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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2021年近30种中文学术期刊（包括港台地区）中遴选出在研究问题、观点视角以及论证方式等方面较为创新的新闻学论文，并通过新闻学研究的本体论创新与认识论变革、中国新闻业研究、新闻生产的多元行动者、新闻学基本概念的阐发与流变、数字媒介语境下的新闻接受研究以及新闻史研究等六个话题勾勒过去一年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知识版图。研究发现，2021年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过去一年，研究者们对中国新闻学研究元问题的讨论与反思继续深入，目前已在学科建设、理论体系以及概念流变等方面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专题阐发；其二，研究者对中国新闻实践研究几个子领域（中国新闻业、新闻生产以及新闻接受者等）的聚焦坚持经典议题与视角创新并重，力图呈现数字媒介语境下中国新闻生态所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复杂性；其三，新闻史研究延续了过去一年的学术话题和理论视角，研究者们基于中国近代政治-社会语境，就报刊阅读史、媒介传播网络以及职业新闻/观念实践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2021年国内新闻学研究就学科建设的本体论问题所展开的讨论继续深入。随着以数字技术为首的多元行动者介入新闻实践活动，我国新闻生态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学界也开始日益反思传统新闻研究范式的适用性问题，并尝试重构新闻学的理论体系。
就范式转换而言，中国新闻学已开启由“职业主导范式”向“社会主导范式”的变迁进程，这意味着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职业新闻活动，而是开始进一步“上升”和“下沉”，前者更加关注新闻与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关系，后者更加关注新闻与整个日常生活世界的联系。 [1] 具体而言，在传统新闻学理论体系中，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大多是割裂的、聚焦于特定主体的，但互联网语境下的新闻业实践使得此前彼此区隔的新闻业传播者、接收者以及传播渠道被嵌入互构的复杂关系中，关系维度是互联网时代新闻业的显著症候，而围绕新闻学理论类型的构建也逐渐转向关系型知识及其多样化议题。 [2] 由此，“后传统新闻学”时代的新闻理论研究主要呈现三种走向：其一，坚守传统新闻理论基本内核，不断扩展新闻理论研究的领域范围；其二，转换新闻理论研究的基本范式，探索构建新型范式下的新闻理论体系；其三，围绕新型新闻实践，探索新闻理论研究比较彻底的转向（譬如数字新闻学、互联网新闻学）。 [3]
进一步，在当前的新闻理论范式转换过程中，新闻本体的显现已不再以静态事实为主要形态，而是表现为动态的事实流动，从线性的“表征客观性”到辩证的“过程客观性”，更契合当下媒介生态中的新闻本体，后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所倡导的“实践转向”对于传统新闻学研究的启示在于走出主客二分和表象主义的理论束缚，在本体论层面将对新闻事实的聚焦转向对新闻事实如何“生成”与“筹划”的实践分析。 [4] 而作为一个并不完美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转向中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的引入，使得传统新闻学以人类为中心的单一研究路径得到有益补充，它帮助新闻研究发现新客体，为之提供了一套新的概念体系和分析工具，具备重塑新闻理论的潜力。 [5] 相较于新闻理论范式转换的共时性研究，亦有研究者以历时性的方式来反思和拓展数字媒介语境下新闻学研究的基本范畴。研究认为，新闻学实现历史性转换的关键在于以新的想象力重估旧有概念体系（譬如报刊的四种理论、李普曼的“探照灯”概念以及麦克卢汉对新媒体的探索等），以此揭示新闻学本体历史演化中的“断裂”与“延续”。 [6]
由新闻本体论创新所延展出的问题自然是传统新闻学研究所面临的全新社会语境与实践场景促使中国新闻研究者重新思考什么是新闻，并建构数字时代新闻学的认识论基础。据此，研究者提倡重回新闻研究的知识之维，从罗伯特·帕克（Robert Ezra Park）提出的“作为独特知识型的新闻”出发，以此将新闻的知识型细分为“地方性知识”和“社群性知识”、“在手的新闻”和“上手的新闻”，从而为新闻用户创造多元知识社区。 [7] 如果说“作为知识的新闻”在应然层面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新闻现象的理论视角，那么也有研究者试图从当代新闻研究客观知识发展的实然维度厘清数字新闻学的认识论基础。研究发现，数字新闻学认识论的核心议题是厘清“数字性”和“新闻性”之间的共生关系，二者在目前中国的新闻生态中体现为一种遵循环境-行为逻辑的“技术-文化共生”认识论。 [8]
承接“技术-文化共生”的认识论基础，基于可供性（affordance）的理论视角，对“客观性”进行重新概念化的研究发现，技术可供性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技术决定论与建构主义理论之间的罅隙，有关“介入”“制衡”与“接合”这三种话语方式构成了技术可供性“改造”传统新闻业客观性理念与实践的可能路径。 [9] 进一步而言，当前数字新闻业作为生态系统的属性以及可供性本身的生态学视角，使得可供性概念具备了理解和分析数字新闻业的认识论潜能，可供性概念为理解和检视数字新闻业提供了关系的、过程的和网络的分析视角。 [10]
此外，新闻研究的认识论变革也体现在整体的切入视角以及具体的研究技术层面。首先，中国新闻学研究的重构在于“以中国为方法”来构建新闻理论研究的具体路径、实践逻辑与知识体系，一方面，立足中国来认识中国并通过中国来认识世界，而非以往用中国实践来检验世界的新闻理论；另一方面，在新闻理论重构过程中扎根中国经验，寻求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主体性，致力于从中国社会、文化与历史中寻找具有解释力的概念和理论阐释。 [11] 其次，新兴的研究方法为新闻学研究的认识论变革提供了具体的技术路径，其中尤以计算/数据主义的方法路径及其反思较为凸显。一方面，数据主义与计算思维作为一种社会现实正在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对新闻生态的冲击（信息源的数据化、众混式的信息采集、个体化的新闻分发）体现在传统新闻业数字化转型的各个阶段，并直接变革新闻业从生产到运营的全流程运作。 [12] 另一方面，基于数据主义的计算传播在研究方法上为新闻学研究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针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的“数字转向”以及研究方法的“计算转向”，基于机器学习、文本挖掘和自然语言处理的定量研究已进入与“计算”结合的新阶段，计算方法的兴起和普及是研究者在传统新闻学研究“工具困境”与数字新闻学新兴研究对象“变动不居”冲突下的一种方法论调适。 [13]
近年来，围绕全球传统新闻业危机与中国新闻业转型的实践和话语逐渐成为业界和学界的基本共识。数字化技术作为一种“元技术”拆解了传统新闻业相对稳定的资源配置模式及其结构化再生产机制，新闻业系统的边界不再泾渭分明，新闻业与社会全系统的勾连更加深广，媒介社会化和社会媒介化的交互变革打破了此前新闻业明晰的职业壁垒，一种融合人类主体与非人类实体的杂合体新闻业初具雏形。 [14] 就中国新闻业的发展态势而言，计算机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革新了传统新闻业，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新闻业的参与主体和新闻业的生态结构，并对中国新闻业的职业边界和职业权威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15] 基于此，围绕中国新闻业的实践与学术创新变得必要且迫切。
首先，元新闻话语（譬如转型、新闻业危机）是描述和阐释数字新闻业的代表性逻辑。研究发现，虽然转型作为论述新闻数字化变迁和创新活动的话语出现，在较大程度上成为传统大众媒介数字化的改造良方，但是转型话语本身缺乏规范维度，新闻业转型是否成功不在于技术适配的成功与否，而在于是否建构了社会共识、是否复归到新闻业的公共善这一恒久价值上来。 [16] 因此，新闻创新需要在明确的规范维度前提下重建新闻业的认知权威：其一，重建或提升新闻业的公信力；其二，以新闻产品和实践为范例，展示知识生产的规范；其三，创造新话题，为公共讨论提供基本的事实性材料。 [17] 相较于新闻创新的应然规范，在实践发展方面，近年来逐渐兴起的跨组织新闻协作源于数字新闻业背景下职业新闻机构应对自身发展过程中不确定性挑战的实践诉求，由数字技术驱动的跨组织新闻协作（传统专业媒体、原生数字媒体、新闻行业组织、辅助组织、平台媒体、高校及研究机构）挑战了传统新闻业的竞争文化，新闻行动者在协作实践的过程中事实上面对着组织内部与组织之间的双重调适。 [18]
其次，在中国新闻业态发生深刻巨变的当下，以技术、政治、市场、专业力量为代表的多变量合围，催动了中国新闻业态的结构化变革 [19] ，这种结构化变革不断冲击着过去相对稳定的职业场域和新闻常规，这为数字化转型中的新闻创新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与实践困境。一方面，技术变迁及其新闻常规强化了新闻场域中的他律力量。以中国香港突发新闻报道方式的转变为例，媒介技术的介入使官方在突发新闻的发布与传播场域占据有利位置，并设定该场域的游戏规则，从而发展出一套依附社交媒体的工作常规。这种服膺技术逻辑的新闻生产方式使得突发新闻报道出现后真相的面貌，新闻事实变得破碎凌乱，情感意见不但左右职业记者的事实报道，更成为构建新闻事实的一部分。 [20] 另一方面，职业新闻机构内部也面临科层困境。主流研究通常把新闻软文对新闻常规的异化归咎于商业资本对新闻场域的入侵，但更为复杂的情形在于新闻软文还呈现了与新闻常规的部分重叠与调适，在这个意义上，新闻软文反而成为新闻编辑部弥补激励与效率不足、解决组织内部权力困境的绥靖之策，传统新闻业由此加剧了从专业化向世俗化的转向。 [21]
与新闻创新的实践分析相呼应，学术视角本身的反思和引入亦是研究者们思考中国新闻业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其一，观照中国新闻业研究的本土化框架和实证分析。研究者倡导在国家-市场-观念的关系框架下聚焦新闻媒体的内容生产实践，在中国新闻业制度研究中“找回国家和观念”，国家既作为制度结构又作为行动者形塑新闻业的决策过程和政策实施，观念作为支撑中国新闻业政治经济行动的文化系统，规范并塑造着新闻业应对转型危机的内在机制，而将技术变革作为动力的传媒市场勾连了国家和观念两个层面，推动多元行动者做出反应并重新协商规则。 [22] 在更为微观的研究议题中，建设性新闻作为近两年来新闻业研究不断聚焦的重要面向之一，也开始了本土化的实证探讨。研究发现，中国语境下的建设性新闻展现出本土化的涵化效果，建设性新闻报道框架比批判性报道框架更能唤起受众的积极情绪，但在受众行为方面未证实建设性新闻报道框架比批判性报道框架能产生更显著的行为意图倾向，不过建设性新闻报道框架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影响关系仍需要基于本土语境继续深入跟踪考察。 [23]
其二，物质性（materiality）和空间实践成为考察中国新闻业的新兴学术视角。就当前而言，新闻业的物质性面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新闻业视为一种社会-物质实践，着重从当下和历史两个维度对工具、机器、硬件、软件等新闻业的物质条件展开讨论；二是开始通过社会-技术理论来分析中国新闻业，一方面援引新理论（譬如行动者网络理论）进入新闻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也调适一些旧理论（譬如场域理论、元新闻话语）以应对新闻业社会-物质实践的分析。 [24] 具体来看，数字媒介语境下的中国新闻业是一种技术中介下的数据流动过程，数据作为物的存在，将人与各种互联网新闻平台连接起来，以此构成一张“社会-物质”网络，人与物最终会通过这个“社会-物质”网络凝结成稳定的媒介系统，以实现人与技术、思想与机器之间的协同运作。 [25]
此外，就中国新闻业的空间实践而言，新闻场域和新闻生态研究所触发的空间隐喻有利于突破仅从职业新闻学内部思考新闻业当下与未来的视角局限，二者都以空间上的开放性在各自差异化的研究视角中形成互补的整合路径，并以此分析在数字新闻业的全新场景下不同行动主体的资本分类、生产惯习以及权力博弈等经典新闻社会学的研究议题。 [26] 而中国新闻业作为一种职业实践不仅展现在内容文本的生产方面，还彰显于空间实践中，新闻机构在城市中的物质空间（譬如民国报馆街）作为“实践社群”，不断突破其作为空间地点的固有内涵，展现出特定时期新闻业与经济、文化、国家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等各方力量的纷繁关系，因而基于“实践社群”对新闻业空间更迭的历史考察亦可为数字新闻业背景下传统新闻业的空间实践及其意义生产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27]
近年来，相关研究对新闻生产中多元行动者之间互动关系的考察凸显了数字时代新闻生产发生的深刻变迁。数字媒介语境下的新闻生产既包含由职业新闻从业者，也包括由无数个体、组织乃至机器共同构成的泛新闻生态系统。 [28] 这种新闻生态系统在多元行动者所结成的工作网络中，通过“再专业化”路径淬炼出数字新闻生产的更多可能性。 [29] 当前，由多元行动者驱动的新闻生产凸显了数字媒介语境下技术逻辑与人类主体之间的复杂张力。
首先，新闻生产的技术行动者在不断强化新闻生产的职业能力，拓宽新闻生产的职业边界。基于中国香港地区的实证数据分析以及本地虚假新闻核查平台的初步实践经验，研究者提出“人工核查-广众参与-人工智能”的协同核查模式，以最大限度地优化社交平台虚假新闻的治理效果。 [30] 此外，就自动化写稿机器人而言，既往研究认为写稿机器人迫使职业记者被“去技能化”（deskilling）。然而，新闻记者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可能并非相互竞争，而是合作共存，职业记者并不会被降格为体力劳动者，而是逐渐转变为主导人机关系的劳心者。 [31] 此外，作为技术行动者的传播工具（手机、网络以及社交媒体等）亦可作为职业新闻记者经营和拓展人脉的重要方式，以此充分掌握新闻工作的情境资源，通过善用技术工具而不被物所役。 [32]
其次，由技术行动者所驱动的新闻生产流程及其对人类主体性的挑战和价值隐忧亦引起学者们的反思。一方面，智能算法运用于新闻生产的两大技术路径（基于模板的静态算法和基于上下文的动态算法）使得新闻生产面临一些重要的价值观问题，即人在生产中的创造性和主体性、算法的权力关系与道德责任以及工具价值与终极价值之间的矛盾。 [33] 进一步，由智能媒介技术主导的新闻聚合平台上，在广义新闻与资讯生产层面，人类主体正在逐渐脱离核心位置。在智能媒介网络中的所有人和物，都在为以算法为核心的智能媒介网络主体的“永存”而服务。 [34]
最后，新闻生产的多元行动者中，人类主体被重新发现并被进一步反思。其一，退役媒体人虽然不再具有专业身份，但他们仍对新闻业抱有信念并采取行动且保持着较高的职业身份认同。研究指出，在延续职业习性、获取创业资本以及重构身份认同三种动力的共同作用下，退役前媒体人通过“爆料”“评议”“整合”“随机报道”等4种行动生产出在时效和深度上完全不逊色于专业媒体的代表性文章。 [35] 其二，互联网原生媒体中的“当事人发声”作为新型人类行动者，在拓宽数字媒介语境下的新闻生产及其实践前景的同时也蕴含着不容忽视的缺陷和隐患，譬如资本市场和媒体政策作为两大决定性要素，二者之间的冲突是原生媒体新闻业实践不确定性的根源。 [36] 其三，数字媒介语境下的新闻生产给职业新闻记者造成的个体创伤较少受到关注。研究发现，浏览社交媒体成为记者寻找新闻线索的新途径，不同于亲临灾难现场而受到创伤，记者会因观看社交媒体用户上传的、未经打码的暴力图像而受到创伤，但是新闻业对创伤的污名建构起记者创伤的“沉默文化”，追求承认的文化促使记者以忍耐创伤换取个人发展。 [37]
近年来，数字媒介语境对传统新闻产制流程的重构和再造持续深入，其在学理和实践维度对新闻学基本概念的反思和影响不言而喻。由此，新闻学研究者对以新闻真实、新闻价值与新闻透明性为代表的经典概念进行了语境化的阐发，并对这些概念的流变过程展开细致梳理。
首先，新闻真实作为新闻学研究的关键概念，在当前遭遇以媒介技术为主要动因的实践挑战。当前新闻真实性理念得以重构的逻辑在于，基于数字新闻的生态性特点，新闻真实从经典新闻业的原则、口号、根基转变为一种操作性概念，具有动态性、关系性和不稳定性特点，其对数字新闻生产实践的指导意义更具协商和对话可能。 [38] 而就新闻真实的实现过程而言，其落脚点是不同行动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研究发现，新闻真实的实现过程关涉信源主体与传播主体以及传播主体与收受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而“传-收”之间交互实现的新闻真实在于收受主体理解、认可并采信传播主体发布的文本内容，这是新闻真实得以实现的保证。 [39]
其次，相对于更具理论意涵的新闻真实，也有研究通过实践过程来反思和讨论新闻价值概念。研究认为，新闻价值的过往研究体现出两种取向：一种着眼于事件或行动者显在的新闻价值，解释新闻故事为何被选择；另一种重点考察影响新闻价值选择的组织、文化、经济等因素。数字媒介语境下，围绕这个概念的研究表现出很多不同以往的特点，包括发掘新的新闻价值、扩大对新闻决策主体的研究、探索新研究方法、加强对新闻价值的比较研究等。 [40] 就新闻价值生发与流变的中西比较而言，虽然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新闻价值判断标准的构建呈现显著差异，但新媒介技术语境下的新闻业转型则为未来中西方新闻价值的互通提供了可能空间，一套更具灵活性、对话性和可塑性的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应该在理论层面发挥先导作用。 [41]
最后，对新闻透明性的引入和反思一直是近几年中国新闻实践研究的重要话题。相比之下，2021年的此类研究更加语境化也更具批判性。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呼吁新闻透明性的同时也应思考“过度的透明”是否会损害其他伦理价值规范，尤其是透明与公开、监视之间的相互关系，透明性能否和公开性划清界限，同时又不被权力监视所掩盖，在新闻聚合平台和社交媒体作为新闻透明性实践载体的当下，建立在可见和可知基础上的新闻透明性还应涉及平台透明和算法透明。 [42] 相比之下，亦有研究认为，虽然新媒介环境为新闻透明性提供了技术可能，但其更多地体现在媒体转型过程中对新闻业价值规范层面的调适和反思：一方面，新闻媒体虽然将“后台”部分袒露，但又形成“深后台”，这重申了传播者更为隐蔽的控制力；另一方面，新闻从业者对透明性的认知与实践存在着明显张力，这一理念尚难以达到像客观性那样的认知共识或者认知正确。 [43]
2021年中国新闻学的相关研究还围绕媒体与受众之间的新型传受关系，探索情感因素在数字媒介语境中的作用机制与实践逻辑。从建构论的视角出发，议程设置和报道框架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新闻受众对于不同事件的认知、态度（情感）甚至行为。反转新闻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研究发现，新闻事件中体现出的三种社会性因素（消极情感类型、二元人物对立模型以及原型沉淀）是最容易导致反转新闻发生的关键性要素，而基于新闻体裁自身的信任（包括新闻来源、文本形式、深层议题和用词色彩等）不构成反转新闻的必要条件。 [44] 不过，媒体建构维度虽然对反转新闻影响有限，但对于形成民族认同、打造情感共同体仍具有重要作用。譬如在对中国留学生群体的相关报道中，占绝对数量的“好”“乐”一类的积极情感文本勾画出爱国主义行动记忆，作为辅助的“恶”“惧”“怒”等情感则区分出自我和他者的边界，这表明新闻媒体站在国家立场上想象了一种“情感公民”，助推了情感共同体的建设。 [45]
然而，作为能动个体的受众未必会依循媒体设置好的框架对事件做出情感反应。研究表明，数字新闻用户的情感实践由个体的“反思性情感”（reflective affect）连接。“反思性情感”即用户所持的一种审慎、长效的情感逻辑，会影响用户的情感表达方式，并引起他们对一般性情感规范的感知和行为调节。受众往往会对新闻事件受害者的遭遇进行自我投射，受众相信新闻报道与自身的相似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唤醒和表达情感；反之，受众就越倾向于采用情感疏离（emotions distancing）策略，这反映了受众在面对新闻报道时呈现出较高的情绪自主性。 [46] 此外，亦有研究从心理和文化维度就“第三人效果”对受众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影响做出阐释。研究发现，在新冠病毒演变成美国公共卫生灾难的背景下，存在受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新闻的第三人效果，但新闻受众对相关新闻的关注和集体价值取向能够降低第三人效果的认知差距，并进一步决定他们是否遵守防疫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不同国家推行防疫措施存在难度差异的缘由。 [47]
2021年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延续了过去一年的学术话题和理论视角，这一方面显示出新闻史知识生产的持续性和累积性，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开拓新领域、引入新视角的必要性。研究者们基于中国近代政治-社会语境，就报刊阅读史、媒介传播网络以及职业新闻/观念实践等议题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
现如今，中国报刊阅读史研究已发展成显学 [48] ，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晚清读书人群体，但这一群体并非近代报刊阅读史中的唯一阅读主体，且他们自身也不是铁板一块。有研究者从读者分析的视角，尝试将《申报》在19世纪70年代实现全国化的过程，重新阐释为从抓住江南中下层文人到寻求京师精英读者的历史。研究认为，初创时期的《申报》以竹枝词和言论先行扎根本地市场；1874年以后，《申报》开始立足国家视角，偏向报道“中外交涉”的重大新闻；紧接着《申报》便在北京专设分馆、注重报道京师新闻，以拓展北京地区的读者群；直到1879年《申报》开始将朝廷官员写入报纸的议论文中，通过与“清流”发生连接，最终触及朝廷的精英读者。 [49] 而彼时读报的社会精英对科举新闻有着特殊偏好，尽管科举制度在晚清逐渐式微，但却在1905年消亡之前仍悖论性地焕发出巨大的市场生机，近代报刊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晚清报刊对科考考官、考题、题名录、科场动态及陋习等新闻的报道，一方面挑战了官方的信息垄断，另一方面又扩大了科考舆论。与此同时，庞大的应试群体形成了巨大的消费市场，报刊通过印制闱墨、刊登应试书籍广告获利，特别是在维新之后，报章提供的新文体转而成为应试范本，这种“新闻化的西学”作为应试策论的思想资源深刻地影响着士人的观念。 [50]
但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报刊阅读开始呈现“去精英化”的普遍趋势，有研究者以民国银行职员为考察对象，探索这一群体阅读报刊的动因。研究发现，报刊阅读之所以能成为行员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因为银行企业对行员的业余时间进行管理和规制，民国企业的新式管理者不仅为行员确立了阅读理由（“正当的休闲”和“必要的提升修养手段”），还展开了制度化推广（组建俱乐部、书报室、读书会，发行内部刊物），一套关于“何为正当业余生活”的制度性话语将“报刊阅读”纳入其中，对个体能否在现代企业中获得成功提供了合法性解释。 [51]
报纸作为媒介，有“报”亦有“纸”：“报”以印刷为手段，以机构为标志，造就公共书信或公共交谈式的传散沟通范式；“纸”则有格式有面貌，依仗定期出版的时间把社会塑造成一个整齐和延续的形象。 [52] 作为媒介的近代报纸得以发行的技术条件，一直伴随着木刻、西式活字、石印等印刷技术的竞争。而不同的印刷技术在实际的适用与选择中往往成为区分读者的一种手段。而这种区分的弥合始于《申报》的创立，彼时的西式活字印刷与国产廉价纸张得以结合，而后随着石印术的传入，《申报》因亲和于中国的审美传统以及低廉的价格而被平民百姓迅速接受。 [53] 由此回望宋代，版印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当时信息生产与消费的根本性变革，一是从经典知识性书籍的刊刻向文人作品的刊刻转变，信息传播向大众化转变；二是社会的信息需求由知识转向资讯，同时出现资讯泛滥和造假问题。但这一变革同时诱发了传播的反面，即不断推出防止外交、军事、朝政等资讯泄密的书禁、报禁政策。 [54] 相较于对民间信息环境的管控，宋代政府的信息传播机制完全内嵌于行政体系之中，信息的采集、处理和传播机构并未完全分离，整体功能重复冗繁，且相互掣肘牵制，信息传播机制的这种“内生性矛盾”反映了当时的权力分配格局，进奏在行政系统中并没有获得与其重要职责相匹配的地位。 [55]
晚清以来，信息流动的压力与需求凸显，不少研究从媒介实践的视角来分析传播网络的建构。就清末新式官报对帝国传播体系的重构而言，由各级地方政府主办的新式官报不同于邸报和京报，不仅建构了以本省为中心向外省快速发散的网状传播结构，还丰富了信息结构与信息收集方式，新式官报崛起之下的媒介实践为“上下之通”赋予了新内涵，一方面在地理空间上推动了地方信息的横向快速流动，另一方面重构了帝国的权力空间——地方权力扩张，各省得以用一种地方视野看待本地及天下事物。 [56] 亦有研究通过梳理《新政真诠》的重印与传播，揭示书籍流通背后的多重信息-传播网络。首先，这本书的重印倚重印者英敛之的私谊网络；其次，还得益于彼时的《大公报》对严复致胡礼垣信函的登载，由此增加了书本在公共交谈中的可见性。研究者认为，对《新政真诠》的流通起联结作用的不只包括印本、报纸、信函在内的“纸”以及由教堂、书局、报馆组成的“楼”，还有联通天津与香港的水陆通道、邮政系统等基础设施网络。 [57] 对此，有研究者以《上海新报》和早期《申报》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探讨了轮船与近代上海新闻业的共生关系，认为报纸既“生长”于商业贸易又反过来成为贸易流通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轮船与报纸在中介商品流动和信息流通两个层面，同时成为以上海为枢纽的全球性贸易网络的媒介基础设施。 [58]
在近现代新闻思想脱离君主制政治文化、急剧地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过渡时期，一直存在着一种便于理解现代报刊的本土化路径——“以史阐报”，即以传统史学观念或实践来理解和阐释现代报刊活动。通过将报与史类比，一套适用于本土的辅助性论报话语体系/理论形态被建构起来，具体包括报刊报道事实（直书实录）、报刊言论监督（春秋笔法）、报刊工作者素养（良史）、报刊内容选择（民史）等方面的史学理解和分析，进而改变了原初意义上的西方近代报刊理念，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报刊活动的良性运行，亦激励了报人的职业心理。 [59]
这种“以史阐报”的话语现象也体现在20世纪之交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对待西学东渐的反应上，他们从中国现实的框架看世界，将外来思想有选择地应用于中国的具体情况，比较典型的要数梁启超新闻理念的提出与发展。他的新闻理念是晚清复杂的新闻实践互动以及不同意识形态团体话语竞争的结果。梁启超在儒学框架内重构了西方新闻观念，将报业设想为加强民族意识的民族主义机构，并强调新闻记者要把自己的工作看做一种“履行儒家责任的新召唤”，其中的道德含义是超越时代的。 [60]
而就20世纪初近代新闻实践的发端及其职业化过程而言，民国新闻记者群体通过生产新闻作品、建构身份认同、激扬家国情怀，奋力将新闻业建设为一个“高尚”的职业，并在彼时多方（政治、学界、市场以及帮会等）力量的合作与冲突、矛盾与调适的交光互影中应对新闻职业化的挑战。 [61] 但具体考察民国精英记者的道德失范问题便不难发现，“以新闻为志业”的职业理念对记者的个人品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特别是在缺乏实务规范体系的职业环境中，记者很容易陷入道德困境，然而具有悖论意义的是，尽管具有强烈儒家、心学色彩的品性职业道德无益于解决新闻实践中的困境，但却激励了民国新闻记者面对困境的意志，并致使他们将新闻事业的崇高价值升华为人生的最高追求。 [62]
（本文原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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