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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课题。面对时代的挑战，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我们虚心学习各国、各民族、各族群的经验，博采众长，援外于中，同时调动自身的文化资源，努力推陈出新，返本开新。
歌德的《浮士德》有一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理论固然非常重要，但任何理论都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出实际生活中的一般情况。但生活（生命）之树是常青的，有许多复杂的、活生生的问题及蕴含于其中的新的发明创造。所以说，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沓纲领，所谓“行胜于言”是也。
今天，中华文化的发展面临复杂的场景。从时间轴来看，文化绵延，有传统与现代及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历程；从空间轴来看，文化广阔，有东方与西方、中心与边缘的差异；从时间与空间的交互网络来看，有时代性与民族性、世俗生活与宗教信仰、日用伦常与终极关怀的分别。
因此，我们讨论中国文化，只能立足现实，继往开来，在现实性的基础上调动传统，面向未来，不能迷恋过去，也不能寄望将来。我们对中国传统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价值观念文化的内涵、样态与表达予以改造，并赋予其时代性，激活其生命力。
中国文化不断发展，不同时期的文化各有其特色，如人们常说的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虽不免以偏概全，但也说明了不同时期文化风尚的差别。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汉唐盛世雍容博大，宋代市井丰富多样，留下了宝贵的文化基因。南宋以降，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简略地说即儒释道文化，通过简易化、普及化，不断深入人心。民间老百姓不一定读过四书、五经、佛经等，但通过唱戏、说书、蒙学读物、民间谚语等，耳濡目染的是饱含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的话语，如：“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等等。我个人在童年时代常听父辈祖辈念叨，接受过这种启蒙。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体验。
我们应全面地体认、分析中华传统文化的属性与特质。我把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特质归纳为六点：“和而不同，厚德载物；刚健自强，生生不息；仁义至上，人格独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整体把握，辩证思维；经世务实，戒奢以俭”；把中国哲学的精神与特点概括为七点：“存有连续与生机自然，整体和谐与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与创造革新，德性修养与内在超越，秩序建构与正义诉求，具体理性与象数思维，知行合一与简易精神。”
我们要扬弃中华传统文化。“扬弃”这个词包含着两层意思，即既克服又保留，也即我们常说的“批判地继承”。因此，我们在理解传统文化的优长与价值时，又必须深具自我批判的精神，正视并反思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的内在缺失与不足，这恰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题中应有之义。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现代的中国文化，是中西马相融合的文化。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虽然与古代的社会理想迥然不同，但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华传统文化、西方近现代文化、马克思主义不断融合，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土壤，二者有契合之处。我们的中西马相融合的现代文化是主体性的文化，是有本有源的，其根源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传统开放包容，因此与外来的文化，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中西马相融合的传统也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结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两创”的基础。
应当指出，当代中西马相融合的新型文化的建构，包括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改造，既非全盘接受，也非全然抛弃。对传统文化最成功的继承和弘扬，就是不断创新，把外来的、多样的、现代性的内涵融入民族文化的内容与形式中。对外来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成功引进、吸收和消化，也是与时俱进的发展、创新，把现代性的因素结合到中国文化中来，进而改造现实与传统，重塑当代中国精神。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颇多内在契合之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文化传统，倡导“天下为公”，注重“知行合一”，论证“相反相成”，彰显实践的思维方式和“大同”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并得到具体发展的基础。应该看到，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带有二者的优点。
瘟疫、旱涝等灾害的反复出现，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提出了诸多深层次的挑战，促使我们反思许多问题。面对和应对自然灾害的挑战，本是人类社会长久、普遍的问题，但在现代化的今天，自然与人为、科技与人文的矛盾更为凸显，灾害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的负面影响日益加剧，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日益减弱。
我们需要在大的背景下，即“天、地、人、物、我”共生的背景下讨论人类与世界文化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中国文化中有丰富的珍宝，古人的“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存经验与智慧并没有过时，对现代人启发良多。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深度认识我们的传统。很多学者还停留在五四时期文化批判的水平。中国文化有自身内在的理路，有自身的优长与不足。我们的新文化有主体性，但不盲目自大与排他。对传统，我们应当守先待后，理性引导；对现实，我们应当扩大社会空间，鼓励更多社会组织的建立发展并积极参与，努力实现大社会、小政府。从我们的实践来看，还应当防止乌托邦主义与极左思潮的干扰，警惕并批判民粹主义与民族沙文主义。
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如缺乏知识论的传统、科学的精神、逻辑的分析与细密的论证方法等，这些是我们的短板。我们没有“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尤其是儒家“重政轻技”“重道轻器”的倾向，压制了有科学研究追求的墨家等流派，甚至儒家自身的某些派别与人物。
从思维方式的一般分类来看，有线性思维与非线性思维，形式逻辑属前者，辩证逻辑属后者。思维方式又可分为分析与直觉、辐散与聚合、习惯性与创造性。分析与辐散思维有助于思维的周密性。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应强调形式逻辑，即线性思维的基础教育，重视思维的确定性、程序、步骤与周密性，防止不确定性与思维偏转。直觉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有一定联系，但我们还是应多强调分析性思维的基础作用。
当下，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飞速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带来新的契机与可能。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已经颠覆了传统。大数据、海量存储、便捷搜索等，带来新的学术增长点。在现代，我们要进一步重视、拥抱科技革命，借此改革我们的模糊笼统、大而化之的思维方式。
新冠疫情发生之后，通过运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成果，我国在公共卫生、公共秩序的建设方面成绩斐然。在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中，科学、逻辑思维的前景十分广阔。同时，我们又要避免科学主义与技术主义的偏颇，用人文精神加以补充与协调。
马克思主义倡导建立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建构和完善民主、自由的价值与制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近代以来，数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争取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做了不懈的努力。我们主张并鼓励个体有自由的心灵和独立的个性，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在精神层面保持独立性，有独立的品格、独到的见解与自主的行为，不依傍他人，不依傍权威。我们反对奴隶性、依附性的人身关系，主张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表达、自由地发展，鼓励有怀疑、批判的勇气。如果没有自由的思想，也就不会有独立的人格。
正如冯契先生所说，我们要实现知、意、情等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进而达到真、善、美的统一，这就是自由的德性。只要有了自由的德性，就能意识到我具有一种“足乎己无待于外”的真切的充实感，“我”就在相对、有限之中体认到了绝对、无限的东西，即达到了本体的境界。一般来说，这是通过实践即人的自由自觉活动达至智慧之境。冯契先生由知识到智慧之境的飞跃，是通过自由劳动即自由的感性活动来辩证统合自然原则与人道原则的，又通过认识与实践的辩证过程，包括理性直觉、德性自证的过程，发展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统合自由个性与集体精神，奔向个性解放和大同世界的理想目标。因此，冯先生超名言之域的达至过程同时又是生活实践中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与平民化的理想人格的实现过程，其理性直觉、思辨综合、德性自证都是社会实践、文化创造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诸环节。
从文化的传承来看，民间生活的多样化促进了各地书院的勃兴。这些书院继承传统书院而新创，一般是政、商、学界和合而成，对今天民间传统文化的教育与传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就个人管见所及，北京中国文化书院、三智书院、四海孔子书院，山东尼山圣源书院、曲阜洙泗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汨罗屈子书院，贵阳孔学堂，湖北经心书院、武汉问津书院，郑州本源社区书院，山东嘉祥曾子研究院等，都非常活跃，接地气、聚人气，获得了成功的经验，让老百姓了解了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在民间推动了传统文化精神和价值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文化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时，也是将来时，还要面向未来。时代背景在变化，文化也要变化。不管我们现在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等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们的现实关怀还在于人。中国文化其实也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它讲的是平实的做人做事之道。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其实还是讲做人做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做一个现代的中国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时代的人的精神人格、精神面貌、安身立命提供了一些思想背景、根源性的东西。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过程中，我们既反对复古主义，又反对崇洋媚外。
时代变了，我们的精神追求也在变化。但是，变中还有不变的东西，我们曾经宣扬过很多道理，但做人的原则是不会变的。做人要有底线，我们至少要遵守底线伦理，要具有基本的健全人格，以及对理想和境界的追求。健全人格的过程，可以从传统的文化资源如诸子百家、宋明理学中找到一些精神根据。中华传统文化处于现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在求富求强的大背景下，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如机器人、人工智能等给我们提出的挑战。但是不管怎样变化，有一条是不变的，就是人要与时俱进，要有真、善、美的追求和健全的人格。孙中山先生当年就提出以人格建国、立国立人，我们要培养一代又一代具有健全人格的人。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关键就是做人做事之道。
中国文化的知识系统、价值系统、信仰系统是合在一起的，也是可以分开讲的。在知识系统上要有建构，要打基础。所以，中西马的基础知识都要有，然后再分别看知识系统中蕴含着哪些价值系统，在价值系统中哪些属于信仰系统，要一层一层地了解。
学者要走出书斋，深入人民大众，要了解人民大众在想什么。人民大众首先关注的是自己怎么生活，如衣食住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民大众也有精神需求，这个精神需求不是一些假大空的话，而是中国的、西方的、马克思的对自身做人做事有益的格言、有益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在哪里？我认为就是真、善、美的统一，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思想。这也是前面我说到的它和西方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有共通性的一面。因此，既要懂得理论，又要能够用人民大众的语言宣讲出来，这需要一点本领，还要有一个实践过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本身并不是目的，仍是过程，活生生的人的培育与成长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现代中国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是目的”，要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一切为了人民的自由与创造。我们要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结合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近现代文化中的精华，对中国文化予以重建。当然，对人民大众有一个提升、教化的过程，但更多的是人民大众的自我教育。现代书院就是人民自我教育的很好的形式，它是提高人们的科学、人文与道德素养，引导人们安身立命，实现人民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学校。中国文化提供的价值导向，既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也可以为各文明提供参鉴。
本书系拙文的汇集。在统稿的过程中，得到我的忘年交谢远笋副教授的悉心帮助。他通读了全部书稿并做了认真的修订。
本书还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王琬莹编辑及其团队的指点，没有他们的精心策划与认真编辑加工，就不会有本书的出版。
衷心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
郭齐勇
2023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