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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简《老子》甲、乙、丙三组从竹简形制看不同书，从文本来源看亦难断定其是否同书，但在思想内容上，根据传世文献所云以及秦汉以来就有五千言的《老子》传本，我们可以推断，它们理应被判定为同属一部在内容上互相关联的著作，甚至它们有共同的文本来源。然而，需要追问，郭店《老子》甲、乙、丙三组的总和在战国中期偏晚时是不是当时《老子》一书的全部呢？此外，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的关系问题，亦值得重新讨论。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先回顾和讨论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的关系问题。楚简本《老子》既未表明其书名或篇名，又未指名其作者为谁，因此对所谓《老子》或楚简本《老子》作者的追问，我们就只能而且必须依赖于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述，并据此厘清所谓老子其人其书的问题。这一点，大概也是其他学者在探讨老子或《老子》文本时难以避免的。“老子”一名的具体所指，已被民国时期的学者搅乱，故论述老子其人或其书的问题，我们还是应当从基本史料及对基本史料的理解开始。老子其人是否乌有？是否实指老聃——姓李名耳者？他所处的时代是否略早于孔子？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讨论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又在传末说：“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这两段文字一前一后，首尾呼应，反复肯定了“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司马迁的叙述很明确、很肯定。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司马迁又指出：“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史记·孔子世家》说：“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据此，孔子曾师事老子之事应当不容置疑。但是，韩愈、崔述、梁启超等人带着尊儒抑道和尊孔抑老的偏见，硬说孔子师事老子之事几近子虚乌有。
20世纪前半叶的疑古派更把这一偏见扩展为对整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怀疑和否定：老子其人被大大置后，并与姓李名耳字聃者分离，老子其人与其书脱离关系，并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附叙的老莱子、太史儋与姓李名耳字聃的老子搅合起来，于是在老莱子、太史儋、老子与《老子》其书四者之间构造了多种奇妙的组合。
不管怎样，疑古派学者就是不肯回到《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正常叙述中，亦不肯细致审读司马迁在其记述中的微妙之音及理解其在炉火纯青的叙述中所流露出的是此非彼的判断。《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
（1）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2）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面对如上史料，近人在浓厚的“疑古”意识下既感到茫然失措，又感到十分兴奋，同时受到自身学派偏见的影响，很容易把姓李名耳字聃的老子与《史记》附叙的老莱子、太史儋二人搅混起来，而且在司马迁之时或此前，古人似乎已经是真假老子莫辨了。但是，史家的严谨与博学及求真的使命感，使司马迁对三者做了甄别。上引第一条“或曰”句似乎隐含着老莱子即老子的误判倾向，但“或曰”句本身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即已把老莱子的身份特征与姓李名耳字聃的老子区别开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曰“老莱子亦楚人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分辨则更为清晰，云：“于周则老子……于楚老莱子。”老子陈人，出仕于周，故孔子趋周而师事之；老莱子楚人，居楚，故孔子趋楚而师事之。故本传所说的老子，与其附叙的老莱子是不容混淆的，尽管在历史长河中，可能也有人曾把老莱子称作“老子”，或误指为老子。老莱子“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则与《史记》记述真老子时云“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可以完全分别开来。老莱子著书十五篇，老子则著书上下篇，至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均未将二者混淆。
老莱子“言道家之用”，老子则“言道德之意”，一用一体，表里精粗，甚是明白，何可将二人相混？老莱子“与孔子同时”，老子则长于孔子，在年份上亦不当将二者混淆起来。但人们之所以容易将老莱子混作老子，确实有多种原因：或者是二人所处时代相同，年岁相接，又被司马迁列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附叙；或者是皆为道家者流，都曾为孔子所师事。由于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人们容易把老莱子误认作老子。但从读者角度来看，司马迁的叙述很清楚，辨之凿凿，何可将老子与老莱子二人混淆起来？
第二条引文的记述容或有些失误
，但司马迁把太史儋与老子区别开来的大意是不容扭曲的。而要弄清太史儋与老子的关系，我们必须先把太史儋这个人物搞清楚。《史记·周本纪》云：“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史记·秦本纪》云：“（秦献公）十一年，周太史儋见献公曰：‘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七十七岁而霸王出。’十六年，桃冬花。十八年，雨金栎阳。”《史记·封禅书》云：“其后百余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后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其后二十岁而秦灭周。”《史记·周本纪》云周太史儋见秦献公在周烈王二年，即秦献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史记·秦本纪》所记年代同于《史记·周本纪》，但太史儋所说“合十七岁”作“合七十七岁”，二者必有一误。《史记·封禅书》以大事纪年，虽然没有明言其具体时间，但是太史儋所言一段文字有“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的文句，与《史记·秦本纪》所载相同。《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则言“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其时当秦孝公十二年，即公元前350年。裴骃集解引徐广曰“实百一十九年”
，但是孔子死后百一十九年，其时仍在孝公之世，故笔者疑《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及徐广所记之年皆误。不过，两纪一书一传皆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云云，则作献公不误，不当如今人所说献公应作孝公。
又《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太史儋见献公所言之“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一句，异于他处文字，不过故书所谓“合十七岁”“合七十七岁”“合十七年”“离七十岁”四者，当是辗转相抄致误，不一定是司马迁本人原来的记述错了。《史记·周本纪》与《史记·秦本纪》所记事件发生的年代一致，而《史记·封禅书》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记时间一者不确，一者讹误。从考据看，其中的疑问还在于：太史儋谒见秦献公并陈述此种内容是否只有一次，且司马迁所述是否为同一事件？或许是，或许不是，有两种可能。笔者倾向于认为司马迁所记述的是对同一事件的看法。不管怎样，太史儋与秦献公同时，而与老子相隔久远，故不能因为《庄子·寓言》篇说“老聃西游于秦”或《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至关”，就把这三人贯通起来，构成所谓老子或老聃即太史儋的说法。
其实，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司马迁把老子与太史儋做了比较清楚的区分，虽然同是周史官，可是一者为守藏室之史，一者为太史，太史的地位和身份较守藏室之史为高，其管辖的范围也宽广得多。司马贞索隐：“按：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又《张苍传》‘老子为柱下史’，盖即藏室之柱下，因以为官名。”
异名同谓，藏室史是正名，柱下史乃别名，总之是主职图书等贵重物品的官吏而已。《庄子·天道》曰：“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成玄英疏：“征藏史，犹今之秘书官，职典坟籍。”藏史者虽有征守之别，然其职责皆不离于“职典坟籍”。太史则不但要管理关于典籍等的事情，而且要记言记事，参与朝政，此外还需要精通天文、地理、历算之学。太史者，群史之长也。故“征藏史”（“守藏室之史”）与“太史”不容混淆。又据《史记》所述，太史儋不过是一个喜谈方怪、热衷于预言王朝盛衰离合的前识者，与裨灶、梓慎、苌弘之流为一类，与兴起于战国中期的阴阳家相应和，与正统的太史区别较大。
鉴于有人将太史儋与老子混为一人，所以司马迁特地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做了辟正：“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老子，隐君子也”，这句话再清晰不过地表明了司马迁的判断：作为隐君子的老子，和常与世主周旋的太史儋是两人！那种不顾司马迁的叙述原文及其旨意，徒以聃与儋音通，或以二人同为史官，以及到过秦国等相似信息，而把时代远不相及的两人混为一谈的做法，是非常不妥的。其实，司马迁何尝不知老聃与太史儋容易被人混淆，故他特地在老子本传中用了短短几句话将二人的性格特征及学术思想点明，予以区别。
“老子”之“老”，依《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很可能是对年高特寿或德行特高之人的敬称，与姓老之“老”本不相干。后因道德之学宏盛，世主权重，亦因李耳高尚之德行和智慧流披甚广，故“老子”一号被专称其人，其书在后世亦被尊称为《老子》。老子，古书亦尊称为老聃，先秦古书两名皆重。老子，名耳，字聃，耳与聃相关。司马贞索隐：“许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
“聃”字，《说文·耳部》本作“耼”，“聃”为“耼”之隶变。“聃”或写作“耽”，《说文·耳部》云：“耽，耳大垂也。”“耽”与“聃”音同义近。《吕氏春秋·贵公》《吕氏春秋·当染》两篇皆作“老聃”，《吕氏春秋·不二》《吕氏春秋·重言》作“老耽”，又《吕氏春秋·不二》篇作“老耽”，《困学纪闻》卷十引作“老聃”。《列子·杨朱》篇两云“耼于色也”“耼于嗜欲”，“耼”即“耽”字。因此诸书引作“老聃”“老耼”“老耽”，其实指一人，不可分拆。又因诸“聃”字皆与耳相关，故司马迁说老子名耳字聃，不为无据。又《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叙述老子后裔，世系清晰，传统分明，因此老子姓李名耳字聃的记述应当确凿可据。
我们怎么可以把《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姓李氏、名耳、字聃”的七字割裂分散，任意驱使，完全服从一己的学术私见和学派偏见呢？
老子姓李名耳，这一点传世先秦古籍并无记载，但这是否即意味着今人可以任意否定司马迁的记述呢？据上文的考辨，目前看来，司马迁的记述是无法否定的，对此问题我们最多可以存疑。至于“老子”与“老聃”二称的关系，传世先秦古籍多有反映，间接的证据是古书多见“老聃曰”或“老子曰”的文例，而这些所谓“老聃曰”或“老子曰”文字多见于帛书或传世本《老子》中。假如我们把《老子》一书大致看作一人之作，或充分相信前人记述的忠实性，那么推出老聃即老子，这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其中的困难在于，前人不但将老子其人“一气化三清”或“一气化四清”
，而且将《老子》其书分解为多人异时之作。有鉴于此，即使先秦古书“老聃曰”“老子曰”见于《老子》一书的言论很多，我们仍然不能过分依赖此一途径来做证明。又，《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据此似乎《老子》一书原未以“老子”为名。帛书《老子》乙本上下篇的末尾分别有“德”“道”的篇题，这可以证实《史记》所谓“著书上下篇”的说法，但无法证明其书题为“老子”。其实，坚实的证据即见于《韩非子》，《韩非子》有《解老》和《喻老》两篇，篇名中的“老”字即指《老子》一书，这样看来，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在韩非子同时或此前，以“老子”称呼《老子》的书名就已经出现了。先秦子书的命名有一个通例，即其书的命名一般据其作者之名来拟定。由此来看，至迟在战国晚期，人们已经认定《老子》一书的作者是老子了。
从学术史论著来看，老子与老聃的思想主旨是相通的。《庄子·天下》曰：“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淡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说之。建之以常（恒）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柔）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这段文字对老聃的学术思想做了高度概括，参照《老子》一书，可谓若合符契。
《荀子·天论》曰：“老子有见于诎（屈），无见于信（申）。”《吕氏春秋·不二》曰：“老耽贵柔。”“见诎（屈）”“贵柔”，各自揭示了老聃思想的一面，它们统包于《天下》篇的相关概括中。《庄子·天下》作“老聃”，《荀子·天论》作“老子”，《吕氏春秋·不二》作“老耽”，据此可证老子即老聃。
从单部古书来看，老子与老聃在先秦古籍中确实为一人。《吕氏春秋》中《孟春纪·贵公》《仲夏纪·大乐》《季夏纪·制乐》《先识览·乐成》《审分览·君守》《似顺论·别类》引《老子》之言凡七，但皆未直接指明它们出自《老子》，亦未指出它们出自老子或老聃。此不足论。又，《孟春纪·贵公》篇一云“老聃闻之曰”，一云“老聃则至公矣”，《仲春纪·当染》篇云“孔子学于老聃”，《有始览·去尤》篇云“老聃则得之矣”，《审分览·不二》篇云“老聃贵柔”，《审应览·重言》云“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所引诸篇皆只称“老聃”或“老耽”，而不称“老子”，它们亦似不足以证明老聃即老子。不过，其风骨和旨趣与《老子》或其他古书所引《老子》之言并无抵牾，所以人们也无法据此断然否认老子即老聃的可能性，或否定《老子》一书的存在。
韩非子为老学专家，其书《韩非子》早于《吕氏春秋》的撰作。《韩非子·解老》和《韩非子·喻老》是两篇经典解释专文，其篇名中的“老”字当指《老子》其书，因为篇中引《老子》文句而屡称“书曰”。而由《老子》的书名，当可推知其作者为老子其人。不过，此老子即指先秦经典常言的老聃吗？答案是肯定的。《韩非子·难三》篇引用同一通行本《老子》的文字，一者未指明谁人所言，一者指明为“老子曰”。《韩非子·内储说·六微》和《韩非子·六反》篇引用同一通行本《老子》文字，一者冠之以“其说在老聃之言”，一者冠之以“老聃有言曰”。综合以上信息，从总体上，我们可以断定老聃即老子，他是《老子》一书的作者。进一步，《韩非子·解老》篇屡称其所解书的作者为圣人，虽然没有明言圣人为谁，但是他的地位在韩非子心目中是极其崇高的。而这个人只可能是篇名中所说的老子。通行本《老子》第三十六章“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两句，《韩非子·喻老》《韩非子·六微》两篇皆做了解释和称引，《六微》篇更直接点明其作者，云：“其说在老聃之言失鱼也。”至此，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老聃为《老子》一书的作者，而老聃即老子！
《庄子》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先秦典籍，其内、外、杂三篇的撰写时间大体在战国中期偏晚至战国晚期偏早。《庄子》一书引用《老子》文字众多，它们见于《大宗师》《应帝王》《知北游》《达生》《天地》《在宥》《让王》《胠箧》《寓言》《庚桑楚》《天下》等篇。《寓言》篇云：“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也。’阳子居不答。至舍，进盥漱巾栉，脱屦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请夫子，夫子行不闲，是以不敢。今闲矣，请问其过。’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阳子居蹴然变容曰：‘敬闻命矣！’”“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两句，即见于通行本《老子》第四十一章，郭店楚简本则见于乙组。《庚桑楚》篇“老子”“老聃”二名常换言，其引用《老子》冠以“老子曰”三字。《天下》篇引“老聃曰”，其所引“知其雄”两句即见于通行本《老子》第二十八章。此三例联合，足证在庄子之时或此前古人已经认定老聃即老子，老聃就是《老子》一书的作者。又，韩非子与庄子弟子辈相接，《庄子·胠箧》与《韩非子·喻老》《韩非子·六微》俱引通行本《老子》第三十六章“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两句，据此可推知，在庄子之时人们已经认为老子、老聃及《老子》一书的作者属于同一关系。《庄子》他处言及“老子”“老聃”者多矣，铁证如《天运》篇以“老子”“老聃”交互言之，多次、多处将他们视为同一人，此足证老聃即老子，我们怎么可以将二者分拆开来呢？郭店楚简本《老子》的出土，已完全证明了公元前4世纪或此前已有成篇的《老子》存在。至于这三组竹简当时叫什么，今天虽然难以坐实，但考虑到庄子的时代已经与郭店简的墓葬年代相接，同时考虑到古人命书的习惯，故称此三组竹简为《老子》，应当是很恰当的。
随着楚简《老子》的出土，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这批《老子》竹简的总和是否就是当时或更早一些时候《老子》一书的完足本或其原始本呢？如果不是，那么它们是对某个或某些更古老文本的节抄呢，还是有待于此后大幅增加而形成所谓五千余言的完足本呢？而且，真正的原始本及五千余言的完整本又是在何时形成的呢？由此，这些问题又必然涉及《老子》一书的作者问题。在上文，笔者从郭店《老子》三组竹简的差异性推断其抄写有先有后，皆非所谓原始抄本，它们很可能各有其母本或祖本。进一步，穷本溯源，它们是否有一个共同的原初的底本或祖本呢？目前看来，这个问题难以回答。
《鹖冠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三书都有一些引用《老子》文句或解释《老子》的文字，尤其是《韩非子》一书引用《老子》章段多达30条，更有两篇直接解释《老子》的专文。
据此，五千余言的完足本《老子》应当在《韩非子》之前已经存在；并可由此推断，它应当与郭店简的墓葬时代相接。这样，只需考察战国中期或稍后的作品，我们就有可能推明郭店《老子》所处时代的《老子》存在状况了。
《庄子》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文献，现将其引《老子》文字的情况列出：
（1）《大宗师》：“夫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此属于暗引《老子》文句，见于通行本第二十五章，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楚简本见于甲组。
（2）《应帝王》：“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此属于暗引《老子》文句，见于通行本第七十七章，云：“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楚简本无。
（3）《胠箧》：“故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所引《老子》文句，见于通行本第三十六章，楚简本无。
（4）《胠箧》云：“故曰：大巧若拙。”所引《老子》文句，见于通行本第四十五章，楚简本则见于乙组。
（5）《胠箧》：“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所引《老子》文句，见于通行本第八十章，楚简本无。
（6）《在宥》：“故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所引《老子》文句，见于通行本第十三章，楚简本见于乙组。
（7）《在宥》：“故曰：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所引《老子》文句，见于通行本第十九章，楚简本见于甲组，作：“绝智弃卞，民利百倍。”
（8）《天地》：“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所引《老子》文句，见于通行本第十二章，楚简本无。
（9）《达生》：“是谓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所引《老子》文句，见于通行本第十章，楚简本无。
（10）《知北游》：“黄帝曰：彼无为谓真是也，狂屈似之，我与汝终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所引《老子》文句，见于通行本第五十六章和第二章，楚简本见于甲组。
（11）《知北游》：“故曰：‘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所引《老子》文句，见于通行本第四十八章，楚简本见于乙组。
（12）《知北游》：“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其中引用《老子》文句，见于通行本第三十八章，楚简本无。
（13）《寓言》：“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阳子居蹴然变容。”所引《老子》文句，见于通行本第四十一章，楚简本见于乙组，作：“上德如谷，大白如辱，广德如不足，建德如□……”
（14）《让王》：“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所引《老子》文句，见于通行本第十三章，楚简本见于乙组。
（15）《天下》：“以本为精，以物为粗……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天下》篇此段明引和暗引《老子》文句较多，今据其意略为之搭配和对应：
（15.1）《天下》：“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淡然独与神明居。”与此相应的《老子》文句，见于通行本第二十一章，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又见第四十六章，云：“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又见第七十七章，云：“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又见第八十一章，云：“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其中第四十六章文句，见于楚简本甲组，但其他章段楚简本均无。
（15.2）《天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与此对应的《老子》文句，见于通行本第一章，云：“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又见于第三章，云：“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又见于第五章，云：“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又见于第十一章，云：“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又见于第十六章，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又见于第二十一章，云：“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又见于第三十四章，云：“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又见于第三十九章，云：“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又见于第四十章，云：“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又见于第四十二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见于第十章，云：“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又见于第三十六章，云：“柔弱胜刚强。”又见于第五十二章，云：“守柔曰强。”又见于第七十六章，云：“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又见于第七十八章，云：“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又见于第四十章，云：“弱者，道之用。”又见于第四十三章，云：“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又见于第三十九章，云：“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穀，此非以贱为本邪？”又见于第六十一章，云：“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又见于第六十六章，云：“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又见于第六十八章，云：“善用人者为之下。”上引通行本第五、十六、四十、六十六章文句，见于楚简本甲组，其他章段楚简本均无。
（15.3）《天下》：“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所引《老子》文句，见于通行本第二十八章，楚简本无。
（15.4）《天下》：“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所引《老子》文句，见于通行本第七章，云：“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又见于第六十六章，云：“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又见于第六十七章，云：“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舍后且先，死矣。”又见于第七十八章，云：“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所引第六十六章文句，见于楚简本甲组，其他章段楚简本均无。
（15.5）《天下》：“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所引用《老子》文句，见于通行本第三章，云：“虚其心，实其腹。”又见于第五章，云：“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又见于第十六章，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又见于第五十三章，云：“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非道也哉！”又见于第六十七章，云：“俭，故能广。”又见于第八十一章，云：“既以与人，己愈多。”又见于第七十七章，云：“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所引第五、十六两章文句，见于通行本甲组，其他章段楚简本均无。
（15.6）《天下》：“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所引《老子》文句，见于通行本第十五章，云：“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又见于第十九章，云：“绝巧弃利。”又见于第四十五章，云：“大巧若拙。”又见于第四十四章，云：“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又见于第二章，云：“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又见于第三章，云：“为无为，则无不治。”又见于第十章，云：“明白四达，能无为乎？”又见于第十七章，云：“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又见于第三十七章，云：“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又见于第四十八章，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又见于第六十三章，云：“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又见于第五十七章，云：“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又见于第六十四章，云：“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所引第二、十五、十九、三十七、四十四、五十七、六十三章文句，皆见于楚简本甲组，第四十五、四十八章文句见于楚简本乙组，第十七章文句见于楚简本丙组，第六十四章文句见于楚简本甲、丙两组，第三、十章文句楚简本无。
（15.7）《天下》：“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所引《老子》文句，见于通行本第五十八章，云：“福兮祸之所伏。”又见于第二十二章，云：“曲则全，枉则直。”又见于第十三章，云：“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又见于第四十六章，云：“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又见于第六十二章，云：“道者，万物之奥……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所引第十三章文句，见于楚简本乙组，第四十六章文句见于楚简本甲组，其他章段楚简本均无。
（15.8）《天下》：“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所引《老子》文句，见于通行本第十六章，云：“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又见于第五十九章，云：“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又见于第十四章，云：“能知古始，是谓道纪。”所引第十六章文句，见于楚简本甲组，第五十九章文句见于楚简本乙组，第十四章文句楚简本无。
（15.9）《天下》：“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所引《老子》文句，见于通行本第七十六章，云：“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又见于第九章，云：“揣而锐之，不可常保。”又见于第五十六章，云：“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又见于第八章，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又见于第十六章，云：“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又见于第二十七章，云：“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又见于第二十八章，云：“故大制不割。”又见于第五十八章，云：“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又见于第六十章，云：“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所引第九、五十六章文句，见于楚简本甲组，其他章段楚简本均无。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云，庄子与梁惠王同时，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战国中期的后半段，正与郭店楚简本《老子》的抄写和流传并时。司马迁说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由上述对证来看，《庄子》一书的确受到了《老子》的严重影响，非常深广，故庄子或庄子学派所受老子思想的影响也是其他学者所不能及的。在《庄子》三篇中，尤以外、杂篇引用《老子》文本为多。不过，近人多将外、杂篇贬斥为庄门后学或其他学派的作品，有人甚至将其制作时间延及《荀子》一书之后，而以为出于秦汉之间。郭店简公布之后，有几个错误的考据及观点是应当指出的。
其一，以“性命”等几个所谓复合词指控《庄子》外、杂篇非庄子本人作品且后于庄子的观点，其理论前提和结论是不能成立的。郭店《唐虞之道》第11号简曰：“养眚命之正。”“眚”即“性”的借字，“眚命”即“性命”。《性自命出》第2号简曰：“眚自命出。”这也是“性命”连言之例。“性命”连言在郭店简中已有两例，足见“性命”一词在战国中期及以前已经流行开来，其出现不会晚于孟子、庄子的时代。因而，那种认为“性命”一词在战国末期偏晚才出现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现在我们不妨追问：为何人们会将“性命”一语的出现时间后拖百余年呢？原来他们所谓的科学方法其实并不科学，因为其所运用的统计方法既非随机抽样，亦非“穷举对比”。而由于先秦书籍文献佚失不传者甚众，所以根本无法使用所谓“穷举法”及随机抽样的统计方法来进行。又由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辨伪派的作用，有几部十分重要的传世典籍如《易传》《礼记》等竟然不被这些考据者列入统计或穷举的资料范围内。所以，根据如上方法所得出的观点，其有效性是值得严重怀疑的。由此及彼，把“精神”“道德”两词出现的时间断定在战国末期的说法，亦应从根本上加以检讨。而在此基础上做出的成果，比如判断《庄子》外、杂篇的写作时间，也应当置入怀疑之中。
其二，先秦典籍的编纂和定型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比如安徽阜阳出土的竹简《诗经》，河北定县（今定州市）出土的竹简《论语》，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以及荆门郭店出土的竹简《老子》等，与通行本都有一定或较大差距。按记载，《庄子》一书的编纂反反复复，迟至郭象时才删定为三十三篇本。而西汉前期及先秦，《庄子》一书的文本次序到底是怎样的呢？以出土材料证之，先秦应当没有一个像郭象那样编次的《庄子》文本。
因此以郭象本所定《庄子》内、外、杂篇的次序作为考据的前提，其基础也是不可靠的。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庄子》内篇早于其外、杂篇，因为这已经预设了《庄子》的编者就是以这样的时间链条将它们分编成三部分的。
其三，以“六经”之名实考论《庄子》作品的制作时间问题，现在应该获得崭新的认识。近人偏好以《荀子》为标准，以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组合到了荀子才有，此前只有《诗》《书》《礼》《乐》的组合；“六经”称经也只有到荀子才有，此前不称经。由此判断，《庄子》外、杂篇中的一些或全部篇章的写作就注定只能与荀子并时或在其后，因为《庄子》外、杂篇不但有“六经”之说，而且有“十二经”之说；不但有《诗》《书》《礼》《乐》的组合，而且有《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组合。但是，从郭店简所暴露出来的信息来看，此种看法已经不是一个有效的根据了。外篇《天运》曰：“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天运》出现了“六经”之名，外篇《天道》更有“十二经”的说法。不过，问题是“六经”何时有此称号，而又何时指向此特定组合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天运》的“六经”也比较可能是由汉人加上的。又杂篇《天下》云：“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前者以《诗》《书》《礼》《乐》四者相组合，后者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者相连属——这两种情况是彼此矛盾而不合理的，还是当时即如此而并行不悖的？郭店简即使不是全部，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解决了此一问题。《性自命出》篇第15—16号简云：“《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六德》篇第24—25号简云：“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前者为《诗》《书》《礼》《乐》四者的组合，后者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者的组合，且后者的排列次序与《庄子》外、杂篇正相一致。由此可知，此种组合及其排列次序由来已久，似乎早已固定。竹简《语丛一》亦有论述《诗》《书》《礼》《乐》《易》《春秋》的话，原整理者依次作“《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和“……者也”六条。关于最后一条，裘锡圭曰：“可能是关于《书》的残简。”
需要纠正的是，原整理者对此六者次序的排列有误，《语丛一》所述次序应当依据《六德》篇和《庄子》外、杂篇排列。廖名春以第38、39、44、36、37、40、41号简为序重新排列了文本，即：“《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书》者所以会】□□□□者也，【《礼》所以会】□□□□【也，《乐》所以会】□□□□【也】，《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
廖氏的编连是可取的。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断言，《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者的组合在战国中期以前已经存在。依笔者陋见，这种比较固定的排列组合远在战国初期，甚至春秋晚期已经形成，而非晚至战国末年的事情。由此可知，那种借口《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者之如此组合在庄子时尚不存在而认为《庄子》外、杂篇晚出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是不正确的。当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者的如此组合，并不是此六者已经在名义上径直被称为“六经”。不过，由上引诸文可知，此六者的排列组合及其次序早已经被固定化了，而这一点正是“经”之所以为经的内涵之一，以及“六经”称谓的实际要素之一。回到《庄子》的写作时代问题上，《庄子》外、杂篇的“六经”称谓，乃是后人对古人相关次序的肯定。由于经典文本的早期变化很复杂，故我们无法据此即断定外、杂篇全非庄子本人之作。
此外，张家山汉墓出土了《庄子·盗跖》简。据此，《盗跖》《胠箧》两篇或许如司马迁所云，乃庄子本人“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的著作。
总之，笔者认为，《庄子》大体是庄子及其弟子的著作，时间约在公元前300年前后半个世纪内。当然，笔者不排除少数篇章迟至荀子时才被写作出来的情况。依此，《庄子》一书应当与郭店简的抄写年代相交接，它具有对证竹书及当时或此前《老子》之文本存在状况的效力。在所谓“三言”中，庄子对“重言”非常重视，引用了老子与孔子的大量对话，这些对话不应该简单地指责为庄子的造伪，而应该理解为庄子思想所自出的根源，其中所引《老子》之话应当看作对老子其人思想的复述，以及对庄子思想之成长过程的反映。简言之，《庄子》引用《老子》或其对《老子》的概括引用，都可以真实或比较真实地反映公元前4世纪《老子》一书的存在状况。
除去《天下》篇概括之言难以指实者及上引第一条目前难以确定以外，《庄子》引用《老子》共计十五条，涉及通行本十四章，楚简本有之者占七章，无之者亦占七章。其中四章五条见竹简《老子》乙组，三章三条见竹简《老子》甲组。据此可知：一者，在战国中期或庄子生前，《老子》一书在内容或思想系统上应当不是分组流行的，即不是分散为若干没有关联的部分；二者，在当时，《老子》一书不应当只有郭店简三组的内容。《庄子·天下》篇概括称引《老子》的内容，笔者在上文已做粗略对应，共计六十余条次，涉及通行本五十章，其中有二十章引文见于郭店本，竹简甲、乙、丙三组皆有，有三十章引文不见于郭店本。前后两项相加，不见于楚简本《老子》而为《庄子》所引据者竟高达三十三章；同时，有十章见于郭店楚简本，却不见于《庄子》所引《老子》文本。据此，笔者进一步认为：在战国中期，应当有一部在篇章结构上比较完整，且在内容上远比郭店本丰富的《老子》存在；如果《庄子》所据本还不是五千余言的《老子》足本，那么其文字规模应当距此不远。陈鼓应更说：“我仔细查阅《庄子》，发现全书引用《老子》的概念及文句，多达一百二十余处。整本书中引用《老子》的文句，见于通行本章次者有：一、二、四、七、十、十三、十五、十六、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八、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四十、四十一、四十五、四十八、五十、五十一、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九、七十一、七十九、八十、八十一。”
陈先生所云，与笔者上文所说一致。因此，所谓郭店楚简本《老子》在战国中期仍然是分散的，或者所谓竹简三组文本相加之总和即是当时最完整的《老子》文本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不见于郭店简但见于《庄子》或被《庄子·天下》篇概括引用的那些《老子》文本是在战国中期偏晚时被加入《老子》一书的吗？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史书并无此记载，子书亦无此暗示。其次，庄子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战国中期的后半段，故把五千余言《老子》一书的形成推定在庄子之时，这是不符合上述考据的。最后，楚简本《老子》三组被置于同一墓中，且甲组篇幅较大，已粗具成篇规模（或者是长篇节抄，亦有可能），故它们在内容上的再扩张和在篇章结构上的再组织应当是比较早的。根据这些理由，笔者认为，将《老子》一书之基本形态的成立上推到战国初期是比较合适的，而不待一个名叫太史儋的人来做大量补缺。
在战国中期，引用《老子》的著作还有《尹文子》《文子》等书。由于竹简本的出土，《文子》已被判明为非伪书。不过，今本《文子》的形成比较复杂，现不以今本《文子》为据。竹简《文子》的写作应当较早。文子，相传为老子弟子，是春秋末至战国初人物。笔者认为，竹简《文子》可能经过了《经》《传》《说》三个阶段的发展
，大部分内容是在战国中期或稍晚写作出来的。尹文为齐人，大抵生活在齐宣王、湣王之世，与宋钘等人俱游于稷下。今传《尹文子》一书的真实性曾受到一些人的怀疑，《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则予以驳正，以之为真本。
《尹文子》如果不是伪作，那么它与《庄子》具有同等证明效力。列子，名御寇，老子再传弟子。今本《列子》已被学者判定为伪书
，故其所谓引用《老子》难以作为证据
。
《尹文子》引用《老子》有：
（1）《大道上》：“老子曰：‘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宝。’是道治者谓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谓之不善人。善人之与不善人，名分日离，不待审察而得也。”所引《老子》文句，见于通行本第六十二章，楚简本无。
（2）《大道下》：“老子曰：‘以政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国，万物所不能乱。奇者，权术是也，以权术用兵，万物所不能敌。”所引《老子》文句，见于通行本第五十七章，楚简本见于甲组。
（3）《大道下》：“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惧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罚过；刑罚过，则民不聊其生；生无所赖，视君之威末如也。”所引《老子》文句，见于通行本第七十四章，楚简本无。
竹简《文子》引用《老子》有
：
（1）简0581：产于有，始于弱而成于强，始于柔而
简2331：于短而成于长，始寡而成于众，始
简1178：之高始于足下，千方之群始于寓强
通行本《老子》第六十四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楚简本《老子》见于甲组，但残损严重，云：“合□□□□□□末，九成之台，甲□□□□□□□□□足下。”
（2）简0870：地，大器也，不可执，不可为，为者贩（败），执者失
通行本《老子》第二十九章：“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两句，又见于第六十四章。此二句楚简本《老子》甲组作：“为之者败之，执之者远之。”丙组作：“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
（3）简0916：江海以此道为百谷王，故能久长功
通行本《老子》第六十六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楚简本见于甲组。
（4）简2262：王曰：吾闻古圣立天下，以道立天下
简0564：□何？文子曰：“执一无为。”平王曰：
简2246：文子曰：“一者，万物之始也。”平王曰：何
简0593：是以圣王执一者，见小也；无为者
通行本《老子》第二章曰：“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三章曰：“为无为，则无不治。”第十章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明白四达，能无为乎？”第二十二章曰：“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第三十七章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第三十九章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第四十二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八章曰：“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第五十七章曰：“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六十三章曰：“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第二、三十七、五十七、六十三章见于楚简本《老子》甲组，第四十八章见于楚简本《老子》乙组，其他章段楚简本均无。
（5）简0775：下正。平王曰：“见小守静奈何？”文子曰：
简0908：也，见小故能成其大功，守静□
通行本《老子》第十六章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第二十六章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第三十二章曰：“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第五十七章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第五十二章曰：“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第四十五章曰：“清静为天下正。”第十六、三十二、五十七章见于楚简本《老子》甲组，第四十五章见于楚简本乙组，其他章段楚简本均无。
（6）简0885：平王曰：“为正（政）奈何？”文子曰：御之以道，□
简0707：之以德，勿视以贤，勿加以力，□以□□
简2205：□言。平王曰：御
简2324：□□以贤则民自足，毋加以力则民自
简0876：可以治国，不御以道，则民离散不养。
简0826：则民倍（背）反（叛），视（示）之贤，则民疾诤（争），加之以‖
简2442：之德也；以毋道立者，天下之贼也。以□六曰君
简0717：矣。故有道者立天下，则天下治
简0695：治矣，毋道而立之者则乱。故治乱
简2273：毋道以立天下者，□□□，故曰
简1007：行，道所以立
上引几条简文虽然断断续续，但其大意清晰，主要是讲为政以道，以道治天下，不尚贤，不尚力，以及使民不争不叛。通行本《老子》第三章曰：“不尚贤，使民不争。”第八章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第二十二章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三章曰：“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第三十章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第六十章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第六十八章曰：“是谓不争之德。”第七十七章曰：“其不欲见贤。”第三十章见于楚简本《老子》甲组，其他章段楚简本均无。
（7）简0829：王曰：“古者有
简0850：以道王者，有以兵
简2210：以一道也？文子曰：古之以道王者‖
简1035：以兵王者
简0572：者，谓之贪兵。恃其国家之大，矜其人民
简2217：众。欲见贤于适（敌）者，谓之骄兵。义兵
简2437：为兵，始为乱首，小人行之，身受大秧（殃），大人行
上引诸简虽然难以相连接，然其语义是清晰的，大意是讲以道王天下与以兵王天下的分别，批评了人主以兵王天下的贪兵、骄兵等用兵现象，提出以道规范兵的义兵理论。通行本《老子》第六十八章曰：“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第六十九章曰：“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第三十一章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第三十章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第三十章见于楚简本《老子》甲组，第三十一章见于楚简本《老子》乙组，其他章段楚简本均无。
（8）简0585：胡象于天道？文子曰：天之道，高
简0926：大者，损有损之；持高者，下有下之。
简0813：□曰：“何谓损有损之，下有下之？”文
简1061：□文□对曰：我自有立，何下之有？
简1068：损而下。其君子者，□有此
通行本《老子》第七十七章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此章楚简本《老子》无。
（9）简0595：观之难事，道于易也；大事，道于细也。
简0696：不道始于弱细者，未之有也。
简0584：辅细弱，公正而不以私为己，故□
通行本《老子》第六十三章曰：“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第三十六章曰：“柔弱胜刚强。”第七十六章曰：“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第六十三章有可能见于楚简本《老子》甲组脱简中，其他章段楚简本均无。
（10）简0871：圣人法于天道，民者以自下，
简0912：卑、退、敛、损，所以法天也。平王曰：
简0689：法天道。平王曰：人法天道奈何？
通行本《老子》第二十五章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章见于楚简本《老子》甲组。
（11）简2213：以相生养，所以
简2206：相畜长也，相□
简0722：子曰：道产之，德畜之，道有博
通行本《老子》第十章曰：“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第五十一章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两章楚简本《老子》均无。
（12）简1200：而知择道。知者见祸福
简2444：祸福。平王曰：“何谓祸福。”曰：
简0204：祸福得失之枢，而
简0674：□而□□□不生，祸乱不起
简2485：□□理，则祸乱不起
通行本《老子》第五十八章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此章楚简本《老子》无。
（13）简0737：曰：积怨成亡，积德成王。积
简2315：天之道也，不积而成者寡矣。臣闻
简0300：‖积硕，生淳德。淳德与大恶之端以□
简0583：而民毋维，毋多积，□，而民毋病，毋好味
简2249：积之乃能适之，此言多积之谓也。尧□‖
竹简《文子》把“积”分成两种，一种是积怨，一种是积德，积怨得恶报，积德得善报。上引第0583号简是讲君王毋多积私财，第2249号简是讲多积善德，其义不同。通行本《老子》第五十九章曰：“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此章见于楚简本《老子》乙组。
（14）所引竹简《文子》，见下文。此处略。
总结战国诸子引用《老子》的情况，可知在战国中期偏晚，《老子》一书的总体状况远较郭店楚简本完全：其一，在分量上离五千言的本子相差不远；其二，在结构上虽然可能仍然是松散的（或可称为《老子》丛书），但在内容上已被看成一个互相补充、彼此依赖的系统。这一点在《庄子·天下》篇中已完全反映了出来。进一步，需要追问的问题是：在战国初期，上至春秋末，下及战国中期偏早，《老子》一书的存在状况是怎样的呢？
竹简《文子》与竹简《老子》在思想上颇为相通。
根据竹简《文子》所引《老子》的情况，可以推断，战国早期在内容上多于郭店楚简本的一部《老子》书也是存在的。《论语》一书和《老子》有一些文句在思想上是相通的
，其中最引人争议的一条出自《论语·宪问》篇：“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孔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以德报怨”一句，通行本《老子》第六十三章作“报怨以德”，楚简本《老子》甲组虽然有同于通行本第六十三章的文字，但是很遗憾，此句不见于简文。墨子亦有许多思想与老子相通，《墨子》和《老子》亦有一些相同的语句，但无法据此证明墨子是否真的引用过《老子》，唯《太平御览·兵部》卷五十三《胜》有一条载墨子曰：“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此则墨子引用“老子曰”，见于通行本《老子》第四章，郭店楚简本无。这一则《老子》引文如果没有传述上的错误的话，那么它可以证明老子在墨子之前，墨子曾引用过老子之言，因此《老子》的撰作当早于《墨子》。
证明《老子》一书写作较早，还见于《战国策》《说苑》两书的相关材料。《说苑·敬慎》记叔向之言曰：“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此两则《老子》引文，分别见于通行本《老子》第四十三章和第七十六章，楚简本均无。《战国策·魏策一》记魏武侯之言曰：“故老子曰：‘圣人无积：尽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此条《老子》引文，见于通行本《老子》第八十一章，楚简本无。《战国策·齐策四》记颜斶之言曰：“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穀，是其贱之本与，非夫？’”此则《老子》引文，见于通行本《老子》第三十九章，楚简本无。叔向，晋平公时人，与孔子同时。墨子后于孔子，是战国早期人物。魏武侯，公元前395—前370年在位。颜斶，齐宣王时人，齐宣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319—前301年。上述四证，皆表明在战国中期、早期，甚至春秋末期，《老子》一书已经产生，并有一定程度的传播了，特别是叔向引用老子的两句话，可以证明老子早子孔子，且《老子》的撰作早于《论语》。
又上引“老子曰”“老聃曰”文字，俱不见于郭店楚简本，证明郭店《老子》三组竹简的总和还不是一个完足本，也不是对《老子》章段比较完满的汇集。据此可知，在郭店简《老子》三组之外，应当还有大量《老子》文本或所谓老子之言流传于世。
又《战国策·魏策一》记任章之言曰：“《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君不如与之，以骄知伯。”任章是三家分晋前后时期的人物，所引“《周书》曰”见于通行本《老子》第三十六章，楚简本无。《说苑·敬慎》说，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庙前有一金人，其背有铭文。铭文中有一些语句与通行本《老子》相同，如：“强梁者不得其死”，即见于通行本《老子》第四十二章，楚简本无；“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故后之下之，使之慕之，执雌持下，莫能与之争者”，与《老子》思想一致，今不做文本对证；“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众人惑惑，我独不徙”，可参见通行本《老子》第二十章，楚简本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即见于通行本《老子》第七十九章，楚简本无。又《列子·天瑞》篇把同于通行本《老子》第六章的文句引作“《黄帝书》曰”。郭店简《老子》甲组曰：“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事而民自富，我亡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乙组曰：“是以《建言》有之：明道女（如）孛（昧），
（夷）道女（如）繢（纇），【進】道若退。”“圣人之言”和“《建言》”，皆指明其所据，它们说明这些《老子》文句是有所本的。进一步，可知《老子》一书的形成，部分地吸取了他人的思想和收编了当时的一些格言警句。又，上引诸例大多不见于楚简本《老子》，引文又无“老子曰”或“老聃曰”，故它们是何时被编入《老子》一书的，这是一个问题。是老子亲自编入的，还是以后由他人逐渐编入的，这是一个目前无法回答的问题。
笔者倾向于认为，《老子》一书不一定全部是由老子一人完成的，它很可能是逐步完善、发展演变而成为通行本样式的。但其大体规模，当在战国早期，迟至战国中期偏早时已经形成了。因为根据以上考察，《老子》文本在逻辑上的分解不当止于郭店简《老子》甲、乙、丙三组，而应当有更丰富的内容在当时流行着。至于《老子》或老子之言是以一书的形态还是以丛书的形态流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它既不妨碍人们对于老子思想系统的理解，也不妨碍人们在逻辑上对于《老子》一书的肯定。如果基于这样一种观点来看问题，则大约在战国初期，一部约五千言的《老子》书就已经形成了。
总之，老子其人早于孔子，而寿命特长。《老子》一书从总体上来看应当遵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记述，为老子的著作，是老子思想的集中反映。同时，笔者认为，通行本《老子》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不尽是老子一人一时之作，其中有上古的格言警句作为其思想来源，亦有后来的局部补充与修改。不过，从思想实质看，《老子》应当归于老子本人的创作。《老子》一书的总体规模应当在战国早期或稍晚已经基本形成。郭店楚简本《老子》三组虽然各自为编，但它们很不完全。这三组竹简是《老子》丛书的完整表现，还是《老子》一书的分组抄录？目前，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而我们不能即由此否定传统上将《老子》各部分合起来看作一书的说法，其中的要点是需要分清“竹简形制”与“思想系统”对于“书”的定义差别。笔者不能毫无保留地同意将郭店《老子》完全看作一个底本之摘抄本的看法，更不能轻易同意把它（们）看作最原始、完整的《老子》文本的观点。尽管战国中期以后人们对《老子》一书或有添补或有改篡，对其章句做了调整和重组，对其语言做了斟酌和润饰，但他们都只能被称为编者，即便对《老子》文本的传递和改进起了重要作用，也不能被称为作者而与老子等量齐观，分享作者之名的荣耀。此外，笔者还认为，那种把郭店楚简本之外的其他《老子》章段一概归于战国中期偏晚才被他人编入其中的观点，是一种很大胆的猜测，其实缺乏真实而具体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