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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石器的前提是认识石器、了解石器的特征，更重要的是了解石器研究的潜力，即通过石器能够研究什么。潜力不等于现实能力，而是带有展望性质的能力，它代表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这一章是后续讨论的先导：首先，认识石器的重要性，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研究那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石制品；其次，了解石器的基本概念，尽管石器是早期人类的工具，简单原始，但是经过100多年的研究，石器考古已经成为一个专门化的领域，有一些行业外难以明晓的概念；最后，讨论石器的十二种属性，也就是石器中可能有的东西，看起来简单之至的石器中是大有乾坤的。
2008年前后我带学生曾经三次赴内蒙古阿里河考察鄂伦春人。鄂伦春人作为“兴安岭上的人们”，数十年前过着不断迁徙流动的生活，不事农耕，以狩猎采集为生。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理解史前狩猎采集生活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我想找到鄂伦春人曾经的营地，看看他们是如何安排营地的，究竟有哪些东西能够留存下来，以及那些东西是如何分布的。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们开始了考察。一位鄂伦春老猎人告诉我们，60多年前他们在温库图河一带生活，他们的营地位于一处靠山河边上。我们到卫星地图上搜索，很快发现了这个地点，温库图附近的靠山河只有一处。所谓“靠山河”，就是河流贴着山根流过的地方。到那里实地考察后，我理解了为什么营地要选择在靠山河的位置，因为这一带的地形多为和缓的漫岗，河谷非常宽阔，河道只有在靠山的地方才比较稳定，所以只有在靠山河的位置才能很方便地取水。后来我们注意到许多旧石器时代遗址都有这样的分布特征。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位置很确定，但我们还是没有找到鄂伦春人的居址。鄂伦春人不用石器，他们的工具是金属的，而金属都是他们通过交换得来的，比较珍贵，基本都会被带走，不会废弃在营地。他们使用的日用品许多都是桦树皮做的，很难保存六七十年，至于居住用的“斜仁柱”（用树木搭制成攒尖形状，外覆盖桦树皮或动物皮毛），也不能保存如此长的时间。唯一可能保存下来的就是火塘里用来支锅的三块石头。如今的温库图仍然都是森林，森林里是一层层倒掉的树木与落叶。我们刚刚进林子的时候，看到过一个地方有石头露出，当时想，先在周边看看，然而，很快我们就迷失在林木中，找不到原来的位置了。最后，我们只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一处七八年前鄂伦春人祭祖留下来的“斜仁柱”，三块石头、木炭，还有带有日期的啤酒易拉罐
。那个时候，我深切地体会到石器（又称石制品，本书中两者通用）的重要性。对于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者而言，石制品时常是我们发现远古遗存的唯一线索。幸亏古人留下了石制品，否则我们几乎无法了解古人的活动。
我们都有参观博物馆的经历，一般省级博物馆都有基本陈列，展示当地的历史脉络，这样的展览都是从旧石器时代开始的。即便是受过考古学专业训练的人，面对橱柜中展示的石器时，往往也是一掠而过。只有极少数受过石器考古专门训练的人，才会驻足观看。然而，作为一名专门的石器考古研究者，隔着玻璃橱窗观察，我实际能够获得的信息十分有限。博物馆提供的信息大多非常有限，往往是小小的标签，告诉观众这是什么东西；详细一点的，会告诉观众出土地点以及年代。这里除了出土地点是较为确凿的信息外，所谓名称与年代都是值得推敲的。作为石器考古研究者，我们理应让这些石器告诉观众更多的信息。即便是最简单的石器，如果结合多方面的背景关联信息，技术的、功能的、进化的，等等，也可能讲出许多故事来。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到？因为我们缺少相关的研究，写作展陈大纲的人没有结合石器考古的研究进展，没有得到石器考古研究领域专门研究者的支持，所以，观众只能看到孤零零的石器本身，没有了解考古学研究的收获与成绩，没有了解古人，更说不上了解考古推理的过程了。博物馆展示是考古学的实践环节，是考古学研究成果与民众见面的场景。当前的实践无疑表明，中国史前石器考古研究任重道远，还有许多关键的工作没有完成。
尽管石器是重要的考古材料，甚至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主体，但是在考古发掘中，石器处在考古材料鄙视链的底端。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发掘者最希望得到的是完整的、精美的陶器和装饰品，墓葬、房址是大家喜欢发掘的单位，石器，尤其是打制的石片、断块等，往往需要按照小件对待，数量多，信息量少，大家都不大喜欢处理。在旧石器时代考古中，石器是最常见的出土物，发掘者最希望得到的是人类化石，次之是动物化石，再次之是火塘这样的遗迹，最后才是石器。对于石器这样的材料，发掘者是又爱又恨，有丰富的石器出土，代表自己的工作没有白费，但是大量的石器材料又意味着极为烦琐的、重复的测量工作。在研究阶段，还需要大量的拼合工作，这是一项成就感很弱的工作。数个星期的工作换来的往往只有寥寥几片的拼合机会。总的说来，石器是考古研究中一个极易忽视的对象，看起来比较常见，并不那么珍贵；同时，它所携带的信息并不明显，研究起来相当困难。于是，就出现了当前有点尴尬的状况：一方面，石器作为历史最悠久、最结实的考古材料而存在；另一方面，石器又是最受忽视、所能提供古代信息最少的考古材料。也正是因为如此，这里单独以石器为研究对象，希望能有所突破。
这是一部以石器考古为中心的专业著作，本不需要从石器的基本概念开始。但读者并不一定都是石器方面的专业研究者，且非旧石器时代考古方向的研究者往往对石器的基本概念比较陌生。曾经看过一部史前史方面的翻译著作，译者是考古学方向的博士，由于不是专门的石器考古研究者，不少专业词汇的翻译出现了问题。由此，我相信从基本概念的介绍开始是非常必要的。
1. 真假石器问题
研究石器的第一步就是认识石器，换句话说，就是识别出一块石头的人工属性，确定这块石头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不是自然原因所致。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中磨制石器的识别相对容易一些，欧洲早期殖民者在美洲就遇到还在使用石器工具的土著，这些石制品与欧洲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形态大体相似。识别起来比较困难的是打制石器，早在1797年，英国人约翰·弗里尔（John Frere）就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手斧以及灭绝动物的化石，但他的成果发表后几十年里都无人问津
。其后还有一些重要的发现，随着地质学与进化论思想的发展，最终在法国确定了人类的古老年代。
识别打制石器的人工属性的标准有许多：首先，是原料，适合制作石器的原料并不多，如果原料不合适，其人工属性就值得怀疑了。不同类型的石器往往需要不同类型的原料。用于切割的石器，需要质地较为细腻的原料，要坚硬，脆性要合适。太脆不耐用，韧性太好又不易打制，石料的脆性与韧性是相对的品质，脆性好的原料往往韧性不佳，两种品质兼顾的原料是较为少见的，变质岩类的石英岩、角页岩是其中的优秀代表。用于切割的石器，对脆性的要求高于对韧性的要求。用于研磨的石器，则需要较粗的颗粒结构，对韧性的要求则高于对脆性的要求。
其次，是人工打制留下的石片疤，石器上的片疤往往是连续的，自然原因导致的片疤更可能是零星分散的。片疤的人工属性还体现在转向打击上，尤其是在石核上，如果石核是用来生产石片的，那么打片痕迹会体现在若干个面上。当然，这里有个例外，即古人为了测试原料的性质，会在砾石上剥离一个石片下来，以便观察砾石的新鲜面。这样的话，就会遇到仅仅剥离了一个石片的砾石（实际已经是石核）。这种情况下，要把人工原因与自然原因分开，就非常困难了。
再次，考古调查或发掘往往会发现许多件石器，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结合石器组合、背景关联来判断石器的人工属性。就拿前面说到的仅有一个片疤的砾石来说，我在发掘余嘴2号旧石器时代遗址时就遇到过数件这样的标本，由于它们与石器共出，而且反复出现，完全可以确认其人工属性
。自然状态下偶然产生一次打片事件是可能的，但在同一个地方反复出现是不大可能的。背景关联是至关重要的，我曾在铺路的渣石中捡到与磨制石器毛坯非常类似的标本，由于车辆的反复碾压，通体都是加工痕迹，加之形状与石器相似，很容易认错。石器的出露是有相应地点的，马路边、河沟里都不是恰当地点。阶地、山洞、山坡、岗地，尤其是临河与有泉水的地方，是最有可能发现石器的地方。
最后，值得关注的是不同石器打制技术的标志性特征，锤击法的打击力量非常集中，技术熟练的操作者生产出来的石片有极为显著的打击点，打击点呈圆形。我们曾经试图在石器实验中复制这样的打击点，发现并不容易实现，主要是我们现代人的打击力量不够，另外打击力量不够集中。看起来很简单的技术，其实也需要通过相当长的时间训练才能熟练掌握。砸击石片又称两极石片，石片的两端都有打击痕迹，这个明显的特征把它与其他类型的石片明显区分开来。锐棱砸击石片在打击点部位有明显的线性凹缺，石片的劈裂面非常平坦。我们看到这些标志性特征的时候，就很容易确认其人工属性。
虽然上面罗列了四条标准，但实际情况要远比这里所说的复杂。石器经过水流搬运，就可能产生磨圆，人工痕迹就会变得不那么明显；另外，由于脱离原生的地层，年代也会出现问题。如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最近新的测年已经把年代提前到距今约250万年前
[1]
。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
、湖北巫山龙骨坡遗址
，此前都报道过有超过距今200万年前的石器，但一直颇有争议。区分真假石器是开始石器考古的第一步，而这个问题本又是石器考古的重要问题之一。近些年来，中国最早旧石器的年代在不断提前，从距今160万年前泥河湾盆地的马圈沟遗址
、上沙嘴遗址
，到距今超过200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上陈遗址
，再到距今250万年前的西侯度遗址。早期石器研究遇到的问题往往是，石器的人工属性的确认较为困难。
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较为有效的方法是实验考古，准确地说，就是用遗址出土或遗址附近产出的相同石料进行实验，采用类似的技术开展复制实验。此类实验的针对性比较好，问题明确，材料合适。我在发掘余嘴2号旧石器时代遗址时就采用了这一方法，成功认识到某些类似砍砸器的粉砂岩石块并不是真正的石器。之所以强调要采用实验考古的方法，是因为不同地方不同类型的岩石在打制石片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性质是不同的，并非简单通过地质学鉴定就能确定的，研究者亲自操作才能体会到打制过程的细微差别。周口店遗址在发掘之初出土了许多脉石英质的石器，就其是否属于人工制品，研究者之间存在分歧，裴文中先生于是开展石器实验，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裴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正是真假石器问题
，是这个领域较早的主要研究者之一。对于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者而言，在发掘一处遗址的同时，我非常推荐一个方法，那就是在发掘的同时，开展实验工作，这会非常有利于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发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 石片的关键特征与生产技术
所有有关石器分析的教材都会从认识石片开始谈起，这里不想赘述相关内容，而是想侧重讨论石片的关键特征与相应的生产技术。石片是人运用工具从石块上剥离下来的产品，其形制通常呈片状，所以称为石片。剥离石片的石块母体称为石核。剥离石片的工具可能是石锤，也可能是石砧，还可能是鹿角棒、硬木棒，甚至牙齿。因为使用的工具不同，所以石片的大小、形态也是千差万别。不管石片的形态如何，它们都有一些基本共同点，即关键特征。首先是打击点，即使用工具击打石核时首先接触的地方，它可能是一个圆点（如锤击法），也可能是一条短线（如锐棱砸击技术），还有可能是介于圆点与短线之间的形态（如碰砧法）。打击点的形态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所采用的是何种打片技术以及打片者的技术熟练程度。比较而言，锤击法的打击点最明显，碰砧法次之，砸击法与锐棱砸击法的打击点表现为断线状。锤击法中软锤技术的打击点也不明显。打击点的明显程度与半锥体的明显程度是正相关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件打击点部分残断的石片，只要发现半锥体突出，就仍然可以肯定采用的是锤击法。
除了打击点与半锥体之外，石片的另外一项关键特征就是台面。有关台面的分类，国内学者曾经做过细致的划分
，并由此产生了不小的争议
。就打片过程而言，最重要的区分是天然台面与非天然台面的区分，天然台面是指直接从砾石上打片时所用的台面。砾石浑圆，少有突起部分，表面经过风化磨蚀，大多较为光滑，打片时不易受力。非天然台面是指剥离了天然石皮之后的表面，如果继续打片，此时所用的表面就是非天然台面。这种情况下，台面角（台面与剥离石片的面之间的夹角）容易形成锐角，台面也便于受力，打片的难度降低。非天然台面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修理台面（prepared platform）与非修理台面。有的非天然台面曲折起伏，需要经过一些修理，才能进一步打片；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打片者希望在特定的区域剥离特定形状的石片，为了让石锤准确落在打片者所期望的地方，于是修理台面，降低打击点周围的高度，让打击点凸显出来，此时台面呈“山”字形，打击点位于最高的位置。这种为了生产特定形状的石片而修理台面的技术又称为勒瓦娄哇技术，是欧洲莫斯特工业的代表性技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叶技术中，为了生产两边平行、大小一致的细石叶，打片者也需要不断精细地修理台面。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修理台面并不都是为了生产特定形状的石片。从既有的材料来看，修理台面的技术可以被进一步区分为简单修理、勒瓦娄哇技术，以及为生产石叶或细石叶修理台面的技术。台面的区分是与特定石片的生产相关联的，否则，单纯按照形制而做的细致划分并没有特殊的意义。
石片的特征还有放射线、同心波，它们的中心就是打击点，所以这些特征可以指示打击的方向。另外，石片尾端的断裂方式可以分为羽状、铰链状、断坎状、掏底状
，这项特征反映打片时用力的合适度，用力合适时呈羽状，用力不足或方向不合适，就可能呈铰链状或断坎状，而用力过度则容易形成掏底状的断裂。有关石片生产的破裂机制有不少专门的研究
，这类研究多从力学原理出发，建立起石片生产的科学基础，而要了解古人的行为，则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石片的细微特征还有一些，就此也有系统的研究
。石片构成石制品的主体，相关的研究叫作“废片分析”，也已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
。
生产石片的技术有许多种，按照所用的工具，可以分为直接打击与间接打击。其中，直接打击又可以分为摔击（或称摔碰）、锤击、碰砧与砸击。经典旧石器时代考古教科书中通常不考虑摔击法，但从我们的实验考古研究实践来看（参见第六章），摔击是非常有效的打制石片的方式，尤其是在对大块砾石（5千克以上的）开片的时候（即获取第一件石片），以及在获取不同石器工具的毛坯的时候。
锤击法又分为硬锤与软锤。所谓硬锤，就是采用质地较为坚韧的石头锤打石核，从而剥离石片。硬锤通常为300～600克，太重不利于操持，运锤击打的速度会降低，太轻的话，打击力量又不足。跟石锤重量同等重要的是石锤的质地，我们在实验中发现，大量看起来重量合适的石锤并不堪用，主要是质地不够坚韧。对石锤质地最低的要求是，其强度不低于石核。所以，当不好寻找合适的石锤的时候，把石核改为石锤是一项非常可行的策略，如用角页岩石锤来加工角页岩石核。山西襄汾的大崮堆山有丰富的角页岩原料，这里共存的其他石料极少，偶有石灰岩砾石发现，完全不能用作石锤。软锤技术的出现较晚，所谓软锤，通常是指鹿角，偶尔也指硬木棒。研究发现，硬度较小的石灰岩石锤也能产生类似于软锤的效果
。软锤通常用于修理刃口，让刃口更加齐整；它还用于器物的整形，让器物表面更加平整规范。受制于软锤的重量与硬度，软锤石片通常尺寸较小、较薄。有关软锤石片的标志性特征，目前争议较大，从前认为石片打击点附近的悬突是软锤石片的标志，后来发现这个标志并不具有唯一性。
碰砧法通常的操作方式是，双手握持石块，用力在一处有突起的石砧上磕碰，由此生产石片。碰砧石片基本上都是宽大于长，尺寸可以比锤击石片更大，打击点不是很明显，介于点状与短线状之间，半锥体不及锤击（硬锤打击）石片明显。操作碰砧法的要点有二：一是石砧要稳固，利用有突起的天然岩石就可以；二是石核的形状宜扁平。碰砧法的优点是，因为双手握持，打片的力量大，可以生产较大的石片，还可以在难以采用锤击法打片的地方生产石片。我们曾用碰砧法加工扁平的角页岩砾石，生产砍砸器，实验显示比锤击法更有效，通常两三下磕碰，就可以形成砍砸器的刃口（参见第六章）。在加工石球的实验中，要给类似于球体的毛坯大幅度地减重，就只能采用碰砧法，因为此时毛坯上已经没有适合采用锤击法打片的台面，碰砧法打击力量大，有可能剥离下来较大的石片（参见第八章）。从这个角度说，碰砧法是一种锤击法无法取代的生产石片的技术。
砸击法可以分为一般砸击法与锐棱砸击法。砸击技术在周口店遗址中用于加工脉石英。脉石英节理丰富，不适合采用摔击、锤击、碰砧等方法，采用砸击法有利于开片以及充分利用原料。其他原料的石核如果采用锤击法无法再继续剥片，还可以采用砸击法获取石片，让原料得到更充分的运用。砸击法的操作方式是，把石核放在石砧上，然后用石锤垂直砸击石核，使其破裂。由于两头受力，砸击石片上下两端都有打击痕迹，所以又称两极石片。锐棱砸击法是一种特殊的砸击技术，它是为了获取一种特殊形制的大石片而采用的打片技术。锐棱砸击石片不仅形制宽大，而且劈裂面非常平坦，几乎不见半锥体。锐棱砸击法加工的石核往往都是扁圆的天然砾石，直径多为10～25厘米，从上面剥离下来的石片，一面为光滑的天然砾石面，台面也是浑圆的砾石面，便于支持握持使用。锐棱砸击技术不同于一般的砸击技术，其产品不是两极石片，而是保留有锐利的刃缘。有关锐棱砸击法的操作方式与文化适应上的意义后文会有专门章节详述（参见第十六章），这里仅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它是特定时代、特定区域才会采用的石片生产技术。
与直接打击技术对应的是间接打击技术，这其中包括压制法。采用间接打击法的目的是生产形制统一的石片，也称为石叶（尺寸较小的称为细石叶或细小石叶），然后把这些石片镶嵌到鹿角或骨柄上，制成复合工具。形制统一的产品有利于镶嵌，更有利于维护。间接打击法的关键之处在于，石片打击者预先把传导施力的中介工具，通常是鹿角尖，准确安置在打击点上，然后对中介工具施加压力或者冲击，从而剥离石片。为了准确安置中介工具，必须先修理台面，突出打击点的位置。同时，为了剥离形制相同的产品，必须保持剥片面的形制规整，即所有引导剥片的棱脊基本平行。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认真修理第一剥片的棱脊，务求保持平直。然后，在后续剥片过程中，始终保持采用同一台面；除非剥片面无法使用，否则不更换台面。间接打击法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能够生产标准化的石片产品。但由于采用富有弹性的中介工具，作用于石核上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会被卸载，所以采用间接打击法生产的石片尺寸不如直接打击法生产的石片尺寸。又由于作用于石核的压力有限，间接打击法所能加工的石料有严格的限制，必须是质地细腻、脆性好的原料，比如燧石、玛瑙等。从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开始，北方地区流行细石叶技术，该技术在长城以北的地区一直使用到历史时期。细石叶技术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重要对象，后文有专章讨论（参见第十二章）。
从摔碰法到碰砧法、砸击法，再到锤击法，再到间接打击法，我们可以看到石器打击的精度不断提高，也就是施力者作用的位置越来越准确，由此得到的产品也越来越规整，越来越可以预测。石片打制技术的变化反映了人类在技术认识上的进步，同时它们的兴衰也因应了人类文化适应的变迁。
3. 石制品的基本组成与分类
石制品是石器更学术化的表述方式，是石质人工制品的简称，由此它具有两个基本特性：质地为岩石，同时需要经过人类加工。最常见的区分，是按照加工方式分为打制与磨制两种类型（介于两者之间的琢制，通常是磨制石器的一个加工阶段），它们分别对应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实际上，旧石器时代也有极少量的磨制石器，如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磨刃工具、研磨工具；新石器时代则不乏打制石器。所以，对应关系只是相对而言的。磨制石器的形制比较规范，往往直接按照用途来命名，命名的出发点多是与历史时期的农业工具做比较。这样的命名方法是有问题的（后文在讨论辽西新石器时代石器工业时有详细讨论），看起来与某种铁制农具相似，并不等于这样的石制工具就是如此使用的，其实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其实际功能。不过，跟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相比，磨制石器的组成与分类还是较为简单的，毕竟它们有相对固定的形态与使用方式。
区分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旧石器时代考古诞生之初，研究者希望典型石器能够如古生物标准化石一样，具有标志时代与种群（就石器而言就是人种或族群）的意义，替代运用古动物群作为年代标志，让旧石器时代考古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代表性学者就是法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莫尔蒂耶（Mortillet）。其后研究者如步日耶（Breuil）注意到，石器（尤其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的形态并不稳定，受原料特性及其分布的影响极大，不同地区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区别，所以单独某种典型石器不足以代表时代与人群，石器（技术）组合，即以某种技术为主生产的一系列石器工具及其相关产品，才具有这样的意义，于是，出现了奥瑞纳工业、梭鲁特工业等名称。再后，如博尔德发展出了更系统的石器技术类型学，建立起石器组合与人群的对应关系。
在以精细技术类型学划分著名的法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基础上，英美学者发展出更具弹性的石器分类体系，这个体系把所有石制品分为石器工具（其中包括石核）与废片（debitage）
两大类。工具按是否两面加工分为两面器与非两面器，两面器工具按是否安柄来区分；非两面器工具按片坯与块坯来区分，然后再按加工方向进行细分。废片按片坯与块坯来划分
。有关废片的分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SRT（Sullivan and Rozen Typology的简称）分类体系。这一分类体系分为三步：第一步按照是否有单一清晰可见的劈裂面来划分，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彻底的废品（debris）；如果有的话，下一步看是否有打击点，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断片（flake fragment）；如果有的话，下一步看边缘是否完整，不完整的就是不完整石片（broken flake），完整的就是完整石片（complete flake）。这一分类体系比较容易操作，可重复程度比较高，不需要太多解释
。
石器工具的命名可能是旧石器时代考古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其基本出发点是基于功能，而石器的功能判断不是看一眼就能得出结论的，往往需要复杂的研究过程，还需要专门的设备，如显微镜，进行反复的观察。中国旧石器时代常见的器物，如砍砸器（chopper）、刮削器（scraper）、手斧（handaxe）、手镐（pick）、雕刻器（burin）、钻（awl）等，就是基于功能判断进行划分的，实际上我们并不清楚刮削器是不是肯定用于刮削，许多时候，所谓刮削器其实还可以用于切割活动。专门用于刮削活动的是端刮器（end scraper）。还有一些刮削器边刃陡峭，的确只能用于刮削。像这一类器物往往需要有单独的命名，比如欧洲的魁纳型（Quina）刮削器。
在石器工具中，可以推想的首要功能应该是切割，最好的切割石器工具就是新剥离下来的石片，这个时候的刃最锋利，这类工具称为使用石片（utilized flake），即有使用痕迹的石片，或者说是使用过的石片。那些还没有使用过的石片其实应该也是石器工具（随时可以使用的）。但是按照旧石器时代考古约定俗成的规定，我们把这类石片称为废片。相反，一件没有使用过的手斧同样会被视为工具。的确，使用石片因为缺乏显著的修理，看起来与其他石器工具很不一样，所以有学者将之单独拿出来，列为一类工具，以示与有明显修理痕迹的工具区分开来。然而，在打制石器中，修理与使用痕迹若非经过微痕观察，是很难区分开来的。一般在肉眼观察中，并不区分两者。我们在研究一个遗址的石器材料的时候，对石片最好都要进行微痕观察，因为那些看起来像是废片的石片，很可能是使用过的。切割过软性材料的石片留下的使用痕迹比较微弱，肉眼很难分辨。使用石片应该说是最基本的石器工具，我们不能因为其名称而低估了它们。
石器的另一项常用功能是砍砸，砍砸器的命名假定了它具有这样的功能，即它要用于砍斫、敲砸活动，这类器物器型比较大，比较好划分。只是砍斫使用的是刃缘，敲砸使用的并非刃缘，实际上一件器物有两种用途，分别使用了这件器物的不同部位。让人难以区分的是，部分石核与砍砸器是区分不开的，也就是说，砍砸器可能是石核，石核也可能用作砍砸器。实验考古研究显示，砍砸器的使用刃缘是相对固定的，反复使用后，该段刃缘应该会凹入，而且刃缘部位会有明显的崩损（参见第六章）。基于这个标准，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砍砸器与石核区分开。当然，砍砸器可以用作石核生产石片，这是没有问题的。N.托斯（N.Toth）认为，非洲奥杜威工业的目的就是获取石片，砍砸器只是副产品
。不过，在敲骨吸髓时，砍砸器还是非常有用的。实验显示，新鲜的动物骨骼有很好的弹性，直接用砾石敲砸，不易砸开动物骨骼；如果用砍砸器有些锋利的刃缘砍砸，效果就好很多。
旧石器时代石器工具中还有一部分似乎是基于形制命名的，如尖状器（point）、石球（spheroid）、细石核（micorcore）。还有一些工具是既基于形制又基于功能命名的，如薄刃斧（cleaver）
、锛状器（adze-like tool）。按道理说，同一分类体系应该始终采用统一的原则进行划分，这样才符合逻辑，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同原则混合存在，而且成为稳定的传统，尽管不断有人质疑，提出要建立更合乎逻辑的分类体系，但是都没有成功。毕竟要让学术圈重新适应一个新的分类体系实在是太麻烦了。于是，旧石器时代石器工具的分类学就成了这样一个神奇的存在：逻辑上不合理，却合理地存在着。
石器分类中还有一个类别，虽然没有人类加工，但是仍然属于人类活动的遗留，那就是备料（manuport）。它是人类搬运、存留在遗址中，以备日后使用的石器原料。备料的根本特点就是，它不是某地本来就有的东西，如果是某地本来就有的天然砾石，就谈不上是备料。备料必定是来自一定距离之外的东西，涉及古人有目的的原料储备。对于古代狩猎采集者而言，在经常光顾的地点存贮一些原料，也可以降低适应的风险——至少不需要临时去找合适的石料。在一个经常光顾的地点，上次打制完成还没有来得及使用的石片，甚至曾经使用过的石器工具无疑还可以进一步使用，这就可能导致石器工具，即便是权宜性即用即弃的工具，也会呈现出长期反复使用的迹象，这一点在我们考察石器材料时是值得注意的。
石器分类名称存在较大的模糊空间，这是旧石器时代考古中不争的事实。打制石器过程受原料品质、操作者技巧影响极大，由此产品形制的变化范围也相应较大，这就导致我们在命名的时候出现困难。以手斧为例，标准的手斧，需要两面加工，加工留下的石片疤应该超过中轴线，所有刃缘都有修理，且形制对称。但是，早期的手斧并不是这样的，可能不那么对称，也不是所有的刃缘都有修理，一端可能还是天然砾石面。如果在非洲发现的这类器物也可以叫作手斧，那么中国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类似器物也可以叫作手斧。这样的情况的确非常棘手，不统一命名不便于交流，统一命名后，此手斧又并非彼手斧。这种情况在尖状器的命名中表现得更突出。在西方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尖状器往往指两面修理、类似于标枪头、用于投掷使用的器物；而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中，我们往往把具有尖刃的器物命名为尖状器。所以，在石器的命名中，需要兼顾时代与地域特征，前者强调普遍性，后者强调特殊性。这是一组辩证的关系，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后确定分类命名原则，片面强调全世界通用，把中国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石器冠以一个欧洲旧石器时代石器的概念，或者每个地方各搞一套分类体系，都是不合适的。在后文关于细石叶技术的研究中，我们还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现实情况是，不同地区采用的是不同的概念。对于中国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存在的类似于手斧的石器，采用诸如“大型砍切工具”（large cutting tool，简称LCT）这样具有中介性质的概念，以避免误解，算是一种可行的解决途径。
石器的分类与命名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涉及石器考古的根本问题：我们何以知道该器物符合这一命名？所有的命名都有确定的含义，有内涵，还有外延。我们的石器考古研究许多时候就可以从名称开始，因为名称就是问题所在。
4. 石器分析的重要概念
前文探讨石器生产的基本技术以及石器的基本分类问题，这些都是讨论石器的基本概念。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概念需要加以说明。如步日耶这样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单件典型器物的代表性不足，所以主张采用组合（assemblage）概念。所谓石器组合，就是与典型器物共出的所有石制品的集合。其中暗含的意思是，所有这些石制品都是同时期的。究竟“同时期”意味着什么？这可能是许多研究者都感到困惑的。一次屠宰活动留下的遗存，可以说是同时期的，这没有问题；一个季节居住留下来的遗存，也可以说是同时期的，这也没有问题；一个群体在该区域生活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利用一下该遗址，累积留下来的遗存仍然会被视为同时期的。上百年的时间相对于漫长的旧石器时代而言，是非常短暂的时间。在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我们会把一个地层单位的遗存都视为同时期的。这个地层的形成，比如黄土地带，可能需要上千年，所有从这个地层出土的遗存都被视为同时期的。所以，我们应该把石器组合理解为一个时期的产物，其中所存在的时间解析度，可以从几小时到上千年，但不管怎么说，它都可以代表一个时期。如果遗址保存良好，那么就可能保存了单次活动的遗存；如果存在后期活动的反复叠加，那么所保存的时间尺度就可能是数十年乃至更长。
与组合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技术。技术不完全是一个以时间性为特征的概念，它反映的是石器加工过程中采用的特殊的方法。前文谈到生产石片的若干主要方法，这些方法具有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因此也具有一定时代的指示意义，比如说间接打制技术的出现就比较晚，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性技术。但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还可能使用早期有的技术，即便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采用锤击法打制的石片也很常见。技术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它的操作方式，一定的技术会留下来具有特定指示特征的石制品。在旧石器时代考古中，我们经常谈及的有两面器技术、勒瓦娄哇技术。所谓两面器技术，就是对石器的两面都进行修理，这是制作手斧的基本方法。旧石器时代晚期尖状器的加工中，也会用到两面器技术。中国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石器中，两面器技术罕见，几乎不见较为细致的两面修理。勒瓦娄哇技术更有特点，简单地说，它就是预制台面，然后生产特定形状的石片。其技术要点就是，对盘状的石核先进行周边修理，然后采用向心修理，修理的疤痕叠压形成一条脊，然后修理台面，沿着这条脊产生剥片。勒瓦娄哇技术是石叶技术的前身，不过它采用直接法打击。采用这种方法获取石片的效率远不如石叶技术。中国旧石器时代北方草原地带的部分遗址中曾经发现过勒瓦娄哇技术，如内蒙古金斯太遗址、黑龙江呼玛十八站遗址等。
结合技术与组合，旧石器时代考古中产生了“工业”（industry）概念。石器工业是指以某种代表性石器技术为中心形成的石器组合，并且在一定时间与空间范围内反复出现。其中包含三个关键要素：（1）代表性的技术；（2）石器组合；（3）时空范围。石器工业概念类似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常用的“考古学文化”概念——一定时空范围内具有类似物质遗存特征的组合。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不像新石器时代的农民，他们过着流动不定的生活，所留下来的代表性物质遗存就是石器，石器不像陶器那样具有稳定的形态，所以采用相对稳定的技术以及石器组合来定义，并用了一个新的概念“工业”。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自从有了考古学文化概念，研究者就可以超越分期研究，进而研究古代社会，甚至古代人群。考古学家假定一个考古学文化代表一个社会或人群，尽管我们不知道它与当时社会或人群是什么样的关系，但可以确定无疑的是，这个社会或人群共享许多共同的物质文化标准，大家采用同样的方式制陶、建房子、埋葬死去的社会成员，如此等等。同理，石器工业也具有类似的意义，它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建构的概念，用以研究生活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古代社会与人群。由于旧石器时代超长的时间尺度，所以一个工业持续的时间、覆盖的范围要比新石器时代的一个考古学文化长得多、大得多。尽管时空尺度不同，但概念的本质是相同的。
与之相应的还有一个概念，叫作“传统”（tradition）。所谓石器传统，是指存在于较长时间范围内的石器工业特征，比如说中国南方长期使用砾石砍砸器，所以有“砍砸器传统”的说法；阿舍利的手斧使用时间很长，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工业中部分地区也有手斧发现，所以博尔德区分出一种工业类型，叫作“阿舍利传统的莫斯特”
。准确区分石器工业与石器传统是困难的，对于究竟持续多长时间才可以叫作传统，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界并没有形成共识。相对而言，旧石器时代早中期时间尺度很长，能够称为传统的东西，如手斧，持续的时间从距今176万年前到数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时间尺度大幅度缩短，称之为传统的东西可能仅仅持续数千年。石器传统代表一个地区持续存在、具有稳定性的文化特征，如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小型石片工业占主导，从早期一直持续到旧石器时代结束，所以把小石器视为这个地区的传统；相比而言，南方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其晚期流行的是砾石砍砸器传统。从全球视野的角度看，又会发现东亚与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一直具有不同于欧亚大陆西侧及非洲的石器工业面貌，两者之间存在一条分界线，就是所谓的“莫维斯线”（Movius Line）
。这条线把东亚、东南亚流行的砍砸器/石片传统与欧亚大陆西侧及非洲以阿舍利手斧为标志的传统区分开，这条线直至旧石器时代晚期才有所改变。
5.五种模式的构成
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中，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概念就是石器工业的五种模式。五种模式的说法是由格拉汉姆·克拉克（Graham Clark）在《世界史前史》（World Prehistory: A New Outline）中提出的
，克拉克是第一个书写“世界史前史”的考古学家。此前的考古学家即使有此心，也不可能完成，因为当时还没有建立适用于全球的绝对年代测定方法，放射性碳测年、钾氩法火山灰测年等方法的应用，使得可以对全球史前时代的遗址进行对比，可以确定基本的发展序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克拉克把当时所有的旧石器时代石器材料，按照从早期到晚期、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序列，分成五种模式：
模式Ⅰ：奥杜威工业，以砍砸器与砍砸工具为主，主要器物类型包括砍砸器、使用石片等，代表性技术是直接锤击法，流行阶段是旧石器时代的最早阶段。
模式Ⅱ：阿舍利工业，主要器物类型包括手斧、薄刃斧等，代表性技术是两面器技术，流行阶段也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不过是在奥杜威工业之后。
模式Ⅲ：石片工业，以勒瓦娄哇技术为中心，代表性石器工业为莫斯特工业，流行阶段是旧石器时代中期。
模式Ⅳ：石叶工业，以间接打击法生产石叶为中心，代表性石器工业为奥瑞纳工业、梭鲁特工业与马格德林工业，流行阶段是旧石器时代晚期。
模式Ⅴ：细石器工业，是在石叶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石叶修理成各种细小的石器工具，它主要流行于中石器时代。
不难发现，克拉克的五种模式是以欧洲为中心建立的，部分兼顾到了非洲与西亚的情况。随着旧石器时代石器材料发现的增加与研究的深入，这种划分模式已经千疮百孔，即便针对非洲与欧亚大陆西侧的材料，也不足以概括。它的价值在于提供了初步的概念框架，有利于进行全球性的对比。按照克拉克的五种模式划分，东亚与东南亚地区长期停留在模式Ⅰ阶段，后续的石器工业模式几乎都没有。这一粗糙的石器概念框架其实已经过时，有意思的是，它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持续得到关注，这可能与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试图与国际话语接轨有关。
我们可以从可维护性、效率（致死性）、便携性、耐用性等几个方面比较几种模式，并把它们与磨制石器技术进行对比，由此来看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石器技术发生变化的重要意义（参见第四部分）。从宏观意义上分析这些石器工业的特性无疑是可以的，它反映旧石器时代石器技术发展的基本路径：越来越轻便；越来越容易维护；在致死性方面，通过运用投射工具，即便是利用很少的石料，也可以实现与大型石器工具同样的效果；耐用程度不断下降，但由于可维护性提高，所以这个问题也算是解决了。简言之，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目的是不断提高流动性，而到了新石器时代，整个趋势发生了逆转，由于流动性降低，定居程度提升，人们转而强调石器的耐用性。相比而言，如果从微观、具体材料分析的角度来看五种模式，则整个概念框架的意义非常有限。
要想让石器说话，首先要明白石器的属性，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石器中要有相应的属性，这些属性是我们进一步探索的基础，尽管不一定在每一件石制品上都能看到。总体来说，石器应该包括以下属性。
1. 原料属性
石器的原料属性包括石料的物理和化学属性，还有原料的来源、品质、形制、大小、多少等。石器的生产极其依赖原料的属性，要制作手斧这样的两面器工具，就必须有质地较为细腻的原料，比如燧石；如果采用石英岩、角页岩等中国旧石器时代较为常见的原料，就不容易实现。尽管这些原料的硬度也很高，但是其剥片性质不如燧石。要制作出典型的手斧，周边都要进行修理，修理疤痕超过中轴线且形制对称，这是非常困难的。也正是因为原料的原因，有观点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缺乏典型的阿舍利工业以及后来的勒瓦娄哇技术
。原料的剥片性质主要与石料的物理和化学属性相关。尽管自然界中岩石类型丰富，但真正经常用于石器制作的岩石类型并不多。
原料的利用存在显著的时代特征，相应的原料对应着不同的制作技术。中国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石器以砍砸工具与石片石器为主，主要采用直接打制技术，所用的原料偏好硬度与韧性兼顾的变质岩（如石英岩、角页岩），还有部分脆性较好的石英与燧石，总体而言，受生产技术的影响，对原料的脆性要求较高。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由于更多采用间接打制技术，更追求石料细腻的质地，燧石、玛瑙以及其他硅质岩受到更多的重视。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更多采用琢制与磨制石器技术，石料的剥片性质退居次要地位，耐用性、装饰性（如玉器）更受重视。
原料来源的远近对于我们了解史前的交换网络、聚落体系的组织至关重要。比如郑州赵庄遗址，发现数百千克的石器来自遗址之外的地方，是古人搬运至此
。中国东北地区存在黑曜石的交换网络，黑曜石从原料产地被交换到数百千米之外的地方
。石器原料的形制、大小、多少，同样重要。比如制作锐棱砸击石片，就必须采用扁圆的砾石，而且锐棱砸击技术极其浪费原料，如果原料不够丰富，大小、形制不合适，就不可能生产出这种形制的特殊石片。
2. 技术属性
技术属性是石器的一种明显属性。石器考古长期流行的方法叫作技术类型学，技术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技术是石器生产中具有结构性的因素，也就是相对稳定的因素。石器产品可能多种多样，但是贯穿其中的技术可以是一致的，比如前文所说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主导性的石器技术是直接打制法，旧石器时代晚期则转向以间接打制法为主。不同地区原料各有不同，尽管如此，同一时期的石器技术仍可能保持一致，就像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后，全球都出现了石器细小化现象
，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特征。
前文已经梳理石器生产，特别是打制石片的若干技术，直接打击法包括摔碰法、锤击（硬锤与软锤）法、砸击（一般砸击与锐棱砸击）法、碰砧法；间接打击法则有压制法、冲击法等。不同的技术会留下相应的技术特征，有的技术非常明显，有的则不那么明显。孤立观察一件石制品往往难以得出准确的判断，比如直接打击法偶尔也可以打制出石叶，就像间接打击法生产的。正是因为偶然因素，我们可能会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组合中看到类似于石叶的产品，如泥河湾盆地的材料，这里有燧石原料，采用直接打制可以生产出类似于石叶的长石片。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结合整个石器组合的材料来考察，可能还需要实验考古的验证，否则我们可能得出旧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有石叶技术的结论。
除了这些普遍的技术，石器生产中还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石器技术，如勒瓦娄哇技术、雕刻器打制技术（其中还分化出微雕刻器技术）。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技术分化明显，以细石叶技术为例，不同地区有自己的风格，在这个方面，日本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有非常细致的研究。法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则把渊源于法国的结构主义思想与石器技术结合起来，提出“操作链”概念，不同风格的石器技术表现为不同的操作链。操作链就是技术组织结构的体现，与人们在长期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习惯、社会规范密切相关。美国学者肖特（Shott）曾对此表达不满，他认为美国学者霍尔莫斯（Holmes）19世纪末提出的“打片序列”（sequence of reduction）也是同样的意思，但是年代要早得多
。不过响应他的观点的人并不多，“操作链”概念已深入人心，并且扩展到非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这一概念扎根于结构主义思想，比“打片序列”概念有更深厚的思想底蕴。操作链分析需要大量的拼合研究、对石制品疤痕的细致观察、对石器组合的详细分析、实验考古检验等，研究过程相当烦琐，但是其研究深入细致，立足材料扎实，非常值得学习。
3. 形制属性
形制是石器的一种重要属性，仅次于技术。石器是固态的人工制品，有确定的形制，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石器形制究竟是什么？究竟有什么意义？应该如何确定形制？这些问题在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争议颇多。最简单的形制就是三维特征：长、宽、厚。考虑到石器并不是简单的立方体，所以还要考虑重量。在我们研究石器的过程中，这些是首先需要测量的变量。这些也是形制最基本的特征。这些特征采用相对客观的标准，争议比较小。目前的争议集中在我们对石器形制的命名上，即究竟这是一件什么器物。前文讨论了石器命名与分类上的模糊性。目前，我们在器物出土的时候，就会给器物一个名称，这个名称是基于发掘现场的初步观察。有一部分命名相对容易，尤其是对较大型的器物，如手镐、砍砸器、石球等；还有一部分命名比较困难，比如使用石片，如果使用痕迹不那么清晰即肉眼不可见的话，就很可能将之作为普通石片处理了。又因为研究者的原因，没有注意到某件器物的关键特征，如雕刻器的刃口，这件器物可能就被忽视了。
形制是类型的基础，但是有关类型的划分。关于类型，斯波尔丁（Spaulding）与福特（Ford）有争论
，前者认为类型是客观的存在，后者则认为类型是研究者的主观划分。就陶器而言，两者几乎不分胜负，因为我们的确看到陶器存在不同的类型，这些类型甚至能够在后来的历史器物中得到延续。但是在石器分类中，福特的观点似乎更胜一筹。古尔德（Gould）等人对澳大利亚土著的民族考古学研究显示，土著对石器只有两种划分：一种陡刃的，另一种锐刃的
。但是，考古学家把石器分为许多类型，博尔德更加极端，他把石器分出近60种类型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认为古人也有如此细致的区分。石器类型的划分最被人诟病的一点，就在于可重复性差。曾有人开玩笑说，上趟厕所回来，命名就可能发生改变。如果完全失去了可靠性，那么分类又有什么意义？
从认知考古的角度看，某些确定的石器形制可能意味着古人头脑中有类似的型板（template），这构成古人加工石器时的目标，如果不符合这样的形制，就要进一步加工。手斧可能是第一种具有明显型板意义的石器，它具有对称性，两面加工，甚至超越了实际用途，因为边缘全部修理成锐缘后，其实并不便于握持，所以可以说手斧是存在明确型板的。勒瓦娄哇石片同样如此，它是通过一系列加工才能实现的目标产品。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类型就更是如此了，如楔形细石核，在生成台面时会剥离一些雪橇形的石片，通常称之为“削片”。打制削片的过程近乎炫技。当然，石器生产与使用是一个不断消减的过程，器物形制不断变化，确切地说，我们只能在一定范围内确定形制的名称，而不能像命名陶器一样明确。
4. 空间属性
空间属性是石器成为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质。在认识石器之前，人类已经开始惊奇于石器的特殊形制，将之视为“雷石”——天神投掷下来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还算不上考古材料，因为作为不经意收集起来的东西，它们失去了空间位置。考古材料的一项基本属性就是空间关系，出土材料的位置，在剖面上的、在平面上的，都需要关注。不仅需要关注器物本身，还需要关注器物出土的基质。这些信息对于我们更多把握石器所代表的信息至关重要。基质中包含环境信息，代表石器所处时代的环境如何，干旱还是湿润，寒冷还是温暖。在剖面上，石器的分布总是有高低的，即使是同一时期的产物，经过漫长的沉积过程，石器也会在剖面上发生一些错位，高低变化可以达到数十厘米，变化范围取决于环境（是不是冻土）与基质的成分（是不是砂质土）。这个方面也有不少的研究，遗址形成过程研究的重要学者谢弗（Schiffer）曾说：不要把地层理解为固体，而要把它理解为液体
。
石器还会在真正的液体——河流或湖水——搬运中移动，这也就形成了石器的原生堆积与次生堆积。次生堆积意味着石器脱离了原来生产或使用的位置，搬运的距离要看流水的速度。山西南部汾河边的西侯度
与匼河遗址
都曾受到过水流搬运，从那里出土的贝壳化石厚重，反映那里的水流曾经相当湍急，所发现的石器上，打片与修理所留下的片疤已经显著磨圆，导致我们今天有些怀疑其人工属性。泥河湾盆地在更新世是一个巨大的湖泊，古人类曾经生活在湖滨，活动后的遗存很快被波浪所携带的泥沙覆盖，如岑家湾遗址。泥河湾古湖水动力强度较之汾河要小得多，所以我们看到岑家湾遗址出土材料所经历搬运与磨蚀非常有限，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岑家湾遗址石器组合中有30多个拼合组
。
石器空间关系可以分为不同层次，最小的层次可能只是一个活动区，比如一次屠宰事件或者一次石器制作活动的遗留，由于是一次活动遗留，所以材料的解析度是最高的。多个活动区就构成了遗址，遗址可能是许多次活动的结果，如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发现了数百处火塘，分属于不同的层位。最多的一个层位有70余处
，显然不大可能是一次活动留下来的，更可能与古人在几年、数十年或更长时间反复光顾该遗址有关。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在一个地区生活时可能会留下一系列遗址，形成遗址群；旧石器时代考古已经发现了不少遗址群，早期如安徽水阳江地区的遗址群
，晚期更多，如虎头梁遗址群
。比遗址群规模更大的是石器工业，它是由分布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具有类似技术类型特征的石器组合组成的。我们还可以从大洲乃至全球的视角来看，如克拉克所提炼出来的石器模式。
5. 时间属性
与空间属性对应的是时间属性。所有的考古材料都有这两种属性，它们是所有考古材料的共有属性。几乎所有人，不论是行业内的考古学家，还是行业外的考古爱好者，遇到古代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第一个问题基本都是：这是什么时代的？记得多年前，罗伯特·克利（Robert Kelly）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做了一场有关早期美洲考古的学术报告，他是宾福德（Binford）的高足，时任美国考古学会主席。讲座中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在早期美洲考古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他回答说，是年代、年代、年代！我原以为作为过程考古学家，他会关注与早期居民文化适应相关的问题，没想到是这么一个极简单的问题。有关人类何时进入美洲，整个北美考古学界，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有大量的研究，包括众多的考古发现、年代测定。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年代早于距今14 500年前的数据，基本都经不住推敲。年代，时间的绝对标尺，仍然是石器考古的主要难题。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同样如此，如元谋、许家窑、峙峪、山顶洞等遗址，运用不同方法测年所得的数据相差甚大。
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多。首先，无疑与技术方法相关，新的技术采用不同的测年材料，测年精度提高；还有一种可能是，新的技术还不稳定，得到的数据可能存在偏差。纯粹技术问题相对比较好解决，可以通过技术改进，提高可靠性与精度。其次，也可能是更重要的，就是断代材料与石器的共时性问题。石器材料，除了黑曜石，都是无法进行直接断代的，通常都需要依赖同一地层的其他出土物，如炭屑、动物化石，或其他可以用来测年的材料。尤其是洞穴遗址，由于不断有坠石，同一时代，洞穴的地表可能高低不平（我们观察现代没有人为扰动的洞穴，仍然如此），处在同一水平层位的出土物，年代可能相差甚远。特别是那些后来补测的数据，原始文化沉积已经被发掘殆尽，通常是采集遗留下来剖面的沉积物测年，这些数据多大程度地反映原始文化的年代，是值得怀疑的。
除了上述共时性的问题，石器的时间属性还有时间尺度与时间阶段的问题。旧石器时代的时间尺度非常大，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时间尺度动辄数十万年，旧石器时代晚期降为数千年；到新石器时代，就只有数百年了。具体到考古材料分析中，同一活动区的材料拥有最为细致的时间尺度，然后是同一遗址同一文化层，再后就是同一石器工业（于新石器时代材料而言，就是同一考古学文化）。所谓时间阶段，是带有进化含义的时间，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划分，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划分，都有这样的意义。不论什么石器，都是一定时间阶段的产物，这个时间阶段对应人类进化、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也正因为如此，石器的时间属性与人类认知、社会等方面的进化联系在一起。
6. 功能属性
石器作为一种工具，功能属性是必不可少的。功能属性把石器与人类行为直接联系起来，并通过人类行为与人类社会的其他属性建立间接的联系。我们知道，石质原料坚硬、锋利、耐磨、高密度的性质，超越了人类的牙齿、指甲与肌肉。石器工具适合用于切割、刮削、刺杀、雕刻、砍砸、研磨等，似乎无所不能。不过，石器工具缺乏韧性、易碎，还高度依赖石料的供给与品质，加工成本高（尤其是在制作研磨工具与容器的时候）。在人类演化的不同阶段，石器功能的表现也各不相同。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石器的主要功能是切割、刮削、砍砸；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复合工具的普及，远程刺杀、雕刻的工具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到了新石器时代，又增加了研磨功能。除了种种实际使用功能之外，从旧石器时代晚期（非洲则是从石器时代中期开始），石器的装饰、象征等非实用功能开始出现，新石器时代以及更晚的时代，石器越来越趋于非实用化。
我们在讨论石器功能的时候，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几乎所有的石器都是多功能的。在一个技术分工并不严格的时代，指望一件工具只用作一种功能是不切实际的。即便是在现代社会，我们用菜刀的时候，也不是如此，用于切割的同时，也会偶尔用于敲砸、拍打。当菜刀即将废弃的时候，我们甚至会用它砍砖头，或者挖土种菜。因此，我们在探讨石器功能的时候，需要弄清楚石器的生命史。首先要了解石器功能的差异：直接功能（原初功能或主要功能）、衍生功能（延伸功能）、废弃阶段的功能。直接功能是工具制作者的原初意图，石斧的主要功能应该是砍伐，这与它的原初设计是一致的。衍生功能是主要功能之外可以从事的活动，如石斧用于切割、砍伐、挖掘、加工皮毛等。古人制作石斧显然主要不是为了这些功能，但是这并不妨碍石斧偶尔从事这些工作。当一件石器工具即将废弃的时候，人们在使用中就不会再考虑其使用寿命问题，就可能进行一些带有破坏性质的活动，如用石斧的刃口去琢制需要磨制石器的表面，这种破坏性使用可能会严重改变石器的形制，石斧失去刃口变成了“斧形器”，或者留下与原初功能非常不相同的使用痕迹。这些在缓慢废弃的遗址中是非常可能发生的，我们如果只是基于石器使用痕迹来判断其功能，就可能被误导。
7. 认知属性
前面讲的属性可以说是石器的直接属性，下面要讲的属性则应该说是石器的暗含属性或称间接属性。石器，尤其是旧石器时代的石器，与人类认知的演化密切相关。这里有两个关键节点：一个是石器工具的起源，即人类的工具何以区别于高等灵长类的工具；另一个是现代人的石器工具与前现代人的石器工具究竟有着怎样的区别。我们知道，工具行为并不是人类的专属，不少动物也有类似的行为。曾有研究报道，僧帽猴能够用砾石剥离石片，形成类似于人类石器的工具
，黑猩猩会使用石头敲砸植物果实
。但是，早期人类制作石器呈现出更清晰的目的性——先从石头上剥离石片，然后用石片去加工食物，后来更是发展出不同的工具去从事不同的活动。也就是说，人类大脑中有了石器工具的型板，比如手斧。石器与人类认知的起源是考古学的关键问题之一，这个方面已有不少研究。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中，最早的石器在距今200万年前后，这不是人类最早的石器。也因为如此，石器起源与人类认知演化之间的关系，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还很少讨论。
相比而言，第二个关键节点更引起了中国同行的关注。按照当前主流的现代人起源理论，现代人最早起源于非洲，在距今5万年前后到达东亚地区，基本取代了当地的土著人种，现代人与土著人种之间可能有很少量的混血。令人困惑的是，我们从石器考古证据中没有看到这一过程，比如说，距今5万年前后，一种新的石器技术伴随具有新的体质特征的人群出现。实际情况是，这个时期发生的重要变化是，石器技术变得更加多样。现代人似乎并不是使用同一种石器技术的群体，他们在使用石器技术方面更加灵活，更加注意因地制宜。的确，即便他们使用同一种技术，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相应的石料可用。这里石器与人类认知的关系同样复杂。现代人起源的一个关键特征是语言的发展，石器与语言的关系，涉及石器使用，如投掷行为，对语言发展有推动作用
；还有石器上所体现出来的象征性，指示语言的存在。
8. 结构属性
与认知相关的是结构。结构是一种类似于语法的东西，尽管字词的意义可能发生改变，但语法的变化要慢得多。结构代表一种比较稳定的存在。石器中的结构是什么？在结构主义思想的发源地法国，研究者们提出了“操作链”概念。操作链不仅包括技术的性质，而且包括其过程，石器是如何一步一步被生产出来的，由此操作链中还包含了技术模式的内容。如果石器生产过程如同语句，那么操作链就是其中的语法。操作链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长期、反复操作形成的结构。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或译布尔迪厄）提出一个相应的社会学概念——惯习（habitus），比如在西方社会，男士为女士开门，只是一种习惯，用不着每次行动前都问为什么，这样的惯习由此成为西方社会的特征之一。操作链也是如此，如果进入现代社会情境中，它也就是惯习。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那样制作石器？刚开始可能还有些功能上的考虑，后来也就是惯习而已。就像惯习可以用作区分不同社会群体的标志一样，操作链也有这样的作用。
惯习与社会/人群存在双向的互动过程，英国人类学家吉登斯（Giddens）提出“结构化”（structuration）的思想，惯习/操作链不仅是社会的特征，还可以渗透进入社会，让社会发生相应的改变，比如，中国史前农业形态适合发展小农经济（可以把小农经济理解为某种操作链），然后，小农经济促进形成中国古代社会稳定的社会结构，这就是结构化的过程。旧石器时代是否也存在这样的结构化的过程？中国南方以及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一直流行砾石砍砸器工具，有学者提出，这可能与使用竹木工具有关
。尽管这一假说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但不可否认，在这个地带利用竹木等有机工具的确有近便的优势。采用这样的技术，对社会结构就会产生影响，它可能提高至少部分群体成员的流动性，让他们有更大的活动范围。否则，携带笨重的砾石工具是不可能有较大活动范围的。类似之，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叶技术，它又是如何结构化当时社会的？有研究者提出“细石叶社会”概念
，这个概念有助于揭示技术对社会的结构化过程。细石叶技术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石器打制技术，不是每个个体都能掌握的，需要长时间的练习。这一技术的出现意味着出现了一种“手工艺者”身份，这是社会身份分化的一种形式。
操作链的研究需要结合拼合、实验以及石器修理疤痕的细致观察，程序相对烦琐。目前该方法已经在中国石器考古研究中得到应用。修理片疤的观察旨在确定打制的程序与方法，拼合同样如此，实验则是对分析结果的验证。操作链分析中特别需要注意那些可以存在多样性的环节，不同的选择是区分不同的操作链的基础，进而可以区分不同的群体。
9. 风格属性
石器有风格属性，至少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具有这一属性。就像衣服一样，它的功能属性是保暖，不过在当代社会，衣服最重要的属性是风格。这里的风格是时尚，与众多社会因素相关联，更与个体的社会地位、教育背景甚至精神状态密切相关，所以有“风格即人”的说法。相比而言，石器是实用工具，对实用的考虑是首要的。不过，这不等于说石器完全没有风格属性。只要石器生产过程存在操作链的区别，存在形式上的多样性——满足同一功能需要有不同的形式，就有风格存在的可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明显出现了操作链上的差别。以细石叶技术为例，产品都是细石叶，但是细石核的形态以及相应的操作工艺丰富多样，并不只有一种途径，也就是说出现了工艺风格上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存在显著的地域性，一种工艺风格流行的范围大抵相当于一个社会群体单位。新石器时代石器风格就更明显了，比如石斧，通常的形态是侧边圆缓的，但是辽西赵宝沟文化的石斧，其侧边有两道明显的棱脊，明显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石斧不同。
至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石器是否存在风格，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个时期，技术方法往往与任务、原料密切相关，即石器生产是由这一系列因素决定的，风格上的差别不明显。以手斧为例，这是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看起来最具有风格属性的石器，但是生产手斧的路径是比较单一的，也就是两面器技术，除此之外，看不到其他技术也能够实现同样的目标。至于说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石片生产，采用的方法更多受制于原料，当原料易碎且石核个体比较小的时候，采用砸击法就是不得不的选择；相反，当石核大到难以握持的时候，采用摔碰法则更有利于开片（剥离第一个石片，同时破坏砾石的整体强度，后续剥片采用锤击法也可以进行）。有趣的是，流行于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锐棱砸击技术则有所不同，它的目的是获取平直的大型石片。我们的实验显示，采用锤击法、碰砧法甚至摔击法都可以生产石片，甚至是大型石片。但是，古人采用了锐棱砸击法，为此不惜浪费原料，这种技术由此就具有了显著的地方风格。风格是人类文化适应分化的产物与表现形式，关注石器的风格，也就是在探索人类文化适应的多样性。
10. 社会属性
考古学的一项重要目标就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形成与进化。石器是研究早期人类进化的基本材料。石器本身就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其中涉及社会需要、社会认知以及社会本身的发展。克里夫·甘博（Clive Gamble）著有《欧洲旧石器时代社会》（The Palaeolithic Societies of Europe）一书，他以欧洲旧石器时代较为丰富的考古材料为基础，探讨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阶段的社会特征，并提出社会网络的发展是人类进化的主要特征。早期人类社会只有亲密网络，社会关系的范围限制于群体之内，其后社会网络不断发展，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利用物质材料，突破社会交往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限制（如利用信物，参与社交者可以不必在场），形成广泛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的不断扩展，也表现在石器上：首先，远距离石料来源显著增加，反映人们社会交往的距离扩大；其次，石器工具生产复杂化，需要社会认知的拓展，石器生产知识的传承，不再仅凭模仿就可以习得，而是需要更专门的社会性学习；再次，石器生产表现出象征属性；最后，石器生产表现出区域风格。石器的社会属性通过其原料、技术、形制、空间、时间、功能等直接属性表现出来。
当代考古学研究，尤其是中国考古学研究，正在发生社会转向，越来越强调通过物质遗存去研究古代社会的面貌。对于早期人类社会而言，首先需要关注的问题是人类社会单位的规模。从目前的材料来看，旧石器时代早中期还看不出明显的地区群体，表现在石器上就是不同的石器工业风格。人类社会群体出现显著边界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现象。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人类社会面貌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通过石器去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性别分工，有观点认为手斧就是人类社会性选择的产物
。的确，如果采用锤击法，生产手斧需要很大的打击力量，这可能是一些女性无法胜任的。不过，我们的实验研究显示，如果选择采用摔击法开片，利用大石片制作手斧，于女性石器生产者则不是难事（参见第七章）。我们注意到，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人类面临文化适应上的多样选择，面对资源的变化，人类开始强化利用某些资源（如去捕鱼，这需要投入舟楫、鱼镖、渔网等复杂的工具），性别分工加剧。锐棱砸击技术就是性别分工的产物。当男性生产者更多投入捕鱼活动中时，女性需要自己制作石器工具，锐棱砸击技术很好地满足了这一需要，一方面便于处理鱼获，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女性自己生产锐棱砸击石片（参见研究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石器的章节）。还有一个相关的社会问题是社会身份的分化。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叶技术非常复杂，需要长时间的训练以及一定的天赋才能掌握，这种石器技术的出现意味着社会中某些个体将可能获得前所未有的认同，包括社会尊重与威望，这就为后来进一步的社会分化奠定了基础。
11. 象征属性
与石器的社会属性相关联的是它的象征属性。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考古学发生了以后过程考古学为代表的“人文转向”。按照这种研究范式，考古材料是带有意义构建的（meaningfully constituted）
。我们如果从当代社会出发，是比较容易理解其含义的。生活在当代社会，我们周围的一切物质材料早已为人类文化所渗透，服装可以代表一个人的身份、修养，日常器用也是如此，甚至举手投足都是如此。也就是说，任何东西都是符号，都具有象征含义，这些含义会影响社会参与者，影响人的社会行动，影响社会的构建。这样的认识是否可以扩展到石器时代？从目前的石器考古研究来看，石器的象征属性至少可以延伸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其中，象征属性最明显的莫过于石质装饰品与艺术品，它们本身几乎没有实用价值。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维纳斯”雕像是经常被提及的史前艺术品；中国史前时代玉器的出现也是以象征性为代表的，使用玉器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甚至成为中国传统文人性格的象征。
目前争议比较大的是实用石器工具的象征性问题。从民族志材料可以看出，实用石器工具也是有象征性的。只是由于背景关联（context）的丧失，我们现在很难了解史前石器工具的象征性。争议更大的是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石器工具的象征性，比如手斧，它是不是性选择的象征？对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男性个体而言，要生产一件形制对称、加工精致的手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需要找到大小与品质合适的原料，然后有足够的力量与技巧生产出可以打制石斧的毛坯，再然后就是有足够好的力量控制与加工技巧，最终得到一件合格的手斧。如果他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这至少可以证明他有足够大的活动范围，熟悉生活区域内的资源分布，有足够的力量与知识。从这个角度说，手斧生产的确具有性选择的价值——至于说古人是否真的采用了，则另当别论。在细石叶技术生产中，细石核台面的加工，有时会有“削片”的情况，即为了形成完整的台面，剥离一件完整石片，或者连续剥离两件石片。而这在细石叶生产中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台面完全可以通过逐步修理获得，削片的程序带有一定的“炫技”色彩。有关石器的象征属性，目前研究得并不多，这可以说是将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12. 进化属性
石器是人类早期发展阶段的产品，它本身带有人类进化发展阶段的特征，由此石器具有进化属性。不过，从石器考古的角度看，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究竟什么在进化？一个非常直观的回答是技术。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其晚期，可以看到石器技术越来越复杂，从简单的直接打击到间接打击，打击的精度越来越高，采用的石器原料也越来越精细，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从这个角度考察，无疑会得出技术进步论的观点。但是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时候，就会发现打制技术的重要性开始下降，一些简单的技术重新流行，石器制作者劳动投入的主要方向变成了磨制，对石器原料的要求也发生了显著改变，细腻、脆性好不再是石器原料所要求的品质，相反，适度的粗糙、坚韧变得更加重要。由此可见，简单从技术进步论的角度考察石器的变化并不总是合适的。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石器技术的发展似乎停滞了，其技巧的复杂程度反而不如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打制技术，磨制石器从技术的角度说相对简单，需要的更多是劳动投入，即长时间的打磨。
石器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当我们考察文化进化的时候，石器可以当作研究对象。从进化论考古学范式来看，文化的进化中存在诸如模因（文化基因）这样的进化单位。石器中是否也存在这样的文化单位？石器的变化是否也符合进化论的规律？进化论考古学家把器物特征当成基因的“表现型”，认为它们也会在进化过程中经历选择、漂变、突变等机制的约束
。这些特征的演化会形成自身的发展脉络，有些特征会发生分化，有些特征会消失。就这一点而言，颇类似于我们当代服装潮流的变化。从进化的视角来看石器，它就是系列竞争特征的组合体，不同地方、不同时代，某些特征会变成主导性的特征，而后也会消失。至于进化的动因，部分是适应性的（因为有利于生存繁衍），部分是中性的（暂时既没有利也没有害），还有部分是有害的（需要避免）。这里面中性的特征颇值得琢磨，因为它们往往与地方特色相关。
前文罗列了石器的十二种属性，然而并没有穷尽它的属性。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还可能发掘出新的属性。比如，如果考古材料的精度足够高，我们或许可以识别出不同的石器的制作者，这就是石器的个人属性——石器肯定是某个人制作的；还可以识别出不同的使用者及其意义。只是我们当前材料的精度还比较粗略，还不可能如历史时期考古那样关注某个个人的命运。不过，尽管石器存在如此之多的属性，但这也只是表示石器研究的可能性，具体到研究的实践层面，还会受到理论、方法与材料的限制。这些限制是学科内部存在的。除此之外，还有学科外部条件的限制，比如研究经费的限制、政策规章的限制，乃至一些学术潜规则的限制，都会让研究难以开展。不过，这里更多侧重于关注学科内部条件的限制。在这些属性中，有一部分属性是比较容易开展研究的，有一部分是目前发展中的，还有一部分是带有研究展望性质的。
[1] G. J. Shen，et al.，“Isochron 26 Al/ 10 Be Burial Dating of Xihoudu：Evidence for the Earliest Human Settlement in Northern China，”L’anthropologie 124（20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