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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文化是孕育儒家的文化土壤。礼乐文明的出现早于儒家的正式诞生。夏、商都有礼仪，西周礼乐制度完备，但是我们见到的西周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大多是经过孔子之后的儒家改造、重建、整理过的。可以说，儒家重构了礼乐文明，并弘扬了它的内在价值。杨宽先生的《西周史》考证了西周春秋的一些乡遂、宗法、文教等制度，以及社会结构、贵族组织等，可见“三礼”及诸经典所说确有其实，当然也有儒家的理想化、系统化的成分。可见儒家和礼乐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徐复观先生讲，“礼在《诗经》的时代已转化为人文的征表。则春秋是礼的世纪，也即是人文的世纪”
。这个判断也是礼乐早于儒家，而儒家又强化了礼乐。礼是一种人文性的象征。
行礼图（清 冯云鹏《金石索》）
黄侃先生有《礼学略说》一文，特别强调有礼之意、礼之具、礼之文。礼之意也就是礼的内涵与意义，礼之具就是礼的器具，礼之文就是礼的仪节。他引用《郊特牲》所说的“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云云。他指出礼的器具、仪节背后的意义和义理更为重要。他说比方“三年之丧”，原来并不是过度的，而“毁之者不知礼也”，批评它的人不知礼义。他又引《檀弓》子游回答有子“丧之踊”之问，以言“礼道”之文，认为“丧礼有不可妄訾者”，“观此则《丧礼》仪文无不具有微意，后世虽不能尽行，而不可以是非古人也”
。所以黄侃先生指出礼的细节中蕴含圣人的微旨，它的意义在于远别禽兽，近异夷狄，也就是今人所谓文明。
礼具是指各种礼器，我们识礼器、学仪礼，首先就要辨其名物。名物必当精究，辨是非而考同异，然后礼意可得明也。所以学习三礼，最难的还是这些名物训诂，但是又非常必要。
礼文是指节文度数，比方说丧礼、祭礼，丧礼主哀，祭礼主敬。但是如果没有器物，没有威仪，那这些感情就表达不出来。宴享相见、三辞三让等，都是礼乐的一些步骤，这些仪节、程序、过程都非常重要。
礼之失则或专重仪文而忘其本意。所以礼意、礼具、礼文这些都很重要，不能偏废，不能减省，正是在细节中才能体会出礼意，但是我们又不能沉溺在礼具、礼文中。相较而言，在礼具、礼文、礼意三者中礼意更重要，而礼具、礼文中蕴含的价值是很重要的。另外，没有仪节就不可以行礼，所以仪文度数也很重要。当然，它只是礼之粗迹，不是其中精要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的礼意，即意义的世界和价值的世界。
传统社会有关礼的系统和功能还有一些讲法，比如礼防、礼制、礼治、礼教等。《礼记·坊记》云：“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坊”通“防”，取防御水灾的堤防之意。礼防是防什么？防民邪僻，使情感欲望的表达有所节制，达到适中的状态。
以礼治国的“治”是水治的治，涵盖面广；而礼制的“制”则是刀制的制，强调制度、体制的层面，与礼中包含的成文与不成文的法有关。礼、乐、刑、政四者协调配置，总体上叫礼治。礼教所凸显的是礼治教化的层面，礼教又和乐教相配合，是礼文化中最重要的内容。所以礼教的积极意义现在开始被人们重视起来，但还是很不够的。
至于乐，当然没有乐防这一说，乐也是礼、乐、刑、政四种治理社会的方法之一。乐是乐教，起教化的作用。礼乐是以礼为中心、以乐为补充的，当然是很重要的。礼乐文化中，有它的知识系统，有它的价值系统，有它的信仰系统。按照黄侃先生的说法，知识系统就是礼的器具、仪节和仪文；价值系统就是其中所蕴含的礼意，仁义礼智、孝悌忠信、诚敬恕、廉耻勇，或者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等。徐复观先生讲，从礼仪中抽绎出来的礼的新观念，淡化了宗教的意味，特别是许多道德观念，几乎都是由礼加以统摄的。从《左传》《国语》来看，敬、仁、忠信、仁义等观念，是和“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除了知识系统、价值系统之外，还有信仰系统。信仰系统就是对终极性的昊天上帝，对天地、山川等自然神灵，对祖宗神灵、人文始祖的崇拜，礼之中虽然淡化了这样一些宗教成分，但是仍然保留了一些宗教的意涵。
下面来讲讲礼乐文明中有终极信仰的层面，其中有政治正义和社会治理的智慧，有生态的智慧，有道德理性和君子人格，有艺术和美学的精神，以及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精神安立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