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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关注2021年刊载于中文学术期刊（包括港台地区）中的传播学研究，由十位研究者共同参与文章的收集与筛选，筛选标准主要是文章的问题意识、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发现与创新。本课题组兼顾主题聚类，最终将遴选出的传播学研究方向的文章分类整合成以下八个专题进行简要论述，它们分别为：媒介理论、媒介的时空之维、平台与数字劳动、“明星-粉丝”关系与饭圈文化、数字媒体赋权、疫情与健康传播、物质性与身体问题、算法与人工智能。
近几年，德国媒介理论或者新德国媒介理论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西比尔·克莱默尔（Sybille Krämer）的理论相继被介绍到国内，相关的理论引介也朝着更加深入的方向进展。如基特勒“去人类中心主义”的媒介观进一步得到阐述，在他看来，人的主体性地位受到媒介技术的挑战，导致了身体的显露与灵魂的消逝，而数字媒介更是凸显出媒介的主体性并伴随着人类主体性的消逝。 [1] 克莱默尔反对基特勒式的“媒介基要主义”，她提出的“邮递”（postal）模型（又被称做“信使”模型，messenger model）得到更深入的探讨。在接受中国学者的访谈时，她进一步澄清媒介不是某类特定的事物，应把“媒介性”视为一种方法性视角，而“使之可感知”的过程是中介的核心。 [2] 但这种信使模型也遭到了一些质疑，如徐生权指出信使模型回避了媒介中介过程的复杂性。 [3] 媒介不仅会反射世界，还会“衍射”世界，这种“衍射”意味着媒介是对世界的“纠缠”式“再现”。在对媒介的“中介”过程的理解中应该多一种“纠缠”式的理解。
与此同时，其他德国当代媒介学者的理论也不断被引介到中国。诺伯特·博尔兹（Norbert Bolz）基于本雅明理论发展出作为“感知”理论的媒介美学。 [4] 沃尔夫冈·恩斯特（Wolfgang Ernst）将视野拓展到当前以软件和算法计算为基础的数码档案或数码记忆领域，还对媒体的时间性或机器时间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5] 伯恩哈德·西格特（Bernhard Siegert）在其《中继：作为邮政体系之一个时代的文学》（1993）中，就邮政体系对文学创作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而在《数码通道》（2003）一书中，他还对数字技术和数码媒体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考古学研究。另外研究者对媒介考古学无所不包的研究对象、缺乏清晰的研究焦点与方法等也有很多反思与批判。如《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一书被批评为“各种研究的杂乱罗列”，全书缺少统一的概念框架，给人的总体印象不是在“媒介考古”，而是在“考古媒介”，发掘出各种不同的“媒介”——好比“与小人儿捉迷藏” [6] 。结合中国的语境，如何立足当下并找到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进而与西方进行理论对话，这仍然是我国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者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德国之外，“媒介化”也是欧洲媒介社会学界超越效果研究范式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关于媒介化的探讨充满了分歧，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和安德烈亚斯·赫普（Andreas Hepp）以“两种传统”（two traditions）概括这种分歧：一种是以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为代表的“制度传统”（institutional tradition）；另一种是以库尔德利和赫普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传统”（socio-constructivist tradition）。为了解决结构/能动的二元矛盾，赫普和乌维·哈泽布林克（Uwe Hasebrink）在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关于“型构”的基础上提出了“传播型构”（communicative figuration）的概念作为“媒介化”的社会联结形式。 [7] 但戴维·莫利（David Morley）却认为“媒介化”在概念上是没有帮助的，因为它只是复制了一个概括的、推测的、演绎的假设，说服力不够。 [8] 胡翼青、陈洁雯也指出夏瓦保守的学术态度几乎葬送了整个媒介化理论的前途。 [9] 媒介本身的存在方式是一种基础且不容忽视的重要视角。媒介化理论若想对当下媒介现实有更强大的解释力，应当紧紧把握住媒介无形无相的在世存有是怎样再造时间、空间和秩序的。否则的话，这一理论的革命性将戛然而止，而“媒介化”这个概念也会被当成没有理论内涵的生活常识。
作为技术机器系统的媒介，与有机体系统、社会系统互嵌共生，日渐成为直接驱动人类社会运作的动力和机制。 [10] 但整个媒介化学派在各种场合指责以基特勒为代表的德国学派以及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技术决定论者 [11] ，媒介技术本身完全被“黑箱化”的做法也难以说服很多持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那些围绕技术及其使用所产生的社会性的协调和冲突不应消失不见。开启黑箱意味着将社会性注入技术的讨论之中，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TS）中的“技术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路径关注某项特定的“技术物”是如何在具体的“社会情境”（social context）中被生产、推广以及使用的，将媒介“在地化”也成为题中之义。 [12]
“去地方化”与“再地方化”或者“去疆域化”与“再疆域化”一直是媒介空间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一方面，现代媒介让传播关系突破地理社区的边界，在广阔的时空中组合、流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熟人社会关系形成冲击，削弱了乡村认同。但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也通过积极参加秦腔、皮影戏等公共文化活动，建构相应的媒介空间来维系原有的文化传承和乡村认同。 [13] 在对电视生产社群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现象，尽管新媒介技术使得“电视湘军”以“游牧者”的姿态面对变动不居的空间生产实况，但该群体表达出基于“湖南核心性”的稳定的恋地情结。 [14] 媒介提供的“可见性”成为形塑社会的关键力量，更进一步，媒介权力能够通过社会空间的可见性“生产”出特定的主体性，并塑造个体的记忆模式。 [15] 伴随着社交媒体等新媒介的出现，混杂了虚拟与真实的网络地点成为标识个人、族群身份与想象的新方式，那些濒于消失或遗忘的记忆被重提、唤起。 [16]
数字技术的普及也重塑了人类对空间和空间性的感知和体验，如地图类App通过使用具有定位功能的设备和地理编码内容，使得社会关系被空间化，生成了独有的多重共现的关系空间。数字空间媒介化身成关系关联平台，由静态的“可感”代码制品和动态的“可视”编码实践联合构成。 [17] 即使在地铁这样封闭的“非-地方”（non-place）中，借助手机等ICTs（信息通信技术）所中介的移动，乘客可以“定制”自己的移动节奏，也可以暂停移动或者积极地内化各种节奏。 [18] 但在具体物理移动和传播的过程中，空间移动方式和感知仍然是基于身体的，作为移动媒介的身体，不断实现着场景的坍塌与重建。 [19] 虚实交融的赛博空间成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空间形态，手机用户线上信息环境的组织和线下肉身主体的行动串联起来。媒介导航的城市化生存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20]
作为半公开社会生活场所的社区也在新的移动范式之下受到学者的关注。谢静提出了作为第三地方的“移动社区”，强调传播构成社区的观念。 [21] 借助于新的传播技术，新游牧时代的移动能够在身体与心灵、物质与精神之间建立新的关联和融合。还有研究者在关注自组织社区的空间生产和空间分配时发现“空间媒介化”与“媒介空间化”的双重过程。 [22] 在更大层面上，整个城市都与数字媒介结合在一起，生成了一种全新的“城市-媒介”统一体。 [23]
在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看来，关于现代性的讨论一直都忽视了“时间”问题。他宣称加速是现代化过程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晚期现代性的社会病症，这一病症表现出了新的异化形式，并引发了现代人的时间危机。 [24] 如何充分利用时间、成为“时间的主人”也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这其中，时间约束型软件以一种逆向的“占有你的时间”契合了用户反连接的诉求。通过使用该种类型的软件，人们获得了一个帮助提升自我认知的、简化的时间和生活节奏流程图，从而将生活回归到现代性时间框架之中，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我在时间上的“能够”和整体生活的全方位建构。 [25] 但“新的移动范式”（new mobilities paradigm）提倡在研究运动和加速的同时也要关注停顿、等待、滞留、放慢等各种非移动和减速现象。在各种“慢实践”中，“慢媒介”运动主张人们从手机、电脑、网络等数字技术回归到纸张、书籍、胶片等传统模拟技术，以传统技术之“慢”对抗数字技术之“快”。不过，在关于手账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它仍然强调对“快生活”的追求，加速移动所带来的紧张感和不确定性同样回响在纸质页面上。 [26]
但韩炳哲认为“加速的时代业已过去” [27] ，在他看来，当代的时间危机并不是罗萨所说的“加速”，而是时间的“消散” [28] 。因为数字化时代的时间是“点状时间”，数码设备的可移动性使得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工作，工作岗位与非工作空间之间的界限愈渐模糊，“每个人就如同一座劳改所，将工位带在身上” [29] 。移动信息传播技术强化了媒介、资本与时间的共谋关系，深刻影响了现代人在时间规训下的生存境遇。数字资本通过时间规训，建构了“即时”生产制、弹性工时制、时间压缩与高效生产、定时与劳动同步化、时间商品化等多样化的数字劳动景观。 [30] 这种景观使得数字劳动时间完美地与人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的生活时间相融合，尽可能地创造数据量。最终，数字资本通过对生命时间的侵占进而呈现出一种数字生命政治的治理术。 [31]
尽管我们似乎感知不到机器运转的时间消耗，但全球体系中的不平等现象仍然值得重视。戴维·莫利强调“等待的政治”，即一个人花在等公交车、等医生预约、等别人接电话、在机场排队登机的时间，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32]
平台的发展内嵌于国家信息化建设的脉络之中，体现为企业扩张与国家规制的双向运动。平台企业试图以输送技术革新和经济改革的关键理念的形式，将平台经济塑造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国家行为和政策法规的转变。 [33] 国家则利用基于平台的协作式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34][35] ，同时对规模庞大权力集中的平台采取反垄断规制。事实上，平台垄断等“围墙花园”之困一直是笼罩在平台经济上的一片荫翳。平台兼具以技术互用性为特征的底层控制系统和自我增长式的数据网络，技术逻辑的控制性与价值逻辑的开放性构成了平台媒介的“二重性”，并共同导致互联网权力资源的再中心化，造成新企业入局困难。 [36] 在腾讯2010—2020年的十年开放史中，平台不断增强链接能力，不断融合多元产业主体于同一生态，却不可避免地侵蚀了其他创新者的业务，走向垄断形态。 [37] 淘宝平台创立以来，亦以支付宝与菜鸟物流作为网关，逐渐实现了平台的基础设施化。 [38] 互联网企业从垄断走向金融化，被“大厂”蚕食了生存空间的新兴企业从生产实践中退出，将重心转向融资变现，支撑互联网发展的理想主义之梦化为一夕之间财务自由的持股迷思。
平台经济的发展重塑着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成为社会科学的热门议题，其中平台化的数字劳动更是研究的焦点。姚建华在《数字劳动》一书中系统地分析了数字劳动研究的理论前沿与历史脉络，并从在地经验切入，在中国社会转型和全球平台经济勃兴的背景下，揭示数字劳动与全球外包、技能变迁、情感关系等问题之间的关系。 [39] 数字劳动研究主要包括平台用工模式、劳动过程与数字化监管三个路径。 [40] 针对外卖骑手的研究显示，平台将脱离了传统工厂空间的外卖行业劳动者置于严密的电子全景监控下，将时间竞赛的紧迫感内化于骑手的个体意识，并以弹性工作时间的设定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实现了新型劳动时间控制。 [41] 诚然，劳动者可以利用非正规技术与平台斗智斗勇，但出租车司机与滴滴出行博弈的过程却显示了数字资本主义“反噬对抗”的强大能力，司机利用系统漏洞刷单、使用黑产技术破解绩效制，却换来了系统更加精细和精准的技术优化与管理策略，司机为系统发现、检测漏洞的数字劳动被数字智能装置免费获取，转而强化了平台对劳动者的操纵。 [42] 同时，服务于技术优化的IT领域从业者也遭受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控制。女性程序员在职业的选择、发展和实践过程中受到资本逻辑与父权文化的双重宰治。 [43]
除了从马克思主义传统路径出发，关注数字化在劳动时间维度上对劳动者的异化，数字劳动研究亦可从“受众商品论”的角度入手，关注空间维度上劳动和娱乐的边界如何被打通。 [44] 例如，最普遍意义上的玩游戏就可被视做三个层面上的劳动：首先，玩游戏作为一种媒介使用行为蕴含着多种劳动；其次，玩家基于情感和认同展开的生产性文化实践亦是劳动；最后，以游戏为业的群体可在游戏的场域中获得报酬。 [45] 与外卖骑手等数字零工的多重反抗不同，创意劳动者以脑力、精神和情感劳动为核心的数字灵工往往被削弱了抵抗心理。平台以兴趣、玩乐、公平与希望等一系列意识形态理念创造出创意劳动者的主动同意，遮蔽了剥削与控制的本质。 [46] 此外，资本亦依托平台垄断、结果管理和数字控制制造出被动的妥协式同意。 [47] 例如，女主播沉浸在平台所编织的网红梦之中，通过志愿性服从的甘愿劳动，将自身创造的视听内容及其剩余价值贡献给平台与工会。 [48] 女主播需要通过打赏等经济行为或关怀主播等情感行为对观众进行分类 [49] ，并有意识地操弄阴柔气质进行性别表演，展现倾听、对话、真诚、有空闲、易接近等特质，策略性地为观众提供亲密感。观众对主播的观看则带有权力和欲望的色彩，强化了资本主义及父权社会将女性商品化的凝视。 [50] 换句话说，主播与观众之间的关系是高度商品化、高度物化的，更像是一场靠礼物续租、排遣寂寞的暧昧游戏 [51] ，虽然主播可以通过标价、区分和界限这三种关系协商策略，平衡自我异化和亲密关系商品化带来的不道德感，但这些策略本身亦不稳定 [52] 。
除了以主播群体为代表的情感劳动，数字劳动中的数据问题也吸引了学者的关注。用户只要使用数字平台，就不可避免地投身于内容或数据的生产之中，后者已经成为数字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增长点。 [53] 举例来说，对工作场所的数字监控与智能监控持续侵入劳动者的非工作时间和生活空间，通过视频监控、用户活动监控、定位系统监控等形式采集、存储、处理和分析数据，建构劳动者的数据替身与个人数据库，劳动者成为数据流的载体与集合。 [54] 既然数据是人工智能的生产资料，用户产出数据属于基本的劳动环节，那么平台应向用户支付报酬，如将国有控股大数据交易所的收益以集体转移支付形式反哺社会，通过更宏观的分配制度实现数据反哺。 [55]
互联网媒介技术的高速发展催生了层出不穷的文化现象。粉丝、饭圈文化、网络直播、网络红人、“明星-粉丝”关系等话题也依然是2021年媒介文化关注的焦点 [56][57][58][59][60][61][62][63][64] 。20世纪90年代以来，明星文化开始在国内盛行，发展至今形成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粉丝群体。 [65] 以明星为中心形成了一种“新型情感网络”，粉丝与明星的亲密关系也成为理解粉丝文化的重要进路。 [66] 有研究认为，明星吸引感、心理满足感的情感因素和关系卷入度、社会影响度的情境因素是影响粉丝对拟亲属关系感知的两项重要因素。 [67] 亲妈粉是把偶像看做自己孩子的粉丝，由于母亲身份的特殊性，外界一直存在着对亲妈粉的污名化理解。 [68] 有研究者通过对这一类粉丝群体的深度访谈，发现亲妈粉追星往往开始于大学前，她们在追星过程中能够保护自我的距离，并保持理智的热情，而在追星过程中所获得与体验到的亲密关系能够使她们成为更快乐、更自主的人，单纯以性欲的纾解或阉割来理解亲妈粉的行为是一种污名化。 [69]
2021年6月起，国家有关部门开始针对“饭圈”乱象进行专项整治行动，“饭圈”话题也一度升温。饭圈文化一般被认为是粉丝文化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和互联网产业模式的转变所衍生出的新样态。 [70] 有学者提出，饭圈文化严格来说不能等同于粉丝文化，也不是粉丝文化发展中的某个特定阶段，它可以被界定为“跨粉都”背景中，从粉丝及多方行动主体的复杂冲突与相互协商中被建构出来的一系列文化实践规则，与更宽泛意义上的粉丝文化相比，饭圈的核心在于不同实践逻辑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与中国互联网平台资本、平台技术的发展以及文化全球化有关。 [71] “举报”是“饭圈掐架”的手段之一。一项关于粉丝举报的经验研究显示，粉丝关于其对话空间的权利实际上都被让渡给了微博等商业技术平台，而在内化了流量的商业逻辑后，粉丝群体往往通过谋求与主流政治力量结合来获得自身行动的合法性，从而增加自身或者降低对手的政治与商业资源。 [72] 可以说，饭圈文化印证了数据资本主义的种种特征，粉丝群体自觉地参与到平台资本主义逻辑挟裹下的数据生产过程中 [73] ，而通过与主流政治力量结合，饭圈文化的运行逻辑也被纳入政治逻辑之下 [74] 。
近年来兴起的“粉圈出征”是互联网时代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实践形式。有研究者以“4·11中泰网友骂战”为观察对象，提出了“日常操演的民族主义”的概念用以解释这一新现象。 [75] 所谓“日常操演的民族主义”介于重大特殊事件（如奥运会、世界杯甚至战争）与平庸民族主义（如国旗、国歌的日常展示，国际新闻的措辞）之间，它是一种实践的民族主义，参与主体的能动性是日常操演的重要特征，主要体现为当事人对文本的自发审查、对民族主义的策略性利用以及面对不同价值的协商与取舍。 [76] 可以说，“出征”本身已经成为网络民族主义行动的固定剧目，正是网络的出现打破了大众媒体所营造的树茎状空间感，将信息获取、娱乐、游戏、消费等功能加以整合，而诸如“出征”等网络集体行动的涌现也挑战了一些既有的观念预设，比如将行动主体的日常身体视为惰性身体或是将其行动视为懒人行动主义，又或者将娱乐性的群体行动与政治性的集体行动做二元对立的区分。 [77] 事实上，在网络社会中，数字青年的存在已经很难被还原到“肉身”或“技术”的任何一端 [78] ，由此出发，有研究者就提出“身体部署”的概念。“部署”指称存在于种种异质元素间的联结本质，“身体部署”强调以身体作为中心节点，探讨围绕身体形成的技术、经济、话语、行动决策等元素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 [79] 这种聚焦数字青年的网络具身行动，从具身性的进路出发的研究将有助于提供不同于单从技术或行为出发的实践空间。 [80]
老年人、青少年的媒介使用依旧是2021年中国传播学关注的一个焦点，比如，对老年人在微信平台分享健康信息的对象、类型、动机与反馈情况的研究 [81] 、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82] ，以及父母干预与青少年手机游戏成瘾研究 [83] ，等等。除了上述具体的媒介使用动机、行为研究外，还有一些另类研究更强调将媒介使用置于日常生活中进行理解。比如，有研究就以三重勾连理论为研究框架，对华北村庄的老年人进行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在生活器物、文本内容、空间场景三个方面考察了这些老年人的短视频实践。研究发现，这些短视频实践并非只是一种简单的娱乐事项，更是一种能动的、嵌套于他们日常的新型生活方式，其背后反映的是老年群体对数字生活的再嵌入。 [84] 在对老年群体媒介使用的研究中，驯化理论是一个常用的理论视角，这一理论关注技术从“野生物品”到深深嵌入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日常物品”的过程，强调技术、人和社会情景之间的互相影响。 [85] 有研究通过对年长者玩家及其家庭成员的访谈和观察，认为年长者对于游戏的驯化过程是一个反复波动的动态过程，对长期的银发玩家来说，当他们在玩游戏的路途中经历衰老和生活转变，他们会需要对网络游戏的再度驯化，在这个驯化过程中，他们改变网络游戏所赋予的意义，并且将其重新融入家庭生活之中。 [86] 也有研究通过对山西村庄三个家庭微信群的参与观察和访谈，发现年长世代是驯化家庭群的主导者。他们或独自或与年轻世代共同完成家庭群的建立，在驯化的客体化与整合阶段，他们根据传统礼数一步步驯化着家庭群的风格，并对其进行独特又传统的文化意义建构，最终构筑起一个社交媒体内的家庭文化空间。 [87]
在数字媒体赋权的视野中，数字媒体的使用能够帮助特定群体展开自我传播。例如，对癌症患者社交视频日志的内容分析显示，患者通过数字复合媒介与具身展演建构了医疗化、感性化、商品化的身体图像，并将其嵌入社交情境，在观察者的鉴定中认知和调整自我。其追求健康与活力的积极表达，挑战了癌症患者被动无望的社会想象。 [88] 不过，并非所有研究结果都指向乐观的赋权图景。对微博自闭症议题的社会网络分析显示，商业、资本和流量逻辑渗透于该议题的传播实践之中，制造了大量伪信息和虚假转发，使得主体数据呈现“泡沫化”特征，稀释了对自闭症群体的注意力资源。而自闭症群体及其照护人群几乎失声，被排除在中心节点和转发网络之外，其内生性赋权非常微弱。 [89] 利用数字媒介卷入新型经济实践的残障人群虽然可以获得经济收益与社会化渠道，却难以保证就业质量、培育可持续的生计环境以及发展性的职业生涯。 [90] 农村短视频的创作者亦在流量竞逐中陷入多边市场的剥削和规制审查的风险。 [91] 而从乡村迁徙到城市的双薪夫妇，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小家庭的权力结构，但这种平权是语境化、功利性、暂时性的。微信沟通将实现内部平权的小家庭重新嵌合于农村大家庭，使得小家庭依然受农村陈旧父系继承观念的宰制。 [92] 数字技术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在不同的生活结构与文化脉络中未必带来相同的结果，因此应采取社交媒体在地化的方法论和操作框架，深入到具体的使用情景中去理解人及其实践活动。农村人群的技术使用并未摆脱地方共同体文化的约束，仍根植于乡土社会结构与文化逻辑之中。 [93]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数字媒介对女性群体的赋权。对女性美妆视频直播的研究显示，女性能动的可见性彰显出强大的性别解放潜力与政治意涵。 [94] 但在一些信息传播领域，仍然能够发现性别偏向的存在。比如，对于新闻客户端自动语音播报功能的研究就发现，绝大多数新闻客户端仅提供一种性别的声音，而在一些新闻客户端中也呈现出“男声用于硬新闻、女声用于软新闻”的偏向。 [95] 同样地，对女性偶像养成节目《创造101》的分析也发现，女性在打破刻板印象、建立主体性以及参与公共领域方面部分“夺权”，中国看似也进入了后女性主义时代，但实际上女性媒体角色还是以“魅惑”男性的姿态出现，男性霸权下的外表压力转化为自我物化的趋势，继续支配女性。 [96]
而在新媒介技术环境下，技术问题对于性别话语书写的重要影响被予以特别关注，要想实现对性别话语的重新书写，就必须将技术、身体、叙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 [97] 从韩炳哲和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技术理论资源出发，有学者详细地分析了新媒介技术对性别话语叙事的建构所造成的困境，并认为斯蒂格勒对“技术-身体”作为递归关系整体的不可分离性可以为我们克服这一困境提供启发，这一点在女性主义研究领域的哈拉维（Donna Haraway）“赛博格”的技术-身体共构的概念中也能够找到相应的旨趣。总之，从技术的角度出发重新书写性别话语，可以依赖于将以媒介技术物为导向的媒介现象学和以“技术-身体”后人类为主轴的人类学结合起来，共同作为女性主义媒介批判的学术资源。 [98]
与西方相比，中国对（后）女性主义的关注要晚得多。作为一股西方思潮，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前后，女性主义思潮及理论开始进入国内妇女学界和传播学界。 [99] 进一步推进地方知识生产，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应该对“理论”“媒介”“妇女/妇女经验”和“在此知识谱系和传统”等方面保持反思，注重概念、理论的社会情境性，在思考媒介技术变迁的过程中也应该关注使用技术背后的不同人群，尤其是不同阶层妇女的日常使用经验，从不同阶层妇女的生活实践出发，将她们使用的传统媒介或另类媒介经验等包括其中。 [100] 尤其是，中国的女性主义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脉络考察中国女性的生存状况，中国一直是父权制的传统农业国家，女性问题从来都是与国家、民族议题捆绑在一起的，中国女性解放运动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而不是女性自身的解放运动使然。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应特别关注女性在意识层面所遭受的压迫。 [101]
2019年年底、2020年年初开始，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21年，疫情仍持续着，疫情在全世界推动着数字化转型，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深度形塑着社会化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体现为四个方面的议题：一是全球环境传播危机凸显，默多克（Graham Murdock）将1890年及1918年的“大流行病”与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对比，强调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社会、健康和环境危机呈现的是一个长期的紧急状况，大流行是对自然进行掠夺、被经济进步话语合法化的加速环境灾难的产物，各国需要担当责任，合作建立保护自然环境的全球新秩序；二是疫情所带来的数据监控与隐私保护议题，研究者集中探讨了政府与企业合作展开的追踪技术应用将如何影响公众的个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认为国家-企业技术监控技术可能导致全方位监控、科技巨头掌握敏感数据、侵犯公民权利等问题，公众应当积极响应，以维护民主原则为目标对其大力支持，防止政府或企业滥用监控技术；三是虚假信息与阴谋论议题，媒体平台缺乏有效监管，自动化技术推动虚假信息传播，主流媒体和网络意见领袖讨论虚假信息，带来“信息疫情”，人们对新冠疫情相关事实的认知可能受到干扰，行为上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最终导致整体上疫情防控的受阻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四是在线工作的议题，物理隔绝使线上生产生活方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开来，带来科学领域的全球合作需求与右翼民粹主义掀起的民族主义倾向之间的矛盾，导致不同政治经济地位的国家之间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并且在宏观和微观层次上，数字化生产和数字化生活转型引发社会系统重塑问题，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更极度担忧政府所采取的紧急状态会在将来变成常态。 [102]
此外，全球化和旅游经济因为疫情带来的封锁受到影响，“后疫情时代”虚拟地理和现实地理交织在一起，在虚拟和现实的模式中，存在着多种力量支配和流动性的政治活动，Covid-19在进一步加剧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现有的不平等和“锁定”穷人剩余的流动性。 [103] 疫情所导致的“封锁”持续时长和影响程度虽未知，但防疫活动和健康传播动员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早在疫情暴发之初，标语就体现着防疫活动中的健康动员潜力，承担着健康传播和健康动员的媒介责任。为有效地防控疫情，在充分考虑政府诉求和民间意志之后，标语被中国基层组织用来组织“防疫宣传”和“健康动员”，通过修辞语态、暴力符码等话语策略，“防疫”标语落实着对个体健康动员的意图，标语依据“我-家-社区-社会”的路径构建利益共同体。 [104] 健康传播和动员活动的背后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有研究提炼出中国社会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作为变量，通过量化方式验证集体主义价值观中的垂直主义价值观，对防疫中的个人行为、社交行为及总的防疫行为表现出较强的解释力，尤其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有助于促使中国的中老年群体更为积极地采纳官方所倡导的防疫措施。 [105]
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媒介接触会影响防疫的反应，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特色，使得仰赖不同渠道的民众会产生不同的防疫反应。研究发现，民众的风险认知和其是否采取防疫行为无关，电视却有着放大风险的效果，如此会增进民众对风险的认知，并促进恐惧情绪增长，经常从电视接收新冠疫情信息的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会更积极地采取诸如戴口罩等防疫措施；而社交媒体使用频率较高的民众较有可能采取日常防疫行为。 [106] 就疫情信息的媒介接触、新闻认知和媒介信任来看，新冠疫情下中外大学生群体的媒介接触以社交媒体为主，但是人们对社交媒体的信任度偏低，新闻媒体报道则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而医学媒体成为重要的补充信源。群体需要动态信息和社会支持类信息，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群体可能会出现信息焦虑问题。 [107]
媒体主要通过情绪产生影响，诸如对于疫情的恐惧感，能促发群体采取行动，情绪对人类行为的驱动比认知有效。 [108] 媒体通过情绪影响认知，媒体本身就塑造着“延展性情感空间”，社交媒体重塑公众哀悼与情感表达的形态，重构哀悼者与逝者、哀悼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形塑出独特的情感公众，也构成集体记忆的独特书写实践，网民能够通过网络集体悼念公众人物，媒体帮助突破传统哀痛和悼念的短期性时，保存着情感和记忆，社交媒体是已逝公众人物的情感寄托载体，也是平凡人的心灵慰藉之所。 [109]
作为人文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认识论变革，“物质性转向”陆续出现在近几年传播学的讨论之中，在传播学研究中，物质性内涵得到反思，媒介物质性的经验维度被发掘，媒介中的身体得到重新思考，媒介物质性更和技术现象学、社会理论、媒介政治经济学结合，体现出研究者对社会的反思和批判。
传播学研究中的物质性是什么？鉴于物质性理论来源分歧、物质性研究中的传播边界问题，物质性是什么的问题尚未厘清。研究者分析了物质性理论来源的技术理论取向、政治经济学取向和社会理论取向，认为物质性不是“object”概念上“人”的对立面，不是“matter”概念上一系列属性的集合，是“materiality”意义上能在特定情境中产生影响，包含“thing”的概念上的对象、场所与身体这三个经验意义上的类别，依托这三个经验意义上的类别，传播的“物质性”取径要求建立“非媒介中心”视角，重视实践和情境中（媒介）物的技术特征对传播实践的改变及其结果造成的影响，注重考察媒介物对社会行动的“限制”与“示能”。 [110]
为了从经验维度恰当分析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媒介物质性，研究者基于贵州“大数据中心”和华为与高通围绕5G技术标准的竞争这两个案例，分析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分别在技术实践与话语建构上所呈现出的媒介物质性实践。研究发现，围绕贵州“大数据中心”的铭刻物质性实践生产了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可见性，形塑了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与规制逻辑，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互联网基础设施在特定社会语境中的存在和运作方式，而在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数字物质性实践过程中，多元主体在互联网技术标准的物质性实践方面步调一致，其中民族国家是影响互联网技术标准定义与竞争的重要考量，但不同行动主体对数字物质性的话语建构呈现出技术民族主义与市场利益的双重博弈。 [111]
通过质化的研究方法从一种媒介化经验的维度，以媒介物质性视角为依托，研究者分析作为物质性的力量嵌入、渗透到儿童日常游戏生活的过程，从自然世界到赛博空间、从手工制作到产业化、从群体玩耍的强联系到私人消遣的弱连接、从人玩游戏到游戏玩人，他们强调数字媒介存在的逻辑本身，尤其是媒介物质性体系让少儿游戏变化，而非夏瓦所研究的媒介产业体系的作用，“只有媒介物质性才能使媒介化成为可能” [112] 。除了游戏，日常生活中的截屏实践也是媒介化生活的缩影，不过，截屏为“物”的实践更多体现着技术从被需要、设计和使用到成为战术工具的过程，技术是权力对抗的重要战术工具。 [113]
在物质性视角下，“网络化身体”概念被引入，作为“人肉”的身体不再被认为比信息技术低效、倒退，甚至是反现代化的范畴，身体实际上中介着人与网络的关系，围绕“人肉”之身体所衍生的具身传播实践，以拉图尔（Bruno Latour）视角下具有物质性与文化特征的身体为基础，“网络化身体”这一概念表明人体成为媒介的延伸，人的物质性身体作为技术系统的“补丁”存在，是既能够生产数据、成为网络的义体，又可作为破坏网络秩序的“病毒”存在，切断与网络的连接。此种传播技术与身体的视角提供了一个消除人与技术二元对立的契机。 [114]
从技术现象学视角，研究者分析了“万物皆可带ID”的身体行动实践，技术改变着主体的感知和行为，物理身体“技术缺席”，技术身体“物理到场”，反映着“视觉文化的现代化转向”结果，隐喻着媒介空间生成等诸多结构性问题。 [115] 物质性研究也和其他理论视角不断结合。物质性研究中引入了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者追问着算法“物质性”背后的价值逻辑与权力关系，以美团“超脑”系统为例，算法“物质性”让劳动抽象化，社会人变成系统人，在平台多边价值交换体系中的算法，让处于博弈弱势的一方（如骑手）陷入结构性贫困。 [116] 媒介技术和社会理论视角交汇让数字技术的物质性得到反思，研究者思考人类废弃物——电子媒介垃圾产生的媒介技术原因以及政治与文化共谋的社会过程，呼吁一种废弃社会的理论视角。 [117]
社交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断地推动着算法向各个领域渗透。到今天，不论是个体还是机构越来越多的认知与决策，实际上都是在算法的辅助甚至是主导下完成的。 [118] 在算法社会中，人被全程数据化、标签化，算法作为一种中介，也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推动、影响了共同体的形成和改变，算法权力正在不断被巩固。 [119] 这种不断被巩固的权力却日益引发担忧——依靠算法等数据逻辑而组织的社会生活究竟可能面临何种困境？在社会科学领域，计算社会科学自2009年被正式提出以来，在过去十余年间经历了快速发展。由于人类社会的高度复杂性，计算社会科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范畴，能够更加有力地描述社会现象。相较于初始期，计算社会科学所面临的困境正日益引发关注。从某种程度而言，计算社会科学作为一种人类知识生产方式，适用于拉图尔所提出的计算中心的理论框架。而按照这一理论框架，计算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数字媒体公司而不是研究者或受众构成了计算中心的主导者，这就会引发一系列诸如数据霸权的问题。 [120] 对于普通人而言，算法则更像是一个“黑箱”，具有强烈的不可见性。而对于作为公共大众的用户来说，他们是如何想象算法的、这又如何影响他们的使用，就成为一个有趣的问题。2020年11月16日，因当天抖音推荐算法疑似出现故障，#抖音推荐#话题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研究者聚焦这一“算法崩溃”时分，对用户与算法之间的互动展开考察。研究发现，物质性、中介体验和情感态度构成了“算法想象”的核心元素，勾勒出算法可供性的基本面貌。而当“算法崩溃”，用户与算法之间的互动逻辑主要表现为算法人格化、自我归因和群体想象。算法可供性以一种用户认知和想象的形式呈现出来，强烈地影响着用户的算法使用策略和行为。 [121]
1956年，在美国达特茅斯，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工作领域正式宣告形成 [122] ，聊天机器人、家庭照料机器人等也随之发展起来。在给人类社会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机器人的发展也引发了较多关于人机交往互动、人机关系等命题的思考。比如，有关社交机器人刻板印象的研究就显示社交机器人的社会化线索可以引发人们的无意识反应。比如人们会根据社交机器人的外观、姓名等对其性别、种族乃至于性格等进行分类。而基于这种分类，人类也会将人际交往的种族偏见等刻板印象延续到人机交互中，从而展现出不同的情感行为反应 [123] ，这就开启了研究者对社交机器人这一更加活跃的社会行动者调节社会偏见的思索。从技术史的角度来看，聊天机器人大都是被用于工作的任务型机器人，聊天功能只作为辅助功能存在。 [124] 但伴随着技术的不断升级，人类试图将机器人作为完美聊天机器人的类人化幻想却愈加强烈。 [125] 对于这种幻想，有研究者认为它本质上忽视了人类闲聊及其语言的身体性起源，聊天的目的沦为语义上的无差别和谐。但如果我们将聊天看做“生存论意义上的人类实践活动”，看做包括场景、身体、欲望、话语、意义、传播等要素聚集形成的“具身心智现象”，那么可以设想闲聊机器人本身的进化可能导致人机关系在伦理方面的失控。 [126]
当人与媒介技术之间不仅是具身的关系，更有可能是它异的关系时，传播学就不仅应该思考人和机器如何交流的问题，更应该思考这种交流将会形成何种社会关系，又会怎样反作用于人类社会本身，比如经典的权力分配、技术可供性背后的政治经济约束因素等。 [127] 这种追求多元平等的信息传播设想有着丰富的历史思想资源。有研究者追溯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学术生涯与控制论的起源，发现对于维纳来说，控制论最大的危险在于它可能变成少数人通过数据对多数人的奴役，它“潜在地将自由的主体行为消匿为控制的轨迹，使普通人成为被‘恶棍’操纵的‘蠢货’”，这种对立从表面上看是人与数据和机器的对立，但背后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128] 在维纳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控制论的焦虑情绪，也体现了其强烈的自由主义人本主义的基本价值观。但可惜的是，被维纳所加于控制论的关于政治经济学、自动化、劳工问题、赛博格与人本主义的讨论，却在后来遭到放弃，而建立在数据和算法之上的未来社会则被想象成一个去除管制的、多元市场的开放系统，一个控制论开放社会。 [129] 在今天这个数据主义困境中，回溯这段历史，有利于帮我们对信息传播的未来可能性生成更多样的想象。 [130]
（本文原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1期）
[1]郭小安，赵海明.媒介的演替与人的“主体性”递归：基特勒的媒介本体论思想及审思[J].国际新闻界，2021（6）：38-54.
[2]曾国华，毛万熙.克莱默尔论媒介：从病毒、感知到人工智能[J].国际新闻界，2021（3）：125-141.
[3]徐生权.媒介会甘于做一个信使么？：论媒介的“纠缠”与“衍射”[J].国际新闻界，2021（11）：65-83.
[4]吴余劲.德国当代媒介学派中的“本雅明支流”：诺伯特·博尔兹“感知”论初探[J].国际新闻界，2021（3）：145-159.
[5]胡新宇.从媒体理论到文化技术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理论的一种发展[J].上海文化，2021（2）：30-38.
[6]黄旦.媒介考古：与小人儿捉迷藏？：读《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J].国际新闻界，2021（8）：90-104.
[7]戴宇辰.媒介化研究的“中间道路”：物质性路径与传播型构[J].南京社会科学，2021（7）：104-112，121.
[8][32]王鑫.历史、语境与通路：当下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对戴维·莫利教授的访谈[J].国际新闻界，2021（11）：130-142.
[9][11][112]胡翼青，陈洁雯.媒介化视角下的少儿游戏：基于媒介物质性的考察[J].南京社会科学，2021（11）：113-122.
[10][20]孙玮.媒介导航的数字化生存[J].国际新闻界，2021（11）：6-22.
[12]戴宇辰.传播研究与STS如何相遇：以“技术的社会建构”路径为核心的讨论[J].新闻大学，2021（4）：15-27，119.
[13]关琮严.属性转移、边界消弭与关系重构：当代乡村媒介空间的转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4）：57-72，127.
[14]田元，冯应谦.恋“湘”情结：媒体融合时代湖南电视生产者的空间迁徙与社群依附[J].新闻记者，2021（6）：3-14.
[15]戴宇辰.从“全景敞视”到“独景窥视”：福柯、拉图尔与社会化媒体时代的空间：权力议题再阐释[J].国际新闻界，2021（7）：6-24.
[16]孙信茹，王东林.作为记忆的地点：数码时代中社交媒体与地点互构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5）：66-84，127.
[17]徐迪.空间、感知与关系嵌入：论数字空间媒介化过程中的技术中介效应[J].新闻大学，2021（10）：94-107，120-121.
[18]戴宇辰，孔舒越.“媒介化移动”：手机与地铁乘客的移动节奏[J].国际新闻界，2021（3）：58-78.
[19]谢卓潇.身体作为移动媒介：跨境代购中的具身传播实践和身体问题[J].国际新闻界，2021（3）：40-57.
[21]谢静.移动社区：沟通性视域下的第三地方：兼论新游牧主义的社区传播[J].南京社会科学，2021（11）：102-112，178.
[22]张弘莉.重新发现社区：空间媒介化与媒介空间化：以社区自组织为例[J].当代传播，2021（5）：48-52.
[23]胡翼青，张婧妍.作为媒介的城市：城市传播研究的第三种范式：基于物质性的视角[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144-157，172.
[24][28]连水兴，陆正蛟，邓丹.作为“现代性”问题的媒介技术与时间危机：基于罗萨与韩炳哲的不同视角[J].国际新闻界，2021（5）：158-171.
[25]孙文峥.自追踪、数据化和社交性：移动互联时代的时间管理[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7）：158-163.
[26]袁艳.“慢”从何来？：数字时代的手账及其再中介化[J].国际新闻界，2021（3）：19-39.
[27]韩炳哲.时间的味道[M].包向飞，徐基太，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
[29]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M].程巍，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30]吴鼎铭，胡骞.数字劳动的时间规训：论互联网平台的资本运作逻辑[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115-122，171.
[31]温旭.数字时代的治理术：从数字劳动到数字生命政治：以内格里和哈特的“生命政治劳动”为视角[J].新闻界，2021（8）：77-86，94.
[33]王维佳，周弘.规制与扩张的“双向运动”：中国平台经济的演进历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S1）：76-90，127.
[34]李辉，张志安.基于平台的协作式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新格局[J].新闻与写作，2021（4）：13-19.
[35]姬德强.平台化治理：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国家治理新范式[J].新闻与写作，2021（4）：20-25.
[36]蔡润芳.“围墙花园”之困：论平台媒介的“二重性”及其范式演进[J].新闻大学，2021（7）：76-89，122.
[37]毛天婵，闻宇.十年开放？十年筑墙？：平台治理视角下腾讯平台开放史研究（2010—2020）[J].新闻记者，2021（6）：28-38.
[38]段世昌.从“寄生”到“共栖”：淘宝平台如何走向基础设施化[J].新闻记者，2021（7）：86-96.
[39]姚建华.数字劳动[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
[40]孙萍，邱林川，于海青.平台作为方法：劳动、技术与传播[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S1）：8-24，126.
[41]李胜蓝，江立华.新型劳动时间控制与虚假自由：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研究[J].社会科学文摘，2021（1）：65-67.
[42]丁未.遭遇“平台”：另类数字劳动与新权力装置[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10）：20-38，126.
[43]孙萍.性别的技术政治：中印“程序媛”的数字劳动比较研究[J].全球传媒学刊，2021（1）：93-107.
[44]胡翼青.当我们说数字劳动，我们在谈论什么[J].新闻与写作，2021（2）：1.
[45]曹书乐.作为劳动的游戏：数字游戏玩家的创造、生产与被利用[J].新闻与写作，2021（2）：22-28.
[46]刘战伟，李嫒嫒，刘蒙之.平台化、数字灵工与短视频创意劳动者：一项劳动控制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7）：42-58，127.
[47]刘战伟，李嫒嫒.自主与妥协：平台型媒体内容创作者劳动过程中的“同意制造”[J].新闻记者，2021（8）：61-72.
[48]周孟杰，徐生权，吴玮.网络里的甘愿劳动：秀场女主播的建制民族志研究[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3）：96-106.
[49]张杰，缪倩玉.“亲密关系”的购买？：接合性情境中网络主播的类社会关系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1（12）：29-52.
[50]林怡洁，单蔓婷.中国大陆女性社交直播主的数位劳动与性别政治[J].新闻学研究（台湾），2021（146）：53-95.
[51]董晨宇，丁依然，叶蓁.制造亲密：中国网络秀场直播中的商品化关系及其不稳定性[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137-151.
[52]董晨宇，叶蓁.做主播：一项关系劳动的数码民族志[J].国际新闻界，2021（12）：6-28.
[53]姚建华，徐偲骕.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数字劳动研究[J].新闻与写作，2021（2）：5-13.
[54]姚建华.作为数据流的劳动者：智能监控的溯源、现状与反思[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5）：92-100.
[55]徐偲骕，李欢.平台V.S.用户：谁该向谁付费：数字平台与用户之间基于数据的经济关系探讨[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5）：25-43，126.
[56][68][69]白玫佳黛.妈妈爱你：中国亲妈粉、偶像产业、性别和亲密乌托邦[J].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21（57）：127-158.
[57][70][73]胡泳，刘纯懿.现实之镜：饭圈文化背后的社会症候[J].新闻大学，2021（8）：65-79，119.
[58][71]尹一伊.从“跨粉都”到“饭圈”：论中国网络粉丝实践的形成[J].电影艺术，2021（6）：84-89.
[59][72][74]秦璇，陈曦.偶像失格、群体非理性和道德恐慌：粉丝群体互相攻击中的举报策略与诱因[J].新闻记者，2021（10）：52-66.
[60][115]刘国强，蒋效妹.身体、媒介及图像叙事：“带ID”式远程合影的技术现象学分析[J].现代传播，2021（7）：144-149.
[61]李彪.亚文化与数字身份生产：快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土味文化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115-120.
[62]孙信茹，甘庆超.对视：网络直播中的观看与角色互构[J].当代传播，2021（3）：79-82，85.
[63]吴志远，江潞潞.身份的“转场”：中国文化类“网红”的嬗变与更替：基于互联网史与社会心态的质性研究（1999—2019年）[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6）：74-93，127.
[64][65][66][67]晏青，付森会.粉丝-明星关系感知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基于混合方法的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1（10）：6-28.
[75][76]陆新蕾，琚慧琴.从跨国追剧到饭圈“骂战”：粉丝民族主义的日常操演[J].国际新闻界，2021（10）：29-49.
[77][78][79][80]王喆.网络社会的身体部署：探究数字青年的网络具身行动[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
[81]陈娟，甘凌博.向信息寻求关系：基于微信的老年人健康信息分享行为研究[J].新闻记者，2021（9）：10-24.
[82]刘毅，曾佳欣.银发数字“潮”：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因素探讨[J].新闻记者，2021（9）：25-35，47.
[83]黎藜，赵美荻，李孟.“行之有效”还是“徒劳无功”：父母干预会降低孩子手机游戏成瘾吗[J].新闻记者，2021（10）：67-76.
[84]何志武，董红兵.短视频“下乡”与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重构：基于一个华北村庄的田野调查[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3）：14-23.
[85][86]周逵，何苒苒.驯化游戏：银发玩家网络游戏行为的代际研究[J].新闻记者，2021（9）：72-85.
[87]王炎龙，王石磊.“驯化”微信群：年长世代构建线上家庭社区的在地实践[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5）：85-99，127.
[88]徐亚萍，李爽.疾痛身体的媒介化“活力”：对癌症患者社交视频日志的内容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7）：59-78，127.
[89]黄月琴，黄宪成.“转发”行为的扩散与新媒体赋权：基于微博自闭症议题的社会网络分析[J].新闻记者，2021（5）：36-47.
[90]章玉萍.“随浪逐流”：残障人的媒介生活与数字化生计[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7）：23-41，126.
[91]曹钺，曹刚.作为“中间景观”的农村短视频：数字平台如何形塑城乡新交往[J].新闻记者，2021（3）：15-26.
[92]曹晋，曹浩帆.流动民工的男女平权与代际父权制再生产：基于大都市医院“双薪护工”劳动与微信沟通实践的分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1（3）：82-94，159-160.
[93]孙信茹.社交媒体在地化：一种进入整体情境的方法论[J].南京社会科学，2021（3）：108-119.
[94]曾丽红，叶丹盈，李萍.社会化媒介赋权语境下女性“能动”的“可见性”：兼对B站美妆视频社区的“可供性”考察[J].新闻记者，2021（9）：86-96.
[95]黄雅兰.声音的性别：新闻客户端自动语音播报中的刻板“音”象[J].全球传媒学刊，2021（1）：108-125.
[96][101]钟方奇.Pick Me Up!指梦为马：后女性主义时代中国养成系女团真人秀之女性性别气质、赋权进程及新自由主义再现[J].新闻学研究（台湾），2021（146）：145-191.
[97][98]于磊.媒介技术、身体与叙事的共构：数字媒介时代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进路的初探[J].全球传媒学刊，2021（1）：126-144.
[99][100]卜卫.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理论旅行”与地方知识生产[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9）：55-74，127.
[102]曹晋，默多克，张艾晨，曹浩帆.对抗的联结：疫情与数字媒体（英文读本）[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
[103]莫利，王鑫.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封锁中的流动性[J].国际新闻界，2021（3）：6-18.
[104]胡雨濛.“防疫”标语的健康动员：话语策略、框架与权力结构[J].国际新闻界，2021（5）：86-105.
[105]杨莉明，徐智.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在新冠防疫中的说服作用与行动影响：基于中老年群体的研究[J].新闻记者，2021（9）：36-47.
[106][108]施琮仁.新冠肺炎的日常防疫行为：媒体、情绪与风险认知的作用[J].新闻学研究（台湾），2021（148）：153-196.
[107]李晓静，付强，王韬.新冠疫情中的媒介接触、新闻认知与媒介信任：基于中外大学生的焦点小组访谈[J].新闻记者，2021（3）：76-86.
[109]周葆华，钟媛.“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社交媒体、集体悼念与延展性情感空间：以李文亮微博评论（2020—2021）为例的计算传播分析[J].国际新闻界，2021（3）：79-106.
[110]戴宇辰.传播研究的“物质性”取径：对若干核心议题的澄清[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142-152，171.
[111]束开荣.互联网基础设施：技术实践与话语建构的双重向度：以媒介物质性为视角的个案研究[J].新闻记者，2021（2）：39-50.
[113]宋美杰，陈元朔.为何截屏：从屏幕摄影到媒介化生活[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123-132，171.
[114]刘海龙，谢卓潇，束开荣.网络化身体：病毒与补丁[J].新闻大学，2021（5）：40-55，122-123.
[116]蔡润芳.技术之上的“价值之手”：对算法“物质性”的媒介政治经济学追问：以美团外卖平台“超脑”系统为例[J].新闻界，2021（11）：32-42.
[117]刘于思，赵舒成.“洁净”亦危险：物质性和废弃社会视角下电子媒介垃圾的理论反思[J].国际新闻界，2021（4）：74-92.
[118][119]彭兰.生存、认知、关系：算法将如何改变我们[J].新闻界，2021（3）：45-53.
[120]王成军.反思计算社会科学的逻辑：基于拉图尔的“计算中心”概念[J].南京社会科学，2021（4）：122-131.
[121]皇甫博媛.“算法崩溃”时分：从可供性视角理解用户与算法的互动[J].新闻记者，2021（4）：55-64.
[122][124][125][126]王颖吉，王袁欣.任务或闲聊？：人机交流的极限与聊天机器人的发展路径选择[J].国际新闻界，2021（4）：30-50.
[123][127]申琦，王璐瑜.当“机器人”成为社会行动者：人机交互关系中的刻板印象[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2）：37-52，127.
[128][129][130]王洪喆.诺伯特·维纳、控制论与信息传播的人文精神[J].全球传媒学刊，2021（2）：4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