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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楚简中讲到，多听古乐对君子心性人格的培养尤其重要。诗和乐舞相配，现任教于深圳大学的王顺然君，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博士论文即专门研究这一课题，他指出很多古乐篇章与《诗经》中有的篇章一样，都是多幕的音乐舞蹈剧，他认为不要轻视其中类似于今天戏剧的一些形式和内容。
《乐记》讲：“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也；序，故群物皆别也。”礼、乐有不同的侧重，“乐合同，礼别异”。礼用来治理身，乐用来陶冶心。荀子讲：“且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荀子·乐论》）礼乐是相互配合发生作用的，它是特别关乎人心的。
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里面特别论述了乐的本质，他认定乐是仁德的表现，是美与仁的统一。他指出，孔子所要求的乐，是美与仁的统一，而孔子之所以特别重视乐，也正是因为仁中有乐、乐中有仁的缘故。可见孔子把仁德作为礼乐最重要的内涵。徐先生重视古代的乐的内在精神，他说尧舜的仁德的精神，是融到了《韶》乐中去的，形成了与乐的形式完全融合统一的内容。仁德是道德，乐是艺术，孔子把艺术的尽美和道德的尽善——仁德融合在一起。这又是如何可能的呢？徐先生说，这只是因为乐的正常的本质与仁德的本质仍有其自然相通之处。乐的正常的本质，可以用一个“和”字来总括。在先秦、秦汉的典籍中，都称乐的特征和功能为“和”。“和”本是各种相异、有差异的东西的相成相继，谐和统一。所以荀子在《乐论》里面讲“乐合同”，《礼记·乐记》讲，“乐者为同……乐者，异文合爱者也”。《儒行》讲，“歌乐者仁之和也”。也就是说，仁者必和，“和”中有“仁”的意味。仁者的精神状态，也就是“乐合同”的境界。《白虎通》讲“乐仁”，也就是认为乐是仁德的表现、流露，所以把乐和五常之仁配在一起，把握到乐的最深刻的意义，即乐和仁的会通统一，就是道德和艺术，是最深的根底中一种最高的境界，会自然而然地融合。道德充实了艺术的内容，艺术助长了、增强了道德的力量。所以徐先生论证了夫子的“吾与点也”之叹，显示了艺术境界和道德境界是可以融合的。
徐复观先生阐发了音乐、艺术的这样一种政治教化和人格修养的意义，他说：“乐的艺术，首先是有助于政治上的教化。更进一步，则认为可以作为人格的修养、向上，乃至也可以作为达到仁地人格完成的一种工夫。”
他认为，同样是起教化作用，和礼教相比较起来，乐教是更加顺乎人的情感而加以引导的，它是积极的。“儒家在政治方面，都是主张先养而后教。这即是非常重视人民现实生活中的要求，当然也重视人民感情上的要求。（原注：‘礼禁于未然之前’，依然是消极的。）乐顺人民的感情将萌未萌之际，加以合理地鼓舞，在鼓舞中使其弃恶而向善，这便是没有形迹的积极地教化。”
按照徐先生的理解，构成音乐（这里指古代的“乐”）的三要素：“诗”“歌”“舞”，是直接从人的“心”发出的，主体性很强。他说：“儒家认定良心更是藏在生命的深处，成为对生命更有决定性的根源。随情之向内沉潜，情便与此更根源之处的良心，于不知不觉之中，融合在一起……由音乐而艺术化了，同时也由音乐而道德化了。”
所以中国的乐不是一般的器物和形式，它与人的内在精神、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从心中流出的，乐和乐教起着安顿情绪、支撑道德、修养品格、提升境界的作用。
关于礼乐与礼乐之教，《荀子·劝学》讲：“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礼记·乐记》讲：“礼节民心，乐和民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礼者别宜……”“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足见礼乐有不同的特性与功能，乐比礼更与人的内在情感相通，两者又相辅相成。总体上说，礼乐教化或礼乐之治，有助于社会安定、人格完善，至少有助于上层社会的文明化与下层社会的移风易俗，亦是文明化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