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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县”是什么?

吕德文

如何认识“县”,这是一个亟须回答的问题。

一般认为,“县”是一个相对独立和稳定的政治社会单元。

“县”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文化单元。在一个县域范围内,人们有相近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有完整的市场体系。县和县以下是广阔的农村地带,但县城却有城市的一些基本形态,比如有行政机关、市集、文化机构等,往往还有军事驻地。在乡土社会,县城是农村的一部分,县城从农村汲取资源,为农村提供安全、教育等公共服务,承担商品集散的功能。大多数民众可能终其一生都在县域社会中生活,村庄可能不是世外桃源,但县域社会却可以自给自足。

县治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自秦朝推行郡县制以来,县就是相对稳定的治理单元。“郡县治、天下安”,这一箴言至今有效。“县”将“国家”带入了广袤的乡村地带。帝制时代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县”是行政体系的终点,却是地方精英活动的顶点。中国传统的地方治理具有“双轨政治”的特点,自上而下的正式行政和自下而上的半正式治理在县一级交汇,形成了官民两便的治理形态。

迄今为止,“县”的基本属性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一是,“县”是城乡勾连的节点。县城是农村的头、城市的尾。农村要融入城市,或者说城市要渗入农村,往往是通过县城来实现的。大多数农村人的城市生活体验,也是从县城开始的。二是,“县”是国家与社会的接点。县是微缩版的“国家”,除了外交、国防等少数国家职能不能履行外,其他的国家治理职能都比较完备。但县治基本都是嵌在基层社会中的,举凡治安、税收等治理活动,都需要直接和民众打交道。在县一级,国家与社会相互塑造着对方。

而今,“县”的变化也非常显著。

从城乡关系的视角看,“县”连接城乡的功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最近十余年来,以县城为载体的城市化在快速推进,普通农民也开始进入县城生活。县城有了更加完备的城市要素,复制了“都市生活方式”。过去,县城属于农村,还具有鲜明的乡土社会性质;今天,农村属于县城,乡村社会越来越具有都市生活的特征。县城在引领乡村,而非相反。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县”具有越来越强的公共服务能力,对基层社会有极强的渗透能力。今天,县城代表的现代性,如行政、资本等代表的统一性和正式性力量,在改造着基层社会。乡土社会的差异性、非正式性等地方社会的特征,正在逐步消失。

县还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政治社会单元,但是,县的地方性在慢慢减少,县的配置越来越标准化了。同时,在很多地区,县已经被纳入了更大的城市体系,县改区等措施的实施,使很多县丧失了独立性。

更重要的是,“县”的内部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县域社会逐渐从乡土社会转化为城乡社会。城乡社会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对于农民家庭而言,城市和乡村作为两种生活空间,已经不存在“二选一”的难题,而是可以两者兼顾。县域社会中的民众,大多数人往返于城乡之间,他们是农民,但也是市民。

“县治”也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县、乡、村三级治理体系,出现了极大的变化。简言之,县级统筹能力有了极大提高,县级职能部门在慢慢“督查化”,它们不再直接履职,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督促检查乡村两级履行部门下达的治理任务上。乡镇政府在朝着“机关化”方向发展,其履职行为越来越规范,行政职能不断扩张,内务工作多于外务工作。村级组织则在向着行政化发展,村干部报酬已经在执行薪金制,村干部工作实行坐班制,村委会虽然还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其主要工作是落实上级下派的任务。

近些年来,对“县”的研究俨然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越来越多的学科将研究力量投入其中。县域经济、县域社会、县域治理等成为学术研究的关键词,这说明“县”的重要性还在凸显,“县”的变化也在制造源源不断的学术命题。

这本新作,是田先红教授近年来深耕县域治理的研究结晶。这本著作深入经验的内部,对县域治理的内部运作有深刻观察。这些观察,既是对变迁中的“县”的记录,也是在“县”的场域对国家治理的一些重要议题做出回应。

这本书和杨华教授的《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一脉相承,后者侧重于对县乡政治社会生态的写实白描,这本书则更注重理论解释。

田先红和杨华来自同一个学术团队,甚至很多调研是在一起完成的。但是,他们的写作风格却迥然不同,思考方向也有差异。相信读完这本书,读者肯定会有别样的启发。

2023年6月17日 YVyxCt2yYvZfppEBcBfxNPcfOBnkB/HJ5IzeN7TCuzbV7AaIQqNPzA+qjkhAqP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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