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县域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推进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县域统筹,把城乡关系摆布好处理好,一体设计、一并推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2年发布《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党的二十大提出,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如何以县域为单元推进城镇化建设,做好乡村振兴工作,需要在实践中和理论上进行长期的探索。
近年来,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我国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了冲击,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性凸显,与此同时,一些地方社会展现出令世人瞩目的活力。一、二线城市不能完整反映中国的全貌,千差万别的县乡才更具“中国味”、更代表真实的中国。中国经济社会的韧性、潜力、活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县乡。县乡的繁荣、活跃、稳定不仅是县乡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更是县乡群众获得幸福感的需要。人口、人才、资金、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向大城市过度集聚会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县乡与大中城市的发展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县乡并不是大中城市的附庸,而有自己的主体性。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是龙头,县乡是战略纵深,二者应该齐头并进、互相成就。发展县域经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已于2020年10月明确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2015年6月30日,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习近平总书记讲道:“郡县治,天下安。我多次讲过,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也是干部干事创业、锻炼成长的基本功训练基地。”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征途中,我们将面临惊涛骇浪和各种艰难险阻,需要千千万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进行伟大斗争。县乡是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丰厚沃土,焦裕禄、谷文昌、杨贵就是从县乡群众中成长起来、带领群众艰苦创业、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优秀干部的典型代表,未来还会有大量的领导干部从县乡走出。就党群关系来讲,县乡群众与基层政府打交道多,群众对党和政府最切身的体会就来自他们与县乡干部的互动。
与过去的乡土中国相比,今天的中国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进入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阶段。但我国目前依然有1 800多个建制县,分布在广大的疆域中,而且我国有一半左右人口生活在县域,大城市中的许多居民、外来务工人员与县乡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县乡社会中蕴含着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能量,县乡中有大量鲜活的实践经验需要总结、提炼、升华,县乡中有许多时代问题需要回答,县乡也比大中城市更多地保留着地域文化传统。调查县乡、研究县乡,将有助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深入人心,有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基于上述种种,我们计划出版县乡中国系列图书。该系列图书定位为基于田野调查的、问题导向的、以学术为支撑的高品质学术大众图书,每种图书都以中国广大县域为研究范围,呈现县乡大地上发生的活生生的事实,回应领导干部、学术界、社会大众强烈关注的县域现象和问题,并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
该系列图书是开放性的,其开放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主题的开放性,包括教育、养老、女性、青年成长、经济发展等县域中的重要主题;二是所涉学科的开放性和交叉性,涉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等学科;三是写作风格的开放性,写作风格上倡导百家争鸣、不拘一格,尊重作者的创作主体性,鼓励作者进行创新;四是作者的开放性,我们希望与在县乡领域既有深入研究又致力于田野调查的优秀学者合作;五是对策的开放性,力求对县乡热点问题提出开放性、创造性的解决思路。我们致力于将该系列图书打造成品质一流、能引领学术潮流的原创学术大众图书。在出版节奏上,我们不追求短时间内出齐,而是陆续推出,成熟一本出版一本。
我们推出县乡中国系列图书,既是为了帮助社会各界尤其是青年人深入了解县域国情,帮助从县乡走出的读者了解家乡的发展变迁,也是为了服务于政策制定和创新,给各级干部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带来启发和助力。该系列图书的大部分基于作者们扎实的田野调查和深厚的学养写成,关注就业、教育、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揭示县域各个方面的真实情况,探寻现象背后的规律和本质,提出建设性的思路和办法。202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县乡中国系列图书正是这一文件精神的体现。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主要源自西方,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和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当前与未来我国学术界的奋斗方向。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理论、范式来自对社会现象的总结和提炼,县乡中国系列图书扎根中国县域社会,以学术的方式讲故事、讲道理,希望能给学术界带来鲜活的事实和理论,促进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建构。
我们将以饱满的热情和专业的能力做好这一系列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也真诚地期待这一系列图书能够助力我国的乡村振兴和县域高质量发展。
2023年7月
如何认识“县”,这是一个亟须回答的问题。
一般认为,“县”是一个相对独立和稳定的政治社会单元。
“县”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文化单元。在一个县域范围内,人们有相近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有完整的市场体系。县和县以下是广阔的农村地带,但县城却有城市的一些基本形态,比如有行政机关、市集、文化机构等,往往还有军事驻地。在乡土社会,县城是农村的一部分,县城从农村汲取资源,为农村提供安全、教育等公共服务,承担商品集散的功能。大多数民众可能终其一生都在县域社会中生活,村庄可能不是世外桃源,但县域社会却可以自给自足。
县治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自秦朝推行郡县制以来,县就是相对稳定的治理单元。“郡县治、天下安”,这一箴言至今有效。“县”将“国家”带入了广袤的乡村地带。帝制时代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县”是行政体系的终点,却是地方精英活动的顶点。中国传统的地方治理具有“双轨政治”的特点,自上而下的正式行政和自下而上的半正式治理在县一级交汇,形成了官民两便的治理形态。
迄今为止,“县”的基本属性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一是,“县”是城乡勾连的节点。县城是农村的头、城市的尾。农村要融入城市,或者说城市要渗入农村,往往是通过县城来实现的。大多数农村人的城市生活体验,也是从县城开始的。二是,“县”是国家与社会的接点。县是微缩版的“国家”,除了外交、国防等少数国家职能不能履行外,其他的国家治理职能都比较完备。但县治基本都是嵌在基层社会中的,举凡治安、税收等治理活动,都需要直接和民众打交道。在县一级,国家与社会相互塑造着对方。
而今,“县”的变化也非常显著。
从城乡关系的视角看,“县”连接城乡的功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最近十余年来,以县城为载体的城市化在快速推进,普通农民也开始进入县城生活。县城有了更加完备的城市要素,复制了“都市生活方式”。过去,县城属于农村,还具有鲜明的乡土社会性质;今天,农村属于县城,乡村社会越来越具有都市生活的特征。县城在引领乡村,而非相反。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县”具有越来越强的公共服务能力,对基层社会有极强的渗透能力。今天,县城代表的现代性,如行政、资本等代表的统一性和正式性力量,在改造着基层社会。乡土社会的差异性、非正式性等地方社会的特征,正在逐步消失。
县还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政治社会单元,但是,县的地方性在慢慢减少,县的配置越来越标准化了。同时,在很多地区,县已经被纳入了更大的城市体系,县改区等措施的实施,使很多县丧失了独立性。
更重要的是,“县”的内部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县域社会逐渐从乡土社会转化为城乡社会。城乡社会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对于农民家庭而言,城市和乡村作为两种生活空间,已经不存在“二选一”的难题,而是可以两者兼顾。县域社会中的民众,大多数人往返于城乡之间,他们是农民,但也是市民。
“县治”也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县、乡、村三级治理体系,出现了极大的变化。简言之,县级统筹能力有了极大提高,县级职能部门在慢慢“督查化”,它们不再直接履职,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督促检查乡村两级履行部门下达的治理任务上。乡镇政府在朝着“机关化”方向发展,其履职行为越来越规范,行政职能不断扩张,内务工作多于外务工作。村级组织则在向着行政化发展,村干部报酬已经在执行薪金制,村干部工作实行坐班制,村委会虽然还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其主要工作是落实上级下派的任务。
近些年来,对“县”的研究俨然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越来越多的学科将研究力量投入其中。县域经济、县域社会、县域治理等成为学术研究的关键词,这说明“县”的重要性还在凸显,“县”的变化也在制造源源不断的学术命题。
这本新作,是田先红教授近年来深耕县域治理的研究结晶。这本著作深入经验的内部,对县域治理的内部运作有深刻观察。这些观察,既是对变迁中的“县”的记录,也是在“县”的场域对国家治理的一些重要议题做出回应。
这本书和杨华教授的《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一脉相承,后者侧重于对县乡政治社会生态的写实白描,这本书则更注重理论解释。
田先红和杨华来自同一个学术团队,甚至很多调研是在一起完成的。但是,他们的写作风格却迥然不同,思考方向也有差异。相信读完这本书,读者肯定会有别样的启发。
2023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