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新中国自成立之初就具备了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在经济社会发展尚不充分的背景下，人口总量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始终是困扰我国经济健康、平稳、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难题。经过党和人民群众的不懈努力，我国成功缓解了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压力，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仍不会改变，将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始终。
规模巨大的人口，既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
在巨大的人口规模中，人口的结构性差异将会被放大，人口的各个子群体规模也会十分庞大。这无疑会给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带来一系列风险与挑战。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龄段人口共享幸福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惠及各年龄段人口的现代化。相较于青壮年人群，老年人群由于缺乏固定收入来源、健康水平下降和个人储蓄不充分，更容易遭受生活困难和生存风险。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老年人口的福利保障需要重点关注。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1999年超过10%，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此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19.8%。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方案预测数据显示，未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态势仍会不断加剧。到2024年，老年人口增长至2.93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达20.53%，中国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时，老年人口增长至4.24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达30.31%，中国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时，老年人口增长至5.09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达38.81%，不到3个人当中就有1个是老年人。与人口老龄化相伴随的是人口的高龄化。一般用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来衡量高龄化水平。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高龄老年人口规模达到3 580万人，人口高龄化水平已达13.56%。根据《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方案预测数据，到2035年，我国高龄老年人口规模将达7 084万人，人口高龄化水平达16.70%；到2050年，高龄老年人口规模将增长至1.35亿人，人口高龄化水平也增至26.56%。随着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程度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将会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劳动力减少、社会抚养负担加重、养老金被“击穿”、医疗负担加重、长期照护需求剧增、银发数字鸿沟加深等。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各民族人口共同繁荣的现代化。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共同组成了统一和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同努力奋斗。坚持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享现代化成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应有之义。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汉族人口为12.86亿人，占91.11%，少数民族人口为1.25亿人，占8.89%。相较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10年间，汉族人口增长了4.93%，少数民族人口增长了10.26%，后者增长速度更快。受地理区位、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不同民族之间的发展水平存在差异。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一些少数民族还保持着相对传统甚至原始的生活方式。因此，在人口规模巨大的背景下，推进各民族共同实现现代化，仍任重道远。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城乡居民共享成果的现代化。受户籍制度影响，中国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推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共同享受现代化的成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底全国城镇常住人口9.21亿人，占比65.22%，乡村常住人口4.91亿人，占比34.78%。相较于十年前（2012年），城镇人口增加了2.09亿人，农村人口减少了1.51亿人，城镇化率提高了12.65个百分点。不过，我国农村人口的绝对规模仍十分巨大。当前，城乡之间尚存在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性。相较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对更低，教育、医疗、消费、就业条件等也相对较差。未来在继续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的福利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城乡融合，实现乡村振兴、城乡共荣。同时，还需要重点关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地区青壮年大量外流、老龄化迅速深化、村庄急剧荒芜的“空心化”问题。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是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共同发展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流动日益活跃，成为经济社会最为深刻的变革之一。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其中，流动人口为3.76亿人，占总人口的26.62%。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动人口1.25亿人，省内流动人口2.51亿人。与2010年相比，流动人口规模增长近70%。人口大规模大范围流动对于激发经济活力、盘活资源流转、促进区域发展平衡具有重要意义。但不容忽视的是，人口流动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问题、养老问题、医疗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子女适应和教育问题，以及相伴随的流出地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子女问题，都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得不面对和必须有效解决的难题。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是婚姻家庭幸福发展的现代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家庭的规模、结构和人们的婚育观念均发生了重大转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平均家庭户人口为2.62人，相较于2010年的3.10人减少了0.48人。也就是说，2020年全国平均家庭规模甚至不足以达到典型的三口之家。而这种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趋势并没有就此停止，未来还会继续发展。与此同时，青年人群的婚育观念和婚姻状态发生了转变。根据历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数据计算，1999年我国“70后”人口结过婚的比重是64.1%，2009年“80后”人口结过婚的比重为49.2%，2019年“90后”人口结过婚的比重降为42.2%，20年来分年龄段的人口在相似年龄阶段的结婚率一直在下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的平均初婚年龄是28.67岁，很多城市地区已经超过30岁。当前家庭小型化、婚育推迟、不婚比重增加，一方面源自受教育程度提高和思想观念解放带来的个人婚育观念的转变，另一方面是受到现实因素的限制。由于过去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导致适婚男性的规模高于适婚女性，因而造成相当一部分的男性单身群体，这种现象在农村更为凸显。同时，受住房成本迅速上涨、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不断攀升、年轻人就业压力日益增大、女性家庭—工作冲突明显加剧、婴幼儿托育服务供不应求问题突出、“教育焦虑”日益加重、消极婚育观念和文化的快速传播等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家庭生育意愿受到压抑。家庭想生却不敢生，导致婚育年龄不断推迟，甚至导致家庭中女性因年龄过高而无法生育，家庭规模不断小型化。人民的婚育意愿无法得到满足，家庭的幸福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充分解决大规模单身人群的结婚难问题，以及满足大规模家庭的生育意愿，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挑战。
人口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人口规模巨大则将这种复杂性加倍放大，给国家治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带来一系列挑战。面对规模巨大的人口中交织着的差异化的诉求，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必将是充满挑战的，但是也正因为这种巨大的挑战性，中国式现代化也必将是伟大的。