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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以人类过去行为的实物遗存为研究对象，因此透物见人是考古学研究的中心任务，是考古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基本属性。如何实现透物见人，是考古学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实物遗存（除去极少数带有文字信息的遗存）本身并不会说话，并不能告诉我们它们所代表的信息，而必须通过考古推理才可能了解。从这个角度说，透物见人必定是一个论证的过程，即研究者需要证明所提出的认识是可靠的，从而把考古学研究与小说、志异、传说等区别开来。推理论证的过程需要综合运用演绎、归纳与类比三种逻辑
。目前国内考古学研究偏重于采用归纳逻辑，以考古材料分析为中心，强调多学科的信息提取，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由此特别关注新材料的发现与新方法的运用，相对而言，较为忽视其他两种逻辑，而这两种逻辑同样是考古推理与考古学理论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概念是考古学理论的核心，也是考古推理论证的基础，考古推理过程中必定要运用概念。即便是运用归纳逻辑，推理的出发点仍然需要概念来定义考古材料的特征，其终点则需要以提炼出来的概念收尾。但是，概念来自何处？哪些概念更有意义？如何构建概念？目前对这些问题还缺乏必要的探讨，为了避免讨论过于泛泛，这里拟以旧石器时代考古为例展开讨论，以期从一个角度阐明考古学透物见人推理过程中概念构建的必要性及其可能途径。
这里有必要从回顾考古学术史开始，考察概念构建对于考古学研究的意义。现代考古学兴起的基础是科学，其中包括崇尚理性、追求真理、尊重客观、符合实际的科学精神
，还包括注重实地考察、实验验证、逻辑推理的科学方法。正是基于这样的基础，19世纪中后期，现代考古学的框架基本形成，以皮特-里弗斯（Pitt-Rivers）为代表的考古学家逐步发展出较为规范的发掘方法。不过，真正标志现代考古学诞生的还是一系列理论概念的提出，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三代论”：丹麦人汤姆森（Thomsen）首先提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三个时代的分期方案，用这三个时代概念来定义北欧史前史；其后，卢博克又从石器时代概念中分化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两个概念
，至此人类史前史有了基本的概念划分，一直沿用至今。三代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赋予实物遗存材料年代学的意义——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志性实物遗存。通过实物遗存确定古人所生活的时代，反过来了解不同时代所具有的基本物质条件，这应该说是透物见人的第一步。早期考古学家构建出来的时代概念成为随后发展起来的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开展研究的前提。若没有“三代论”这样的理论，研究者就无法定义实物遗存材料，也不知道研究目标何在，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去发展相应的方法。
到了20世纪初，考古学家面临的问题是年代分期日益细致，同时注意到除了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特征的物质遗存之外，即便是同一时期，不同区域也会有不同特征的物质遗存。不过，尽管他们了解物质遗存的特征日益丰富，但是有关古人，他们的了解仍然很少。当时正值欧洲民族国家兴起，人们迫切需要知道这些古代遗存是谁留下来的，“考古学文化”概念由此应运而生。“文化”概念来自人类学，泛指一个人群所具方方面面特色的总和。考古学用物质遗存特征组合来代表文化，并进一步用分布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具有相同或相似特征的遗存组合来指代一个人群。实际运用中，自然而然地与有史记载的族群联系起来，尽管这种对应关系并不一定准确。后来的研究表明，族属的物质遗存表征是高度多样的，并不一定都体现在同样的遗存特征上
。但是，有了“考古学文化”概念，考古学家就可以研究古代人群，把物质遗存与古代人群联系起来，考古学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透物见人的目的。若没有“考古学文化”概念，那么考古学家的工作就仍然只是分期排队，无法更深入地研究古人。
以“考古学文化”概念为中心，以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为支撑，形成了考古学上的文化历史考古范式。这一范式仍然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主导范式，尤其是在新石器时代至夏商考古领域，它在构建中国史前史的时空框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秉琦在此基础上提出区系类型理论
，俞伟超、李伯谦等进一步发展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以之为基础，中国考古学转向研究中华文明起源这一重大课题
。文化历史考古范式在新石器时代至夏商考古领域如此成功，对旧石器时代考古与历史时期考古等分支领域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渗透于其中。在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广泛运用的组合、技术、工业、传统等概念，都与该范式相关，其中石器工业概念类似于考古学文化，不同的石器工业与人群可以建立起对应的关系。但是，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人群高度流动，深受自然资源供给（种类、密度、季节性等）的影响。决定石器工业形态的因素多种多样，并不完全取决于人群的属性，这导致了宾福德与博尔德之间的著名争论
，成为旧石器时代考古难以解决的“莫斯特难题”，即石器组合或工业与人群究竟是什么关系
。从这个争论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概念关联因素的差别，还可以看到概念构建对学科研究的影响。下面就旧石器时代石器技术的研究来讨论概念构建的重要学术意义。
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概念构建始于对打制石器人工属性的识别，从而建立起“石器”（或称石制工具、石制品）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古人行为的推断，即石器是古人行为的结果，或者说，在历史的某个阶段人类使用过石器。旧石器时代考古起源于19世纪中后期，此时三代论已经形成，所谓旧石器时代就是指比三代论所指石器时代更早的时代。这个概念的出现标志着对人类演化的肯定：人类并非神的创造，而是演化的产物。从广阔的时代关联中来看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概念构建，就会发现看似并不起眼的“石器”概念的出现代表着思想的重大变迁，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反过来看，当时之所以能够接受“石器”概念，也是一系列社会变迁与思想运动的结果。考古学与时代发展相互推动，考古学的概念构建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旧石器时代考古起源之后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时代的划分。早期的研究者借助与石器伴生的古生物化石来判断年代，莫尔蒂耶开创了采用特定石器技术类型判断年代的先河
。与石器技术相关的概念，如莫斯特技术、梭鲁特技术等，不仅具有时代意义，而且包含着对古人制作石器方式的推定。相比于更早的制作手斧的阿舍利技术，生产特定形状石片的勒瓦娄哇技术更复杂，而之后的石叶技术能够生产标准化的石刃，其技术控制的准确性更高。石器技术演化路径中暗含着人类文化演化从简单到复杂的进步观念，这与启蒙主义以来的思潮是一致的。从石器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只是关注石器的大小、形制、质地等器物本身所具有的特征，那么就不可能与古人建立联系。在识别石器的人工属性后，首要任务就是确定石器的年代，也就是古人的年代。即便是现在，准确了解石器的年代仍然不是很容易完成的任务。旧石器时代考古以技术类型学为中心，建立起一系列概念，形成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序列，其标志就是一系列技术类型学的概念。
石器工业概念把石器遗存与古代人群联系起来，确定了人群活动的时空边界。但是，石器工业与人群的关系是一个未经证明的假设。反过来，用人群的交流来解释石器工业的变化，则进一步扩大了立足于该假设的推断范围。过程考古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如宾福德赴阿拉斯加考察因纽特人，试图更清楚地把握狩猎采集者的活动与物质遗存之间的联系模式
。实际上，在过程考古兴起之前，考古学研究就已经开始关注如何重建古人的生活方式了，如柴尔德（Childe）的《欧洲文明的曙光》（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就是按照这样的框架组织的
。但是，以考古学文化为中心，以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为支撑的范式，即便辅之以多学科的分析方法，也并不足以重建古人的生活方式。表现在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就是以石器工业为中心，以石器的技术类型学、地层学为支撑的研究范式（即文化历史考古），无法有效地建立石器遗存与古人活动之间的联系，更无法充分理解其深层的历史意义。
这里我们不妨以细石叶技术的研究为例进行说明。如果采用文化历史考古范式，就更可能从人群迁徙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理解细石叶技术，即细石叶技术可能来自阿尔泰-西伯利亚地区，因为该地区具有细石叶技术所需要的一些技术要素，如修理台面的技术。按照传播论的逻辑，阿尔泰地区相应的石器技术可以追溯到非洲，那里是现代人起源的中心，自然也是先进石器技术的发明与扩散中心。这种解释暗含着只有某个特定的人类群体才可能发明技术，其他群体是无能为力的，这与陶器、动植物驯化、金属冶炼、文字等在不同地方多次被发明的历史事实是相背的。按照过程考古范式，从文化适应的角度分析细石叶技术，细石叶是标准化的石刃，轻便易携带，便于维护，具有较为广泛的使用范围，特别适合高度流动的生活方式，以应对不确定的资源分布
。标准化、便携性、可维护性等概念由此产生，并可以与其他石器技术进行比较。立足于这些概念，还可以分析史前狩猎采集者的流动性。流动性是狩猎采集者获取资源的根本保证，他们在流动中确定资源的位置（并不一定马上利用）。旧石器时代人口分布稀疏，狩猎采集者还在流动中建立其社会网络，建立婚姻关系
。流动性作为一个中心概念，把石器研究与古人行为联系起来了。
如果进一步考察细石叶技术的兴衰，就可以把细石叶技术与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包括农业起源在内）这个重大问题联系起来。就中国华北地区而言，细石叶技术的衰落与农业起源直接相关。我们现在知道，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也就是在末次盛冰期来临前夕，狩猎采集者为了应对日益稀疏的资源分布，开始采用细石叶技术。但是，细石叶技术最终盛极而衰，狩猎采集者在提高流动性以应对资源变化的同时，开始强化利用某些资源，如粟、黍之类可以驯化的植物，农业随之起源
。从细石叶技术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发展合适的概念不仅有利于把握该技术与人类行为之间的联系，还可以从更广阔的关联中发现其历史（或演化上的）意义。过程考古强调文化进化论、文化过程（机制）以及文化生态学，流动性这个核心概念把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了。
考虑到狩猎采集者的流动形态，宾福德曾经提出采食者（forager）与集食者（collector）的区分；一般地说，前者是让人去就食物，后者是让食物来就人，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居住组织结构，导致不同的物质遗存分布形态，对石器组合的构成也有明显的影响
。集食者有更多功能单纯的遗址（special-purpose sites），人们在这里会成批处理某种资源，需要集中使用某类工具，工具使用强度也会增大，可能需要反复修理。而在中心营地，由于居留时间较长，资源消费活动多样，所以需要更多样的器物类型。而对于采食者而言，他们的遗址较为简单，居留时间短，不容易被发现。但是，如果人们反复光顾（如有泉水的地方），也可能留下较为丰富的堆积，即便如此，其石器组合类型仍然不会如集食者的中心营地那样丰富。宾福德从这组概念出发，进一步推断石器组合的形态特征，从而实现对物质遗存与人类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解。除了宾福德的分类，类似的区分还有伍德伯恩（Woodburn）提出的“及时回报”与“延迟回报”
，白金格（Bettinger）提出的“旅行者”与“处理者”
，普莱斯（Price）等人提出的“简单狩猎采集者”与“复杂狩猎采集者”
，如此等等。这些区分分别强调狩猎采集者生活的不同方面，从这些概念出发，都可以去推断石器组合的形态特征。
狩猎采集者以流动采食为生，资源的获取具有不确定性，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的风险并不相同。为了预防不确定的风险，狩猎采集者需要提前做好准备，这一点古今没有什么不同。提前准备的策略很多，如储备；表现在石器上，可以包括原料的预备、原料的精选、石器的精致加工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必需的劳动提前。由此形成石器分析常用的一组概念：权宜性技术（expedient technology）与预备性技术（curated technology，或译为精致技术）
。前者是即用即弃，基本不需要考虑提前准备的问题，后者正相反。当然，很少石器设计制作如此极端，它们代表两个极端，研究者通过分析石器技术与组合，就可以推断狩猎采集者的文化适应状况，进而探讨产生变化的原因，如气候变化引发的资源变化，或者技术本身的发展。人类石器技术的演变存在一种趋势，即时间深度的考量不断延长。利用权宜性技术与预备性技术这两个概念，我们在石器分析上就又获得了一个新的维度。换句话说，即便都是从流动性概念出发，也完全可以产生不同的分析维度。
随着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发展，研究者不满足于在一般生活方式上了解古人，而是进一步去探索社会、意识形态等更复杂的领域。按照考古推理的阶梯
，从技术、社会到意识形态，研究难度是不断增大的。研究者开始构建新概念去探索这些领域，如甘博立足于欧洲旧石器时代相对较为丰富的材料去研究当时的社会面貌，他采用了场所（locale）、地方（place）等新概念
。同样是指空间，这些概念更强调人的参与，尤其是文化意义上的渗透，更近似于后过程考古的范畴。在对社会演化的分析中，他采用亲密网络、效用网络、扩展网络等概念
，把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的社会属性区分开来，相比于现代人，尼安德特人还没有摆脱面对面交往的依赖，表现在物质遗存上就是象征物（艺术品）罕见，外来物品少，来源地更近，等等。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存本来就稀少，而且材料精细度有限，是很难去研究社会演化状况的，正是通过概念的构建，铺砌了一条可行的路径，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
类似之，研究者采用诸如操作链概念去研究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心智）认知问题。表现在石器研究上，操作链与打片序列有许多相似性，如肖特从一种学术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应该采用美国学者自己早在19世纪末就提出的“打片序列”概念
。但是，学术界普遍倾向于采用“操作链”概念，不仅因为这个概念有更深厚的哲学底蕴——它立足于结构主义思想，更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探索史前人类的认知水平，甚至有助于识别特定社会群体的边界
。比较两个概念，可以发现，尽管它们所指的具体内涵十分相似，但是概念所依托的关联性会深刻影响概念的生命力。
回顾旧石器时代考古透物见人过程中的概念构建，可以归纳出以下四个特征：
其一，现代考古学诞生以来，考古学研究其实一直是以透物见人为目标的，但是其中存在范围与层次的区分。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是，透物见人的范围越来越广，层次越来越深入，从确定石器的人工属性、判断年代、识别人群的边界，到了解古人的生计活动，再到了解古人当时的社会组织与意识形态。
其二，透物见人需要跨越物质遗存与古人之间的鸿沟，这中间涉及许多环节，它们构成连续的推理链条，其中任何一环都是不可缺少的。每个环节都需要相应的概念构建，因此部分概念（如流动性）更接近动态的人类社会，有的概念（如权宜性技术）更接近物质遗存。更接近动态人类社会的概念是具有普遍性的理论认识，可以从这里出发进行演绎，发展假说，预测实物遗存材料的特征。
其三，概念的创新意味着研究领域的扩大、研究路径的更新。概念运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如“石器工业”概念，在初期构建旧石器时代的时空框架上颇有效率，但用它去重建古人的生活方式则勉为其难，此时就需要构建新概念。
其四，在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概念中，一个概念除了本身包含的意义之外，还会有更深远的关联意义，这种意义通常与人类演化史相关。合适的概念（如“操作链”概念），不仅能够描述现象，还能够有效扩展现象的关联，以实现见微知著、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目的。
从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实践中我们看到了概念构建的重要意义，如何发展概念、实现概念的创新成为随之而来的问题。我们以细石叶技术研究为例进行说明。概念创新的一条基本路径就是民族考古学，以流动性为中心的系列概念都来自狩猎采集者研究。对于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而言，狩猎采集者研究的重要性不弱于历史文献之于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重要性。它们的作用也是类似的，都有助于理解物质遗存。有所不同的是，历史文献之于物质遗存是直接历史，狩猎采集者研究提供的是参考框架，其中可能存在古今不一致的情况。也正因为如此，狩猎采集者研究注重理论的提炼，而不是孤立事实的类比，这也就是所谓“中程理论”建设。理论提炼的好处就是，能够带来一些可以为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所利用的概念工具，如采食者-集食者模型、权宜性技术与预备性技术，等等。
对于旧石器时代考古而言，材料通常十分零碎，研究者距离所研究的时代久远，很难直接体会到当时的生活，具体如何捕猎、屠宰、加工石器、处理采集到的食物，甚至包括人们在微观空间上如何坐、卧，这些活动如何表现在物质遗存上，如此等等的问题都需要借助狩猎采集者研究，它是我们判断考古材料所代表之行为意义的一把钥匙
。当年宾福德与博尔德展开争论后，宾福德选择了去阿拉斯加，他的目的就是观察人类行为是如何转化为物质遗存的。他没有拘泥于对现象的观察，而是从中提炼出具有概念意义的模型，这些研究也成为他的学术遗产中引用频率最高的部分
。20世纪80年代当他到英国讲学的时候，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对此感到十分惊讶，没想到考古学研究还可以这样开展
。当前，狩猎采集者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研究范围非常广阔，从以文化生态为中心转向以行为生态、进化生态为主，并引入更加丰富的研究视角，这些研究给旧石器时代考古带来了众多可用的概念。当然，狩猎采集者研究是更接近人的方面，代表更加理论化的部分，可以从这里出发展开演绎推理，进一步发展中介概念。
中程理论并不限于狩猎采集者研究，在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石器的实验考古也是十分有意义的，这条研究路径更接近物（石器），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石器的制作过程、使用方式。实验考古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确认石器技术概念，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发现石器技术的意义。比如，实验研究显示：锐棱砸击法是一种技术门槛比较低的石片生产技术，即便打制石器经验十分有限的女青年也可以操作，但这种技术十分浪费原料，只能在特定区域使用；锐棱砸击石片在处理鱼获上很有效率，这得到遗址伴随出土的鱼骨化石以及地理位置的支持，它可能代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男女分工的新变化
，有重要的文化适应的意义。中程理论还包括当代与历史时期的物质文化研究，其中直接历史法有较好的古今一致性，是特别有价值的；当代物质文化研究如拉什杰（Rathje）的垃圾考古
，为分析遗存的废弃提供了很好的概念框架。简言之，中程理论的精髓就在于概念构建，为考古材料分析提供必要的概念支持。
除了中程理论带来概念创新之外，前文在回顾旧石器时代考古概念发展史时已经提及另一条有效的途径，那就是从范式变迁的角度来实现概念创新。从文化历史考古到过程考古，核心概念纲领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文化历史考古范式中，如“考古学文化”概念中所说的文化是作为标准或规范而存在的，即同一群体的人自动遵循相同的形式或路径去生产器物
。而在过程考古范式中，文化是功能的，是作为人身体之外应对生活挑战的手段而存在的，主要概念是文化适应。过程考古吸收了文化生态学、功能主义人类学的观点
，实现了核心概念纲领的重大变化，由此带来了相关支撑理论方法、研究目标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学科发生了范式变迁。类似之，后过程考古对过程考古的超越也是如此，它把文化看作人的表达，文化体现了人的能动性。范式变迁会带来一系列概念的变化。比较文化历史考古、过程考古以及后过程考古，我们会发现其主要概念存在非常大的区别。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学科范式的变迁并不是轻易就会发生的，它与学科内外背景关联的变化密切相关，外部关联包括社会背景、时代思潮与相关学科的发展，而内部关联包括学科内部理论、方法与实践之间的张力
。从当代考古学的发展来看，三大主流范式合理并存，同时还存在一些类似范式的探索，如生态、进化论、能动性、马克思主义等。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新的视角，如物质性、性别、心智等
。范式变迁带来的启示是，概念创新既可能来自学科之外，也可能来自学科之内。考古学作为一门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需要充分利用好这种交叉性，在学科范式与视角上不断探索，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不断得到新概念，从而推动学科的发展。
前文没有特别提及的是概念创新的第三条途径，那就是考古材料本身。通过归纳既有的发现，可以提炼出概念，如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中，“莫维斯线”就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概念
，它描述了旧石器时代欧亚大陆东西两侧石器面貌上的差异。尽管不断有一些例外发现，如百色盆地
、洛南盆地
以及最近发现的四川稻城皮洛遗址
，但是这个总体格局似乎仍然没有改变。日益复杂的格局需要更好的解释，文化历史考古中固有的传播论越来越不足以解释既有的发现。相对而言，过程考古从文化适应、文化进化等角度进行的解释更有说服力。文化跟人的生理特征一样处在演化进程中，其发展有一定的随机性
，正是在随机性的基础上进行自然选择，由此在中国出现了间断分布的莫维斯西侧的石器工业。“莫维斯线”概念只是描述了考古材料的特征，而没有进行解释，算不上真正的透物见人。如果认为它也是透物见人过程的一部分的话，可能是因为它暗示了欧亚大陆东西两侧史前人群不同的适应水平，甚至存在不同的人类种群——东部种群在认知能力上较为落后，或是因为缺乏文化交流，文化上更加落后
。而这样的假设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因为西侧采用“先进”技术的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也没有成为现代人的祖先（只有少量的混血）。
类似于“莫维斯线”概念，通过归纳提炼出来的概念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其中暗含一些假设，这些假设是不明确的，甚至研究者本人都可能没有意识到。再者，通过归纳提炼出来的概念，仍然需要运用术语，而术语本身可能是理论的产物，比如“考古学文化”概念，它在文化历史考古中得到普遍的运用，我们把一定时空范围内具有相同或类似特征的物质遗存称为一个考古学文化。其中“文化”概念来自人类学，是“人类学之父”泰勒用以描述人类物质与精神生活面貌的概念
。考古学家采用这个概念的时候，一方面，修改了文化的内涵，文化成为一个可以划分的单位，而不再是整体性的；另一方面，文化成为特定人群的物质标志。这些前提条件都暗含在“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中。从这个角度说，归纳的概念也是理论的产物，正如科学哲学家汉森（Hansen）所言，事实本身也带有理论
。总而言之，尽管考古学家可能是从考古材料出发，通过归纳提炼出概念，但是他们或明或暗，仍然需要依托某些理论基础，并不存在纯粹的概念。
综上所述，考古学透物见人的概念构建至少有三条途径：以中程理论建设为中心的概念构建、从更加普遍的理论出发以演绎为中心的概念构建、从考古材料出发以归纳提炼为中心的概念构建。需要指出的是，三条途径又是从物到人推理的不同环节，演绎更接近人这一极，归纳则指向物这一极，中程理论以跨越人与物之间的鸿沟为目的。三条途径都需要运用，这样才有可能获得透物见人推理不同环节所需要的概念。
概念构建是透物见人的中心环节，成功的研究往往以标志性的概念为代表。创新概念能够引领研究，回顾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概念发展史，可以看到这样的效果。再者，还可以看到概念所涉及的关联性，概念的意义并不局限于自身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透射出历史意义。从考古学研究的实践中，我们可以得到三条构建概念的途径，三条途径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当然，概念构建不等于透物见人，还需要建立概念与材料之间的有效联系。概念构建只是透物见人推理的一个环节，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一个需要特别关注与研究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