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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窃的信》是爱伦·坡创作的最后一部以杜邦为主角的小说，创作于三年之后，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深受评论家、编者和读者的喜爱。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是三部小说中最为复杂的，是一部研究人性怪癖的著作，市面上也鲜有同类作品。对我们来说，希望挖掘、探索侦探的心智模型，以提高投资者的水平，这部小说恰好提供了丰富的创新思维，因为在破解谜题的过程中，杜邦展示了迄今为止我们从未见过的一系列技巧。
故事的开头，我们已经很熟悉：有一天晚上，杜邦和他的朋友各自安静地坐着，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正在此时，一位警察局长来访，再次请求杜邦出手相助。这次案件的情况有些不同寻常，因为警方已经确定了罪犯的身份，棘手的地方在于案件牵涉一位皇室成员，这让警方陷入困境。
案情是这样的：似乎是一位姓名以“D”开头的部长，在访问皇家官邸时，胆大妄为地偷走了桌子上的一封信。当他观察到女王（尽管没有明确说明，我们姑且认为前文提到的皇室成员就是这位女王）紧张不安时，他意识到信中一定有令她感觉十分尴尬的内容。他知道自己撞上了大运，机不可失，于是巧施一计，拿出自己的一封信件，替换掉了原来的那一封。女王看到了他的小伎俩，但却无法当场揭穿他，因为房间里还有另外一位客人。
我们可以想象到，杜邦立即发现了其中的端倪。然而警察局长继续说了下去：那位部长现在已经掌握了对女王有威胁的信息，几个月以来，他利用这个信息疯狂地为自己牟取政治利益。女王走投无路之下，要求警方提供帮助，取回那封信，且务必谨慎行事，保守机密。
警察局长认为那封信一定藏在部长的家中某处，然而，他们搜索了所有能想到的地方，仍然没有找到。他向杜邦描述了警方搜索行动的细节：除了对部长本人进行了两次搜查之外，他们还对整栋大楼，以及两边的楼，还有这三栋楼外围的地面进行了地毯式搜索。他们翻开了靠垫、床垫，扒开了地板、墙纸，检查了桌子、椅子腿的缝隙，掀开了每一本书的封面和内页，找遍了院子里的细小砖缝，怎么也找不到那封信的下落。
案件毫无头绪，女王越来越心烦意乱。局长束手无策，情急之下，他违背了要保密的承诺，把杜邦带入这个案件中。杜邦在要求局长描述了这封信的细节之后，只给局长提供了一个建议：再一次搜索部长的家。局长语无伦次地说这样做毫无意义，在绝望之下离开了。
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局长再次来找杜邦和他的朋友，汇报说最近已经完成了再次搜索，和之前的努力一样，一无所获。他快被逼疯了，以至于说宁愿付出5万法郎，赏给那个能把这封该死的信找回来的家伙。
看到这个情况，杜邦说：“那你填张支票吧，我知道这封信的下落。”
杜邦脸上很平静，又带着一丝难以觉察的自豪感。他告诉了那位很惊讶的朋友是如何完成这项任务的。
杜邦解释道，了解这位部长的关键在于，他既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位数学家，其将截然不同的两个方面合为一体：科学和艺术。这意味着，他的做事方式是从双重视角出发的，那些只用单一视角看世界的人无法猜到他的意图。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警察翻遍了他的公寓，仍然找不到那封信。反观杜邦，他可以轻易解开这个谜题，正是因为他身上也拥有这种两面性。
那么，那封信究竟藏在哪里呢？为了解开悬念，杜邦比较了两种熟悉的搜寻方式：其一是在街上寻找一家具体的店面。其二是在地图上寻找一个特定的点。在这两种情形下，大多数人将彻底忽视最大的标志或最大的图案，因为它们“太过于明显”。如此一来，警察在寻找这封信时，会冲着他们认为最明显的藏身之处去。然而杜邦知道，部长其实把它藏在了最不明显的地方：他把信摆在了明面上！杜邦认为，这位部长想出了一个大胆的主意，将这封信放在了“全世界人的眼皮子底下”。这里恰恰是杜邦最终发现它的地方。
为了验证他的猜想，找回那封信，杜邦精心策划了一出戏。他首先去部长的家里拜访，戴着暗黑色的墨镜，以便隐藏自己眼神中的活动。当他们聊天时，杜邦扫视了整个房间，最终在一个平平无奇的卡片架上发现了一封信，根据掌握的线索，他确认这就是那封信。杜邦把这封信表面上有用的细节仔细记在心中。起身离开时，他故意留下一个烟斗，制造了第二天再次造访的理由。
在第二次拜访期间，他们的谈话被外面街上的冲突声打断了（原来这是杜邦故意安排的）。趁着部长的注意力被分散，杜邦悄悄偷走了那封会牵涉女王隐私的信，并将前一天准备好的副本留在了原处，这个副本表面看上去就是前一封信的复制品，内容是关于一则没有任何伤害性的文学典故。
整个故事以这则典故结束了，爱伦·坡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来，但很清楚地指出了“窃贼”的身份。于是我们可以想象到，当部长打开那封信，意识到自己被耍了时的表情，就像当初他耍了女王一样，杜邦一定也会收获同样的快乐。
这真是一个精彩绝伦的故事，阅读本身就十分有趣，但作为我们从侦探故事中寻找投资原则的材料，它在这方面的意义更为重大。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杜邦善于运用他天生的怀疑主义，发挥出了自己的优势。当他听到警察局长说他的手下已经找遍了一切地方却一无所获时，杜邦也可以像他们一样简单下一个结论：再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寻找的了。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明白，这封信如果有被偷窃的价值，对勒索有用，那个人会把它一直放在手边不远处。因此，虽然杜邦是通过高超的逻辑演绎解开了前面两个谜题，但在这起案件中，他实际上是利用了自己对人性的洞察，找回了那封失窃的信。他知道人们有一种心理倾向，倾向于忽略最明显的那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