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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经过盗扰，后于1993年10月发掘出土。此墓出土了730枚有字竹简，其中包括竹简《老子》三组在内。根据竹简形制的不同，这批《老子》简被整理者称为甲、乙、丙三组。甲组共计39支，竹简两端被削成梯形，简长32.3厘米，编绳两道，编绳间距为13厘米。乙组共计18支，竹简两端平齐，简长30.6厘米，编绳两道，编绳间距为13厘米。丙组共计14支，竹简两端平齐，简长26.5厘米，编绳两道，编绳间距为10.8厘米。
这些情况表明，这三组竹简确实互相区别，从竹简形制来说它们不可谓之同书。但由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断：甲、乙、丙三组竹简在内容上不可以拼合，而构成一部相互关联的《老子》书呢？这个疑问包含着一个重要判断，我们似不宜匆忙得出某种结论。
根据竹简形制，我们可以推断，竹简《老子》丙组当初与《太一生水》很可能是编连在一起的。但其之所以被甄别出来，而与《太一生水》篇分开，自然是因为整理者参照了传世本或帛书本《老子》。因此，如下问题必然会被提出和追问：丙组竹简《老子》是否原属于《老子》文本，或其是否与《太一生水》篇在文义或内容上同书呢？由此，我们心中还会产生关于《老子》原本的最初状况如何，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来源及形成过程是怎样的，以及《老子》一书的作者是谁等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关系甚大，故我们不宜轻易作答，而应当加以小心研究和探讨。丙组《老子》无论是其竹简形制、长度，还是其编绳状况，皆与另一同墓出土的竹书《太一生水》篇相同，它们的编绳间距皆为10.8厘米，因此两者无疑可设想为原本是编连在一起的，可以在“同册”的意义上被称为“同书”。但由此是否可以在现代意义上，尤其是在“专论”而非“文集”的意义上被称为“同书”呢？这个问题需要具体考察、分辨和回答。《太一生水》篇的结构与语义比较完整，全篇以“太一”为宇宙生成的总根，它具体而系统地叙述了一种上古的宇宙生成论，并带有较强的宇宙图式性质。其中，只有第9号简略显孤悬，似与上下文难以连缀。不过，这支竹简与此篇第12号简至第14号简在文义上仍可以贯通。又，第8号、9号简下半截皆有残断，加重了第9号简是否属于此篇竹书的判断难度。简单说来，《太一生水》无论就其篇章结构还是就其文气文义来说，都表明是一篇相当完整而独立的文章，而不宜与竹简《老子》丙组混淆起来。
丙组竹简《老子》与竹书《太一生水》甄别开来，这是合理的吗？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其他几个方面来作答。第一，见于竹书丙组的《老子》与通行本《老子》在文本上皆有对应；就帛书本来看，其中一段文字即见于《德》篇，另四段文字则皆见于《道》篇。
可以说，自秦汉以来各本《老子》都把郭店丙组《老子》各段文字抄入其上下篇之中了。而如此做法，又不独秦汉人或后人所为，权衡而逆推之，至迟在战国晚期很可能已经如此了。《鹖冠子·备知》和《文子·上仁》《文子·符言》《文子·道德》《文子·道原》《文子·微明》以及《韩非子·难三》《韩非子·喻老》，皆有同于郭店丙组《老子》的文字。需要说明的是，据《韩非子·解老》《韩非子·喻老》的作文体例，我们可以推知，《韩非子》所据本很可能是一个完整的《老子》文本。这一点可以从韩非子引用《老子》时一再称其为“书”看出来。如《韩非子·解老》释“治人事天莫如啬”句云：“书之所谓‘治人’者，适动静之节，省思虑之费也。”释“行于大道”云：“书之所谓‘大道’也者，端道也。”释“深其根，固其柢，长生久视之道”云：“直根者，书之所谓‘柢’也。”毫无疑问，引文中的“书”指《老子》一书。这一点还可以从《韩非子·解老》《韩非子·喻老》的篇名反悟出来，同时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谓“著书上下篇”的说法相印证。所以詹剑峰在其大作《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中说：“准此，从韩非《解老篇》的本文更充分证实了《老子》书存在于韩非之前。”
笔者认为，韩非所据《老子》本可能来自荀子或者三晋贵族，而荀子亦有可能是在游学稷下时所得。战国中后期，稷下学宫是黄老学的大本营。以此论之，韩非所据本应当出自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某一抄本，而与郭店楚简本《老子》正相递接。
第二，《韩非子·喻老》《韩非子·难三》等书篇已引用见于郭店丙组《老子》的文句，且已指明其出处，云“书之所谓”，这说明楚简本《老子》丙组已被抄入其所据《老子》本之中，成为其中一个有机的不可分裂出来的组成部分了。《鹖冠子》《文子》等书的引文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或稍早，郭店楚简本《老子》三组虽然分抄在不同形制的竹简上，但其时它们很可能已经组合在一起了。第三，《老子》通行本第六十四章的一段文字，既见于竹简《老子》丙组，又见于竹简《老子》甲组，不过它们在文字上略有出入而已。而这一文本复出现象似乎很难说明郭店《老子》丙组应与甲组、乙组分开而与竹简《太一生水》同书，反倒容易说明古时同册未必同书的现象理应存在。总之，笔者不赞成把郭店楚简本《老子》丙组与其甲、乙两组分别开来，而与《太一生水》篇拼合为一书的看法；更不同意由此轻易得出《老子》在战国中期偏晚之时还是分散、无定型或不完全抄本的所谓推测，以及由此否定老聃对《老子》之著作权的观点。
郭店楚简本《老子》三组很可能原来即同属于《老子》一书，是其中的部分文字；而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它们至迟在战国中期应该已被组合进《老子》书中了。现在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竹简《老子》丙组与甲组都包含了一段文字基本相同的文句呢？如果甲、乙、丙三组竹简原本同书，那么抄写者或编辑者在同一部书中会容忍同一段文字的重复出现吗？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它们同书，那么二者只能被推断是摘抄关系。而如果它们是分头流行，则足以否定它们同书的看法。这两种意见到底哪一种是正确的呢？对此，我们似乎难以做出抉择。此一问题还连带着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老子》要分为甲、乙、丙三组抄写呢？除了根据竹简形制这样一些硬性特征来做说明外，其分组是否还存在更隐晦更深沉的原因呢？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根据竹简形制把郭店《老子》区分为甲、乙、丙三组，这是竹简整理者依据书写材料的物理特征来划分的，但此点只有可能性或暗示性，而无绝对性和自明性，不能直接而有力地表明整理者所区分的甲、乙、丙三组即表示《老子》原本在当时确实已经被区分为三组，或者说，竹简形制的不同并不就真实地意味着其所附载、传抄的文字内容在当时即已离析和分解为三书。而因此，我们也必须允许对郭店简《老子》文本的现状做出多维猜测，甚至指向一种否定性的推论，即郭店简《老子》原无所谓甲、乙、丙三组之分，丙组与《太一生水》亦无内容或篇章结构上的关联。
其次，尽管我们根据或不根据竹简形制对郭店简《老子》区分为甲、乙、丙三组的原因和根据做出探讨，但不论哪一种解释都局限在其自身的前提或假设中，情况甚至可能会像有些学者所声明的那样：“楚简中有三篇形制不等的《老子》，内容分别见于今本，但总和不及今本五分之二。目前尚无力断定原始《老子》是否这样，也猜不出为什么竟会抄成三篇，抑或只是出于偶然。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如果有意外发现，肯定成为学术界的头号新闻。”
意外的发现需要耐心等待。不过，学者当前也需要得出一定的观点和结论，关键通常在于其所持观点和结论是否能够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