与观念论”“黑格尔与马克思”等课程；尤为重要的是，在“跨学科的唯物主义”框架中，霍克海默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运用到哲学、道德、科学等领域，并将马克思哲学视为对在资本主义阶段具有价值的形而上学观念，以及人的性格、道德和价值进行的批判。
当然，霍克海默区分了马克思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并对列宁主义与卢卡奇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性阐释。在这个时期，按照麦克莱伦（McLellan）的说法，霍克海默至少在观念上是信奉革命实践的，但由于“跨学科的唯物主义”框架强调对社会进行整体性研究，从而妨碍了对具体政治问题的关注；霍克海默虽然钦佩卢森堡的思想和活动，但却未与“最接近他们的整体性观点的政治活动家”柯尔施保持沟通；霍克海默关于理论家（知识分子）与被压迫阶级（无产阶级）关系的看法不同于列宁主义观点，缺乏与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有效联系；霍克海默对斯大林主义感到绝望，从而不能接受德国共产党，甚至不能接受奥地利共产党反对派；在迁居美国之后，霍克海默完全脱离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活动，这就更加滋长了他在政治上无可奈何的悲观主义情绪。
如果说20世纪20—30年代霍克海默基本上是站在“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那么到《新艺术与大众文化》（1941），尤其是在《启蒙辩证法》（1947）中，霍克海默则转向了悲观主义的文化批判。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揭示了进步与退步相交织、文明与野蛮相伴生的过程，因而已经放弃了革命的诉求与解放的向往。马克思思想不仅有着革命的诉求与解放的向往，而且还存在着工具理性的成分，但在论述“启蒙的自我毁灭”时，霍克海默则阐明了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所吞噬。因而，这时“阶级斗争和政治经济学已退居第二位，而让位于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堕落方式做出更为广泛的探讨”
。
在1956—1958年的笔记中，霍克海默谈到了“马克思的三个缺陷”：一是将欧美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进步的历史视为整个社会经济进步的历史；二是认为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被人所塑造的物质关系（归根到底是经济关系）决定的意识，是“自由的”；三是认为人不仅是自己的主人，而且成为自然的主人。
到《批判理论》（1968）“序言”中，霍克海默强调《批判理论》不过是给人们提供一部记录：拒绝观念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但隐藏着形而上学的悲观主义。因而，不能教条主义地运用批判理论。霍克海默明确指出，今天，无产阶级反抗并没有出现，反而被整合进资本主义体系中去了。因而可以说，马克思学说的某些结论明显不能成立。
由此可以看出，霍克海默对待马克思学说的态度，是从欣赏、信奉转变为怀疑、批判——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转变为“批判”马克思主义。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术领袖，阿多诺思想的前后一贯性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一生都在阐发否定辩证法。那么，如何看待否定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一派认为“保留了太多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派认为“够不上马克思主义，或许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始终是阿多诺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就像马丁·杰（Martin Jay）所说，在阿多诺思想“星丛”中有五种基本要素：一（首要要素）是马克思主义，更准确地说，是非正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二是美学现代主义；三是上流社会的文化保守主义，即复古浪漫的反资本主义倾向和深刻的悲观主义潜流；四是犹太情感使他没有完全接受上流社会的价值观念；五是源自法国结构主义的解构主义，最明显的表现是他们都欣赏尼采。
按照詹姆逊的说法，《启蒙辩证法》（1947）、《否定辩证法》（1966）、《美学理论》（1970）同步完整地展现了阿多诺体系的组成部分。从中可以看出，阿多诺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预先设定了马克思式的价值规律，以及总体性概念工具。因而，阿多诺的哲学前设“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们经常反映了相当旧式的马克思主义，这特别是在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中……比传统马克思主义更马克思主义”
。这样，阿多诺的辩证法（以及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能被理解为特有的和有局限的第一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此外，詹姆逊还指出，尽管必须承认在阿多诺那里至少有某种后现代的可能，但这是建立在其音乐作品［如《新音乐的哲学》（1949）］而非其权威性著作之上。尽管《否定辩证法》也有这种随机的或侥幸的风格，但与那些将阿多诺视为后期浪漫派的描述相比，也没有发现将阿多诺视为后现代主义者的描述更令人信服。詹姆逊认为，阿多诺关于总体体系的预言，即“整体是不真实的”（Das Ganzeist das Unwahre）
，注定以完全未曾预料的方式变成现实。在他看来，“阿多诺确实不是30年代的哲学家（我担心回过头看，海德格尔不得不被认定为是30年代的哲学家）；也不是40年代或50年代的哲学家；甚至不是60年代的思想家——那些分别被认为是萨特和马尔库塞；并且我已经说过，在哲学上和理论上，他的老式辩证话语在70年代是不合时宜的。但还是有机会证明他是我们自己时代的分析家……阿多诺的马克思主义，它在先前阶段中并没有多大帮助，可能恰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东西”
。总之，阿多诺从未放弃信仰马克思主义，相反，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一。
马丁·杰和詹姆逊的这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阿多诺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不过，我们并不完全认同这些看法。在笔者看来，“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主义”或“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阿多诺思想的要素之一，但却不是其首要要素（这从阿多诺与马克思、卢卡奇的关系中就可以看出）；阿多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像G.施威蓬豪伊塞尔（Gerhard Schweppenhäuser）所说，阿多诺的批判理论主要立足于“内在批判”，而不是关注当代社会变化。诚然，当他谈论“社会”概念（在他那里，“社会”主要是一个结构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功能概念），尤其是社会本质的否定性时，最初利用的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核心部分即剩余价值理论，对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至关重要；或者说，阿多诺以某种独立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方式接受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然而，阿多诺虽然承认“阶级”概念作为社会经济的诊断手段是不可废弃的，但否认无产阶级意识仍然存在——他断言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不可简单地应用于当代，因为它以阶级意识为核心；对于马克思过于乐观的革命理论，阿多诺也持批评态度。
毫无疑问，否定辩证法是在批判传统辩证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在阿多诺看来，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甚至包括马克思的辩证法，都是肯定的辩证法。不过，正如詹姆逊所说，在阿多诺那里具有后现代因素，甚至可以将阿多诺视为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先驱之一；但无论如何，阿多诺不是后现代主义者。阿多诺反对观念论，反对主体主义，反对虚假的、抽象的主体，强调客体优先性，但也反对客体第一性/首要性。因而，阿多诺虽然具有唯物论倾向，但却不是传统的唯物主义者。耶格尔（Jaeger）说，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阿多诺还自称正统的列宁主义者，并将曼海姆（Mannheim）贬为“工人阶级的叛徒”；到30年代末期，他就试图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脱离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批判斯大林主义“背叛了革命”，并与霍克海默一起将《社会研究杂志》引向同斯大林主义有着距离的方向。这与布洛赫、艾斯勒
、布莱希特、本雅明是不同的。
与阿多诺的“专一”相比，马尔库塞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善变”。在《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文献》（1928）、《论具体哲学》（1929）中，马尔库塞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状况、《存在与时间》中“此在”的历史性；在此基础上，他阐发了辩证的现象学构想，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尝试，目的在于构建现象学马克思主义，准确地说，构建海德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哈贝马斯称马尔库塞为“第一位海德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20世纪30—40年代，马尔库塞成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以下五篇文章
，即《关于辩证法问题Ⅰ》（1930）、《关于辩证法问题Ⅱ》（1931）、《先验的马克思主义》（1930）、《历史现实性问题》（1931）、《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源泉》（1932），以及《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1941）中，马尔库塞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尤其是马克思理论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将马克思主义阐释为人道主义，或者黑格尔主义。
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32）第一次全文公开发表后不久，马尔库塞立即撰写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源泉》一文对之进行阐释。在这篇分为六部分、近50页的文章中，马尔库塞高度评价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并将马克思提出的“人的理论”当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乃至整个马克思学说的理论基础，从而把马克思学说解释为一种人道主义。
在马尔库塞看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必将成为马克思研究史上的一个决定性事件。该手稿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原初意义，即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一个新基础上；它也使人们能够以更有成效、更有前景的方法提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实际关系这个问题”
。
从表面上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似乎是一部国民经济学著作，但实质上是一部哲学著作，因为它涉及国民经济学的哲学批判与作为一种革命理论的国民经济学基础。之所以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种哲学批判，是因为马克思理论的基本范畴（如劳动、对象化、异化、扬弃、占有等）都是在与黑格尔哲学的激烈论争中产生的。就是说，马克思在与黑格尔哲学基础问题的论争中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基础。当然，不能说这个基础经历了从哲学基础到经济学基础的转变；也不能说在后期马克思理论（经济学）形态中，哲学被克服了抑或一劳永逸地“完成”了；毋宁说，“在马克思理论的所有阶段，他的理论基础都包含着哲学基础”
。这一点不会因为这个事实而改变，即马克思理论的意义和目标根本不是纯粹哲学的，而是实践的、革命的：通过无产者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推翻资本主义社会。
马尔库塞指出，马克思本人将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任务，尽管这是一种实证批判，但“国民经济学的实证批判也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分析了“外化”（Entäußerung）、“异化”（Entfremdung）、“物化”（Verdinglichung），尤其是分析了异化劳动，并通过分析异化劳动揭示了人的本质异化。马尔库塞力图阐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概念（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从一开始就并不是简单地作为经济学概念，而是作为在人的历史中一个决定性的发生概念被接受、被批判的。与之适应，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人的现实的真正占有，使人类历史革命化。“人在其真正占有中复归，就是在其社会本质中复归，就是社会解放。”
由此可见，在马尔库塞的视域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就是关于人的本质（异化与复归）的理论。这不仅是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基础，而且是成熟马克思思想的基础。这就意味着，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是统一的，统一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道主义。在这里，马克思给人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人的粗略的规定，即人的存在的总体性……这足以清楚地表明马克思批判的真正基础。
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源泉》试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人道主义阐释的话，那么《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则试图对马克思理论进行黑格尔主义阐释。《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在哲学领域得到了广泛承认，它可以与洛维特
的《从黑格尔到尼采》（1941）媲美（哈贝马斯语）。从逻辑结构来看，该书分为三个部分：（1）“黑格尔哲学的基础”，详细分析了黑格尔体系的形成与结构，阐明了黑格尔观念与马克思理论发展之间的关联；（2）“社会理论的兴起”，阐明了黑格尔哲学的基本观念，它的批判倾向、理性主义，尤其是否定辩证法，必然与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现实冲突，因而它不仅不是“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sozialismus）
的思想根源，反而与那些导致民族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实证主义的肯定的哲学、非理性主义对立；（3）“黑格尔主义的终结”，批评了英国新黑格尔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新黑格尔主义对黑格尔哲学的阐释，以及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强调黑格尔哲学的现代继承者是马克思的社会理论。
在马克思学说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问题上，正统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错误：（1）将黑格尔哲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而非视为其直接的、主要的理论来源；（2）突出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同一性；（3）将两者之间的同一性仅仅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说成“马克思主义剥掉了黑格尔哲学观念论外壳”
。马尔库塞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均不在这里。
马尔库塞说，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过渡，在每一个方面都是向一种本质上不同的真理形态的过渡，这个过渡不能用哲学概念来阐释。“我们看到，马克思理论的所有哲学概念都是社会的、经济的范畴，而黑格尔的所有社会的、经济的范畴都是哲学概念。即使马克思早期著作也不是哲学的。这些著作表达了对哲学的否定——尽管这些著作还使用了哲学语言。”
可是，黑格尔的一些基本概念确实保留在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再到马克思的发展过程中，但对马克思理论的研究不能只是阐明古老的哲学范畴的形变。马克思理论的每一个概念都有不同的事实基础，正如一门新理论具有不能从先前理论中获得的新概念结构一样。就是说，黑格尔的理论是蕴含着社会内容和经济内容的哲学理论，马克思理论是以哲学理论为基础的社会理论。因而，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过渡是从哲学理论到社会理论的过渡。
当然，这个过渡并不足以说明两者之间内容上的对立。事实上，马克思学说深深植根于黑格尔哲学中。马尔库塞指出，黑格尔主义者（不论右翼还是左翼）、新黑格尔主义者，都没有继承黑格尔哲学的真正历史遗产；相反，“黑格尔辩证法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成为马克思理论及其列宁主义阐释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所以，黑格尔哲学对社会理论的作用，只有在黑格尔哲学及其批判倾向的充分表现形式中才能得到理解，因为它已经成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不仅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而且还接受了黑格尔的社会理论，在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连续性。虽然黑格尔辩证法中有着神秘的要素，但重要的在于它的理性方面，黑格尔辩证法具有理性的批判功能，它的目的就在于说明理性的批判性与否定性。“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倾向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所接受和进一步发展。”
所以，马克思学说与黑格尔哲学的“同一性”就在于，两者都从理性中获取了自己的力量，要求世界服从理性。如此说来，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就是体现黑格尔哲学革命性的理性主义；或者说，黑格尔理性主义就是马克思辩证的社会理论的基础。马尔库塞指出，马克思与黑格尔都注重这个事实：“内在的否定实际上就是‘运动的和创造的原则’，辩证法就是‘否定辩证法’。”
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一样，作为一种历史方法，它包含着普遍的否定性，从而包含着自身的否定。换言之，在总体的辩证法中，每一个概念都包含着对现存东西的否定和毁灭。从总体上看，辩证法也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即存在的一切形式都为一种本质的否定性所渗透，这种否定性决定了它们的内容和运动。辩证法反对任何形式的实证主义。
不过，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在马尔库塞看来，两者之间的关键性差别就在于：黑格尔体系中的所有范畴都终止于现存秩序，而马克思体系中的所有范畴都触及对现存秩序的否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尔库塞将马克思理论称为“批判”，而认为黑格尔哲学不过是市民社会原则最先进、最广泛的表述。与卢卡奇一样，马尔库塞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辩证的原则并不是一种可以应用于任何主题的一般性原则，它不是一种普遍适用的世界观，而只能被限制在社会历史领域。如果认为辩证法既存在于社会历史又存在于自然界，那必定导致类似绝对精神那样的绝对“实体-主体”存在，也就必然否定人的主体地位。因而，辩证的方法，就其实质而言，乃是一种历史的方法，自然辩证法是根本不存在的；而且，它只适用于历史过程的某个特殊阶段，并不适用于所有社会形态。这样，就能确定从黑格尔哲学到马克思批判的社会理论的过渡也包含着一种实践意图，它致力于对异化的、压抑性的社会现实进行破坏，以便为实现真正自由和幸福的社会而斗争。因而，并不是马克思简单地否定了黑格尔哲学，而是“历史和社会现实从自身出发‘否定’了哲学。社会批判不能通过哲学学说有效地完成，而是社会历史实践的任务”
。
由此可见，在《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中，马尔库塞在重新阐释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强调马克思学说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连续性就在于理性的批判性，并将马克思理论阐释为批判理论，而批判理论就是辩证的社会理论。不仅如此，马尔库塞还站在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强调辩证法的否定性，认为辩证法从本质上说只能是否定的，它不过是一种适用于社会历史领域、适用于某个特殊阶段的社会历史方法，而不是一种普遍有效的世界观，更不包括什么“自然辩证法”。
20世纪50—60年代，在《爱欲与文明》（1955）中，马尔库塞既反对新弗洛伊德主义，又不同意赖希（Reich）的性革命理论，而是试图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从而成为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个时期，马尔库塞不同于霍克海默、阿多诺，没有走向悲观主义，而是走向激进乐观主义的乌托邦。在《单向度的人》（1964）中，他因为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单向度性的卓越分析，而成为“发达工业社会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过，麦克莱伦指出，在《单向度的人》中，《爱欲与文明》中的乐观主义让位于一种深沉的悲观主义；《单向度的人》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判断与分析，与《启蒙辩证法》中的表述完全一致，它标志着传统马克思主义观念的一个根本性转变。当然，与霍克海默、阿多诺不同，马尔库塞仍然坚持被他们抛弃的激进主义。“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也是其中唯一没有放弃自己早年革命观点的创始成员。”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1958）、《艺术的恒久性：对某种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驳斥》（1977）。《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是根据英文第2版（1961）译出的，收入《马尔库塞哲学著作》第6卷。英文第1版出版于1958年，原书名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分析》。从逻辑结构来看，该书除“导言”外，正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源自1952—1953年马尔库塞在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时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源自1954—1955年马尔库塞在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时的研究成果。
在“导言”中，马尔库塞指出，该书试图“在‘内在批判’的意义上评价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几个主要趋势，即从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提出发，阐发其意识形态的和社会学的结论，并在这些结论中创新性地检验其理论前提。就是说，为了澄清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社会及其历史活动中的现实基础，这个批判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工具”
。这包含着双重假定：（1）苏联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克里姆林宫为使其政策合理化并为之辩护的纯粹意识形态，而且是苏联现实发展之不同形式的表达；（2）历史运动发展之固定的、客观的趋势构成了历史过程的内在合理性，这很容易用黑格尔的历史形而上学来理解，即相信客观的历史规律。然而，马克思保留了黑格尔的这种基本观念，但也做了决定性改造：对于黑格尔来说是历史的东西，对于马克思来说只是史前史。
第一部分“政治学原理”共有8章。其中，第1章“马克思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概念”，不仅描述了马克思的原初构想，而且分析了列宁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即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内首先实现”的学说。第2章“苏联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自我解释”，主要考察了列宁主义遗产、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以及“普遍危机”与西方无产阶级等问题，这里涉及苏联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涉及自由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第3—5章，即“新的合理性”“一国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的辩证法”，揭示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特征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向问题。第6章“基础与上层建筑：现实与意识形态”，从现实与意识形态两个层面分析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第7章“辩证法及其变迁”指出，作为批判思维方式的辩证法，到苏联马克思主义那里，则变成了无所不包的“世界观”与带有严格规则和法则的方法论。第8章“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强调，自斯大林主义后期以来，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阐释像所有意识形态的追求一样，集中体现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总之，第一部分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社会发展的关系，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在与西方世界对抗性竞争中实现的工业化本身之具体条件和目标，规定着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
第二部分“伦理学原理”共有5章。其中，第9章“西方伦理学与苏联伦理学：它们的历史关系”，刻画了西方伦理学的基本特征，分析了西方伦理学与苏联伦理学之间的历史关系。第10章“苏联伦理学：价值的外在化”指出，苏联伦理学的基本特征就是价值的外化，断定“苏联伦理学是政治工具主义”
。第11章“共产主义道德原则”，根据苏联伦理学来阐释在道德哲学两个层面上的期待：一是人类道德基本原则独立于阶级内容；二是只有在“共产主义道德”中，这个原则才能得到贯彻和具体实施。
第12章“伦理学与生产力”，分析了斯大林主义时期，通过苏联伦理学强化了个体道德对生产力发展的屈从。第13章“共产主义道德趋向”指出，苏联伦理学的技术-经济基础使它朝着下述方向发展，即消灭自主的资产阶级个体，使自我瘫痪于大众生产和大众垄断中，走向对其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行政管理控制。
《艺术的恒久性：对某种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驳斥》（1977）被收录在《马尔库塞哲学著作》第9卷。该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反革命与造反”（1972），包括“面对反革命的左派”“自然与革命”“艺术与革命”“结论”；第二部分“时代诊断”（1975），包括“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新左派的失败？”“美国：组织问题与革命主体”；第三部分“艺术的恒久性：对某种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驳斥”（1977）。在这篇近50页的文章（德文版出版于1977年；英文版出版于1978年）中，马尔库塞明确指出，此文试图对占支配地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念提出质疑，以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做出贡献。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念，就是指在现存生产关系的关联中阐释艺术作品的性质与真实性，而且将艺术作品塑造成或多或少是为一定社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马尔库塞宣称，他自己是立足于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对这种正统观念进行批判的，因为马克思也是在社会关系的关联中看待艺术的，并承认艺术的政治地位与政治潜能。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不同，马尔库塞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即作为审美形式的艺术内容；这种审美形式与社会关系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自主的。“艺术通过超越而抗议这些社会关系。”
由此可见，马尔库塞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及其美学进行了激进的批判，并试图阐发一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尽管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但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