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93年凯西·希克（Kathy Schick）与尼古拉斯·托斯（Nicholas Toth）出版了《让沉默的石头说话》（ Making Silent Stone Speak ）一书，当时我刚刚上硕士研究生，在北京大学跟随吕遵谔先生学习旧石器时代考古。大约是在次年，希克与托斯两位学者访问北大，我见到了他们以及他们送给吕先生的新作。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我读过此书，具体内容已经不大记得了，但书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过，我之所以采用《让石头说话》这个书名，有更早的渊源。还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木鱼石的传说》，其主题歌为《一个美丽的传说》，其中唱到“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男主角是乾隆时期的忠臣王尔烈，他为了教授皇子禺琰，历尽艰辛，被害入狱，后被侠女从石牢中救出。禺琰在老师的指教下，跋山涉水，体察民情，最终在千朵莲花山（今千山）找到了木鱼石。王尔烈指点他说：“这块山石，其实一文不值，但不登泰山，不知山高；不涉沧海，不知水深；不入民间苦行，怎能分辨忠奸善恶。”寻找石头的故事对于石器考古来说也颇有启发意义，我们要寻找的并不是石头本身，而是石头背后的故事。让石头开口，本是神话的内容，同时也表示事情的艰难。于是乎，“让石头说话”就成了一个绕不开的名字，我想不出一个比它更直白又有意蕴的名字了。

石器本不能说话，它之所以能“说话”，是因为考古工作者的研究。让石器说话的过程就是科学探究的过程，其中所有的美好，一方面是发现石器背后的故事，石器仿佛远古社会的密码，通过它了解久已湮没的历史无疑是快乐的；另一方面是研究过程本身的乐趣，春日户外，我们在阳光下做实验，曾有学生说，如果课程都是这样的话，那该多么令人愉快啊！为什么要选择研究石器？理由非常简单，因为石器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人工制品（artifact），从距今300多万年前一直到现在都在使用，没有哪一种其他人工制品能与之匹敌。更直接的理由是，石头足够坚韧，不像有机物那样会腐烂，能够经历百万年的埋藏留存到现在。当然，有机物如人类与动物骨骼也有可能石化，在某些特殊的埋藏条件下，有机物如木头也可能保存下来，只是这样的概率太小了。古人类学家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亲手找到一件人类化石，但对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而言，这根本不是问题，有时他们甚至都会腻烦石器，因为实在是太多了。如陕西的洛南盆地，那里发现的石器要用卡车来运输，小小的龙牙洞遗址就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石器。

石器是史前考古，尤其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简称旧石器考古）最主要、最常见的研究材料。这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的幸运之处，当然，这也是他们的痛苦之所在。旧石器，通常也称为打制石器（旧石器时代晚期偶尔也有磨制石器，如石磨盘），其形制远不像陶器那样稳定。拼合石器也远比拼合陶片困难，陶片拼合是二维的，但石器拼合是三维的，可能在某个意想不到的角度拼合。石器出土也不像陶器一样能够与特定的遗迹现象如房址或墓葬联系在一起，石器只是在偶尔的情况下能够与火塘联系起来，大多数情况下，发掘者只是得到石器而已。中国古人讲“格物穷理”，考古学家要“格”的对象是石头。如何去格？理又在哪里？相传明朝心学大家王阳明曾对着竹子格了7天7夜，结果让自己病倒了。从1993年我开始学习旧石器时代考古，至今已过去30年了，在学习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也做了一些探索，有些收获，但疑惑更多。

研究石器，仅仅端详或凝视是不够的。我们从石器上所得的认识都是基于考古推理所得，然而，考古推理何以可能？简单地说，那就是基于一定的理论、方法与材料进行推理。我们常把考古学研究与刑事断案相提并论，神探福尔摩斯的厉害之处正在于他能够建立完整的行为逻辑链条。不过，在考古学研究中，类似的推理是很难建立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史前时代尤其是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生活跟现代生活差别太大。读地理学家阿尔谢尼耶夫（В.К.Арсеньев）的《在乌苏里的莽林中：德尔苏·乌扎拉》（ВДЕБРЯХ УССУРЙСКОГО КР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会发现他总是惊奇于德尔苏惊人的判断能力，这位森林猎人能够从极少的遗迹与遗物中推断出大量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都非常准确。德尔苏的神奇能力来自他极其熟悉外乌苏里地区的森林狩猎生活，折断的树枝、倒伏的草丛、灰烬的散布，等等，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到处都是明确的信息指示。从德尔苏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行为所在的背景关联是至关重要的。

在中国学术体系中，旧石器时代考古与地质学、古人类学联系紧密，都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总是非常羡慕古生物学家、古人类学家，他们基于极少一点化石如数颗牙齿、一片羽毛的印迹，就可以发表很有分量的研究论文。古生物学所依赖的是古今一致原理，生物的生理特征、生物力学、生态关系等都是如此，看到猛犸象如搓衣板一样的齿冠，就可以推断其食物习性，由此就可以推断当时的环境景观、气候冷暖；还可以基于生物进化论，推断其演化位置及演化原因等。古生物学家之所以能够“管中窥豹”，是因为他们知道豹原本的样子，所以基于片段的信息就可以推知整体上的变化。过程考古学家借鉴了古生物学的这个优点，他们也竭力寻求建立史前文化系统的整体框架，发展文化进化论，进而实现考古学研究的“管中窥豹”。

行为链、背景关联、文化系统等，这些都是考古学家进行推理的基础。但是，石器考古学家面对的研究对象比古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刑侦学家等面对的困难得多。即便是最好的民族志材料，也不足以描述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人类生活，我们根本不知道两者之间是否具有一致性。在石器研究过程中，所有这些方法都需要采用；同时，还需要把它们以一种合理的逻辑结构组织起来，以产生合力，从而穿透现象，了解古人，也就是考古学经常讨论的“透物见人”过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论框架？我称之为“分层-关联的方法”。这是我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过若干案例研究的检验，还是比较有效的。它没有将石器研究局限于形态特征，即最后的结论不能只是石器形态特征本身的归纳（或是语焉不详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特征的归纳），而是需要深入古人行为层面，深入古代社会发展的层面，实现“透物见人”的目的。而且，这里所见到的人不是简单的行为重建，而是人类发展关键特征的重建。就好像医生给人看病一样，知道发烧这个症状，也知道发烧与炎症相关，高明的医生知道是什么导致了炎症，这个病对身体有着怎样的影响。石器研究同样如此，我建立分层-关联的方法论框架，就是希望能够尽可能深入地挖掘石器所代表的关键信息。

尽管我强调综合运用多样的方法，但我还是有自己专属的领域的，那就是实验考古。石器考古中，实验考古有悠久的历史，有诸如博尔德（Bordes）、克拉布特里（Crabtree）这样的石器打制大师，后来者中精于石器制作的不乏其人。石器作为一种考古材料，在研究过程中极其需要实验的方法。在这个方面，我有不少的切身体会。2009年在发掘湖北郧县余嘴2号旧石器时代遗址时，发现了一些外观有些像砍砸器的粉砂岩石块，由于表面有些风化，很难确定打制痕迹。而通过实验，尤其是使用实验，我完全可以确信，这种原料不可能用作砍砸器。它的硬度不足以胜任，使用中刃口会迅速磨圆，无法承担砍斫功能。再比如石球实验，按照常识，我们都会想当然地认为寻找本身就类似于石球的砾石，稍稍加工一下，就可能制作出石球，这样会最节省时间。但实验研究告诉我们，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且不说在河滩上寻找这样的原料有多难，即便找到了，也往往因为这样的原料缺乏可以打击的台面，难以进行下一步的加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石器实验考古是一种极其有效的研究方法，而要发挥这种方法的效力，就要特别注意与考古材料结合起来。针对的问题越清楚，作用可能就越大。

我采用的理论可能是需要特别指出的，与方法上相对综合的立场不同，我在理论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也就是文化生态学的，更宽泛一点说，就是过程考古学的。过程考古范式的核心概念纲领是作为适应的文化，这里“文化”不再是标准或规范（文化历史考古范式立足于此），而是人应对挑战或解决问题的手段，它是功能性的，通常用的概念被称为“文化适应”。以这个概念纲领为中心，形成一系列的支撑理论，包括文化生态学、文化系统论、文化进化论等。石器作为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处在一定的文化生态条件下，反映一定的文化适应水平。读者很容易注意到，我的研究不是以技术类型学为中心的，而是立于其上，把研究领域拓展到古人的文化适应领域。我在解释细石叶技术的起源时如此，在解释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如此，在解释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石器技术的发展以及新石器时代石器构成时亦是如此。从这个理论视角出发的研究跟此前的石器考古研究是有较大区别的。

就研究材料而言，这里涉及的不仅有打制石器，还有磨制石器。打制石器中从最简单的砍砸器到最复杂的细石叶，都有讨论；磨制石器则侧重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生产工具。尽管貌似覆盖面很广，但实际上它们也只是中国史前时代石器的代表。要穷尽中国史前的石器，于个人而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某种意义上说，也没有必要。我们要达到管中窥豹的目的，并不需要巨细无遗，重要的是获取关键信息。如果不知道关键在哪里，那么丰富的信息反而会导致混乱。对于中国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石器而言，我选择的是砍砸器、手镐、石球这三种最常见的石器；对于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而言，我选择的是细石叶技术，可以说它是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技术的巅峰；对于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石器而言，我选择的是锐棱砸击技术与锛状器，它们分别分布于长江中下游的西部边缘地带与华北地区的边缘地带，非常有代表性。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中，我选择的是石铲、石锄、石刀等，所用的基本是辽西地区的材料。这个地区处在生态交错带上，文化生态关系更迭显著，石器考古所能透视的文化适应变迁也较为明显，有较强的说服力。

这里希望通过对有限的具体石器材料的研究，以点带面，一方面，把石器考古的理论、方法与材料结合起来，进而讨论一些重要的问题，建立成功的范例；另一方面，试图以石器为视角，透视中国史前史。内容的构成是按照从早到晚的时间顺序，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一直延伸到商周时期，包括中国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文化适应、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细石叶技术起源、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发展五个重大问题。这些研究希望说明一点，石器考古是可以告诉我们有关远古时代的故事的，而不只是发现石器材料、分析材料本身的特征。

当然，石器考古永远在路上，甚至还需要指出，石器考古是还存在较多问题的领域。尤其是莫斯特难题还没有解决，石器与人群的关系很难确定。按照DNA考古研究，现代人是从非洲扩散到世界各地的，但令人困惑的是，我们从石器考古材料上难以证明这个扩散过程，石器技术与现代人种群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对应关系。相比而言，从文化适应的角度展开石器技术研究则要更可靠一些。简言之，石器考古深受学科所存在的背景关联的约束，不仅有外部的关联（社会发展、时代思潮、相关学科发展），还有内部的关联（石器研究所能依赖的理论、方法与材料），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关联，石器考古必定是有时代局限性的。

就我个人的研究而言，就更说不上完美了。所希望的是，我能够对石器考古这项工作（于我而言，更应该说是事业）有所贡献，于同仁与正在学习石器考古的同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文字的表述上，我并不想化身为貌似客观的旁观者，我是石器研究的参与者，我会描述我的切实感受以及认识问题的过程。我个人的认识无疑是有局限的，我并不怕承认我的局限，我相信读者之所以翻阅此书，是因为其中有所长。能够实现这样的目的，我就心满意足了。在这个知识爆炸、信息传递极其便利的时代，试图提供一个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是不现实的，也没有多少意义。因此，选择一个相对个性化的表述方式，反而可能更合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