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说

自有宋以来，疑古思潮渐开，但是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所谓“古史辨”时期，疑古思潮才凭借多种因素及“时代精神”的综合作用而达到了其顶峰状态，经、史、子等众多古籍，甚至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都被卷入怀疑和否定之中。然而，随着考古材料的日积月累，以及先知先觉的学者对疑古思潮的全面反思及不断的建设性努力，当代中国学界在学术和思想观念上已呈现出摆脱否定传统而进入“一阳来复”“柳暗花明又一村”境地的新气象。

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有关先秦古籍的重要发现，有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河北定县（今定州市）八角廊汉简、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以及湖北地区发现的多种楚简、秦简和汉简。它们对于今人走出疑古时代，对于还原先秦学术思想，对于重新肯定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与价值，对于唤起国人的文化良知和精神自觉，都有很大帮助。1993年出土、1998年刊布释文的郭店楚墓竹简，给中国学术界和国际汉学界带来了极大震撼，人们随即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由古史辨派构筑起来的疑古心态及古史、古籍观。继郭店简之后，新发现的重要简牍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藏秦简、北京大学藏秦汉竹简、南昌海昏侯刘贺墓西汉竹简及荆州王家嘴战国竹简等，已经或即将产生更大作用和更大影响。实际上，从已公布释文的大量战国、秦汉简牍和马王堆帛书来看，古史辨派构筑起来的学术观和文化观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涤荡，代之而起的是主体性的文化观和古典主义的学术风气，学者的研究更客观、更平情、更多元、更全面、更内在，人们不再追求研究的当代性效果，不再像古史辨派那样追求所谓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的社会性效应，而是努力追求客观呈现、反映和还原两千多年前的古代思想世界和文化世界。

1993年10月，郭店楚墓竹简出土；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及其释文出版、公布。郭店简的出土及整理、出版，是当代中国学术界和国际汉学界的一件大事和盛事。

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据荆门市博物馆发表的发掘报告《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发掘者从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两个方面推断，此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发掘者认为，郭店一号楚墓的墓葬年代应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初期。李学勤、裘锡圭、李伯谦、彭浩和刘祖信认为，郭店一号楚墓的下葬时间约在公元前4世纪末期。 此墓出土一件漆耳杯，底部刻有“东宫之不”的铭文。“不”字，李学勤释作“帀”，读为“师”字。 从字形及物勒工名的制度来看，笔者认为，此字似应以释作“不”字、读为“杯”字更恰当。“东宫之不”即“东宫之杯”，荆门市博物馆的发掘报告就是如此认为的。此杯铭若释作“东宫之帀（师）”，则不太合理。又，诚如李零所说，无论杯底铭文是读为“东宫之杯”还是“东宫之师”，都无法据此准确地推断出墓主的身份。 当然，墓主生前与东宫有某种联系，这是可以肯定的。进一步，根据墓中所葬竹书的性质和数量，我们可以推断，这批竹书大有讲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结果，同时墓主生前很可能是一位儒道兼习的学者，学问很高，其所学知识和理论已很专门、系统，不可小觑。

顺便指出，王葆玹认为“郭店一号楚墓的下葬年代较晚”，在战国晚期，并认为：“墓中的简书多数撰于战国中期或更早，但也包括白起拔郢之后的儒家作品在内。” 但王氏的这一观点是不对的，考古学家刘彬徽先生曾对其观点做了专门批评。 现在，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的相继发现和荆州王家嘴简的出土完全证明了王葆玹先生确实过虑了，他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上列几批竹简大概都出自湖北地区，楚郢都一带及其周围，是战国中期偏晚或战国中期偏早的抄本。

郭店一号楚墓所出竹简共804枚，其中有字简730枚。根据整理者的编联、整理和划分，全部竹书共计16篇种，它们主要属于儒家和道家典籍。其中，道家著作有两种，它们是《老子》三组和《太一生水》。《老子》甲组简共39支，分上下篇，简长32.3厘米，编绳两道，两端梯形；《老子》乙组简共18支，简长30.6厘米，编绳两道，两端平齐；《老子》丙组简共14支，简长26.5厘米，编绳两道，两端平齐。《太一生水》简共14支，与《老子》丙组同简制，它们应当同卷。另外，《太一生水》似应分为两组，第1—8号简叙述了“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系统，第9—14号简则解释了天地不均齐的原因。后一组竹简带有明显的道家色彩，无疑是道家作品；但前一组竹简是否属于道家著作，这值得怀疑。笔者认为，前一组竹简仍可命名为《太一生水》，但后一组竹简应当命名为《天地名字》。

郭店儒家竹书有13篇，它们是《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唐虞之道》《忠信之道》和《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其中，《成之闻之》的篇题命名是错误的；根据其主题，此篇竹书应当重新命名为《求己》。《性自命出》又见于上博楚竹书，整理者题名为《性情论》。 笔者认为，“性情论”的篇题命名是不准确的，郭店简整理者将此篇竹书命名为“性自命出”，这是恰当的，符合古书命名的惯例。另外，通过比较，作为抄本，《性情论》应当早于《性自命出》。《六德》的篇题命名可行，不过此篇竹书也可以命名为《六位》。对于郭店简诸篇，李零做了新命名和分类，他将《性自命出》命名为《性》，将《成之闻之》命名为《教》，将《六德》命名为《六位》，将《语丛三》命名为《父无恶》，将《语丛一》命名为《物由望生》，将《语丛二》命名为《名数》，将《语丛四》命名为《说之道》，并与《老子》《太一生水》划归同类。 其说可供参考。郭店简原皆无篇题，本书凡征引郭店简文字，均依原整理者所拟定的篇题。

《缁衣》简共47支，《五行》简共50支，这两篇竹书同简制，简长32.5厘米，编绳两道（间距约13厘米），两端梯形。《鲁穆公问子思》简共8支，《穷达以时》简共15支，这两篇竹书同简制，简长26.4厘米，编绳两道（间距约9.6厘米），两端梯形。《性自命出》简共67支，分为上下篇，《成之闻之》简共40支，《尊德义》简共39支，《六德》简共49支 ，这四篇竹书同简制，简长32.5厘米，编绳两道（间距17.5厘米），两端梯形。如上同简制的竹书各自应当同卷，或者同书。《唐虞之道》简共29支，简长约28.3厘米，编绳两道（间距约14.3厘米），两端平齐。《忠信之道》简共9支，简长约28.3厘米，编绳两道（间距约13.5厘米），两端平齐。从内容看，《语丛四》不属于儒家，它所摘抄的是一些权谋、游说的言论。《语丛》四种竹简都较短，其简制皆不同。这四篇竹书都属于语丛体，应当是对此前文章中比较重要文句的摘抄，并做了分类和集合。

“儒家”和“道家”是比较粗犷的概念。对于每一篇竹书更细致、更具体的学派归属及作者问题，学者或持不同意见。竹书的具体学派归属及作者，是本书将要着重讨论的问题之一。学派的归属，往往与每篇竹书的作者及原始写作时间密切相关。每篇竹书是何时写作的？又出自何人之手？或属于《汉书·艺文志》所列古籍的哪一类？这些问题都是本书所关心的对象。在此基础上，郭店竹书有何思想主题，其思想内涵是什么？如何解释这些竹书的内容，并进行思想史的定位？这些问题，更是本书的论述重点。

面对以上诸种问题，本书将不满足于浅尝辄止的读后印象，或者浑阔粗放的猜测、勾勒和描述。本书力图深入郭店简的文本中，力图在深入的研究和细致的论述中再现这些竹书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显发其灵光，以及准确地刻画其本来面貌。本书内容涉及对郭店竹书在先秦思想、文化进程中的定位，竹书的著作时代及作者为谁的问题，包括对各篇竹书思想内涵及价值的梳理、发掘和研究。后者当然是郭店竹书研究的首要任务，因为此项学术工作对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从孔子、老子到孟子、庄子一段时期）之思想的刻画和重构，具有极大意义。

本书初稿的写作，正处于《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出版后所带来的研究热潮中。作为作者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本书当初是在导师郭齐勇教授的指导下拟题和立意的，笔者约花费九个月时间完成了对郭店简及相关资料的研读和本书初稿的写作与修改。大约说来，本书的完成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稿，涉及本书第一章至第九章，时间为1998年10月至1999年2月。第二阶段是修改稿，主要涉及本书第一章至第五章，时间为1999年3月至4月。第三阶段是再修改稿，涉及本书第一章至第九章，时间大约在1999年11月至12月。第四阶段是对《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出版物的再修改和补充，这涉及本书第一章至第九章及新增的“绪章”，时间为2021年2月至5月，以及2022年7月至8月。其中，第四阶段的修改较大。需要指出，经导师提议，笔者当初学位论文提交答辩的主要内容仅为本书第一章至第五章。

本书第一章至第五章涉及《郭店楚墓竹简》中很重要的几种竹书，道家两种皆列入其中，包括《老子》三组和《太一生水》，儒家则列入了涉及心性论的重要篇目，包括《五行》《性自命出》《语丛》。《老子》是道家的基本经典，其重要性完全不容忽视；《太一生水》的发现亦有重要意义，从宇宙生成论来看，其价值巨大。

《五行》以心之“忧”“思”为成德的本源，以五行如何形于内而成为德之行，以及为善为德的工夫和境界为基本问题；《性自命出》和《语丛二》两篇包含着儒家心性论的重要内容和命题，对于呈现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的心性论或性命论具有重大意义。笔者认为，性命论及心性论是对上古宗教、礼乐文化的突破，是重建中国文化的新基础和新支柱，其形成的具体时间约在老子和孔子同时，即春秋晚期，战国时期它又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先秦性命论或心性论主要包括儒道两家，但儒家是主要的。《性自命出》《语丛二》属于性命论或心性论的专文，其著作时代当在战国早期，甚至更早，其学派性质属于儒家，它们反映了孔子本人及其弟子的相关思想，意义重大。

本书第六、七、八三章，通论郭店竹书的儒道思想。本书力图从中国哲学与文化固有的问题和线索出发，对这批竹书所包含的天命与天道、人性与人心、治道与伦理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发掘和阐述。《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忠信之道》《唐虞之道》等篇均在此三章中有所论述，本书对有些篇目的论述还着墨较多。

本书的“绪章”，是笔者今次特意新增的一章。添加的基本理由是为了更好、更客观、更深入地反映和阐明郭店竹书的思想内容及文献价值，以及推进今人对郭店简的学术理解。笔者认为，学界目前对郭店竹书的论述和研究是不够的，有较大缺陷甚至重大失误。 4PT1ZxTz/vW2pQqxEmcGSx2cuauZsnu2bHds51/yYzyeFTi7dacpHNX7YCzgQN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