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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新闻学研究一如既往，保持了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具有的比较强劲的势头，继续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作为“显学”处于勃发的态势。理论新闻学的研究同样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成果在不断增加，队伍在不断扩大。下面，我将就当前新闻理论研究的总体表现和趋势做一些简要的分析。需要预先说明的是，我的分析并非面面俱到式的总结和预测，而是挑拣了几个在我看来比较重要的、具有一定“新意”的方面。
近些年来，新闻理论研究在各个具体领域、具体方向上具有齐头并进的特点，传统研究领域继续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同时，开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使新闻理论研究表现出整体推进的强劲态势
，主要表现是：
国内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领域内的几位知名学者，近些年来都有新的著作面世。如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的童兵先生在1989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之后，2002年又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陈力丹先生在1993年撰写出版《精神交往论》（开明出版社）之后，2003年撰写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又撰写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郑保卫先生在2003年编著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主编出版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何梓华先生担当第一首席专家的新闻理论教材正在撰写当中（该教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之一）。另外，还有不少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邓小平、江泽民等人新闻思想的论文不断发表在各种学术刊物上，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中青年学者也有不少作品面世。
自从1982年甘惜分先生撰写的《新闻理论基础》
出版以来，国内出版的新闻理论教材（包括翻译出版的）大概有六七十种。在各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些相对比较成熟、具有一定个性特色的理论教材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面世。比如，黄旦撰写的《新闻传播学》（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童兵撰写的《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李良荣撰写的《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刘建明撰写的《当代新闻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郑保卫撰写的《当代新闻理论》（新华出版社，2003）；我本人撰写的《新闻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等等。尽管很难说这些教材已经对传统新闻学体系有了突破性的更新，但可以看到的事实是，作者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进行着艰苦的探索。我们相信，一批更好的既有普适性、又有个性的教材将会逐渐面世。
新闻理论研究中，真正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东西乃是基础研究。各种应用研究的成果除会以独立的方式存在之外，常常会以大浪淘沙的方式，凝结在新闻史论之中。
我在《新闻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的前言中曾经写过这样几句话：“理论建设比起其他研究要难得多，它不仅要整理分析经验事实，还要抽象、概括出一系列的概念范畴，总结出具有本质意义的原理和规律。因此，学习理论的人、研究理论的人，一开始就要下定决心，既不脱离火热的新闻传播实际，又能耐得住寂寞，愿意把冷板凳坐热。”尽管人们一再批评现在的学术研究过于浮躁，但我们看到，近些年来新闻理论的基础研究还是出了不少成果，有人对新闻理论体系本身的结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比如丁柏铨撰写出版了《中国新闻理论体系研究》（新华出版社，2002）；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成为学术讨论中新的热点，比如关于新闻事实、新闻真实、新闻价值、新闻自由、新闻伦理等的研究，不仅有不少论文发表在学术刊物上，而且一些专门性的研究著作也陆续出版。比如杨保军撰写的《新闻事实论》（新华出版社，2001）、《新闻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新闻真实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先后出版；邓利平撰写的《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多维视野》（新华出版社，2001），陈绚撰写的《数字化时代的新闻理论与实践》（新华出版社，2002）、《新闻道德与法规——对媒介行为规范的思考》（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刘行芳撰写的《西方传媒与西方新闻理论》（新华出版社，2004）等一大批专门性的研究著作不断面世。
跨学科研究、多维学术视野中的研究或者说交叉新闻学研究，以新闻传播与其他社会活动行为形成的交叉地带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的主要研究工具是新闻学和其他学科的知识与方法。跨学科研究、多维学术视野中的研究，开辟了新闻学研究的新领域，打破了就新闻论新闻的狭隘局面，开阔了人们充分认识新闻传播的视野，产生了诸多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事实上，“每门科学都需要向其他科学开放，并在相互作用中复生和重组”
。跨学科研究，不仅能够生发诸多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各学科之间的紧密关系，求得科学的共同发展。我们已经看到，近些年来，在中国就有30多门跨学科的新闻学诞生。
在新闻学与哲学、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学与政治学、新闻学与社会学、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语言学等方面的交互研究中，已有一批成果诞生。但从总体上看，跨学科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在跨学科研究中，还有一些不良的苗头需要注意，有些动不动就自称“某某新闻学”或“新闻某某学”的著作，不过是把其他学科的一些概念、范畴生搬硬套在新闻学上，或把新闻学的一些概念、范畴浮皮潦草地运用到其他学科上而已。这种“食他不化”的所谓跨学科研究，尽管在起步阶段难以完全避免，但是不值得提倡。
改革开放的国家发展大战略带来了中国社会整体上的大转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观念大变革，生发了大量新现象、新问题、新观念、新思想、新冲突、新矛盾，这种景象同样出现在新闻传播领域。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黄金时代，充满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研究者们有了施展才华之地，但同时也经受着勇气、智慧、毅力的考验。就当前的新闻学界来看，我自己的判断是，理论研究者们总体上没有辜负时代的期望，在社会大变革的宏观背景下，不仅做出了紧跟时代的考察和分析、阐释和说明，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前瞻。学者们以敏锐的判断力，不断创新的学术勇气，开辟了诸多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提出了不少既有学术价值、理论意义，同时又具有实践指导作用的看法和见解，甚至是理论和学说。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新探索一一在此列举，以下的说明是极其简明的提要。
（1）诸多重要研究领域已经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初步实行，促生了大量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引起了新闻学界的高度重视。诸如报业、广播电视业的集团化问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新闻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问题，中国传媒业的国际竞争力问题，中国的传媒生态、传播环境问题，传媒业的经营与管理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既有理论层次的深入探讨，又有紧随新闻业发展最新步伐的前瞻性研究。
战略性研究越来越多，新技术条件下新闻传播的发展战略研究（包括关于网络新闻传播的各种问题）、全球化背景下新闻传播的发展战略研究、不同媒介行业发展的战略研究等受到了学者和业界的普遍重视。
（2）新的研究方法不断引入。新闻学是一门开放性极强的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年来，新闻学研究从其他学科借鉴、吸收了大量的知识和方法，开阔了新闻学术视野，深化了对诸多问题的探讨。将传播学（主要是经验学派的研究方法）、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实证研究方法引入新闻学研究的做法在近些年来显示出了强劲的势头，已经有不少的成果面世。
（3）比较研究不断升温。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了，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比较新闻学的研究质量进一步提升，表现为比较研究的范围与对象在进一步拓展，比较研究的方法有所更新，并且出版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大陆与台港澳新闻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深入发展，与国外新闻传播学界的交往、交流日益增多，引进出版的西方新闻学新成果也有所增多（对此，我们下面还要专门说明）。
学术繁荣、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是学界内部的不断批评和反思。缺乏学术争论、缺乏学术批评，是近些年来整个中国学界经常被诟病的现象。新闻学界在整体上应该说也同样缺乏足够的学术批评和反思，也很难说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交流环境和氛围。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新闻学界确实有一些学者，还是能够及时、自觉地反思、批评有关学术现象和学术成果的（比如，陈力丹、喻国明等教授每年年初都要对上一年的学术研究进行回顾、总结），并且，我们已经感觉到，随着中国新闻传播业实践中各种问题、矛盾的凸显，学界内部批评和反思的力度、强度、频度都会增加。下面，我侧重从理论研究的方面，说明这种批评和反思的几种主要表现。
近些年来，理论新闻界不仅对一些传统新闻观念进行了不断的批评和反思，而且对伴随市场经济新生的一些新闻观念进行了（进行着）及时的批评和反思。这种批评和反思，既表现出理论研究特有的深刻性和反思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新闻实践中的一些偏误。而对新闻理论研究自身来说，这种做法有着更为重要的校正作用。下面，我们撮其要者，加以说明。
（1）新闻传播本位观念的变革。新时期以来，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新闻传播观念革命性的变化，就是由传播者本位观念向收受者本位（受众本位）观念的转变
，进而向传收（受）共同本位观念的转变。在这一革命性的转变过程中，理论研究者们从新闻理论最基本的问题入手，从根源上说明过去对新闻（传播）本身理解的片面性。比如，国内新闻理论界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对“新闻”“新闻价值”“新闻真实”“媒介功能”等基础问题进行探讨，表明新闻传播的根本动力来自收受者的新闻需求，来自社会的新闻需求，新闻传播最基本的目标（或者说新闻传播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满足收受者的新闻需要。这些看起来非常朴素的认识，使人们从根本上转变了对新闻（传播）的看法，比较充分地认识到一些传统的新闻观念、新闻价值观念、新闻功能观念等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现在，收受者本位观念已经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传播观念。当然，在新闻实践中，是否真正贯彻了这样的观念，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并且，收受者本位观念是否就是新闻传播应该永久确立的正当合理观念，也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2）对精英主义新闻传播观念的批评和反思。精英主义新闻传播观念是伴随媒介产业化而兴起的一种重要的、影响面比较广泛的观念。精英主义新闻传播观念认为，新闻传播（包括其他媒介传播）必须努力去影响那些有影响力的人群，只有影响了有影响力的人群，媒体才能成为有影响力的媒体，才能赢得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而所谓有影响力的人群（精英人群或者社会强势人群），主要是指那些握有一定社会权力、拥有一定经济资本、富有一定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的人群，也就是普通百姓所说的“有权、有钱、有知”的人群。他们在新闻媒介面前表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拥有比较充分的话语权力和话语机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媒体坚持精英化的传播观念并没有什么错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政治逻辑、商业逻辑的合理性。但这样的传播观念，不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界普遍持有的观念。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新闻媒介作为社会公器的价值追求，背离了新闻传播承担的维护社会平等、社会正义的舆论天职、道德天职。新闻媒介在关注“富人”的同时，更应该关注“穷人”，至少要注意二者之间的平衡。
（3）对新闻报道平民化观念的反思。针对精英主义新闻传播观念，社会和新闻界一并发出了另一种声音，这就是要求新闻传播要重视平民、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确立平民化的新闻传播理念、民生新闻观念。平民化的新闻传播观念，核心是关注普通百姓的平常事，用新闻的眼光发现常态生存中不平常的事情，以细致、深入、朴素为突出特征，因而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但是，一些媒体以平民化的名义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实质上是走上了歧路），把新闻报道搞成了事无巨细的家长里短，把新闻搞成了街道居委会式的广播站。一些广播电视新闻栏目，甚至给新闻配上音乐、加上台词，显得滑稽可笑，新闻不再是新闻，变成了戏剧表演，新闻成了一种娱乐的方式。新闻毕竟是新闻，它有其内在的规定性和基本要求，并不是所有的事实都可以被作为新闻事实去报道，并不是所有的形式都可以用来“包装”新闻。
（4）对新闻娱乐化观念的批评和反思。娱乐化新闻和新闻的娱乐化是近些年来的一股潮流，其背后有一种观念：新闻不过是讲故事的一种特有方式，一种艺术，目的是满足人们的兴趣和好奇，使人们获得轻松和愉悦。谁能把故事讲得引人入胜，谁就是赢家。于是，人们看到新闻界有两种突出的表现：一是娱乐新闻铺天盖地，各种娱乐明星的新闻连篇累牍，并且充满了煽情和媚俗，当然，人们并不一概否认娱乐新闻的普遍健康性；二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硬新闻、严肃新闻的娱乐化。人们看到，一些媒体报道重大事件（包括重大的天灾人祸类事件）时，重点并不在事件的核心上，而是在边边角角上，往往会把事件拆解成可以娱乐的片段（用尽娱乐化的视角和娱乐化的手段），或者直接以非人道的方式、缺乏基本人文关怀的方式剪裁新闻事实。这样的新闻报道方式及其背后的新闻价值观念，受到了学界的不断批判和指责，学者们也在积极探究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以及防止这种现象进一步恶化的途径和方法。
伴随新闻传播业和整个媒介产业的迅猛发展，新闻学、传播学研究也得到了飞速发展，各种新兴研究领域、研究方向、研究方式方法如雨后春笋，遍地发芽，到处生长。从总体上说，这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有利于学术进步、学科发展，确实令人高兴。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杂草滋生、良莠不齐的现象，这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担心和反思，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对心浮气躁的学术心态表示担忧。新闻传播业的勃兴，给学者们创造了充分的学术研究机遇和施展才华之地，而新闻学本身的开放性、与其他学科天然就有的广泛联系性，更是给研究者们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有些人充满激情，到处跑马占地，插旗立牌。今天提出这个学，明天创造那个学，真是“学术林立”。可一旦接触实质性的内容，就会发现，所谓的“某某新闻学”或者“新闻某某学”，如此等等，很少有“夜明珠”，大多是“驴粪蛋”。心浮气躁、走马观花，仍然是当前新闻学界普遍存在的不良现象。更为令人担心的是，批评这种现象的人（也许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往往是被批评的一分子。写得快、出版快，甚至写得少、出版多，已经成为新闻学界的普遍现象。就连一些功成名就的学者，也很难平心静气地做学问，深入研究问题，而是与急于评职称、忙于养家糊口的年轻学者们一起，到处奔忙，四处作秀。大家似乎钻进了一种恶性的怪圈，逃脱不出来。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大问题。
（2）对一些研究领域的学科定位、归属提出不同看法，表达各种质疑。已往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空白，特别是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促生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使新闻学的地盘在不断扩大，边界在不断扩张，内容在不断增多。对新出现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的归属问题，学者们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比如，一些学者或者撰文，或者在重要的学术会议上发言指出，媒介经济研究是理所应当的，但把它作为新闻学院的课程和教学内容是否合适是需要考虑的，它更适合商学院或者经济学院；又如，一些学者公开或私下里对将培养新闻发言人的课程、公共关系课程甚至广告课程等置于新闻学院表示了一定的质疑和担心；再如，一些新闻学研究者对传播学研究者的有关看法提出质疑，“将‘媒介经济’和‘传媒业经营与管理’仅仅视为传播学的研究内容是欠妥当的，新闻学同样应当把它列入自己的研究范畴之中，这是新闻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
。其实，有些研究领域本身就是交叉的，说绝对点，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存在绝对的只有一门学科在研究的独立领域，学科间研究的不同在于不同的学科总有一些自己特有的理念、视角和方法。我不赞成研究领域上的“地方保护主义”。但从教学上考虑（实际上是从培养人才的目标考虑），有些课程到底应该放在哪些学科、哪些学院，是可以进行争论、探讨的。
（3）对学术研究方法本身的反思。我国新闻学者们比较熟悉传统的研究方法——理性的逻辑思辨，定性的描述和论证。这些方法主要是哲学方法、解释学方法，也是人文、社会科学通用的基本方法。对此，不断有学者提出批评，认为这样的方法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得出的结论多是论断性的、感悟性的、直觉性的，没有足够的、普遍的说服力，与真理的品性不相符合。在经验传播学、社会学等实证方法的影响下，一些学者极力强调新闻理论研究也应该采用实证的、量化的方法，少用甚至放弃传统的方法。但就总的情况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在研究方法上，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思辨不是万能的，数字（代表实证方法）同样不是万能的，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方法。我们不能把任何一种方法神圣化。新闻学面对的理论问题，不可能通过单一的方法解决。不同的方法可以解决不同的问题，只有把不同方法整合起来，才有可能解决大问题和难题。
（4）对伪学术现象的批评和反思。人们发现，尽管现在的学术研究有非理性的一面，但同时也看到，学术研究的自觉性在增强，特别是前提批判意识、问题意识得到了明显的强化。在展开具体的研究之前，对研究问题本身进行意义审问，已经成为学者们的自觉行为。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人所研究的问题，往往是实际上不存在的问题，或者从学术上说无意义的问题，是一些伪问题，他们所进行的研究也就变成了伪研究。对于这种现象，学者们已经开始进行公开批评。人们看到，学术交流、对话的气氛和环境正在变得宽松，学者们也变得越来越大度、宽容，不同观点的正面交锋，包括在学术会议上的直接的、面对面的批评与辩论也在增多。这实在是难得的好事。事实上，尽管学术研究的规范性仍然难以令人满意，但人们发现，加强规范、遵守规范的呼吁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学术研究，特别是新闻学术研究的宣传化倾向、政治化倾向，一直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种突出表现，人们对这种现象的看法也是很不一致。对新闻学界来说，与以往不同的是，学者们对学术研究的宣传化、政治化现象不再熟视无睹，不再认为理所当然，而是开始了认真的批评和反思，开始比较自觉地讨论新闻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
学术研究不是政治宣传，但学术研究必然会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这几乎是学界公认的事实。但在学术研究中如何对待和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理论研究可以研究政策，也应该研究、评价政策，但不能把研究混同于宣传，那样，新闻理论研究将失去其学术意义。对政府、政党新闻政策（路线、方针等）进行研究，得把它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作为一种客观存在。首先弄清楚政策是什么，然后搞明白政策针对的实际情况是什么，进而发现问题，追究问题背后的根源。这样的研究首先不能带着功利色彩，不能怀着价值追求，而是要以客观和价值无涉的态度展开。如此，得出的结论才不会有预先价值偏向。只有没有预先价值偏向的研究成果，才有可能为制定政策、修订政策的人提供科学的、真实的智力支持。宣传的任务是让人们理解政策，接受政策，按照政策办事。宣传性的文章主要是通过一定的艺术、技巧和方法阐释既定的内容，这与学术研究追求内容上的创新、言他人所未言有一定的不同。因此，学术研究和宣传不是一回事。个别学术研究论著、论文，主要是一些语录的堆积、政策条款的罗列，加上几句感想式的解释，还有对自己信念的表达，洋洋洒洒数千言、上万语，并没有研究任何问题，这当然得不到人们的认可。学术研究还是应该保持它必要的独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
进入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整个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扩大，新闻学研究中的国际交流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明显增加，国内众多新闻院系，特别是比较著名的新闻院系已经与国外的一些知名新闻院系或者新闻媒体展开了实质性的合作。合作的主要领域有教学、科研和对新闻业界人员进行各种培训。有人说，中国的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已经出现了国际化的现象。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众多学者、译者以及众多出版社都投入很大精力从事新闻与传播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长期致力于新闻与传播学著作翻译事业的展江教授说，中国关于西方新闻与传播学著作的翻译已经出现两次高潮，它们都产生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第一次高潮大致始于1980年，出现了一批很有影响的著作。比如《美国新闻史》（1982）、《当代新闻学》（1986）、《怎样当好新闻记者》（1980）、《传播学概论》（1984）、《报刊的四种理论》（1980）、《新闻写作教程》（1986）等。在这一翻译高潮中，新华出版社独占鳌头，其他一些出版社零星参与。从总体上说，译者相对来说较少，出版形式大多也是单本为主，没有形成规模化的翻译态势，总量在四五十部左右。第二次高潮大致始于1992年，持续至今。“大致自1998年新华出版社推出‘新闻传播学名著译丛’以来，第二次移译高潮已经随着中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的发展和新闻媒介的市场化运作进程而形成了空前之势。”
在目前还在持续的第二次浪潮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包括“大师经典系列”和“国外经典教材系列”两个系列；清华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和“清华传播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世界传播学经典教材中文版”（其中有影印本）；新华出版社推出了“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华夏出版社推出了“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商务印书馆推出了“文化和传播译丛”。此外，还有一些出版社推出了一些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翻译著作，比如南京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等。从总的翻译量上来看，大概有一百二三十部。看得出，参与这次浪潮的“弄潮儿”——翻译者与出版社——人多势众，著作的出版形式也多是规模化的。
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对中国的新闻理论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对传播学的影响更大，这些著作大多是传播学的著作），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我们看到，在越来越多国内学者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引用、参考翻译或者原版影印著作的总量在不断增加，一些新闻学、传播学专业的博士甚至硕士学位论文，所列的参考书目多半是上述两次翻译浪潮中“进口”的书目。
其实，不仅是翻译浪潮滚滚而来，而且原版、原文图书也被引入。国内一些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新闻学和传播学著作。
重视国际学术交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学界表现出的重要特点之一，而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伴随着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新闻学术交流的国际化已经形成了一种看得见的潮流。世界范围内新的新闻文化景象、新闻文化秩序正在形成之中，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和正在成长起一批新生代学者、研究者，他们既对中国的现实比较了解，又具有比较好的国际学术交流能力。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在各种冲突中不断加快，更是为新闻传播学的国际交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机会，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各种形式的国际学术会议此起彼伏、频频举行。
目前，新闻学界的国际学术会议已经开始打破惯有的模式——只是国内请国外的模式。人们看到，不仅是中国的新闻院系、专家学者邀请国外的著名学者教授到中国来参加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讲演，讨论学术问题，而且不少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专家、教授、学者，已经凭借他们自己的学术实力和水平，受邀走出国门，登上了国外举办的各种学术论坛，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发出了中国研究者的声音。他们介绍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状况，阐释中国学者眼中的世界新闻传播业，比较不同国家之间新闻观念、新闻实践的异同，发表自己对诸多重要问题的见解和看法。可以说，近些年来，中国新闻学界与世界同行开始形成有效互动的双向国际学术交流局面。
更为重要的，也更为可喜的是，国际上已经有一大批学者积极关注中国新闻业的发展与变化，他们不只是到中国的学术会议上介绍他们国内的有关问题或者有关研究成果，还把对中国新闻业的研究（特别是各种比较研究的成果）展示在人们面前，从而使中国学者能够直接了解国外研究者们对中国问题的各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学者身在庐山难知庐山真面目的不足，促进了学术交流的广度和深度。
还有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国内新闻学界、教育界具有重要影响的一些新闻院系，以长远的目光、国际化的境界，探索国际交流的新途径，试图在国际新闻学界、教育界发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国声音。比如，早在2005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50周年院庆之际，该院即举办了“首届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国际论坛”，并在论坛期间签署了具有重要影响、得到广泛好评的《北京共识》
。
在国际交流的新发展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中国一些比较著名的新闻与传播院系已经与国外比较著名的新闻院系展开了教学、科研、培训等方面的实质性合作。
据了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都已经和正在与世界各国（主要是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韩国等）著名的新闻学院进行了和进行着各种形式的合作。国内外新闻院系之间、有关的研究机构之间，已经建立起各种比较亲密的关系，比如姊妹或者兄弟院系关系等（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已经与美国的密苏里新闻学院、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以及韩国高丽大学新闻学院建立了姊妹学院关系）。在人员往来常态化（包括教师交流和学生交流）的基础上，展开了许多具体科学研究项目上的合作。有些研究项目主要针对中国问题，有些项目则是中外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