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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经学及其历史与我国的社会文化史是相辅相成、相交相融的。儒家发挥了周公、孔子以来的人文主义精神，主要是经的传统在中国传统民间社会中影响最大。经学、儒学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的活传统，也可以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精神资源和现代人安身立命的根据。
中华人文精神是人与人、族与族、文与文相接相处的精神，是“天下一家”的崇高文化理想。中华文化是“一本相生”的，其全部体系中有一个主要的中心，即以人为本位，以人文为中心。传统的礼乐教化代替了宗教的功能，但不与宗教相敌对，因此不妨称之为“人文教”。
中华人文精神源于五经。周公把远古宗教转移到人生实务上来，主要是政治运用上；孔子进而完成了一种重人文的学术思想体系，并把周公的那一套政治和教育思想颠倒过来，根据理想的教育来建立理想的政治。经周、孔的改造，五经成为中国政（政治）教（教育）之本。经学精神偏重人文实务，同时保留了古代相传的宗教信仰之最高一层，即关于天和上帝的信仰。
钱穆指出：“中国思想以儒学为主流。”
“儒学为中国文化主要骨干。”
孔子的时代是中国人“人文意识”觉醒的时代。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把继承了夏、商两代文明而又有所创新的丰富繁盛的“周文”，作为我们民族深厚的大传统。“周文”源于且不脱离原始宗教，而又强调了礼乐教化。孔子点醒了、拯救了周代礼乐文明的活的精神，并将它加以弘扬，这就是“仁”的精神！“仁”是礼乐的内核，没有“仁”的礼乐，只是形式躯壳、虚伪仪节。
中华人文精神其实不是别的，就是孔子“仁学”的精神！“仁”是什么呢？“仁”是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即孟子所说的人与禽兽的那么一点点差别。“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凸显的是人的主体性，特别是道德的自主性。“仁”又是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生命的感通，是“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价值理想。这种价值理想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忠恕”之道作为主要内涵。这可以推广为人与人之间，乃至国家间、民族间、宗教间、文化间的相接相处之道，乃至人类与动植物、人类与自然的普遍和谐之道，是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智慧。
与儒家相比，墨、道两家的视野与理论，皆能超出人的本位而从更广大的立场上寻找根据。墨家根据天，即上帝鬼神；而道家则根据物，即自然。墨、道两家都有很多思想精华和伟大贡献，但无论是从思想渊源还是从思想自身的特点来看，儒家都在墨、道两家之上。这是因为儒家思想直接产生于中国社会历史，最能反映和体现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先秦以后，历代思想家大体上都是以儒家为轴心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并融会其他诸家的。如果说儒家是正，那么，墨、道两家是反，它们是以批评、补充儒家的面貌出现的。如果说儒家思想多为建设性的，那么墨、道两家则主要是社会批判性的。
孔子和儒家极大地弘扬了人的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的创造精神，特别是人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的积极建构，促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肯定道德、知识、智慧、文采、典章制度、礼乐教化等。但孔子和儒家在极大地肯定人的文化创造的同时，并没有陷于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文至上主义的立场，反而谨慎地处理了人文与自然、人文与宗教、人文与科学的关系。
孔子的“仁学”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核，是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其不仅是协和万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的指导原则，而且也是“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智慧。无怪乎《全球伦理宣言》的起草者孔汉思先生，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伦理的黄金规则，这是很有见地的。
唐君毅先生曾经指出，现代人所面临的荒谬处境是“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中华人文精神，特别是儒家的人文精神，可以化解现代人的危机。如前所述，它强调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可能导致对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坏；它强调人文建构，批评迷信，但决不消解对于“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信仰。
一般我们说，儒家思想的重心与价值，只是为人类提出一个解决自身问题的共同原则。这些原则本之于人类之心性，本之于社会，本之于历史经验，最为近人而务实。可是，儒家的终极关怀又具有天命根据与冥悟体认的宗教性。“天”“天命”“天道”是宇宙万物、人类生命的本源，是生命意义的价值源头，亦是一切价值之源。儒者彻悟生死和在精神上超越俗世、超越死亡的根据，是天、天道、天命及其对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儒者确实有极其浓厚的世间关怀，然而在其世间肯定之中仍有超越的形而上的要求，即终极的关怀。
儒者为捍卫人格尊严而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儒者“以天下为己任”“救民于水火”的信念目标和救世献身的热诚，尤其是至诚至信、虔敬无欺的神圣感，尽心知性、存心养性、“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的安身立命之道，都表明了他们具有超越性的品格。儒者的使命感、责任感、担当精神、忧患意识和力行实践的行为方式，特别是信念信仰上的终极承担，都有其超越的理据。
儒家主张人性、物性中均有神性，人必须尊重人、物（草木、鸟兽、瓦石），乃至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至诚如神，体悟此心即天心，即可达到一种精神的境界。儒家并不脱离生活世界、日用伦常，相反，恰恰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寻精神的超越。外王事功、社会政事、科技发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开展。因此，中华人文精神完全可以与西学、与现代文明相融合。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它不反对宗教、不反对自然，也不反对科技，它可以弥补宗教、科技的偏弊，与自然和谐相处，因而求得人文与宗教、科技、自然调适顺遂的健康发展。
重人生、重道德的中华人文精神在几千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涵盖并包容了自然、宗教与科学技术，并不与它们相对立、相排斥。内在与外在的和合、自然与人文的和合、道德与宗教的和合，是中华人文精神不同于西方人文主义的特点。不了解这些特点，亦无从界定中国民族精神。
中华人文精神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诚、恕等价值，在剔除其历史上附着的负面因素之后，完全可以提炼、转化、活化其合理因素，渗透到今天的社会生活中，进而作为正面、积极、健康的力量参与现代化建设，作为指导价值，治疗现代社会的病症，恢复人的尊严，重建人的意义世界，重构人与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