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略论郭店竹书的价值和意义

郭店楚墓竹简一经发现，即受到国内相关学界和国际汉学界的高度重视，掀起了研究热潮。众多欧美日韩及其他外籍学者参与了郭店竹书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相关论文，甚至出版专著。如艾兰（Sarah Allan）、安乐哲（Roger T.Ames）、鲍则岳（William G.Boltz）、陈慧（Shirley Chan）、戴卡琳、方岚生（Franklin Perkins）、顾史考（Scott Cook）、韩禄伯（Robert G.Henricks）、郝乐为（Kenneth W.Holloway）、金鹏程（Paul R.Goldin）、柯鹤立（Constance Cook）、柯马丁（Martin Kern）、罗浩（Harold Roth）、马克（Marc Kalinowski）、麦笛（Dirk Meyer）、普鸣（Michael Putt）、谭朴森（Paul M.Thompson）、瓦格纳（Rudolf Wagner）、王安国（Jeffrey Riegel）、魏克彬（Crispin Williams）、夏德安（Donald Harper）、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叶山（Robin D.S.Yates）和池田知久、大西克也、福田一也、工藤元男、谷中信一、李承律、末永高康、浅野裕一、汤浅邦弘、西山尚志、竹田健二、佐藤将之，以及杜维明、成中英、刘笑敢先生等，都深度介入了郭店简的研究。当然，重要的是，郭店简的学术价值巨大，不但给先秦学术思想的研究带来了重要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先秦学术思想史，而且对当代中国的学术文化观念和心态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有学者曾认为，郭店简的出土与公布，将有助于中国文化在21世纪的复兴和发展。还有学者认为，郭店简代表了当时时代精神的精华。笔者认为，郭店简的价值和意义可以具体概括为如下七点：

其一，郭店简极大地改变了研究孔子和子思子思想的材料基础，同时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今人的孔子著作观。据上文的考证，郭店儒家竹书大体上属于孔子和子思子的著作，如果这一点无误的话，那么我们对孔子、子思子思想的研究和理解必将发生巨变，并对孟子与孔子、子思子的思想关系做出更具体、更深入的新梳理。从材料基础来看，学界那种长期以《论语》作为研究孔子思想之主要甚至唯一资料来源的做法也必将同时被打破。现在，不但可以直接以郭店简、上博简、安大简、荆州王家嘴简等作为研究孔子之思想和事迹的材料，而且大量传世先秦儒学文献中的“子曰”“孔子曰”“仲尼曰”或“夫子曰”必将重新受到检视，其中部分文献可以纳入研究孔子的资料范围。而那种认为孔子生前没有自己的著作，而只有所谓传述作品的陈词滥调，也必将变得更加腐烂不堪。

其二，郭店简对于揭示孔子、子思子及原始儒学的思想主题、内容及特点，极具价值和意义。通过郭店简，我们对于以孔子、子思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学之性命论、心性论或性情论，位分伦理学、德行伦理学和修身成德说，以及政治哲学、社会思想和教化观念，获得了更直接、更深入和更内在的认识，从结构上和关键点上补充和修正了我们以往关于先秦儒学思想的观点和看法。郭店简对于复原孔子的思想及弄清孔子、子思子和孟子思想的发展线索与轨迹极具价值和意义。现在，受到庞朴及李学勤先生观点的影响，多数学者采取一种保守做法，将郭店儒家竹书单列开来做研究，以避免与孔子本人发生直接关联。但在笔者看来，这种做法看似谨慎、无害，实则过莫大焉，因为如果《尊德义》等篇确实为孔子所著的话，那么这种做法无疑掩盖了孔子思想再次表达和表现其自身的极好历史机遇，从而大大贬低了郭店简的思想史价值和意义。

其三，郭店简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老子》文本的认识及对老子思想的研究。老子其人其书及其思想是20世纪古史辨派致力怀疑和否定的一个重要案例，也是中国现当代学术界反复讨论的一个重点对象。郭店《老子》三组竹简的发现，一是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否定了古史辨派的相关观点；二是直接展示了早期《老子》文本的存在状态及其复杂性，这对于今人理解早期《老子》文本变化的观念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对于今人应如何理解《老子》文本与老子思想的关系，以及对于今人反思《老子》注疏的是非然否也具有较大意义。另外，《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很系统、很独特，无疑丰富和提升了中国古代的宇宙生成论思想。同时，这篇竹书对于中国天形地势成因的解释也很独特，从一个侧面增加了中国古人相关思想的复杂性。

其四，郭店简对于人们反思疑古思潮起到了重要作用，其释文的出版和公布，标志着“走出疑古时代”的正式到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自我否定和批判的启蒙思潮背景下，古史辨派借着“辨古”的名义疑古，力图否定古人所建立和传承的古史观和古籍古书观。在当时，学者已因其文化态度及是否相信进化论而大抵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疑古”代表了这股思潮的基本倾向，并且不断弥漫和扩展开来。1992年，李学勤先生发表了《走出“疑古时代”》 这篇重要文章，在当时不但无人唱和，而且一度遭到部分学者的批驳和围攻。但是，随着郭店楚墓竹简的公布和出版，这股反抗势力很快偃旗息鼓，批判之风很快烟消云散，学界由此正式走出“疑古时代”，而走进“证古时代”或“释古时代”。所谓“释古”，既不是“信古”，也不是“疑古”，而是予以客观地平情证明，信则信之，疑则疑之。而且，除了纷纷打起王国维所谓“二重证据法”的旗号外 ，学者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变得更为积极、自信，甚至很张扬。

其五，郭店简标志着出土文献的研究从帛书时代转入了楚简时代，它的发现和整理出版无疑是中国古典文献研究特别是出土文献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同时，郭店简给中国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古典学及先秦儒学、先秦哲学研究都带来了重要影响。在郭店简之后，人们又相继发现或出土了上博简、清华简、北大简、安大简、岳麓简和王家嘴简等，它们极大地丰富了先秦秦汉时期的经书类、子书类、史书类、文学类和政法类著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的研究及新视域的拓展提供了巨大资源和动力。

其六，郭店简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于战国时期华夏文化的交流、传播特别是对于楚文化构成的理解。长期以来，学界比较强调先秦时期中国文化的地域性，而忽视诸侯列国的文化共性。就楚文化来说，人们过去很强调其地域特色及其传统的特殊性，其做法通常是以《史记·楚世家》《国语·楚语》《楚辞》为基础，通过有意的选择，再加上自己的想象来如此这般地塑造一番。长期以来，许多学者甚至将诞生和流行于中原地带的道家人物及其思想当作楚文化的特质来处理和对待。应当说，人们对楚文化特质的理解充斥了一些不真实的想象，带有强烈的虚拟色彩。现在看来，楚文化虽然存在一些特别的东西，也存在一些专属于自己的传统，但是对此我们不应也不宜夸大。在本质上，楚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一个分支，它与主体文化的联系是紧密的和畅通的。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即从根本上打破了人们对于所谓楚文化特质的一些虚假想象，大部分郭店儒道竹书其实是从当时华夏文化的一个核心地带（邹鲁至陈宋）传输进来的。由此可知，很可能楚国贵族一直在主动接受东周至邹鲁文化的影响，至迟在战国中期，楚国的精英文化与邹鲁至陈宋一带的先进文化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而这一点还可以得到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和王家嘴简的证明。春秋末期至战国中期，邹鲁至陈宋是当时先进文化最重要的发源地和孵化地，孔子、子思子、孟子、墨子和老子、庄子是圣贤一级的大人物，是中国历史上超一流的大思想家。战国中期偏晚，齐国的稷下学宫又一跃而成为另外一个重要的精英文化和主流思想的制造、交流与传播场所。

其七，郭店简是中国相关学界和国际汉学界研究旅程中的一座丰碑，自此以后国内学界在简帛研究、中国古代研究领域迅速赶超欧美，与日韩同行。1949年以后，由于思想“左”倾、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化及遭遇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学术研究曾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状态。而在改革开放后的约20年间，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大抵处于恢复期和转型期，仍落后于海外汉学界，其中简帛研究亦不例外。但是，郭店简的公布和出版彻底改变了这一状态。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对于郭店简的文字、文献、文本和思想研究都大幅超越了海外同行，处于领先和领导地位。而这种优势，随后得到进一步扩大，这可以参看中国学者对于上博简、清华简、北大简、岳麓简等的整理和研究。

总之，郭店简开辟了出土文献的新纪元，其价值和意义十分重大。 uiJ1Nw2oeO0eSnHTIF0nAEzurOlxdnVBS6dD2dhTMl7SOvJOVDjdRiy4ZKesfIU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