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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之所谓人文，其实就是指礼乐之教、礼乐之治。《周易》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实即兴礼乐以化成天下。“儒家的政治，首重教化；礼乐正是教化的具体内容。由礼乐所发生的教化作用，是要人民以自己的力量完成自己的人格，达到社会（风俗）的谐和。由此可以了解礼乐之治，何以成为儒家在政治上永恒的乡愁。”
徐复观先生指出，礼乐有三方面的功能或作用。第一，在政治层面上，人把人当人看待，这是理解礼治的一个基础。第二，在社会层面上，建立一个“群居而不乱”“体情而防乱”的组织，既有秩序，又有自由、合理的社会风俗习惯。第三，在个人修养层面上，“仁德修养的根本问题，乃在生命里有情和理的对立。礼是要求情理得其中道，因而克服了这种对立而建立一种生活形态”
。“现代文化的危机，根源现在不只一个。但是人的情感得不到安顿，趋向横决，人的关系得不到和谐以至于断绝，应当也是其中最主要的根源。”
现代文化的危机，人的情感得不到安顿很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中国人文的礼乐之教，把礼乐的根源意义在现代重新加以发现，这是现代知识分子得以重视的重大的课题之一。”
所以，徐先生这个说法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也确需我们重新发现礼乐的现代价值。
关于礼乐的现代价值，徐先生说它包罗广大，其中之一“乃在于对具体生命的情欲的安顿，使情欲与理性能得到和谐统一，以建立生活中的中道，使情欲向理性升进，转变原始性的生命，以成为成己成物的道德理性的生命，由此道德理性的生命，来承担自己，承担人类的命运。这就可以显示出中国人文主义的深度，并不同于西方所谓人文主义的深度”
。中国人文主义和西方人文主义确有不同，中国的人文主义不是寡头的人文主义，它不与宗教对立、不与自然对立、不与科学对立，的确有其深度。
徐复观先生对于“礼教吃人”的说法也加以批评，他说，“即使在所谓的封建时代，礼也是维系人的地位和人与人的合理关系，而不是吃人的。封建的宗法制度，主要是靠亲亲、尊尊的两种精神，礼是把这两种精神融合在一起，以定出一套适切的行为规范。这些与法家只有尊尊没有亲亲的精神所定出的秦代的礼仪，是决然不同的。在实际上，儒家礼乐大大缓冲了政治中的压制关系，汉儒多反对叔孙通取秦仪来定汉仪，而思另有所制作的根本原因在此”
。
所以，我们以礼节来节制人的性格和行为，这是近仁的功夫，也是孔子立教的最大的特色。我们现在讲要在礼乐文明中来调动它的资源，在现代重新诠释礼乐，借助礼乐之教的推行来改善刑法、政令的单面化，发展民间社会，调整政治、社会和人生。在一定意义上，礼乐是补充、调整、改善单面化的刑法和政令的，有助于文明的建构和民间的道德资源的保护。
儒学以仁义为道体，以礼乐为路径。礼是民族、国家、社会、家庭的秩序。以个人言，守礼则文明，无礼则禽兽；以群体言，隆礼则致治，悖礼则致乱。乐是礼的补充。礼调理身形，乐陶冶性情。
法律出于强制，礼则出于人性之自然，靠人的良知与社会习尚即可推行。法制无礼乐辅助，则徒有具文；民主无礼乐维系，则徒增混乱。如人人不知尊重他人，亦不知尊重自己，又怎能实行民主？礼的作用在于保障人与人自由的界限，人民要求的自由不能离开礼与礼乐。
礼与礼乐是传统市民社会具有内在约束力的信仰系统，是从社会上层到底层百姓的行为规范。西方法律背后是基督教精神在支撑，在起作用，中国新时代法律背后一定要有本土文化精神来支撑，特别是长期积淀下来并对公序良俗有滋养作用的儒家礼乐文明。
“礼”具有秩序、节度、和谐、交往四大原理。三礼之学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仍有其现代价值。礼让为国，安定社会，消弭争夺战乱，节制骄奢淫逸，是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的前提。以一定的规矩制度来节制人们的行为，调和各种冲突，协调人际关系，使人事处理恰到好处，这些是礼乐制度的正面价值。这里有社会正义的意蕴，即反对贫富过于悬殊。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富了以后怎么办？孔子讲“富而后教”“富而好礼”，讲教化、教养，反对铺张浪费、夸财斗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要有“土豪”的心态与做派。“礼”恰好能调节、调治我们的欲望和人情。
就现代生活而言，外在强制的法律与内在自律的道德良知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即包含社会礼俗在内的成文与不成文的生活规范，这就是所谓的“礼”。古今社会规范的差异不可以道里计，但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协调群体、乡村、社区、邻里的关系，促成家庭与社会健康、和谐、有序地发展，不能没有新时代的礼仪文化制度、规矩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指导。今天我们仍然面临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的任务。在这一方面，礼学有丰富的资源。就国家间的交往而论，尽管周秦之际的诸侯国与现代的民族国家不可同日而语，但互利互惠、和平共处的交往之礼仪，亦有可借鉴之处。
过去讲五伦，是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现在，君臣这一伦可以发展为上下级关系一伦。从朋友一伦，以及《大学》中的“与国人交，言而有信”，可以发展为同事关系一伦，或群己关系一伦。五伦关系可以改造转化为新的礼治秩序，进而发展为文明间、宗教间、民族间、国家间的交往伦理，乃至生态伦理。所以，我曾在《新时代“六伦”的新建构》一文中指出，应增加同事一伦，还应增加群己一伦，以应对个人与社会、国家、人群之间或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乃至调整人类与天地、山河、动植物的关系，处理好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新“六伦”似应为：父（母）子（女）有仁亲、夫妻有爱敬、兄弟（姊妹）有情义、朋友有诚信、同事有礼智、群己有忠恕。还可以有新“七伦”等。
礼乐文明在社会与国家治理方面，在人的精神安立、安身立命方面的意义甚大甚广，不可轻视。我们今天建设新时代的礼与礼乐，应以此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