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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是已知人类最古老的工具，石器考古通常也意味着在探索人类早期历史，以石器材料为中心的研究也就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石器并非只是旧石器时代才有，新石器时代也用到不少石器工具，但是这个时段的主要对象是陶器、聚落、墓葬等，石器的重要性远不如在旧石器时代考古中那么重要。因此，典型意义上的石器考古就是指旧石器时代考古。从考古学发展史来看，旧石器时代考古与古人类研究密切相关，它代表考古学发展的一条独立的路线，有自己的理论与方法，以及自己的研究任务，即研究人类体质与文化的起源和演化。石器考古的基本方法形成于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研究是石器考古方法的延伸。因此，这里所要讨论的研究简史主要是与旧石器时代考古相关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形成于19世纪中期，渊源则要早得多，其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从其形成至今，经过了100多年的发展，在世界不同地区形成了若干流派。其发展形态与线索、现状与存在的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主题。
为了便于从总体上把握石器考古的研究历史，这里将其简要划分为八个阶段，每个阶段代表石器考古的一次飞跃，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去探讨若干重点问题。
第一，奇石与神石阶段。世界各地不同文明都曾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人们认识到石器与一般的石头有所不同，开始收藏与展示这些石头，并赋予它们某些象征意义，或是辟邪，或是纪念。人们意识到石器特殊的物质属性，并且将其塑造成特殊的文化属性，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玉石，中国古人早在上万年前就开始制作玉器，经过雕琢的玉石晶莹剔透、温润含蓄，这反过来影响人们。在这个阶段，人们没有区分人工石器与自然石器，而是将石器神化。
第二，人工属性的识别。认识到石器的人工属性是石器考古的第一步。这是近代化的产物，其中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一个因素是西方近代化进程中的思想革命，把主体与客体区分开来，剥离客体上的神话与文化意义，为石器研究奠定了科学基础；另一个因素是西方的殖民探险，在此过程中殖民者接触到美洲还在使用石器的土著，认识到石器是他们的工具，与欧洲发现的类似，由此帮助当时的人们确认石器是人为的。
第三，确认石器的古老性。承认石器是远古人类的工具，这一步非常艰难。一方面，因为西方有宗教思想的约束，所以承认石器的古老性需要打破神创论，这是重大的思想革命；另一方面，承认石器的古老性需要天文学、地质学的发展，尤其需要均变论还有生物进化论的帮助，认识到地球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并且在地层上肯定石器与动物化石的共存关系。此外，还需要文化进步论的推动，承认文化是在不断进步的，而不是如宗教思想所言，人类在不断堕落。在更深的层次上，这要归功于启蒙主义，归功于其中的科学与理性思想。基于这些思想上的突破以及考古材料的发现，从19世纪中期开始，石器的古老性逐渐得到承认。
第四，石器分类学初步形成，并成为人类早期历史的标志。旧石器时代考古形成之初，研究者主要根据民族志来重建史前史，他们依据的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进化论，把世界不同族群与文化按照某个标准进行划分，然后安置在单线条的演化路线上。法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莫尔蒂耶首先建立其以石器形态为中心的年代序列，取代了此前以古生物为标志的年代序列。在他的方案中，石器就像古生物学的标准化石，具有时代标志意义。这同时带动了对石器本身的研究，即哪些石器特征具有时代标志性。研究者开始关注石器的生产技术与相应的形态特征，这也就是石器技术类型学的前身。
第五，旧石器时代考古作为一个学科分支逐渐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增加，石器材料、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也随之增加，人们开始承认旧石器时代艺术的发现，旧石器时代考古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石器的实验考古工作也得以展开，并得到如澳洲、美洲等地民族志材料的帮助，研究者认识到不同石器技术的特征差异。旧石器时代考古是考古学的三个分支之一，最晚形成；相比而言，古典-历史考古于18世纪末已经成熟，新石器-原史考古于19世纪初形成。三个分支各有理论方法，构成考古学研究内部丰富的多样性。旧石器时代考古以进化论为基础理论，同时参考其他学科如地质学的理论，有较强的自然科学色彩。
第六，石器技术类型学的成熟。20世纪上半叶，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产生了数位石器技术方面的大师，其中以法国的博尔德与美国的克拉布特里为代表，他们在石器实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石器技术类型学的体系。博尔德把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分为近60种，他的法国同行蒂克西埃（Tixier）则就北非的石制品提出了一个分类方案。这两个分类体系是欧亚大陆西侧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最流行的石器划分方法，许多国家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都受到法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技术类型学的影响，包括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第七，石器研究的功能化。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考古学研究日趋功能化（如果追根溯源，30年代已有苗头），这个趋势也影响到了石器研究，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微痕分析方法的流行。30年代谢苗诺夫（Semenov）就提出了微痕分析，但直到60年代才在西方考古学中流行。这个时期，过程考古范式逐渐形成，它采用文化生态、文化适应、文化系统、文化进化等来自人类学的理论，特别强调科学分析与考古推理。受到过程考古范式的影响，石器研究的目标也随之改变，所采用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也是如此。
第八，石器研究的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研究的范式又发生了新的拓展，后过程考古学崛起。后过程考古学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社会关系，认为人会赋予物文化意义，会运用物去塑造社会关系，后来更进一步认为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物的能动性，这反过来会影响到人。受到后过程考古学的影响，石器研究开始关注象征意义与社会关系，比如威望技术。侧重的主题还包括性别、地方性、身份认同等，石器研究领域的内容更加丰富了。
广而言之，石器研究深受学科内外关联背景的影响：从外部来看，包括时代背景、社会思潮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从内部来看，包括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这三者在一定的时期有可能形成范式。所谓范式，就是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学科发展形态，这种统一性贯穿于理论、方法与实践之间。从内外关联背景来看石器研究的历史，就更容易理解它为什么会出现，以及它为什么会发生改变。
1. 石器人工属性的认识与古老性的确认
第一，最早的认识。古人很早就意识到磨制石器与天然砾石有区别，但将其归为神鬼之物。中国古人称之为雷石、雷斧；西方也有同样的称呼，thunder stone/axe，翻译过来也是雷石、雷斧；日本人则称之为“粪石”，比较有趣，认为石器乃是神的排泄物。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他曾在随州亲眼见到雷电击倒大树，然后在树坑翻起的泥土中发现了石斧。正是基于雷电与石斧的这种肉眼所见的“关联性”，所以称之为雷斧。而没有注意到另一种可能性，石斧本来就已被埋在土壤中。按照《易经》以及东汉《越绝书》中的记载，中国古人是知道有个“削木为兵”的石器时代的，至少知道以磨制石器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但是文献记载与现象观察之间没有建立联系。为什么中国古人没有认识石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古人有很强的自然转化观，如腐草可以化萤（萤火虫），把自然的一切都视为当然。这种自然观影响到中国古人对上古历史的认识，认为那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不值得细究，而应该着力于解决现实的问题。
第二，确认石器的人工属性。相比中国文化顺其自然与实用主义的理念，西方文化在穷根问理上走得更远一点，代表性成就是古希腊的哲学与数学。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发展出近代科学的一个基本方法，培根称之为“新工具”，那就是实验，即观察、分类、测量具体的事物。这是石器识别的思想观念基础。石器材料自古以来一直存在，有的就散布在地表，有的被埋藏在地下，因为自然侵蚀或人工动土而暴露出来。人类要认识其性质，需要观念的发展、知识基础以及有研究兴趣与能力的人员。
从地理大发现开始，欧洲殖民者在全球探险，当时美洲、大洋洲的土著还在制作与使用石器。探险者曾经把印第安人的石器当作礼物送给罗马教廷。他们发现土著使用的石器的形制与在欧洲发现的一致，由此类推，开始认识到欧洲所发现的石器可能是古人制作与使用的。最早识别石器的先驱有意大利地质学家阿格里克拉（Agricola）、梵蒂冈植物园的主管与教皇的医生麦卡提（Mercati）。他们认为在用金属制作武器之前，武器是由燧石制作的。英法的情况类似，有关新大陆土著的知识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石器是人工所为。1719年，有人发掘巨石墓，发现了石斧等石器，将之归为还不会使用金属工具的国家；数年后，法国学者德·约瑟（de Jussieu）把在欧洲发现的石器与在加勒比收集到的石器进行细致的比较，意识到两者的相似性。从16世纪至18世纪，随着欧洲的全球探险与殖民，民族志材料不断丰富，人们已经能够认识石器，但主要是形制规整的磨制石器。不过，按特里格（Trigger）的说法，一直到17世纪晚期，许多人还把水晶、动物化石、石器与其他形状独特的东西都称为化石，把石器看作人工制品还不是一种普遍现象
。
第三，旧石器的发现。石器识别的关键是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的发现，这个方面的突破来自英国。1797年的一天，乡绅、剑桥大学毕业生约翰·弗里尔路过霍克森郡的萨福克村，看到当地农民在村南的土坑中挖土制砖。他注意到当地人用燧石填坑，部分石头形制规整，似乎是人工制作的。他问工人这些来自何处，工人引他到出土石器的地方，在一个3米多深地层中的砂层之下发现了这些石器。他十分惊奇，于是把这个发现记录下来。6月22日，他给伦敦古物协会写了封信，把跟不知名动物一起出土的阿舍利手斧，看作还没有使用金属工具的人们使用过的。他描述了发现及其地层，还提及同一地层出土了木头，不过出土后迅速分解了，同时出土的还有不知名的大动物颌骨、肢骨。他当时想观察这些动物骨骼，但已经被另一位绅士收藏，并转赠给博物馆了（当时已经是一种风尚）。他分析地层后认为当时是海滨环境，并认为这里是石器制作之地（数量很大），不存在地层颠倒的情况。他认为石器年代可能非常古老，甚至是当代世界形成之前（even beyond that of the present world），也就是至少在距今6 000年前——上帝造人之前。但是他的观点没有引起重视，除了当时的知识氛围与基础古生物学知识之外，弗里尔不认识其中的动物与贝壳也是重要原因，无法确定年代，使得他的观点没有扎实的证明。200年后，萨福克竖起一块纪念碑，以纪念他首先认识到石器的古老性以及人类历史的古老性
。
弗里尔是幸运的，他遇到的石器是阿舍利手斧，加工精细的燧石手斧器型规整、对称，通体两面加工，片疤均匀浅平，没有或很少有天然石皮，跟天然砾石有较大的区别，人工属性较为鲜明。有意思的是，认识到石器早于金属工具并没有导致人类进步的观点。当时人们还是遵循宗教的训导，采纳文化在不断退化的观点，认为迁徙到没有铁矿石区域的人们可能忘记了冶炼金属的知识；直到1857年，还有人反对石器先于金属工具，认为石器是模仿金属工具的形状而生产的。由此可见宗教对人们认识的约束！面对宗教社会的压力，当时古物学家不大敢挑战宗教的退化论观点，即便他们看到了事实材料。所以，从这个角度说，认识石器不仅是科学上的革命，更是思想上的革命。或者说，认识石器是一个知识不断进步的过程，其中的发展同时也在推动思想观念的改变。
第四，石器古老性的确认。一直等到半个多世纪之后，1859年数名地质学家与考古学家访问了法国阿布维利遗址，肯定了石器与灭绝动物的共存关系，确认了人的古老性以及石器的归属。由此，我们可以把1859年视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元年”，次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相比于古典-历史考古、新石器-原史考古，旧石器时代考古形成的年代更晚，不能确认石器的古老性是主要原因。
从1797年到1859年的60余年间，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包括人类骨骼化石、石器以及灭绝动物化石，频频出现的共存关系让人很难都以扰动为由加以拒绝。这其中有地质学进步的贡献，按照地质学均变论的原理：发生在古代的营力作用同样也会作用于现在，水流、风力等各种侵蚀作用会削低高山，地壳的抬升又会补偿侵蚀所导致的损失。这也意味着地球的面貌经历了漫长的改造过程，人们对时间深度的认识大大延长，在布封［Buffon，《昆虫记》（Souvenirs entomologiques）的作者］的时代，人们已经不再拘泥于《圣经》所确定的时间不到6 000年的人类历史，而是将人类历史扩展到几十万年，尽管还没有完全否定神创论。在地质学原理的支持下，进化论思想不断推进。进化论思想并非始于达尔文，达尔文的祖父就是进化论者。与此同时，地层学的共存关系原理帮助建立了石器与共存古生物化石的共时性；古生物学则为年代识别提供时间尺度框架。在社会思想领域，受启蒙主义的影响，文化进步论已是社会共识。再加上不断丰富的民族志材料，如印第安人在制作精美石器工具的过程中，还会产生大量石器废片，他们也会利用这些石制品。所有这些都为接受石器与人类的古老性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基础。
19世纪前半叶博物学家与古物学家见证了一系列洞穴发现，人类骨骼遗存与石器以及灭绝动物骨骼共生。虽然他们都相信这些东西可能是同时的，但当时糟糕的发掘技术无法证明这一点。英国人在发掘肯特（Kent）洞时在钙板下面发现了石器与动物化石遗存，但是怀疑者认为这可能是古代不列颠人挖灶坑时遗留下来的。发掘者也认为人类遗存与灭绝动物可能不是同时的，它们可能是不同时期的堆积，后期水流作用把它们冲到了一起。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与英国南部，经常能够发现猛犸象、披毛犀与人类遗存同存于冰碛物中，这似乎印证了《圣经》中有关大洪水的记载，当时的人们相信它们正是诺亚大洪水的遗迹，人们相信早于洪水不会有人类的遗存。这样的认识阻碍了人们接受石器与人类的古老性。
旧石器的确认最终是在法国的阿布维利遗址实现的。考古学史上通常把这一成绩首先归功于德佩斯（de Perthes），他是法国西北部索姆河河谷阿布维利海关的主任。大概在19世纪30年代，一位名叫皮卡德（Pecard）的医生报告当地发现了石器与鹿角工具，德佩斯研究了这些东西。不久后，在开凿运河与修筑铁路的过程中，又发现了石器与灭绝动物化石，德佩斯相信这些东西应该是同一时期的。1847年他发表了这些材料，但是没有人相信。类似的情况还有阿布维利上游大约40千米的圣阿舍利遗址，专家认为石器是侵入地层中的。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共时性难题，即证明石器与灭绝动物化石是同时的。考古学史上经常将之归结为学者的保守以及宗教上的约束。实际上，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考古学上，共存并不等于相关。石器与人类化石共存，不等于这些人就是石器的使用者；石器与动物化石共存，不等于古人运用这些石器捕猎了这些动物。许多动物化石的形成与人类没有关系，远在人类起源之前，就存在许多动物化石堆积。堆积还存在原生与次生之分，河流搬运可能导致次生堆积。所以，当时一些学者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地质过程是复杂的，尤其当时地质学也正在形成过程中，对沉积埋藏过程的认识并不清楚。
德佩斯是一位灾变论者，他相信在《圣经》记载的大洪水之前还有更大的洪水，它灭绝了所有的物种。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上帝重新创造了人类。地质学的基本原理是均变论，按照现象与理论的一致性来看，灾变论比均变论更符合对现象的观察，因为已发现大量灭绝动物的化石，还有洪水堆积；倒是均变论更依赖推论与想象
——古今具有一致性。加拿大地质学家道森（Dawson）也否认阿布维利石器的古老性，他的理由来自民族志，北美的印第安人生产石器时既使用优质的原料，也使用很粗糙的原料，欧洲所谓古老的石器有可能是同时代不同文化的产物。这个说法同样也很有道理，至少逻辑上是成立的。尽管神创论荒诞不经，但是当时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并不能有效应对批评者的质疑。从这个角度说，接受德佩斯的发现并不是因为解决了上述质疑，而是有其他原因。1858年，彭杰利（Pengelly）发掘英国西南部的布里克瑟姆（Brixham）洞遗址，这个项目得到伦敦地质学会的资助，并由包括赖尔（Lyell）在内的一组著名科学家监理，他们一起在连续完整的地层中见证了石器与动物化石的共存关系。1859年，先是地质学家普雷斯特维奇（Prestwich），然后是考古学家约翰·伊文思（John Evans），以及许多英国学者包括赖尔访问索姆河河谷，他们都肯定了德佩斯的工作。从这个确认的过程来看，前提是布里克瑟姆遗址更精细的工作与更完善的地层，暗含着的是英国科学圈的话语权。
2. 创建者效应：旧石器时代考古早期发展的特点
旧石器时代这个名称最早由英国银行家与博物学家约翰·卢博克（John Lubbock）在他的著作《史前时代》（Pre-historic Times）一书中提出，他把石器时代（Stone Age）分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考古创建时期的首要任务就是搞清楚遗址的早晚关系，也就是相对年代。当时主要运用的是古生物断代法，把古生物化石当成时代的标志。法国人拉尔泰（Lartet）研究多尔多涅地区洞穴遗址，他按照动物化石将之分成四个时期，即野牛时期、驯鹿时期、猛犸象-披毛犀时期与洞熊时期，后来他意识到分期有问题，又做了增补。
随后莫尔蒂耶提出文化分期法。莫尔蒂耶是一名古生物学家与地质学家，后来成为一名考古学家，他同时是个社会主义者、激进分子。1864年，经过20年在意大利与瑞士的政治流亡后，他开始研究欧洲史前史，同时修铁路。1876年，他在巴黎大学成为史前人类学的教授。受到瑞典采用随葬品类型学确立铁器时代年表的影响，他采用文化分期法。按照莫尔蒂耶的分期方案，他定义的舍利期相当于古生物断代的河马期，莫斯特期（Mousterian epoch）相当于洞熊与猛犸象期。不过，莫尔蒂耶还是深受古生物学影响，他的分期方案是以第四纪哺乳动物年代学为基础的；他如寻找标准化石一样先找出一个时期的典型器物；他参照地质学的做法，以典型遗址来命名一个时期。
莫尔蒂耶与拉尔泰的自然科学背景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方法，英法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不同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史前考古学家，他们对于古人是如何生活的兴趣不大。英法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照搬了自然科学的方法，他们更像是古生物学家，更关注进化的年代序列，常常扔掉没有意义的器物。他们把器物看作断代与技术进步的标志，而不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让文化的内涵损失非常大。以古生物学的方式来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这也是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的“创建者效应”，这个效应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但是，石器是外在于人类身体的文化产品，其形态受制于人所在环境的原料和资源类型、人类认知能力的演化以及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复杂程度远超动物行为。
旧石器时代考古创建时期的主要关注点是人的古老性，即人究竟是什么时候有的，或者说，人是怎么来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立足的理论前提就是进化论，人类是进化的产物，进化不仅指人类体质，而且还包括文化。由此，旧石器时代考古往往与古人类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体质与文化的双重演化成为这个领域的基本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核心问题，至今仍然是非常令人困惑的问题。也就是，体质意义上的人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但是在文化遗存上却看不到同样显著的变化。体质演化与文化演化的两分成为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的另一个“创建者效应”。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者所能研究的主要材料就是石制品，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其晚期可以看到明显的技术进步，器型越来越规整，骨器也是越来越多。早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尤其关注石器的制作技术与形态特征之间的关系，由此形成了技术类型学。石器技术的总体趋势是尽可能利用坚硬、精细的原料，生产出尽可能标准化的产品，以应对难以确定的使用需要。但是具体到不同的地区，则又会存在许多变化，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演化路径。
早期旧石器时代考古采用的就是单线进化的模式。19世纪中后期，正好是西方殖民主义的高潮，西方在全世界建立起全面的优势，到处瓜分殖民地与势力范围。单线进化论成为这个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如莫尔蒂耶受到民族学与启蒙主义文化进步论的影响，认为处在相同发展水平的人们在遇到相似情况时会采取同样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们熟悉的还有泰勒（Tylor）与摩尔根（Morgan）的研究，尤其是摩尔根的分类，摩尔根把人类社会演化分为蒙昧、野蛮与文明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分为若干次级阶段，反映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摩尔根的研究影响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理论。但是当时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材料有限，这些研究都是基于民族志材料而非考古材料展开的。这种理论模式深深影响到了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
1. 旧石器时代考古目标的确立
早在1894年霍尔莫斯就提出了石器考古的三大目标：（1）把石器作为年代标志；（2）理解形制与功能的演化；（3）理解生产与使用的过程。这些至今仍然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目标。可能与霍尔莫斯的理解有所不同的是，石器作为年代标志只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成立，即帮助我们确定石器的年代上限，而很少能够确定年代下限。这符合考古地层学的基本原理：早期的材料可能出现在晚期，而晚期的材料不可能出现在早期。在这个意义上说，石器作为年代上限标志是可以成立的。按照霍尔莫斯时代的理解，是希望实现石器相当于陶器那样的年代精度。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目标至今也没有实现。石器的形制远不如陶器的那样规范，所呈现的特征多是由功能需要与原料属性决定的，这就导致石器并不是理想的年代标志材料，如砍砸器、使用石片这样的打制石器的使用时间可以追溯至石器使用的最早阶段，同时，在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中也还可以见到。当然，石器材料中，少数原料精细、形制规范、材料丰富、研究系统的器物，可以帮助确定年代，如北美的尖状器，从克鲁维斯（Clovis）到福尔索姆（Folsom），年代特征清晰，甚至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特征。
理解形制与功能的演化，则意味着从进化论的角度看石器的变化。的确，石器时代从其开端到终结，石器的形制越来越规整，即可控性越来越高。其中又存在一个明显的时代之分：旧石器时代以不断发展的打制技术来实现可控性，新石器时代以磨制（包括琢制）技术来实现这一目的。这两种技术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前者侧重于技术的提高以及原料的挑选；后者是以时间来替换，也就是即便原料不那么理想，打制技术不那么高超，通过足够长时间的琢制与磨制也可以实现目标。新石器时代人们走向定居，对于定居者而言，时间不再像流动采食时代那样敏感。在以打制技术为主导的旧石器时代，形制的控制必须依赖精细的原料，这样的原料质地均匀，各向同性，而且脆性好，容易剥离石片。为了实现更精准的控制，古人不断发展压制、间接打击技术以及预制技术（预制台面、打击点以及石核的整体形状），这样的话，石器制作者在施加力量的时候，就可以精准地确定打击点的位置以及剥离石片的形状与大小。考虑到精细原料的稀缺性以及精准打击技术力量输入的有限性，所以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其晚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趋势，那就是石器的尺寸在减小。与此同时，石器的标准化程度在提高，这也意味着石器的适应面更广。为了提高使用效率，石器逐渐出现安柄使用，石器工具复合化，甚至出现了专门的投射工具，如弓、投射器等。一般地说，这样的趋势是清晰可辨的，但是，具体到不同的地区，则存在较大的变化，这样的趋势并不是在每个地区都可以看到，形制变化也不尽相同。
解释石器形制与功能的演化，不仅可以从进化论的角度考虑，也可以从生态学的角度考虑，即石器的形制与功能反映的是不同的生态适应。当资源由集中丰富变为稀疏贫乏的时候，人类就必定需要想办法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外乎提高流动性，寻找更多食物；如果不能提高流动性，那就要想办法去广谱与强化利用，获取更多类型的食物资源，以及把不那么容易食用的食物（如橡子）加工成可以食用的食物。对于石器生产来说，这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生产思路。同一个群体可能同时运用两种策略，从而导致同一石器组合中出现形制与功能非常多样的产品。解释石器的形制与功能，还可以从社会关系与能动性的角度考虑，比如威望技术，古人通过石器来强化自身的社会身份或者巩固某些社会关系。进化与生态都属于功能主义的视角，于这两种视角而言，石器形制是为了实现明确的功能；而于能动性与社会关系的视角而言，石器是表达性的，与实际功能关系反而不密切。
理解石器的生产与使用过程一直是石器研究的重点内容，也是取得成绩最大的方面。石器生产是一个物理过程，以一定的方式给石料施加一定的载荷，就可能剥离石片。这个过程具有良好的古今一致性，这就让我们能够采用实验考古的手段再现石器的生产过程。民族志材料也能提供一定的参考，基本不需要考虑跨文化的背景差异。目前石器生产的技术方式与流程是较为清楚的，尽管有一些争议，但通过结合考古材料与实验研究，能够得出较为明确的结论。但在石器使用方面，由于不同的活动可能产生类似的痕迹以及在石器功能判断上存在困难，有关石器功能的判断还有较大的模糊空间。石器功能判断常用微痕分析的方法，学界关于高倍法与低倍法的优劣曾经争论不休，高倍法在判断石器所加工的材料性质上更胜一筹，低倍法则更擅长于判断石器的使用方式。确定石器的生产与使用过程有助于了解遗址的功能，从而能够更进一步地判断当时的文化适应方式以及程度。这里还需要结合民族考古的研究，如宾福德基于因纽特人的研究建立起狩猎采集者的聚落体系，不同功能的活动地点可能留下不同类型的石器组合。通过石器拼合、功能观察以及其他研究手段，可以识别不同遗址的功能。如果能够综合更多的材料，如动物考古的材料，就可能实现更深入地了解古人的文化适应的目的。还需要注意的是，石器的生产存在权宜性与目的性，两者之间还有重叠的空间；使用过程存在更多的变化，在器物的生命史过程中，功能可能不断发生改变。再者，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与发掘通常获取的是活动累积材料的抽样，这些材料还经过了人为与自然的改造过程。因此，石器的生产与使用过程仍然充满了复杂性。
20世纪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向着三大目标前进，这三大目标是密切相关的，它们合在一起就是要探索一定时空范围内石器所反映的人类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在人类演化史上的意义。这个目标至今也没有改变，如果一定要说有所改变的话，那就是20世纪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日益认识到，石器是一个充满丰富变化的研究对象，它还有许多潜力没有被研究者认识到。
2. 20世纪石器考古的三种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方法
20世纪的石器考古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其进步可以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宏观层次的石器考古主要指理论研究，尤其是立足于民族考古（或者更广泛地说是人类学）的理论研究，这个方面宾福德是典范。只是这个方面的研究并不限于指导石器研究，所以在石器考古研究中很少被单独提出来，但实际上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这一点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尤为明显，因为当所有的技术方法与材料都已经具备的时候，我们发现中西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差距就体现在理论层面上。这里侧重于讨论的是微观层面，即以石器本身为中心，包括三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方法。
第一，博尔德与克拉布特里等开创的石器复制实验，训练了一代考古学家，建立了石器考古的一种基本方法。石器复制实验从最初的了解石器生产技术模式发展到打片顺序分析，结合石制品的拼合分析石器生产过程，更进一步建立石器生产的操作链，代表不同群体的认知模式与习惯。如前文所提及的，石器生产具有较好的古今一致性，适合采用复制实验的研究方法。就我个人的研究体验而言，石器实验是研究石器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从考古调查、发掘阶段就应该同步进行，实验室分析阶段更是不能离开（只是这里所谓的“实验室”更可能是野外），在结论的检验上还需要实验。不同地区石料的性质存在差别，由此产生的石制品特征也可能有所不同，率先主动开展石器实验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识别石制品的人工属性，减少模棱两可的判断，尤其有意义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与石器研究相关的问题。石器实验还可以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此时的实验仍然应该到遗址附近做，利用当地的原料，最大程度上保持古今一致性。
第二，石器的微痕分析。微痕分析方法始于20世纪30年代苏联考古学家谢苗诺夫，他的著作在20世纪60年代被译成英文，一时间成为引用率超高的考古文献
。微痕分析在20世纪70年代末成为热点，随后产生了一系列研究
，90年代后进入低潮。微痕分析有高倍（可以达到500倍）法与低倍（100倍以下）法，差别就在于显微镜放大的倍率。高倍法的代表是劳伦斯·H.克利（Lawrence H. Keeley）
，低倍法的代表是乔治·H.奥代尔（George H. Odell）
，当时，还有一位重要的考古学家是约翰·坎明加（Johan Kamminga）
，他观察的对象是澳洲土著的石器，并把微痕观察的结果与民族志材料对比。类似的研究者还有海登（Hayden），他研究美洲土著的石器
。1978年召开了第一次石器使用痕迹分析大会，把微痕分析的方法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同时也把微痕分析方法的内部争议公开化，学界逐渐意识到两种方法各有优劣。高倍法的优势是判断石器所加工材料的性质，低倍法的优势是判断活动类型与所加工材料的软硬程度。从目前的技术方法发展来看，关于高倍法与低倍法的争论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新型的超景深显微系统已经能够把两者的优势整合起来。微痕分析判断使用动作与所加工材料，最终的目的就是判断石器的功能。
早期石器考古研究者假定形态与功能有对应关系，命名了诸如刮削器、尖状器等石器，谢苗诺夫注意到形态与功能不能简单地对应，必须结合使用痕迹观察的结果才能得出更准确的判断；他从对金属工具的使用痕迹的观察中得到启发，了解到不同的使用方式可能产生不同的使用痕迹
。有意思的是，谢苗诺夫的研究比欧美考古学的相关研究早了许多年，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苏联考古学采用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包含功能主义的系统观，特别强调经济基础（生计方式）的研究。这也是考古学理论引领方法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微痕分析研究的对象从使用痕迹容易观察的石器材料扩展到诸如石英岩这种常用但是使用痕迹不容易观察的材料
，研究的问题从以生计方式为主扩展到诸如礼仪的研究，这一点在玛雅的石器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
20世纪80年代微痕分析方法进入中国，断续有一些尝试
，随着2004年奥代尔到中国讲学逐渐发展起来，如高星团队展开了一系列实验研究，试图建立相关的参考标准
，如王小庆
、陈虹
、崔天兴
等研究者开展了一系列与考古材料分析相结合的微痕研究，国内一些研究机构和高校，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大学、郑州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也建立了微痕分析的考古实验室，逐渐形成了专门的研究队伍。需要指出的是，使用痕迹并不只有微痕，不少石器工具上有肉眼可见的使用与修理疤痕，器物形态本身也反映了石器的功能范围。大痕迹观察应该先于微痕分析，而且微痕分析的判断不能超越大痕迹观察明确的范围，微痕分析是进一步的深化而非颠覆基于大痕迹观察的初步判断。随着微痕分析的流行，人们反而遗忘了那些明显可见的痕迹，这是舍本逐末的事情。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石器生命史上，一器多用是常态，倒是一件器物只有单一的功能比较罕见。微痕分析需要结合实验考古与对考古标本的观察才可能得出功能判断，要进一步了解石器的意义，还需要关联更广泛的相关信息网络，否则，仅仅依靠微痕分析是不足以充分了解石器的。
第三，弗里森（Frison）的动态类型学思想
。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的基础理论之一，是考古学研究的出发点，但是有关类型是否真的存在则是一个热议的问题。斯波尔丁认为类型是客观的存在；与之针锋相对的是，福特认为类型是考古学家为了研究而做的主观划分
。弗里森提出石器形制在有限的使用寿命内实际是变化的，打破了类型固定的认识。由此，同一件器物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类型名称，动态类型学更进一步拓展为工具寿命史的研究，把石器类型变化与人类行为背景如流动性、生计形态等结合起来。动态类型学的经典案例是北美尖状器的形态变化，从用于投射的尖状器变为刮削器，再变为石钻。国内学者如盖培较早介绍了动态类型学的思想，并将其应用于虎头梁细石核的分析中
。细石核的原初毛坯是两面器，两面器本身就是多用途的工具，以两面器为毛坯剥离细石叶，它就变身为细石核。随着细石叶的不断剥离，细石核的形态也在不断发生改变，部分细石核变身为端刮器，如下川遗址的部分材料
。类似的例子还有石球（参见第八章），其初始状态是多面石核，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或修理后，变身为球状体，再经过琢制成为形体浑圆的石球（stone ball）。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有固定的形制，但器物在有所损坏的时候也会发生类型上的改变，比如有些遗址中出土的斧形器，原来就是石斧，刃部损坏后变身为琢制石器的工具。内蒙古通辽哈民忙哈遗址出土的磨制石斧、石镐被损坏后，则被截成数段，变身为敲砸器，器物表面仍然保存有磨制抛光的痕迹（参见第十七章）。
3. 当代旧石器时代考古发展的三大流派
旧石器时代考古作为一个独立的考古学分支领域，主要源自19世纪的英国与法国，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当代旧石器时代考古形成了不同的地方流派，各自有其理论、方法与问题研究上的特色。按照布雷德（Bleed）2001年的划分，其中特色较为鲜明且较有影响力的有三个流派，分别是法国、美国与日本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就影响力而言，欧洲大陆偏向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偏向美国。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受到法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影响，但改革开放后，受到美国、日本的影响更大。
法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属于技术类型流派，进一步区分为类型与技术两个分支。类型方面大师级的人物有博尔德、蒂克西埃；技术方面大师级的人物有莫斯（Mauss）、洛内-古朗（Lori-Gourhan）。我们了解的如阿布维利、阿舍利、莫斯特、勒瓦娄哇等来自法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概念，已经成为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界大家耳熟能详的术语，类似的还有康贝瓦技术、魁纳型刮削器等新潮名词。作为旧石器时代考古理论方法的开创之地，法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塑造了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基本方法论框架。随着旧石器时代考古在全球的发展，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流派的崛起，法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似乎显得有些保守。但是法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以石器的技术类型学为基础，融入结构主义的思绪，产生了操作链的方法。其中博尔德与蒂克西埃的石器复制工作、法国人类学家莫斯与勒内-高尔汉（Leroi-Gourhan）的理论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一般意义上说，操作链研究石器的生产、使用、修理、废弃过程。操作链的方法并不限于石器，它超越描述类型学，把认知结构引入其中，深入到精神领域。操作链的方法属于目的论模型，即认为人们的行动存在既定的模型。相比而言，美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属于进化论模型，强调技术行动的多样性（文化生态），行动是情境性的，基于当时的需要。总体而言，法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十分强调对石器的细致观察与实验研究，除了传统的技术类型研究之外，已经深入到人的认知领域。在这个方面，法国有强大的结构、符号、象征的研究传统，为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奠定了哲学基础。
美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属于生态-功能流派。从霍尔莫斯开始，美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确定的目标中就相对侧重于对功能的研究；其后，克拉布特里的动态复制实验着重探索石器的生产过程。不过，美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更多受到了新考古学的影响，文化生态、文化适应、文化过程等理念贯穿于其中。美国考古学本身就有非常强的人类学传统，非常重视狩猎采集者研究，新考古学的主要思想也是来自这里；在石器分析上形成了关注经济生活（生计方式）的传统，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发展了行为与进化生态研究。新考古学的口号是“更科学，更人类学”。其实法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也受到了人类学的强烈影响，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就是从人类学研究中形成了他的思想。不过，同一时期美国人类学形成了新进化论，以朱利安·斯图尔特（Julian Steward）与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为代表，高度强调生态条件的影响，注意到文化是对生态条件的适应，同时文化也是在不断进化的。在生态-功能思想的指引下，美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特别关注石器与生态环境条件之间的联系，比如比较有机工具、石质工具与复合工具在应对任务上的优劣，进而解释工具细小化的起源（参见第十二章）。生态-功能研究的目的是探索文化适应机制以及演化的规律，即在用文化适应来解释多样性的同时寻求统一性理论。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用到新考古学主张的前半句，要更科学地展开研究。美国学术研究中本来就有非常强的科学主义的氛围，所有的问题似乎都是可以通过科学手段加以解决的。由此，美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注重技术，普遍运用计算机模拟、量化研究等方法来处理石器材料，同时，也注意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如发展微痕分析与残留物分析，研究石器的功能。美国考古学在石器研究上同样发展了类似于操作链的方法，甚至时代更早，称为“打片序列”
。谢弗在行为考古的理论框架中提出了“行为链”概念
。不论是打片序列还是行为链，尽管表面上与操作链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在思想根源上实际相差甚远，这种差别都要追溯到不同的人类学思想基础。美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那就是印第安土著保存了许多关于石器使用的民族志材料，为石器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参考资源。部分石器研究可以采用直接历史的方法，把石器遗存与民族志研究联系起来。
比较法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与美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不难发现法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是目的论式的，它认为器物的生产是追随“头脑模板”而产生的，石器生产是认知的、连续的过程，这种认识更像是主位的（emic）；而美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强调石器是对情形的反映，是进化论式的。前者强调结果，是线性的；后者强调情境，石器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工具的制作与使用是一个可以分为不同步骤的过程，其视角是客位的（etic）。两个理论流派各有所长：目的论模型强调行动的系统安排，有助于揭示认知规则、行动习惯及其他行为变量，如社会的能动性；进化论模型强调技术行动的多样性，假定考古材料中记录了古人的行为模式，通过石器研究可以认识到不同的行为模式。
日本旧石器时代考古注重区分技法，建立石器过程模型，尤其是在细石叶技术的区分上，区分出了涌别技法、忍路子技法、间越技法、幌加技法、西海技法、垰下技法等。这些技法纯粹是描述性的，很少注意时间上的变化，通常将其视为平行的。日本旧石器时代考古基本上是没有理论的（theory-free），或者说，日本旧石器时代考古遵循的是文化历史考古范式，以技术类型学为核心，其理论基础是把石器技术特征看作划分不同人群的标准。日本旧石器时代考古之所以能够称为一个独立的流派，主要原因是其基础工作非常细致，这不仅表现在发掘上，还表现在石器材料的描述整理上，如日本石器的绘图自成体系，在学习西方考古学石器考古绘图的基础上进行了取舍，形成了一种以线描为特色的绘图方法。日本列岛有人类居住的历史比较短，大约3万年，其旧石器时代考古资料以细石叶技术为主，日本旧石器时代考古对细石叶技术的细致分析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简言之，与具有理论深度的法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美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相比，日本旧石器时代考古是以技术见长的。
古代中国跟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以神话的方式解释人类的由来。文化繁荣的宋代有沈括这样的有初步科学精神的士大夫，但经过观察，他也把石器与雷电现象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石器还是形制规范的磨制石器，至于打制石器还没有人能够识别。明清两代相关的认识没有什么进展，此时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科学革命等一系列变革，尤其是在工业革命后，兴修铁路、开发矿山，如此等等的大规模建设深入到旧石器时代的地层以及洞穴堆积，由此不断遇到石器、古动物化石以及人类骨骼化石遗存，旧石器时代考古逐步形成。然后，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相关知识扩散到中国。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发展时间不长，存在明显的三个时期：1949年之前的滥觞期、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初步发展期，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继续发展期。由于时代背景、社会思潮等方面的因素差别显著，所以三个时期的面貌各不相同，特色鲜明。
1. 滥觞期（1949年之前）
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建立100周年的纪念年份，设定这个年份的标准就是田野考古工作，尤其是发掘的开始，因为在1900年前后已有甲骨文、敦煌古卷、汉代简牍的发现。中国自身的金石学传统历史悠久，清朝时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但是所有这些都还算不上考古学。按中国考古学的标准，考古学需要通过科学发掘的手段去获取材料并研究材料，因此，把1921年当作中国考古学开始的年份。这一年瑞典人J. G. 安特生（J. G. Andersson）发掘了河南渑池仰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巧合的是，也是在这一年前后，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开始。
1920年，法国神父桑志华（Emile Licent）到甘肃庆阳刘家岔和辛家沟调查，发现一件石核、两件石片，为中国第一批有记录的旧石器发现。从1921年到1925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亚探险家、古生物学家葛兰阶（Walter Granger）在重庆万县盐井沟收购化石，从中采集到一些所谓的“石器”，不过没有层位记录，不知是否为真石器。1921年，瑞典地质与考古学家J. G.安特生与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Otto Zdansky）到周口店调查，根据当地人提供的线索发现周口店第一地点。1922年，法国国立博物馆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和桑志华到鄂尔多斯一带调查，在宁夏灵武水洞沟发现一处内容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随后发掘了萨拉乌苏遗址，发现大量哺乳动物化石、石器以及一颗人类幼儿左上外侧门齿，后经步达生研究，命名为“河套人”。
1949年之前，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周口店遗址，经过前期的多次调查与化石采集，1926年从采集的化石中识别出人牙化石。1927年，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协和医学院达成协议，发掘周口店遗址。1929年12月2日，发现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1936年11月，又连续发现3个人类头盖骨，同时发现了大量石器与动物化石。早期的发掘工作，可能过度关注寻找人类化石，没有注意到石英石器的存在，这些石器都被当作无用的废弃物倒掉了。1930年前后，学界开始认识到石英可能系人工制品并加以采集。周口店遗址脉石英原料加工后会产生大量碎片，并不都有人工痕迹，而且脉石英质地坚硬，短时间使用不容易留下肉眼可见的使用痕迹，这也是周口店遗址石器发现相对较晚的重要原因。1932年开始分方分层发掘，按照平剖面绘图、照相、记录，这样的发掘方式更接近现代考古学的发掘，而不同于以寻找化石为目的的古生物发掘。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一开始都是由西方学者主导的，其后逐渐转为由留学回国的杨钟健、裴文中负责。发掘经费主要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按照双方的合作协议，研究成果需要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不过是以英语发表的；为了让国内读者了解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后来裴文中撰写了相关中文文章。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停止，留守工人遭到日军的屠杀，寄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人类化石材料遗失，成了世纪之谜，先后有文学作品与电影描述过这段历史。
1949年之前，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由西方学者主导，中方在此过程中训练了第一批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受创建者效应的影响，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基本理论方法主要来自法国；与此同时，旧石器时代考古主要在地质学、医学的范畴内开展，侧重于研究人类进化，尤其是人类的起源地问题，北京猿人的主要研究者步达生就相信人类起源于亚洲，周口店遗址人类化石的发现为他的观点提供了重要证据。
2. 初步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20世纪80年代中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文化与科学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改组，在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负责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工作。各个地方也成立了文物管理与考古机构，有部分人员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工作，山西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代表。与此同时，考古教育与培训开始培养文物考古专业人员，1950年开始的三期培训班，就培养了340余人。北京大学开始有了考古专业教育，后来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吕遵谔先生是第一届毕业生，这个阶段还培养了张森水、李炎贤、卫奇、黄慰文等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者，他们属于第二代研究者。第一代研究者只有裴文中、贾兰坡两位先生，他们建立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基础，确立了基本规范。第二代研究者建立了规范的石器技术类型学，并开始进行量化描述与实验考古工作，围绕台面的划分还曾发生过激烈的学术争论。这个阶段的主要收获还在于研究材料的发现，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从水洞沟、周口店等极为有限的地点扩散开来，在山西、陕西、云南、贵州等地都找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存。
为什么把这个时期的结束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的考虑是成果推出的时间。这个阶段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展经历了一些曲折，成果真正推出的时间延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代表性的成果就是《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与《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两部著作
。除此之外，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加，以及受到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影响，此时开始采用石器技术类型特征来建立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时空框架。1972年，贾兰坡等在《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提出，华北地区石器工业至少存在“两大传统”：一是以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为特征的“匼河-丁村系”或“大石片-三棱大尖状器传统”；另一个是以不规则小石片制造的各种刮削器、雕刻器为特征的“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或“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传统”
。以技术类型分析为基础，进一步提出峙峪石器技术是走向典型细石器技术的重要环节
。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长期以砍砸器传统为代表
，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发生较为显著的变化，出现小型石片石器。有关中国旧石器时代的面貌，张森水的《中国旧石器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概括
。这个时期的研究者看待石器材料类似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家看待陶器，认为石器有确定的类型与形制，并假定它们可以代表稳定的文化传统，就像历史时期的文化一样，所以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细石器文化”等概念，而很少注意到石器是对当地文化生态条件的适应。
3. 继续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发展的黄金时期，得益于学科外部环境的稳定与繁荣，还有对外开放带来的国际学术交流。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国际学术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在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突出的变化首先是发掘技术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通过中美泥河湾合作项目，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小探方、按水平层的发掘方法开始得到应用。当然，这里也有一个有利条件，即泥河湾盆地的地层属于湖相堆积，地层本来就趋于水平分布。1米×1米的小探方配合5～10厘米的水平层能够更好地控制出土器物的空间位置。不过，其中更重要的还是三维记录法，每一件出土物都有准确的三维坐标（通过全站仪或者平板仪测量）。这样的话，即便地层有些倾斜，一旦把器物的三维坐标输入电脑，就很容易发现文化层是如何分布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小探方、按水平层发掘的基础实际是测量与统计设备的现代化。有了新的发掘方法，也就有了更高精度的发掘材料，出土物的收集不再限于石器工具，而是包括各种大小与形状的废片。在此基础上可以展开器物的拼合研究。泥河湾盆地岑家湾遗址发掘中率先采用该方法，获得了令人欣喜的结果，最多时30多件石制品可以拼合起来，清晰地显示了石器的生产过程，较之从前的推测要准确得多。
旧石器时代考古在考古学三大分支中国际化程度最高，这个领域也成为中国考古学率先引入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的领域，这也使得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率先出现功能化，即从文化适应的角度看待器物。在方法层面，一个突出的进展就是微痕分析方法的应用。微痕分析的基本目的就是了解石器的功能，通过了解石器的功能进一步了解遗址的功能，进而把握古人的文化适应方式。旧石器时代考古在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中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这就为它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在这个阶段，多学科合作从20世纪80年代不同学科的简单相加到融合发展，标志就是出现了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地质考古等交叉学科，而不再是古动物、古植物、地质现象的研究。多学科的深度融合让旧石器时代考古可以深入地探讨诸如文化适应变迁这样的问题。伴随着多学科合作的还有量化分析，石器材料，尤其是废片，非常适合采用量化分析方法，计算机软件的发展也使得量化分析简便易行。针对石器工具、石核，则出现了更加精细的分析，通过确定石片剥离的顺序、方向，进而建立石器加工的模式，探讨古人的认知习惯
。
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工作模式，以一个重要遗址为中心，如周口店、水洞沟、金牛山，或者以一个区域为中心，如泥河湾盆地、洛南盆地、百色盆地，持续进行工作，采用多学科合作以及国际合作研究，一方面形成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把遗址保护与开发结合起来，形成从工作站，到博物馆，再到遗址公园或研究中心的发展模式。当然，并不是所有遗址或区域都有这样的条件，其中比较成功的是周口店、水洞沟与泥河湾。这种模式并非只有中国采用，而是国际较为通行的做法，如肯尼亚的奥杜威峡谷（Oldowan Gorge）、西班牙的阿塔普尔卡（Atapuerca）、韩国的垂杨介、俄罗斯的丹尼索瓦洞（Denisova Cave）。通过这种具有吸引力的长期发展项目，旧石器时代考古正在成为考古学研究国际化的典范。
旧石器时代考古要解决什么问题？能够解决什么问题？随着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科体系的变化，这些问题也在不断改变。在旧石器时代考古形成阶段，中心问题是人类的古老性，其中的直接证据是人类化石，而非石器。而要证明人类的古老性，也不可能通过石器，而要通过已经灭绝的动物化石来解决。因此，早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中心问题是通过地质学来解决的，包括鉴定古生物、识别地层成因与序列；推而广之，还包括地球的形成、地形的改造，等等。除此之外，另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来自生物进化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诞生与之同时，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古老性问题就是，是否承认人类由进化而来。石器作为人类的古老性的间接证据，能够识别其人工属性就是重要的进展。也正因为如此，早期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密切关联的学科主要是古人类学、古生物学（尤其是古脊椎动物学）、地质学（尤其是第四纪地质学）。按裴文中的说法，它们与旧石器时代考古构成四条一起走路的腿。这里旧石器时代考古还很难有什么独立性，能够解决的问题也十分有限，尽管后来石器的技术类型学发展起来，取代古生物化石作为年代的标志。
旧石器时代考古作为一个独立分支领域的崛起与其功能-过程化相关，即在进化、生态与认知等新的理论方法框架中来看石器，其中进化论可能早已有之，但是此时所考虑的进化不仅指人类体质的进化，而且指人类文化、行为等方面的进化。与此同时，如民族考古、实验考古等中程理论方法发展起来，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推理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框架。多学科合作晋升为形成若干交叉学科，成为支撑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力量。一个突出的领域就是古DNA研究，这是近30年来给旧石器时代考古带来巨大挑战的研究领域。1987年，基于古DNA研究，“夏娃假说”开始流行，提出现代人类都来自非洲，晚更新世扩散到全世界并取代了各地的土著人群，这个过程中没有混血。这个极端的理论与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所看到的文化连续性完全不相容。2010年，古DNA研究显示尼安德特人（简称尼人）曾经与现代人有混血
，后来更进一步扩充到丹尼索瓦人，但他们对现代人的基因贡献十分有限。古DNA研究的证据与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存在显著的矛盾，如中国南方的石器工业面貌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其晚期乃至到新石器时代早期，都是一脉相承的，砍砸器始终是石器组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器与人群之间明显不能对应，这也反过来正好说明技术类型学的方法（把石器的技术类型与特定人群对应起来）是有问题的，石器的面貌更多与当地的文化生态条件相关，从这里似乎可以看出，功能-过程考古的研究思路更符合石器演化的实际状况。
虽然古DNA研究揭示出人群与石器的技术类型之间可能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石器的技术类型学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基本立足点。如果石器的技术类型与人群毫无关系，那么旧石器时代考古的许多结论都需要改写，通过石器来了解人群之间的文化交流就不能成立。目前旧石器时代考古遇到的困难与100多年前有几分相似，古DNA研究不断提出人类演化的新方案，深刻改变了我们对人类演化史的认识。相对而言，旧石器时代考古鲜有新的贡献，尽管每年都有不少新的材料发现与发表。这让我们不由得提出疑问：花费大量的资金调查与发掘这些材料的意义何在？旧石器时代考古似乎到了范式革命的时候。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类型与人群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如在北美西北部细石叶技术与族群之间有较为清楚的联系
，但是这种联系并不能推广到其他地区。正是这种若有若无的联系使莫斯特难题（石器组合的真正意义）难以找到彻底的解决方案。
莫斯特难题背后还有一些难题。石器类型是动态的，还存在主观的划分，这种划分往往在形制区分的基础上混合着功能的假定，如刮削器；甚至整个石器分类体系都是如此，如尖状器是纯粹的形态划分。假定的功能毕竟不能代表石器真正的功能，所以石器分类的名称与最终的实际功能并不对应。动态类型表明器物在使用过程中形态会不断改变，实际上，石器在其使用过程中，功能也可能不断改变，一器多用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就导致石器的功能也是动态的。动态的类型、动态的功能，最终意味着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也是动态的。当然，动态与静态本身是辩证的关系，动态中也会有稳定的一面。具体到旧石器时代的石器特征，由于古人以狩猎采集为生，居住方式流动不定，在不同的地方所要处理的资源很可能不一样（自然资源本来就很少是均匀分布的），需要用到不同的石器或者让石器发挥不同的作用。石器就是这种充满动态的生活的产物，也正因为如此，以石器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也是以动态为特征的。在这样的动态背景下，以静态的方式来研究石器，假定一定形态的石器组合对应一定的人群，或者一定形态的石器组合对应一定的活动，可能都是有问题的。然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面对的就是静态的石器材料，虽然它们是动态生活的遗留，对于我们来说，一大挑战就是要从这些静态的遗留中看到动态的生活。这构成了当代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最大挑战。究其根本，还是如何透物见人的问题，让静态的石器“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