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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赫的乌托邦思想是其一生所有思想的核心。自《乌托邦精神》1918年出版以来，他就一直致力于对乌托邦哲学的阐发。这一方面表现在他先后两次对《乌托邦精神》进行修改、再版，另一方面表现在该书的思想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布洛赫之所以一生都在探讨乌托邦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人们的根本处境。乌托邦问题同时包含两个重要维度。一是它在追问：伴随着世俗化进程和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人们为什么没有支撑起自己的生活？二是它在探求：人们怎样才能在这个没有上帝的时代真正支撑起自己的生活？前者被具体地落实为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后者被具体地落实为对艺术、爱和革命这三条道路的探讨。其中，艺术（尤其是音乐）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这两个现实领域被他视为对蕴含在宗教内部的乌托邦精神的真正继承。综合考察其思想的这两个方面，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乌托邦与我们的关系问题。布洛赫要在形而上学高度阐明，为什么只有唤醒蕴含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乌托邦精神，我们才能真正地担当起扬弃有神论的宗教的使命，才能支撑起自己的生活，才能使世界成为我们的家园。
正是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布洛赫强调乌托邦道路的独特性：它既是一条内在道路，又是一条超越道路。在这里，布洛赫创造性地对艺术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这两个现实领域进行了具体论述。在艺术领域，他以音乐为核心，通过重新讲述音乐的历史和直接论述音乐哲学，明确指出音乐继承了宗教遗产，能够使我们觉察到关于自己的乌托邦真理；在马克思主义领域，布洛赫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才是一条现实道路，通过这条道路，我们能够和周围的现存世界展开辩证的关系，能够内在于生活中去寻求关于我们的存在的乌托邦真理。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布洛赫乌托邦思想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当自文艺复兴和启蒙以来的这条西方现代文明的道路遭遇根本危机时，他把一个重要的抉择交给了我们。一方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的终结”传统，另一方就是布洛赫从犹太文明那里焕发出来的生命激情。前者在根本上意味着跳出生活中的种种不确定和不如意，用理性来对关于人的存在的真理进行直观，但这种积极行动的道路仍然无法达到对乌托邦与世界之间张力的重现；后者则意味着勇敢地承担起生活的重任，尤其是承担起打破历史僵局的重任，在历史中勇敢地进行创造。两者的对立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生命态度的对立，而不是理论的对立。所以，布洛赫乌托邦思想的意义在根本上是由我们的生活赋予的，在我们为历史的终结而困惑时，在我们遭遇世界末日般的处境时，它为我们指出了另一条道路。
为了对布洛赫的乌托邦思想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将分别沿着其乌托邦思想的两个维度来具体阐述其乌托邦思想。（1）其乌托邦思想的起点是对眼前困境的思考，即为什么在上帝从这个世界引退之后，我们无法真正支撑起自己的生活。在这个层面上，将看到他在犹太教弥赛亚主义和M.韦伯关于宗教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关系的思想的共同影响下，明确地做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本身已经沦为宗教的论断。（2）其乌托邦思想的核心部分是对乌托邦与我们的关系的思考。在这个层面上，他要正面解答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在这个为上帝所遗弃了的世界，我们怎样才能真正支撑起自己的生活？这里将重点考察他如何在形而上学高度上来阐明其乌托邦哲学立场，说明乌托邦道路既是一条内在道路，又是一条超越道路。由于布洛赫在具体地展开乌托邦道路时，最后把它落在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上，所以在本节的最后，我们将专门讨论布洛赫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体的乌托邦的思想。
在《乌托邦精神》的开篇，布洛赫就明确地亮出了自己的立场：“我在。我们在。那就足够了。现在我们不得不开始。生活已经被交到我们手中。因为它本身已在很久以前就变得空洞。它毫无意义地前后颠簸，但我们却稳稳地站立着，因此我们想要成为它的主动因，我们想要成为它的目标。”
从这一主旋律般的段落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三个层面的内容：首先，生活已经被交到我们自己手中，我们的生命意义不再由绝对的他者——上帝——来承担，而是只能由我们自己来承担；其次，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承担起这个重任，我们的生活已经变得空洞、毫无意义；最后，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够挽救我们的生活的还是我们自己。可以说，整本《乌托邦精神》都是在探求我们怎样才能挽救生活，使之重新获得方向、充满动力。
在布洛赫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任何崇高可言，它维护了那些可鄙的牟利者，却屠杀了我们中间那些最有朝气和精神力量的人，它的罪恶不仅仅在于对人的生命和财产的破坏，更在于对人的精神的摧残。布洛赫对俄国革命曾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将其视为人类走向未来的一个新开端，但随后他也冷静地意识到这条道路并没有走通：“战争结束了，革命开始了，与革命一起，门打开了。当然，很快它们又关上了。”
对于布洛赫来说，革命道路的受挫要比一战本身更加令人绝望，因为它似乎把那个通往未来的唯一可能性抹杀了。于是，欧洲又反弹回到了原来的状况，充满了对利益的追逐和对精神的埋葬：“可鄙的市场商人走了又回来了，过去的一切又重新漂回到了原来的位置。牟取暴利的农场主、有权势的大资产阶级扑灭了各个地方的火种，恐慌的小资产阶级……更加衰弱和更受限制。非无产阶级的青年比以往任何时代的青年都更加粗鄙和愚笨；大学实际上成为埋葬精神的坟地，充满着腐败和无法去除的阴郁气息……”
与此同时，反动的浪漫主义在战后迅速兴起。面对在战争中暴露出来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罪恶，反动的浪漫主义巧妙地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前资本主义的过去，它用这种模拟和替代的方式提供了一种对问题的虚假解决，彻底堵住了人们关于真正的未来、关于集体、关于城市意识形成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功能强大的意识形态，维护的是那些牟利者的利益，扼杀掉的是通往未来的可能性。布洛赫明确断定，如果我们不坚决地介入这一状态、扭转这一局势，那么等待整个欧洲的将只有彻底的毁灭：“新近的反动的浪漫主义……只能使西方文明衰退为动物性的麻木不仁和无宗教的销声匿迹……凋落的蓓蕾、凋落的花朵，对于今天来说是文明的衰落，是这样一个巨大的舰队，它只能把对历史的不断流逝的悲观记载作为唯一的目的，但对于欧洲来说，却只有即将来临的永恒的死亡。”
在布洛赫关于末日灾难的洞见中，蕴含着他对现代文明危机的深入思考。从总体上看，他主要沿着两条线索揭示了蕴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深刻危机。一方面，他从宗教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关系角度，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本身已经沦为一种噬人的拜物教；另一方面，他从科学意识与人的存在关系角度，指出科学和技术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对统治地位，意味着对人的存在的乌托邦维度的彻底抹杀。布洛赫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进行思考时，宗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布洛赫的这种观点对卢卡奇、本雅明（Benjamin）等人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布洛赫明确提出，资本主义与宗教的关系体现在新教促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加尔文主义彻底摧毁了基督教，使它为另外一种宗教所代替，即资本主义拜物教。在“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或“玛门的教会”中，布洛赫看到的是对人的吞噬。在M.韦伯那里，这个过程带来的是“祛魅”；在布洛赫这里，这个过程带来的却是一种虚假的宗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布洛赫所自觉采取的犹太教弥赛亚主义立场。
作为欧洲犹太知识分子，布洛赫和卢卡奇等人此时遇到的最直接的难题就是“犹太人问题”。与卢卡奇不同，布洛赫一开始就从宗教角度关注这个问题。他强调，只有犹太教弥赛亚主义才能把我们从现代世界的危机中拯救出来，弥赛亚主义道路具有普遍性质，它带来的不仅仅是对一个犹太民族的拯救，更是对整个人类的拯救。弥赛亚主义传统使布洛赫意识到，一直存在着两个世界的对立：一个是上帝的世界，代表着真理和救赎；另一个是魔鬼的世界，代表着虚假和罪恶。对于布洛赫来说，这一对立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上帝与世俗世界之间的对立，而在于它是蕴含在我们生活中的两个世界之间的永恒张力。正是在这一框架中，布洛赫继承M.韦伯关于新教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思想，并对之进行了转化。他敏锐地看到，资本主义由于取消了蕴含在我们生活中的这一张力，而使资本本身成为唯一的上帝。在加尔文教中，“人是实现上帝意志的工具”的焦虑被升华为人们通过计算而展开的操纵和改变世界的过程。人们用这样的工作来不断地确证自己参与着上帝的事业，已经被上帝救赎。如果说在原始基督教那里，经济活动还要以上帝为目的的话，那么在加尔文教的帮助下，在现存资本主义社会中，仅仅具有抽象的量的意义的财富本身就已上升为唯一的目的。
布洛赫进一步指出，作为一种宗教，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具有抽象性质的拜物教。这一判断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首先，作为一种拜物教，它是一种虚假的宗教；其次，它最主要的形式是人崇拜人造物；最后，它虽然在形式上是对人造物的直接崇拜，但实际上却是对抽象的量的崇拜。在第一个层面上，布洛赫明确地用“魔鬼的教会”（the Church of Satan）来称呼资本主义宗教。他借用“魔鬼”概念主要是强调两点：一是资本主义宗教与具有解放性质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正相对立，它是一种虚假的宗教；二是作为一种虚假的宗教，它的意义是对人的吞噬而不是对人的成就。在第二个层面上，布洛赫又用“玛门的教会”和“金牛崇拜”（Adoration of the Golden Calf）来称呼资本主义宗教。他把“魔鬼的教会”改为了“玛门的教会”，以强调资本主义宗教具有明确的拜物教性质。“玛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它明确地指货币；二是它说明货币又是人造物。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就如同早期异教徒，他们错把有限的人造物认作无限的上帝，并赋予其无穷的魔力。在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层面上，布洛赫借用“金牛崇拜”意象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意义其实是对抽象的量的崇拜。他说，对财富的这种抽象性的崇拜一方面使一部分人（彻底的无产者）只能为维持肉体生存而活着，另一方面又使另一部分人（代表着国家的资产者）陷入了对抽象的国家的崇拜。这样，资本主义宗教就将人彻底地降为动物，欧洲文明因此而走到了尽头。
在对资本主义文明危机进行分析时，布洛赫还强调，在资本主义宗教中，科学技术取得了统治地位，而它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对人的存在的乌托邦维度的抹杀。关于这个问题，M.韦伯以及直接继承了M.韦伯思想的卢卡奇都是从合理化原则角度来分析的，而布洛赫则提出了另外一条思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和埃克哈特（Eckhart）等思想家的影响下，他从理性意识与人的存在的关系来思考科学统治对人的存在带来的否定性意义。
布洛赫在本体论层面反复强调，人的理性意识永远无法达到对人的存在的真理的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科学何以可能？科学的功能又究竟是怎样的？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意识同时指向三个领域：“意识”、“不再意识”和“尚未意识”。在意识领域，我们的意识能够把握到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已经完成的过去。现代科学以回答“是什么”和它曾经“是怎样的”为己任，它面对的是“不再意识”领域，即已经从记忆中隐退的“意识”。既然意识本身都只能达到对过去的把握，那么“不再意识”所涉及的就只是那些已经不再被我们意识到的过去。布洛赫进一步指出，科学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在以过去为对象的同时，还对过去进行了还原和破坏，从而把过去中的精神删去了，使科学仅仅成为对死去的过去的反映。当我们以这种科学理性为根据来直观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上帝（即资本）时，我们在资本中既看不到人的内容，也看不到对象的“物”的内容，而只有抽象的量的规定性。这样，资本主义社会就带来了对人的彻底剥夺：一方面，人在劳动中被降为纯粹的量；另一方面，由于劳动，此时的科学统治只是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人被降为可怜的动物。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的世界成为一个彻底的虚假的世界。这个世界使人变成了无生命的石头，欧洲文明因此面临着彻底的毁灭。
布洛赫乌托邦思想的最大独创性就在于，对走出这场危机的道路的探讨。在布洛赫看来，真正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唤醒沉睡于人的内心深处的乌托邦精神，追求关于人的存在的真理。因而可以说，这是一条内在超越之路。它同时包含两个环节：自我遭遇和“使内在的成为外在的”。前者使我们能够真正站在普遍性和永恒性的高度上面对世界，后者使我们能够真正通过包容和接纳这个世界而赋予我们的生命具体的内容。
在具体展开内在道路之前，布洛赫通过讲述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对内在道路的具体特征进行了说明。布洛赫指出，康德哲学面对的问题是人的本体世界的不可知，康德的追问从什么是普遍有效的问题开始，由此深入到什么是先天的问题并找到了知性；但知性并不能构造对象，尤其不能构造对象的总体，于是他又深入到理性；在实践理性层面上，对“绝对”的希望成为实践性的调节原则，因而康德哲学是一种乌托邦哲学。但布洛赫又指出，内在道路在康德哲学中并没有被贯彻到底，康德最终并没有达到“乌托邦的现实”。在康德的实践理性中，人摆脱了外在束缚，成为自由的，而这也意味着人无所依靠，他所拥有的只是对“绝对”的希望。
布洛赫要想把自康德以来的这条内在道路贯彻到底，就必须克服它的纯形式性和“恶”的无限性。这种克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深入我们的存在的内核中去体认乌托邦的现实；二是要进一步使内在的成为外在的。在前一个方面，布洛赫受到了克尔凯郭尔的很大启发。克尔凯郭尔追问人的存在之溢出理性认识之外的意义，要在人面对死亡时的恐惧和战栗中体会人的存在；同样，布洛赫也要从当前的黑暗出发，即从人无法在意识中达到自身的存在出发，去追问关于人的问题，去体认人的存在的乌托邦的剩余。在后一个方面，布洛赫则自觉地吸收了黑格尔思想。黑格尔哲学用有内容的逻辑扬弃了康德哲学的纯形式性，使内在的成为外在的。可见，黑格尔哲学比康德哲学走得远，因为它不再停留于纯形式性，通过使内在的成为外在的而包容了丰富的内容。布洛赫想要强调的是，只有把自我面对和使内在的成为外在的这两个环节都包容进来，内在道路才能被贯彻到底，沉睡于我们内心深处的乌托邦精神才能真正被激活并焕发出强大的力量。
这样，通过对从康德思想到黑格尔思想发展的解读，布洛赫交代清楚了自己的内在道路，他的内在道路要使康德通过黑格尔而完满起来，要使乌托邦精神真正焕发出变革世界的力量，即它包括自我面对和使内在的成为外在的这两个环节。通过第一个环节，布洛赫不仅要把我们的眼光从外部世界转向我们自身，而且要穿透我们的存在的当下的黑暗，要直接达到对乌托邦现实的体认，这是一个纵向深入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他还要使内在的成为外在的，使我们进入世界，通过批判与破除世界中的虚假和罪恶而使世界成为我们的世界，这是一个向外扩张的过程。
布洛赫的所有思想都是从考察我们的存在的黑暗开始的，这是贯穿了他一生的基本思想。因此，詹姆逊在《恩斯特·布洛赫与未来》（1971）一文中指出，布洛赫哲学不是从抽象理论出发，而是从最基础、最实在的东西开始，因为我们在世的最基本形式就是黑暗和惊奇。
第一，当下的黑暗。布洛赫指出，我们的意识永远无法把握当下的瞬间，只能把刚刚完成的过去作为我们的经验对象。所以，我们自身的存在对于我们来说是黑暗，我们只能像对待别人的存在一样来对待自己的存在。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已经无法过本真的生活。我们已经不知或已经丢掉了道德生活之内在的集体品质，我们心中的精神（圣灵）的萌芽已经枯萎，我们无法达到我们。只有能够创造出有力量的作品的人的内心中还存有真理，只有某些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中还坚守着这份真理，“然而，甚至艺术家也不能到处都有，不能总是很容易地就相信那份光明……他也不是全然真实、本真的”
。
第二，“不再意识”。布洛赫进一步指出，我们也不能在“不再意识”中达到我们自己，不能通过对梦等无意识活动的解析而达到我们的存在本身。因为“不再意识”的内容实际上是我们曾经的意识内容，而我们的意识从来就只能把刚完成的过去作为对象，从来无法达到对当下瞬间的把握。布洛赫之所以要讨论“不再意识”，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其一，每一个过去的内容都将不断地隐去，成为不再为我们所意识到的，但这并不是说它们就不存在了，它们仍然以梦等方式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中；其二，不再被我们意识到的这些内容对于我们也有着一定的意义。在对待“不再意识”这种无意识的态度上，布洛赫与弗洛伊德明显不同，弗洛伊德尤其重视这些不再被意识到的东西，认为它们（性冲动、死亡本能等）是决定人的生命之最根本的东西，而布洛赫则认为它们不是根本性的，它们并不是本真的自我，也不是照亮我们的存在的黑暗的乌托邦之光，最多只是前者的密码；其三，讨论那不再被我们意识到的东西与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密切相关，我们的黑暗不仅表现在我们不能在意识中达到对我们的存在本身的直接体认，而且包括我们不能在“不再意识”这样一种无意识中达到我们内心深处的真理。
布洛赫认为，我们不能在意识和“不再意识”中达到关于我们的存在的真理，并不等于说我们注定永远处于黑暗中，因为希望就存在于“尚未意识”中。“尚未意识”作为一种无意识，是指向黑暗中的光明的，而绝非指向曾经是的某种过去。在此，布洛赫主要想表达两层意思：一是“尚未意识”不同于“不再意识”，它指向将来，指向天国；二是相对于最后的精神充满，它是潜在之根。所以，乌托邦哲学要研究“尚未意识”这样一种更高层面的无意识。希望之所以能够使我们穿透当下的黑暗，就在于它带来的是一个与过去和现在都全然不同的新开端，并且这开端同时就是我们自己。
布洛赫还对当下的黑暗与惊奇之间的相互应用关系做了进一步说明。在他看来，“惊奇”（amazement）是我们在希望中获得的主观感受，而这种感受对于我们来说既是他者性的，又是内在性的。相对于我们所经验到的过去，当下的黑暗与惊奇都代表着“新”，而且两者都与关于“我们”的问题密切相关。在“惊奇”中，黑暗获得了可见性。这样，我们就在希望带来的“惊奇”中获得了穿透存在的黑暗的光亮。布洛赫又通过阐发“惊奇的足够”概念进一步强调了我们的存在的超越性。“惊奇的足够”是指通过把我们的希望落实在某种外在对象上或理性观念上而止住“惊奇”，而消解我们对未来的渴求和希望，最终遮蔽掉我们的存在的“乌托邦的剩余”。正是由于这种“乌托邦的剩余”，我们才能不断地超越外部世界，“但是，人应当拒绝让自己很快地熄灭。渴望不能被欺骗，它只知道这也不能满足它，那也不能满足它，但是关于究竟什么才能满足它，它只能有一个预感，因为它尚未实现”
。在这里，布洛赫想要强调的是，我们绝对不可能在某一次“惊奇”的感受中一劳永逸地达到对存在的秘密的把握，“惊奇”指向最终的完满，指向灾难之后的救赎。我们在希望和“惊奇”中只能不断地获得对它的预感，永远不可能像黑格尔等人以为的那样，达到对它的完全把握，达到对真理的实现，因为真理的实现将意味着对现存一切的破坏，意味着最后的毁灭和在毁灭后的救赎。
在布洛赫那里，内在道路并不是一条虚无缥缈之路，而是一条实实在在之路。它在我们生活中是有据可循的，这就是那些良知式的道德观念或神秘观念。这些观念产生于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和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因而它是超越的，是一种道德的-神秘的剩余，又直接关联着实践。可以说，对未来的希望和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更进一步地说明了我们通过内在道路所达到的关于我们存在的秘密的根本特点，即乌托邦精神的根本特点。它既是超越的，又是内在的。正因为它是超越的，它才能把我们不断地从外在虚假的世界中解救出来，带向最终的赦免，带向另一个世界。
布洛赫指出，我们正是在爱中得以成为我们自己，我们在“惊奇”中所达到的恰恰是能够支撑起我们的普遍生命的爱。布洛赫在探求沉睡于我们内心深处的乌托邦精神时，特别提到了艺术作品对于我们的意义。艺术作品能够引领我们去面对我们内心深处的真，面对我们的存在本身，并使我们在这种面对中进入我们。与此同时，布洛赫还指出，虽然我们曾一次又一次地接近蕴含在我们的存在中的真，那将能够燃烧一切的圣火，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真正地达到它，最内在于我们的依然是没有穿透的黑暗，是incognito，即艺术作品虽然能够使我们不断地接近关于存在的真理，但却永远无法达到对它的最终实现。
关于我们的存在的真理在爱中得到了呈现。布洛赫一再强调，人类之所以会有两性之爱，绝不仅仅是为了种族繁衍，只有在互爱中才能真正地成为我们。男人在对女人的需求和爱中成就自己，走向完满。所以，布洛赫说女人是所有艺术作品之最高的和先验的原则。女人之所以具有这样的意义，她之所以能高于一切男性主义的东西（如国家、友谊、理性建构等），是因为她既是明灯，又是结果。就是说，女人最能深刻地感受到“惊奇”，并在“惊奇”中达到完满。更明白地讲，布洛赫要表达的是，男人在对女人的爱中，不是否定了自己，而是提升了自己，是与他所爱的女人一起进入了我们。布洛赫之所以对爱进行专门阐述，主要意图是告诉我们，我们虽然正在走向毁灭，但我们依然有通往天堂的路，而且这路就在我们脚下——在艺术中，在爱中。布洛赫与康德不同，他没有把天堂放在无限遥远的地方，而是放在最近的领域。通过对爱的论述，布洛赫更进一步地说明了内在道路的特点：它既是实实在在的，是源于我们自己的，又是超越的，将引领我们走向最后的完满。
布洛赫又通过揭示存在于我们身上的基督的意义，明白无误地说出了乌托邦的末世论的含义。首先，基督的意义不是以清白之身替人赎罪的形象，而是追求从这个世界中的救赎。基督的意义在于：在听从爱民良心的呼唤中，走向他人，在对他人的爱中达到普遍的自我面对，达到我们。其次，基督的意义还在于他对魔鬼的最终胜利。在这里，布洛赫借用基督教末世论中关于基督与魔鬼的最后斗争的说法，是为了说明关于我们的存在的真理只有在末世论的意义上才能充分展开。就是说，我们对关于存在的真理的追问最终将使我们超越一切虚假和罪恶，直至最高的完满。最后，基督的意义是末世论的而非神学的。布洛赫认为，对基督的秘密的最后揭示带来的是上帝之名的圣化，而这圣化是在人的手中完成的。在这里，布洛赫所强调的对上帝之名的圣化，就是指人在对上帝之名的呼喊中达到了最后的完满，使蕴含在人身上的基督得以呈现。布洛赫强调基督的意义是末世论的而非神学的，就是说基督不是一个和我们毫无关系的、高高在上的上帝，而是以“尚未”形式蕴含在我们中的。因而，基督的意义只有在我们最终从灾难走向完满时才能在我们身上得以呈现。
到此为止，布洛赫就把纵向历程全部展开了，从最初的黑暗到在“惊奇”中关注自身，再到在爱中进入我们，最后通过末世灾难使我们自身成为上帝。在这个过程中，布洛赫强调的是乌托邦精神的他者性、内在性和终极性的统一。这个过程是我之进入我们（WE）的过程，也是我们冲破重重阻力、努力实现创造的过程。
纵向历程之后是向外扩张的过程，即“使内在的成为外在的”。如果仍然以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为例来说，就是康德必须通过黑格尔才能完满。
1．为什么必须“使内在的成为外在的”？
在《乌托邦精神》的附录中，布洛赫明确指出只有人才能照亮自身的类。“人不像任何其他动物，他们对自身的类是危险的。但是他们同样又能够照亮自身的类，照亮自身所处的地方，这是任何外在的火都无法做到的。”
只有人才能达到对内心深处的那份生命脉搏的自觉，即达到对乌托邦精神的自觉追问，并通过这样的自觉而使人过上总体的生活，使世界成为人的世界。但要使人真正地处于这样的状态，除了要通过纵向的内在道路而达到自我面对之外，还必须“使内在的成为外在的”，否则，我们的内在世界也将枯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既被外在世界的虚假包围着，又被个体的死亡逼迫着。
布洛赫首先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着种种虚假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把我们变为追求利益与权力的动物，这样的现实使内在的自我不能居留于自我之内，而被唤醒的乌托邦精神对于我们来说，近乎革命的良知，它保持着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张力，不仅它的外化带来对现实世界的改变，而且所有这些变化都是指向最终的灵魂世界的。接着他又说，比这更为根本的是死亡的威胁，即人必须面对人的有限性问题。如果我们不面对和超越死亡，我们就无法过真正的人的生活。超越死亡、走向永恒就意味着要“使内在的成为外在的”。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去承担那内含在乌托邦中的革命的使命时，只有当我们在与虚假和罪恶斗争的过程中主动地迎接死亡的挑战时，我们才能超越人的有限性而达到永恒。在这个过程中，死亡对于我们来说，不再意味着对一切的终结，反而能够使我们（灵魂）的力量得以发挥，使我们能够真正地成为自己。
布洛赫并不像克尔凯郭尔那样，把所有注意力都投向我们面对死亡时的恐惧和战栗，他强调的是人无法直接地体验自身的死亡，人关于死亡的所有体验都是间接性的。也正因如此，布洛赫说灵魂不朽是敞开的，并不是说有关人的有限性的真理已经彻底驳倒了灵魂不朽的思想。他在乌托邦思想中所要展开的就是对灵魂不朽的一种独特理解，即灵魂在转世中达到永恒。灵魂转世不能简单地等于灵魂不朽，超越的灵魂必须同时是内在于我们和世界中的；灵魂转世不仅使我们成为本真的我们，同时也使世界成为我们的世界。通过强调灵魂转世，布洛赫把灵魂的超越性与内在性结合了起来，灵魂不是游离于我们身体之外的，它是内在于我们生命之中的，它本身也要接受死亡的逼迫和挑战。
布洛赫明确指出，灵魂转世是指在死亡逼迫下的灵魂呈现，灵魂在这里不仅作为回忆，而且作为对目标的希望。只有在最后的时刻，在死亡的逼迫下，在对超越死亡的永恒的希望中，我们才能认出自己、把握自己，是我们自己“利用”死亡的逼迫，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使外在的世界成为我们的世界。“因此，通过灵魂转世，历史被适当地分为两个空间：一个是低级的和世俗的，另一个是高级的和不可见的。正是在两者之间发生了群体间和代际间的轮回，这是就历史或关于下一个时间-空间的类型论在那个高级空间中获得本质的起决定作用的类型而言的，此高级空间即逝去者的空间，是处于这里和那里之间的中间领域。”
就是说，在灵魂转世中，在生命轮回中，历史成为可能，它是两个空间的轮回，其中高级空间，即对同一的灵魂的体认是决定性的。在这样的历史中，我们才有了真正属于人类的生活。
要“使内在的成为外在的”，我们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难题就是乌托邦精神最终指向的终结处究竟是怎样的。布洛赫在末世论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正面回答。他首先指出，我们的现实世界有着两个层面：一是我们虽然活动着，但不知道自己的路；二是我们实际上又在通往最后的终点，我们虽然在现实世界中迷失了自己，但我们心中的乌托邦理想并没有泯灭。接下来，布洛赫又通过对人的原罪的解释，对这一思想做了进一步展开。他认为，人的原罪不在于骄傲，而在于精神上的懒惰和懈怠，不能坚持对关于存在的真理的追问，不能让上帝通过我们而得以呈现。我们满足于当前的世界，同当前的世界和解，容忍当前世界的虚假和罪恶，容忍与上帝的分离。在指出人的原罪的同时，布洛赫仍然强调乌托邦精神与这个虚假的世界是共存的。我们不仅要看到这种精神在闪光，而且要唤醒它，让它与这虚假的世界做斗争。如果我们仍然停留于原罪，停留于精神上的懈怠的话，那么世界就只会变得越来越虚假，我们也将越来越丧失自己。布洛赫一再强调的就是，世界需要我们，只有通过我们与世界的对立，世界才有可能从虚假中摆脱出来，才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家园。
但问题是，我们与世界的斗争将不能直线式地带来世界的完善，我们的世界也并不能避免毁灭性的末日灾难。在这里，布洛赫再一次利用基督教神学的语言，反复强调敌基督会做最后的挣扎，会尽力吞没一切，因此，我们与世界的对立最终带来的是一场毁灭一切的圣火。通过毁灭性的灾难，我们最终达到的不是虚无，而是精神的完满。末日灾难可以使历史终结，但却不能把我们一起毁灭掉。实际上，正是由于我们的精神力量，世界才会以这种末日灾难的形式终结。离开了我们的努力，世界同样是要毁灭的，但那会是一种萎缩，在其中，不会有精神与世界的对立和冲撞。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末日灾难也是由我们导致的，我们带来的末日灾难犹如一场圣火，它毁灭了虚假的世界，却带来了对上帝之名的圣化。
到这里，布洛赫的乌托邦哲学就完成了内在道路的全过程，达到了对乌托邦精神的唤醒。但同时布洛赫也提醒人们，对乌托邦精神的唤醒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灵魂（本真的自我）的欲求就是那被欲求的对象本身，或者说，意志就是意志的内容本身。我们在欲求灵魂，我们的灵魂又在这一意志中得到启示，所以我们既是旅者，又是指南针。说得更明白些，就是我们只有在对关于我们的问题的追问中才能成为我们自己；而这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需要我们“意志的坚韧”，直至最后的完满。
论述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乌托邦精神的唤醒就意味着我们要在艺术的引领下，踏上爱与革命道路。爱与革命相互交融，它们是同一条道路的两个不同维度，前者强调它的出发点是关于人的存在的真理，后者表明这条道路的真实意义是使世界最终成为人的家园。正是由于两者互为表里，布洛赫才从乌托邦哲学自然地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对于布洛赫来说，马克思主义代表着乌托邦道路的实现。一方面，对于欧洲文明危机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代表着克服危机的一种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能够切中生活中的真实问题，而不是只有一种抽象的革命热情。在论述乌托邦与我们的关系时，布洛赫就明确说过，马克思主义是对“使内在的成为外在的”那个环节的具体实现。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在根本上是从乌托邦精神高度出发的，只有在这个高度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的普遍性质，才能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等非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为何要选择革命道路。
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在《乌托邦精神》的最后，布洛赫明确地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的联盟思想。布洛赫所要表达的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宗教机械地结合在一起（前者关注外部世界，后者则关注人的内心世界），而是强调两者其实是同一条乌托邦道路的两个方面，正如“自我遭遇”和“使内在的成为外在的”是乌托邦道路之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一样。不仅如此，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盟还意味着对有神论宗教的扬弃，意味着我们在人本主义立场上对蕴含在宗教中的乌托邦维度的继承。在这里，宗教是指我们沿着内在道路达到“自我遭遇”，即达到关于我们的存在的超越的真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的联盟最终成就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事业，它要使我们在这个没有上帝的时代支撑起自己的生活，赋予生活意义。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所具有的乌托邦的高度，布洛赫强调，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对现实的冷峻的认识，而且是“冷流”（cold currents）和“暖流”（warm currents）交汇的产物——前者是对现实世界中的虚假和丑陋的洞察；后者是对乌托邦未来的希望，是在这希望中对人的存在的体认。
如果说在《乌托邦精神》中，布洛赫还只是刚刚开始涉及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在《希望的原理》（1959）中，他则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在《论卡尔·马克思》（1968）中，他通过论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观念论辩证法的超越和对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扬弃，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体的辩证法。作为介入历史的具体的辩证法，它使历史的内容在我们的创造中不断展开。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体的乌托邦。
布洛赫指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扬弃集中体现为在辩证法领域中实现了对黑格尔的颠倒。具体说来，就是我们真正地占有了历史领域：我们通过在活动中自觉地将自身与历史总体相关联而自觉地进行历史创造。当然，历史总体是尚未完全实现的总体。落实到历史主体方面，历史主体是在历史中意识着并在以意识为内在环节的实践中改变着世界的人们。如此一来，辩证法与历史就达到了统一。在马克思这里，辩证法已经不再是人们站在历史之外对世界的直观，而是人们在历史中的创造。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以人为其中一部分的历史是一个物质过程，这个物质过程是敞开的；历史中的人们在意识着，他们在意识中把握着生活中的矛盾，并通过对矛盾的把握而将眼前的现实与尚未充分实现的历史总体联系起来；如此的意识生发于实践，同时作为内在于意识中的一个环节，它又是生活中的一种现实的力量，在实际地改变着这个世界；这个过程是人的真理得以呈现的过程，也是人逐渐地接纳这个世界，使之成为人的家园的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历史与起源”的一致，而这种一致恰恰是辩证法的唯一内涵。辩证法使我们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在历史中的处境，正是由于这种自觉我们才会更加主动地投入到创造性的实践中。
首先，在认识论上，费尔巴哈无力回答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物质”，即那个所谓的世界的“最初”。布洛赫认为，马克思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不仅把这个物质世界理解为将人作为一个部分包含于其中的世界，而且把它理解为以人的劳动为中介的世界。因此，这个世界就已经蕴含人的劳动以及人的意识。其次，在对“人性”的理解上，费尔巴哈陷入了一种抽象的乌托邦立场。在这里，布洛赫明确地区分了三种不同立场：宗教立场、费尔巴哈的有宗教残余的立场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通过分析这三种立场的不同，布洛赫要强调的是，前两种立场在根本上都意味着一种无力的或抽象的乌托邦立场。它们一方面无力对现实世界进行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批判，另一方面又在一个超越的世界（或抽象的世界）中寄托了对未来的希望。尽管马克思没有丢掉在这种立场中所保持着的对未来的希望，但这种人道主义立场在马克思那里逐渐失去了抽象性，成为具体的共产主义立场。共产主义立场的具体性就体现在它是对现实社会内部矛盾的具体的批判，而这种批判本身又是在现实社会中已经形成的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活动的内在组成部分。再次，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布洛赫一方面强调理论是实践的一个环节，它的真理要在实践中才能达到；另一方面又指出革命实践的伦理必须有理论环节。在布洛赫看来，费尔巴哈之抽象的爱的立场是一种神秘主义，因为这个模糊的“爱”概念表明他无力对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进行辨析；“社会主义者”高举着“爱”的旗号，也是一种神秘主义立场。要瓦解掉这种神秘主义，就需要在实践中有明确的理论批判环节，只有通过这个理论批判环节，革命的伦理才能被落实为革命实践。最后，布洛赫指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根本超越就体现在，他找到了撬动历史的阿基米德点。布洛赫分别用三种方式来表述这个阿基米德点：不仅指向过去，而且本质上指向尚未来临的将来的知识；劳动着的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他人的关系。通过分析得知，这三种表述指向同一个内容：能够撬动历史的那个阿基米德点是现在的历史中的人；这些人不是抽象的个体，而是他们处于其中的具体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他人的关系。在这样的历史中人之所以能够撬动历史，是因为他们在历史中达到了关于现在的发展趋势的认识，或者说是因为他们能够在未来的视域中把握现在。更进一步地说，这样的历史中的人就是代表着社会新因素的无产阶级，他们所达到的指向着未来的知识就是具体的乌托邦。
综上所述，布洛赫在其乌托邦思想中创造性地实现了对宗教传统（犹太教弥赛亚主义、基督教末世论传统）与辩证法传统（德国观念论辩证法传统）的融合。宗教传统使布洛赫敏锐地觉察到现代社会中人的存在之超越维度的丧失，并通过重走自康德以来的那条内在道路来追问关于人的存在的真理；辩证法传统则使他能够把这条道路具体地放在历史中，让我们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矛盾的批判中追问关于人的存在的真理，在对历史的尚未充分展开的总体性的自觉中进行对历史的创造。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布洛赫的乌托邦思想是在辩证法道路上自觉地扬弃宗教遗产，是对人本主义道路的顽强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