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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艺之学

“六经”又称“六艺”。“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史记·滑稽列传》)这说明了六艺的功用。

周代的官方教育,是以六艺为中心的教育。孔子办私学,继承了这一传统。在他的教学生涯中,他把可搜集到的历史文化材料加以精心整理,历代相传的“六经”基本上是经过孔子和他的学生不断整理、补充而流传下来的。

儒家教育的中心与重心是通过六艺之学培养君子人格。在这里,六艺之学既指礼、乐、射、御、书、数,又指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之教不仅是内容,也是方法;既强调技艺的培养,寓教于礼、乐、射、御、书、数之中,又重视理解经典、实践经典,以陶冶君子。

以学习六艺(主要是礼乐)作为下手功夫去修养自己,是自觉而又自愿的,也是生活实践式的。点滴积累,可以丰富自身,调节性情,增加文明含量,通晓历史经验,提升人生境界。君子如此,又可以影响民众,即通过君子的行为影响公共事务与民间风俗,以六艺教化人,故有《诗》教、《书》教、《礼》教、《乐》教、《易》教、《春秋》教。

孔子说,不学礼,在社会上就无法立足(“不学礼,无以立”);不学诗,简直就不会说话(“不学诗,无以言”)。在春秋时代,社交场合都要对诗,不学诗的人无法处理国政。有人说,《诗》相当于文学课,《书》相当于政治课,《礼》相当于道德伦理课,《乐》相当于音乐美术课,《易》相当于哲学课,《春秋》相当于历史课。这种说法虽不尽贴切,但也不无道理。

《礼记·经解》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其大意是说,进入一个国家,就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对民众教化的情况。那里的人们如果温和柔顺、朴实忠厚,那是《诗》教的结果;如果知识通达而又了解历史,那是《书》教的结果;如果豁达、平和、善良,那是《乐》教的结果;如果纯洁、文静、细腻,那是《易》教的结果;如果端庄、节俭、恭敬,那是《礼》教的结果;如果善于辞令和铺叙,那是《春秋》教的结果。春秋时不仅中原诸国,连楚国也以六经来培养太子与卿大夫的子弟。

古人关于六经(及六经之教)的内容、特性、功能,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六经的排列次序,战国与西汉初年的典籍中一般为《诗》《书》《礼》《乐》《易》《春秋》。东汉班固等撰《汉书》,其中的《司马迁传》与《艺文志》,把《易》列为六经之首。《艺文志·六艺略》的排法是《易》《书》《诗》《礼》《乐》《春秋》,尔后直至《十三经注疏》,基本上都是这种排法。以《易》为首,《书》《诗》次之,这是从各经的产生源头来排列的。

西汉文景之治时,已立《诗》《书》《春秋》博士,武帝时又置《易》《礼》博士,故汉武帝时,朝廷已设立了五经博士。五经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是中华文化的根据。章学诚《文史通义》说“六经皆史也”,说这些经书其实就是史书,保留了大量的古代社会生活的史料。

六经对于中国古代的影响是深刻的。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喜欢遵守社会公德,守规矩、讲礼节,这是受《礼》的影响;中国人是乐观主义、浪漫主义的,喜欢琴棋书画、吹拉弹唱,这是受《诗》《乐》的影响;中国人的性格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关心政治,酷爱历史,追求哲理,这是受《书》《春秋》《易》的影响。

经与经学是天、地、人、物、我协调发展的理论,不仅有助于保护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而且有助于解决人的精神安顿与终极关怀的问题。现代人的心灵缺乏滋养,其生命缺乏寄托。而现代化的科技文明并不能代替现代人思考生命与死亡等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五经学说可以扩大我们的精神空间,避免价值的单元化和平面化,避免西方“现代性”所预设的价值目标的片面性,从而批判工具理性的恶性膨胀。儒学的安身立命之道可以丰富我们的人生,提升我们的人格境界,陶冶性灵,解脱烦恼,缓解内心的紧张,超越物欲的执着,复活人文理想的追求,使人真正过着人的生活。儒家精神对21世纪的社会和人生,肯定会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经与经学的生命力仍在民间。儒学本来就具有平民性格,是民间学术。几千年来,它代表着社会的良知,担当着社会的道义,以道统即其“领导精神”,制约、指导着政统与治统,其依托或挂搭处则是民间自由讲学。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民间书院、民间研究所、民间刊物的兴盛已是必然的趋势。儒学一定能适应现代生活的发展,返回民间,扎根于民间。今天,我们亦需要做类似于由五经传统向四书传统转移那样的努力。儒学精神的现代转化一定会取得成功。

经与经学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有助于促进自然、社会、人类协调和谐地发展,克服民族及人类素质的贫弱化和族类本己性的消解。一个人,一个族类,必然有自己的精神根源与根据,必然有自己终极的信念、信仰。儒学资源是21世纪中国与世界重要的精神食粮。

我曾于2010年8月23日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上发表了《试谈“国学”学科的设置》一文,我现在仍然坚持该文所表达的观点与看法。鉴于“国学”范围太广,设置学科有一定难度,为方便学科建设,我建议尽快设置“经学”学科。

近百年来,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初至改革开放初期,经学的研究与教育工作实际上已被废止。近十多年来,经学研究在学术界有了复兴的迹象,但仍未自觉化。为存亡继绝、培养人才,经学学科宜尽快恢复。如果说,史、子、集还有现代学科与之相近(只是相近)的话,那么,经学在今天没有与之相近的学科,故尤其应当复兴。愚以为,如经学作为学科门类建设的话,下面可以设四个一级学科:单经的研究、群经的研究、经学史的研究、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等。在单经的研究下,可设诗、书、易、礼、春秋、四书学等二级学科。经学研究的基础是小学,小学历来是广义经学的一部分,故小学也可以作为经学学科下的一级学科。在小学基础上的经与经学的研究,分门别类、异常繁复,应有学术力量做精细的研究,并传承下来。 FM1i5br8KKWNonRnRC6j54azJTd9VmCLEwKmbkZcpvYWaJjR8rwYBYYAFssuGj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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